郑新潮（1913.10-1986.1），男，原名：郑荣芳。辽宁沈阳新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事业的早期建设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马事业的创始人。抗战时考入黄埔军校炮科，亲历黄埔学潮，面见蒋介石，因强谏抗战未果，奔赴延安，与毛泽东和朱德座谈。任延安抗大首席炮兵教官，创建延安炮校、宣化炮校、沈阳炮校、东北民主联军炮校、朱瑞等炮兵学校。八路军炮兵专家、军马行家，文人中的军人，军人中的文人。解放初，在军委炮兵司令部工作，受毛主席与朱德专门接见，此后郑新潮陪伴皇叔载涛工作10年，出任政协委员，终年74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沈阳。郑新潮拒绝接受日军奴化教育，从沈阳到北平读书，1937年8月，北平失守后，郑南下至南京考入黄埔军校步兵科，毕业前，在黄埔军校学员中再次选拔考入高级炮兵学校第五期尉官总队观通系，毕业时，成为第十四期第一总队炮科学员。1939年，受到东北抗日救亡总会高崇民、于毅夫的启发，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引荐，带领五名黄埔军校同学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并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筹备延安炮兵学校。随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东干队与张学思在一起学习工作。1941年，投身创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第3分校改建延安军事学院，郑到延安军事学院任首席炮兵教员。1945年春担任延安炮校教官。同年秋，为了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随延安炮兵部队挺进东北战场，途中筹建宣化炮兵学校。1951年，调入北京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工作。并参加撰写了由朱德同志主持的编写我军炮兵军战史工作。1953年，随军委炮司马政局转入军委总后勤部马政局工作。1961年，转入地方工作。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受到冲击，经受了抄家、批斗、蹲牛棚、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劳动改造等。文革后平反，恢复军籍（主任研究员--部、军级文职）。1986年1月，病世，终年73岁。

1938年，郑新潮随国民党黄埔高级炮校(南京高级炮校)到达贵州都匀，开始整训上课。在此期间，包括郑在内的一些军校学生接触到了进步书籍和文章，并偷偷阅读，如《资本论》、《论持久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

过了两个月后月，由于抗日战争节节失利，国统区的学校人心浮动，思想活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下令禁书。炮校“三青团”的活动也十分猖獗。他们搜查学生宿舍，收集学生思想情报，对学生思想控制得很严。郑新潮等进步学生反对学校当局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到了1939年，郑的好友、东北籍蒙族学生莽大龄等同学因阅读和讨论时局和“违禁”书籍。被学校政治部主任伍中定听到，并下令将莽大龄等十四名学生抓了起来。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郑新潮组织东北籍学生向伍中定要求放人。伍坚决不答应。他们一气之下，就把伍中定扣押起来，还把学校电台进行封锁。全校上千名学生浩然举行罢课。这样一直闹了五、六天，国民党宪兵团与特务把学校团团围住，双方僵持不下。事情越闹越大，引起全国进步新闻媒体的报道。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也知道了闹学潮的事。迫于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处理这一事件。郑新潮与王其钢被推选为全校罢课学生两名代表，找炮校教育长邹作华，说服和争取他的同情，东北籍邹作华自然同情东北籍学生，于是就带着两名学生代表一起到达陪都重庆去面见蒋介石。

他们到达重庆后，住在南京饭店。在等待蒋介石接见期间，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先接见了他们，告诫他们不要轻易接受其它思想的影响。随后，白崇禧、陈诚也分别接见了他们，了解闹学潮的情况，听取学生代表的意见和要求。

紧接着，蒋介石在重庆曾家岩国防最高委员会接见了郑新潮和王其钢两名学生代表。郑简要地向蒋介石汇报了炮校事件的经过，随后要求释放爱国黄埔同学，并谏言全力抗战，一致对外，收复沦陷国土。蒋介石在沉思中打断了郑的强谏抗日的陈词，并没有直接答复对方的要求，也没有提及如何处理被抓起来的学生，只是说：儒生可教，勿轻戒躁，你们回去告诫诸生，要敬守学业，将来奋勇杀敌，报效祖国。同时劝诫黄埔师生要自爱，不要做出不利于团结和稳定的事情。因蒋介石兼任炮校校长，为了笼络黄埔核心，他对黄埔学生一向采取怀柔态度，尤其在当时国共争夺抗战青年的焦点时期，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遏止了“星火燎原之势”，就在郑新潮与王其钢返回都匀炮校后不久，莽大龄等十四名同学无罪释放。伍中定被学生扣押不久也被释放出来。此后，军校的学生们看书、讨论等政治环境都变得宽松了。特务、政工人员的监管也不再那么严了。

当时周恩来评价：黄埔学潮代表着全国青年积极抗战的思潮，是一次爱国主义行动。1943年，蒋介石视察了都匀炮校。

早在1938年，随着抗战的形势发展，毛泽东与朱德对延安炮兵学校的筹建早有渴望的打算，只是因为延安的极其缺乏炮兵教员、加上办校困境使之难以实现。1939年，东北籍郑新潮（邹作华的门徒）在黄埔军校高级炮校尉官总队，因在黄埔军校闹学潮，以学生代表身份面见蒋介石，强谏抗日未果，毕业后经高崇民、于毅夫引荐，他带着6名黄埔同学奔赴延安，在杨家岭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在座谈时，毛泽东讲述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火药的运用，以及中外“炮”的产生和发展历

史，论述了拿破仑对炮兵发挥的优势，还谈到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提出：‘炮兵是战争之神’等等论述。毛泽东接着谈到了红军的炮兵作用和发展历史，以及红军长征到延安后现存的几门炮，并早有筹建延安炮兵学校的打算。毛泽东同志谈了两个多钟头，主席的谈话深入浅出，谈古论今，用简单的事实说明深刻的道理，

此后，贺龙叫来郑新潮谈话，让他从现在开始筹划延安炮兵学校前期筹备的具体工作。根据军委的指示和安排，习仲勋、胡乔木将郑新潮从战时青年训练班调整到与刘瑞龙同住在一个窑洞里，专心从事延安炮校的前期筹备具体工作。郑新潮白天寻找和制作炮兵教学教材和教学器具，晚上编写炮兵学校筹备方案和教材。直到1944年11月后，在郭化若任延安炮校校长时郑新潮将这些具体筹备内容向他作了总结汇报。郑新潮在总结汇报中提出：延安炮兵学校的建立是历史客观发展的产物，也是八路军在战争中发展的必然。

1944年11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和副司令员徐向前找延安军事学院的教育长郭化若谈话，让他担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全面负责该校的组建工作。当时，郑新潮正在延安军事学院担任首席炮兵科教员，而身为教育长的郭化若又新任延安炮兵学校的校长，他在筹建延安炮校组建工作中，分配郑新潮从事组建炮校的具体工作。当时延安的条件十分差，一切都要自己动手。根据郭化若同志的指示：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不怕万难，克服一切困难。从课程设置，编写教材，到教材器具等都需要大量的具体工作。郑新潮负责通信方面的教材和教具准备工作。为了解决炮视镜、方向盘等观测设备以及炮兵用的计算工具，他想方设法，不辞辛苦，教材要靠自己编写，教具要靠自己制作。单就教具一项，制作任务就相当繁重。从炮兵团转交过来的旧火炮只有18门，1个学员队平均不到两门。炮兵射击指挥器材更是缺乏，即使能收集到一些观测器材，由于产自不同的地区或国家，规格不统一，操作方法也不尽一致。更多的器材，小到水平仪、米尺、三角板，大到山炮，都要设法制作代用品或模型。除了准备教学用品外，还要开荒种粮、种菜。这些困难的克服，只有靠拼搏，靠艰苦奋斗才终于完成了任务。1945年3月，延安炮校正式开课，郑新潮从始至终一直投入到炮校筹备和教学的具体工作。

炮兵学校组建工作进展迅速，从招生、编队及开课准备工作，只用了3个月。在郭化若领导下，张志毅负责延安炮兵学校训练部工作，集中大家的智慧，与炮校教员郑新潮等共同研究，制定了“人闲炮不闲”的训练方法。郭化若校长分派郑新潮负责提供和确认延安炮校校歌，郑新潮先是找到张志毅，经他推荐，才找到炮校教员李伟编写歌词歌曲，他们还找到郑新潮的邻居张寒晖，征求他的改编稿，张寒晖是抗战作曲家、《松花江上》作曲作者。他们编写后还到战士群中演唱，征求大家的意见，最后定稿。

1945年3月15日，延安炮兵学校在南泥湾陶宝峪开课，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在举行，到了8月1日才举办延安炮兵学校的开学典礼仪式，典礼上，朱德、叶剑英、肖劲光等首长出席并讲了话。

校长：郭化若：政治委员：邱创成；副校长：匡裕民；教育长：李荫南；政治部主任：刘登瀛；训练部长：张志发；校务部长：朱光。 专职炮兵技术教员：郑新潮、沈毅、林千、吴？（朝鲜人）、李伟、殷鸿、助理：邵清廉（女）等几十名教员都参加了开学典礼。

1945年2月，延安炮兵学校开始正式编班，加上总部炮兵团的同志，一共编成了10个炮兵学员队，一个工兵科，一个迫击炮教导队。学期8个月。 专职炮兵技术教员主要讲述：射击技术、战术运用、火炮操作、侦察指挥、军马马术训练等。 有关政治理论、战争形势、工兵、行军、宿营等等都是聘请各部队兼职人员或首长来讲课。

1945年3月15日，延安炮兵学校--人民军队的第一所炮兵专业学校在开课前。贺龙也听取了炮兵学校校长郭化若和教员郑新潮、沈毅等关于组建工作的综合汇报，他说：炮兵学校组建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凝聚着郭化若的心血，也有最早筹建人郑新潮、张志毅、沈毅等炮兵教员的默默无私奉献，是大家和集体力量的体现。

1945年4月中旬，炮兵学校教员干部受到毛泽东接见了，他勉励大家要努力学习炮兵专业知识，将来像种子一样到各部队去生根开花结果。由于过度劳累，没等到七大开完，郭化若 就病倒了。以后，郭化若另有任用，没有再回到他一手创办的延安炮兵学校。后来，朱瑞接任延安炮校校长。

延安炮兵学校为我军培训了第一期1000名学员，分配到五个炮兵团担任各级骨干，担任炮兵学校机关和其他训练岗位。延安炮兵学校被誉为“人民炮兵的摇篮”。

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和炮兵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延安炮兵学校立即迁往东北，加快炮兵建设”。1945年9月，延安炮兵学校分两批北上，朱瑞乘飞机先到沈阳，邱创成率领主队快速抵达沈阳，后续的炮校教员：郑新潮、沈毅、林千、张志毅、郭允升、邵清廉等十几名教员带着教材和教学仪器随胡耀邦率领的北上部队，出延安、东渡黄河，入晋察冀，在西柏坡稍作休整后，向察哈尔，冀热辽挺进。当部队沿太行山脉、燕山山脉进入张家口宣化时，受到国民党师团部队的夜间袭击，炮校的郑新潮、沈毅、林千等教员都是国军和八路军中最优秀的炮兵精华人才，他们迅捷架起十几门炮，快速反击，百发百中，全击中要害，敌军师团感觉像碰到精锐部队，不敢冒然发起总攻。由于延安炮校前进受阻，加上一路长途跋涉的炮校北迁部队，在日夜兼程的疲劳行军中，经请示后，延安炮校朱瑞校长的指示：令延安炮校北迁部队在宣化休整待命，并筹建宣化炮校。此时，在晋察冀炮兵团团长高存信和参谋长林千，在他们的支持下，赵大满、郑新潮、沈毅、邵清廉等迅速投入了筹建宣化炮校（现炮兵指挥学院），他们在最艰苦的岁月。着手创建宣化炮校，庭院当课堂，石板做黑板，老木匠拿来门板，雕刻上：“宣化炮兵学校”木牌，挂在门前。此后，宣化炮校进行了几期培训班的教学课程。1946年由于东北战场的紧迫需要，部分教员奔赴东北战场。

1945年12月后，延安炮兵学校先后改名，后来发展的各炮校。当年留驻的宣化炮校依然存在，只是随着战争岁月和人员的流失逐渐淡化了，直至解放后宣化炮兵才得以恢复兴建。

1979年夏，任职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林千在与郑新潮怀旧时抒情：回忆往事，历历在目，艰苦岁月，筹建炮校，系情宣化，终身难忘。郑新潮也为离开宣化后，再也没看到今天宣化炮校的发展现状而感到遗憾。

由于东北战场的紧迫需要，延安炮校迁至沈阳东郊。1945年12月后，延安炮兵学校先后改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炮兵学校”，后迁至牡丹江改名“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校”“朱瑞炮兵学校”等。

1946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第四野战军的前身）为加强以炮兵为重点的 特种兵建设，下达第四号命令，决定在牡丹江建立军马场。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校（由延安炮校转变而来）校长朱瑞在哈尔滨接见郑新潮时说：军马与炮不可分割，纵览中外炮兵发展史，军马是炮兵不可缺的组成部分。由于战争形势的紧迫，让你做好思想准备，从事军马工作。当时，由于日军投降后在牡丹江沿线收缴了大量的重型火炮武器，我军接收后缺乏马匹无法运出来等诸多因素。1947年2月，经朱瑞批准、炮兵党委决定，由原延安炮兵学校教员郑新潮等创建牡丹江军马场，该军马场隶属于东北军区炮校，任命郑新潮为场长，副场长暂时缺位。此后，东北炮校的教员郑新潮、邵清廉等在牡丹江谢家沟日本兵营的废墟上开始创建。就这样，他们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三年的时间创建了全军第一个军马场----牡丹江军马场。创建军马场的开始先购进一批种马，当年就繁殖军马上百匹，随后，又通过收编、扩建和改造国民党时期的旧马场。1950年后，依托牡丹江军马场在全国先后扩建了扎兰屯、山丹等我军的十三个军马场，规划红山等军马场，全军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军马事业。后来，几十万匹军马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场上都发挥了作用。

1951年，郑新潮在军委炮司马政局工作，他参加撰写由朱德主持的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军战史时提出：“炮校是炮兵之母，炮兵是战争之神，军马是炮兵之足”。延安炮兵学校朱瑞校长和郭化若都曾说过：研究和展示炮兵发展史，‘炮校、炮兵、军马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可见炮兵首长都对军马的器重。

全军军马事业形成了初具规模，随着马匹的逐渐增多，人手显得越来越不足。于是，又搞征兵活动。此外军委炮兵总部还调来一批日本战俘，他们当中有炮兵和骑兵大佐，有兽医，还有养马技术员。在此基础上，郑新潮提出了“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提议，他经过努力学习生物学和军马的相关知识，不断钻研，不断实践，把中国矮小却很有耐力的蒙古马与身材高大但缺少持久力的伊犁马交配，形成优化改良，此后在全国建立了36个军马配种和品质改良站，进行了三代改良。军马事业和马种改良为中国的马种和品质改良进行了更新换代，为我国马种优化起到了推进作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三年后，郑新潮为日益发展壮大的军马事业谱写了一首歌词，歌名叫《牧马之歌》，由李伟作曲。歌词大意是：

“骏骑成群，牧马嘶鸣，在无边的草原上我们纵情地驰骋。改良战马，装备炮兵．保卫国防有力量。跟着毛泽东，学习蒙德尔，研究达尔文。朱瑞同志教导我们‘终身老于斯’，坚定不移为革命。蒙古原野，牡丹江畔，有过我们的踪影。越过那兴安岭，在滨洲草原上奔腾。从无到有，白手起家，艰苦奋斗，马种改良新事业，百倍发扬创造性，无名英雄却有名。”

1950年8月1日，以第四野战军炮兵领导机关部分人员为基础，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直属中央军委领导。陈锡联任司令员，万毅、苏进任副司令员，彭嘉庆、邱创成任副政治委员。从此，炮兵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初始炮兵领导机关只建立了司令部、干部管理部和马政局三个部门。

8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炮兵领导机关，成立初期。当时从全军调来的干部20人（其中有郑新潮）军委炮兵司令部最初建制只设立了：司令部、干部部和马政局三个工作部门。郑新潮奉军委炮司之命进京筹建军委马政局工作。军委马政局的全称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马政局”，隶属于军委炮兵司令部。

1950年，万毅任中国人民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副司令员。

1950年8月10号，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委任令》，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载涛也成为行政13级的解放军高级干部。

1950年，万毅和苏进把郑新潮找来，郑新潮陪同陈锡联去中南海面见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厅里，全国第一届政协委员于毅夫、全国第一届人大常委高崇民，早已坐在那里等候，并表示：经过在大面积军民中筛选，最终挑选了郑新潮。随后，他们进里屋受到毛主席和朱德的接见，朱德表示：以前让郑新潮在延安做炮兵教员，今天找郑还是做教员，郑新潮立即表示没问题！毛主席：这个教员还不好当哩。是做人的思想转换工作。是让郑陪伴清朝光绪皇帝的弟弟,清逊帝傅仪的七叔--载涛，通过交朋友，让他了解新中国社会的先进性，人民当家做主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载涛心里很不平静地说：“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

1950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经郑新潮攥写、载涛先生提交的“改良马种，以利军用”政协提案得到批准，并被毛主席任命为军委马政局顾问。随后，郑新潮与载涛先生视察了牡丹江军马场、扎兰屯军马场、西北山丹军马场、规划红山等军马场，提出宝贵的建设性意见。

1953年，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郑新潮和载涛，并当面签署了军马事业发展规划方案。由于郑新潮是早期致力投身八路军炮兵和军马技术研究，军委炮司同志们都熟悉地称谓他：炮兵技术专家、军马研究行家。此后，郑新潮被军委炮司颁授主任研究员的技术职称（部、军级文职），又列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军事顾问。随着体制的变更，马政局转入总后，他继续默默为军马事业工作。

右侧是郑新潮在牡丹江军马场时和北京军委炮司马政局时的照片。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最多时曾拥有26个军马场，这其中包括山丹军马场、牡丹江军马场、红山军马场、岷县军马场、昭苏军马场，肇东军马场，白城子军马场、扎兰屯军马场等。

1939年，郑新潮与张学思先后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与座谈，并鼓励团结东北籍爱国青年坚定抗战的信心。由于郑新潮与张学思是同乡，曾在奉天和北平读书，因此，两人有着共同的经历和相同的语言，便一见如故。

1939年，郑新潮与张学思都是辽宁新民籍，同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直属队一起学习生活，两人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结为好友。每天下午下课后，篮球场上龙腾虎跃，众师生们都会看到张学思与郑新潮两人围着篮球场边走边聊，年复一年的友情，留下了难忘的足迹和相伴的身影，凝塑着两人形影不离的形象。

1940年9月14日，东干队队长张学思告别了延安，奔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1年10月初，张学思从晋察冀到延安开会，张学思找到阔别一年多的郑新潮，看到郑正筹备延安黄埔同学会，他对郑说：为了不引人注目，自己编造了别的名字，曾考入了黄埔军校，因西安事变的各种因素影响和连累，他最后离开了军校。10月4日，延安黄埔同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郑找到张学思，邀请他也前来表示祝贺。

1945年春，夏季攻势作战后，张学思任晋察冀军区平西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郑新潮随延安高级炮校赴东北战场途中，在宣化休整并筹建炮校时，见到张学思，两人相见格外喜悦，在有限的时光述说着无限的感想。张学思说：我很羡慕你，也想做教学工作。

1948年底在辽宁火车站匆忙见到一面，由于郑新潮运兵、带兵，在很短时间述说有限，张学思说：他非常情愿从事教学工作，当前正筹建学校教育工作。由于火车要启动，便匆忙离去告别。

1970年5月28日　在张学思去世的前一天下午，张学思的挚友郑新潮带着自己的儿子来到北京一个兵营里，他们巧妙地骗过了几道看守的查问，最终找到张学思，此时，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早已经说不出话，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亲临，眼神一亮，神态忽然振作清醒了，他爬起来并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写了第二遍。郑新潮问他“恶魔缠身”是什么意思？张学思面部表情愤恨已极！他没有回答。其实恶魔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伙恶魔缠死了张学思将军，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滔天罪行进行的鞭挞！

筹建延安黄埔同学会。　1939年，郑新潮在黄埔军校高级炮校尉官总队，当时，东北籍学员激进抗战情绪高涨，因军校禁书引发了东北籍，在黄埔军校中闹起“黄埔学潮”事件，郑新潮是被几千名师生推举出两名学生代表之一，去面见蒋介石，强谏抗战未果，毕业后经爱国民主人士高崇民、于毅夫引荐，郑带着5名黄埔同学奔赴延安，在杨家岭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在座谈时，同学们各抒己见。郑新潮提出了建立延安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想法，目的是联络同学感情、交流军事技术、统一爱国思想、团结一致抗战。主席打断了郑的话说：“这个想法很好，

可以通过同窗校友之情，促进爱国统一战线！”。当时，在场的贺龙让郑新潮找郭化若筹划延安黄埔同学会的前期准备工作。郭化若（黄埔四期）对成立延安黄埔同学会早有打算，他让郑先统计人数，哪一期学员，专业学科等等，先摸底造册，多做一些前期的具体工作。1941年10月4日，由徐向前、郭化若等人发起和倡导成立的延安黄埔同学会，在延安中央军委总政部军人俱乐部，召开了黄埔同学会延安分会成立大会。延安百余名黄埔同学参加的大会。《解放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年十月六日（1941年10月6日），大幅版面报导了黄埔同学会延安分会成立新闻。为：《延安成立黄埔同学分会》，副标题：朱副司令长官莅临讲话，大会通过致蒋委员长电。在筹建办会过程中程子华、郑新潮等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做了许多筹备的具体工作。

文革后筹谋新时期黄埔同学会。延安黄埔同学会是抗战时期的历史产物，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延安黄埔同学会在抗战阶段的性质和任务都已经结束，延安黄埔同学会不解自散。1979年郑新潮撰写了《关于成立中国黄埔同学会的建议》，当时没有打字机，他让自己的儿子用手抄写了30份，并带着儿子在京去找了许多延安老领导、老同事和解放军中的黄埔校友，通过他们向中央领导转交建议。

1979年9月，郑新潮首先找了军事科学院郭化若，他非常支持，两人畅谈起当年共同筹建延安黄埔同学会的感怀，岁月悠悠，再度扬鞭。1979年夏，郑新潮在北京香山曹雪芹故居偶遇胡德平，随后郑找了胡耀邦家，胡耀邦（总书记）谈起亲历延安黄埔成立大会的心情，往日历历在目，诚愿适时提出成立中国黄埔同学会的建议。郑又找到了徐向前家，当时徐帅在医院输液，其女儿徐志明诚恳表示一定转交，后来徐帅回复表示非常赞同！。郑新潮在高存信家谈起高崇民（高存信父）引荐他到延安，结识高父子两代人往事回忆，高存信非常赞许筹建中国黄埔同学会的建议（后来他成为北京市黄埔同学会会长）。在肖克家，郑提出筹建中国黄埔同学会的建议，肖克说：记得抗战期间，为了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坚持团结抗战，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了延安分会，我被选为理事。黄埔同学更应加强团结，反对内战，勿演过去悲剧。肖克对郑说：非常支持筹建中国黄埔同学会的建议!. 郑新潮在5年时间里，先后找了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胡耀邦、郭化若、高存信，肖克，邱创成，万毅，贾陶、林千、刘培智等30多名老首长和老校友提交了《关于成立中国黄埔同学会的建议》书。1983年邓小平采纳了以上黄埔师生纷纷提交的建议，于次年，1984年6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大会，徐向前当选会长。聂荣臻、郭化若等为顾问，高存信为北京市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兼北京市黄埔同学会会长，郑新潮被列入黄埔同学会石家庄（河北省）分会会员，（只登记了其名）。

郑新潮是延安黄埔同学会具体筹备人之一，也是亲历各阶段黄埔同学会的见证人之一。他从青年时期考入黄埔军校，为积极抗战掀起黄埔学潮，面见蒋介石，强谏抗战未果，在延安受到毛主席与朱德接见，提出筹建延安黄埔同学会的想法，改革开放后，为建议成立中国黄埔同学会奔走了5年头，最终于1984年6月16日在电视上看到了黄埔同学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新闻。他流下了泪，岁月沧桑，路漫漫，回顾近50年黄埔历程，他走过了国民党黄埔、延安黄埔、现时期黄埔三个历史阶段。是亲历的见证人之一。郑新潮被编入石家庄黄埔同学会会员后，并令其子在黄埔同学会工作，形成两代人跨越两个时代共同“发扬黄埔精神，广泛团结海内外黄埔同学及亲友，凝聚爱国力量”，从事黄埔同学会工作的典范，与众多的黄埔师生一样，两代人接力为黄埔默默奉献、不求名利，无官无职从事统战工作。

郑新潮虽军旅生涯，戎马一生，跨越了枪林弹雨，度过战火纷飞的岁月，当革命胜利和事业成功的时候，他却厌烦追逐官吏中的功名利禄和炫耀荣耀，面对黄袍加身，他说我诚愿为民族的炮兵崛起甘当教员，郑新潮当了一辈子的教员，教员的身份伴随着他走过了曲折的一生。

九一八事变后，他在青年时代，从奉天（沈阳）师范毕业后，就当上了的新民家乡国文（语文）教员。

国军教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步兵科，临毕业前又在五千名学员选拔中，

一举考入黄埔高级炮校—尉官总队，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炮六旅，当了炮兵训练官，尉官炮兵教员。

军事教员。1939年，他因在黄埔闹学潮，被推举两名学生代表之一，面见蒋介石，强谏抗战未果，在爱国组织的民主党派高崇民、于毅夫的引介下，郑带着5名黄埔毕业生奔赴延安。在延安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在场的贺龙安排他在抗大任首席炮兵教员，后任军事学院炮兵教员。

引导教员。张学思到延安后，中央领导为了转化这位张张作霖帅府贵子的骄贯习气，以适应八路军的抗战思想体系，在军中挑选郑新潮作为陪伴张学思的人选，因为郑与张都是东北籍同乡，曾在北平读书，有着黄埔之缘。现同在延安，不仅都有志同道合的激情抗战心愿，而且都是无党派人士。上级挑选郑并采取寓统战于情感之中的方式，耐心做他的思想转换和引导工作，在郑与张学思朝夕相处一年多时间后，张学思勇于吃苦耐劳，调到晋察冀军区成为指战员。沈毅是留法的国民党高级军械工程师，1943年，经周恩来动员邀请沈毅来到延安参加革命，中央领导和统战部也是按照上述做法，让郑采取寓统战于情感之中的方式，耐心做沈毅的思想转换和引导工作，后来沈毅在延安炮校和哈尔滨军工大学中发挥了作用。

炮校教员。1939年至1944年间郑一边做炮兵教员，一边筹建延安炮校，他收集教具、编写教材和筹划建校方案。1945年延安炮校成立后，郑任延安炮校观测通迅系炮兵教员。

统战教员。郑新潮这位在黄埔军校中孕育、在国军炮旅中诞生、在八路军任教的炮兵教员，身份尴尬，令众指议，倍受国共两党两军的注目，也是国共两党统战争夺的目标。当时，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南汉宸，把蒋介石的黄埔生—郑新潮投奔延安事件作为统战宣传依据，对国民党、国军是个反面的教员。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取得统战成果的正面教员。

在延安创办炮校最缺乏的是炮兵教员，中央统战部动员郑给敌占区黄埔同学大量写信，拉更多的黄埔同学们来延安抗战、当教员。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保安处发现敌占区给郑大量的回信，有通敌之嫌疑，并把掌握的回信作为证据，郑与延安抗大76%的受审人员一样，被打成“特务”“特嫌”，中央统战部曾指使郑写信的人员也未能幸免，致使郑更无法解脱自己的清白。此后郑成为康生整风运动的战利品—反面教员。

郑在国统区参加“黄埔学潮”，国民党怀疑他是共产党人，郑到延安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怀疑他是国民党人，在怀疑的夹缝中、怀疑的阴影伴随他度过委屈的一生。其实郑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他是无党派爱国人士，一心为抗战，捍卫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他与千百万军人一样是个纯粹的民族爱国战士！

不当教员。郑的挚友张学思赴晋察冀战场后，郑也想上前线去，不想留守后方当教员，想辞教挥武，

奔赴疆场，饶勇杀敌，实现初衷。贺龙向朱德反映了教员们思想的波动，毛泽东在召开了全体教员大会上说：当教员好，我历来就是教员，年轻时候曾当过小学教员，也当过校长，由于政治局势斗争的复杂，我不得不弃教从政，闹起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我以前是教员，直到今天也是教员。其意思是让大家（包括郑）安下心来继续做教员。

宣化炮校教员。1945年9月，郑随延安炮校奔赴东北战场，途径宣化受敌军阻击，待命屯宣化。当时日军投降缴获大量炮弹和火炮，军委炮兵朱瑞首长令郑筹建宣化炮校，任宣化第一期炮兵教员。

继任教员。1946年至1947年期间，郑新潮赴黑龙江筹建炮校，他先后筹建了延安炮校、宣化炮校、东北人民自治军炮校、东北民主联军炮校，朱瑞炮校，连续继任炮校教员。当时，军界誉他为八路军炮兵专家，刚解放后，军委炮兵司令部初始筹建，就先挑选郑新潮调到炮兵司令部工作。

皇叔教员。1951年，在全国政协委员于毅夫、全国人大常委高崇民的引荐下，郑新潮随军委炮兵司令部陈锡联的陪同下，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与朱德的专门接见，朱德说：经过在军民中大量的筛选，最终挑选你陪同

宣统皇帝的叔叔、傅仪皇帝的弟弟--载涛在一起工作，做他的思想转化和引导工作。毛主席说：以前让你当教员，今天让你还是教员，但这个教员还不好当哩！你要陪伴他到全国去转转，让他感受到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毅夫、高崇民表示：你是文人中的军人，军人中的文人，你要采取建立两人感情和交朋友的方式逐步转化他对世界观的认识。在郑与载涛朝夕相处的8年时光里，游历了祖国大江南北，体察了民情，建立了深厚感情，深化了载涛对新中国的思想认识。

授勋教员。1952年郑新潮参加了由朱德组织编辑《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军战史》的编写工作，郑新潮

提出了：炮兵是战争之神，炮校是炮兵之母，军马是炮兵之足的议案。1955年授军衔后，于1956年朱德发在向郑新潮颁发授勋章时说：当教员好！，你是八路军首席炮兵教员，也是思想（转化引导）教员，从抗战到解放一直当教员，还是当教员好哇！

军马教员。在战争年代，军马与火炮密不可分，郑新潮在黄埔军校炮科就熟读军马驯养专业课程，郑新潮在延安编写了军马驯养教材，并教授军马教程，郑新潮创建全军第一个军马场—牡丹江军马场后，虚心向日军炮兵战俘--军马专家学习知识，皇叔载涛十分精通军马，是留学法国索米骑兵学校的清末军马专家，

在郑与载涛相处8年时间里，载涛向郑传授许多军马知识，此后郑成为解放军兽医学院客座教授（军马教员）、中国兽医协会理事兼军马军事顾问，当时，军内称郑新潮是：军马行家，炮兵专家，军委炮兵司令部（后改制转到军委总后勤部）授予他为：军级文职主任研究员。

反面教员。1958年至1976年，从五七年反右至文革期间，一直当反面教员，在团泊洼中央干部劳动改造队进行洗脑，文革中，住进牛棚，五七干校，经历上百场次的批斗和游街，多次被五花大绑，被推上几万人批斗大会，被打得片体鳞伤，受尽凌辱。天苍苍，野茫茫。继延安康生整风运动后，文革中郑再次成为“四人帮”康生刀下典型的“反面教员”。全家七口人被吊打非刑，大女儿被绑推扔楼下摔死，全家人残喘在死亡的最底线。

家庭教员,。1978年，改革开放后，郑新潮恢复军籍，退休后，在家庭里甘当起家庭育子教员，在刚刚恢复高考后，其五个子女一起考上了大学，引起社会热议，各媒体纷纷报道了：《搏击逆浪的五兄妹》“五子登科”新闻。

他的五个子女在大学毕业后，都当上了大学的教授。形成两代人接力的“教员之家”。三个孙子均考入北京大学，他们在硕士、博士后毕业后也成为教员，形成三代人接力的“教员世家”。

回顾往事钩沉，目睹史海艺品，郑新潮是文人中的军人，也是军人中的文人。他自投笔从戎到辞行谢世，生前写了大量的文章、诗词和著作。他的作品曾受到高崇民、于毅夫、载涛、郭化若、朱瑞、张学思、张寒晖、李伟、郭沫若、李英儒等文人的鉴赏和评价。

但是，这些珍贵的作品在炮火连天的岁月和战火纷飞的行军中以及部队迁移中与“文化大革命”频繁抄家中，已被洗劫得残存无几。

一，小说：《军马战歌》文学体裁：小说，50万字，1955年--1965年完稿，郑与邻居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作者研讨后写的稿。

二，译文：抗战时期翻译日语-《炮兵观测》教程、翻译《苏联炮兵演练手册》俄语版本。

三，教材：郑新潮从1939年至1945年，在延安抗大（军事学院）是八路军首任炮兵教官，与此同时，他继续着手筹建延安炮兵学校的具体工作，在此期间他编写了八路军第一部《延安炮校教学方案与教材》。经郭化若等首长审改和审批后作为延安炮校教学教材。此原始手稿是郑新潮珍爱的心血，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中，在批斗中作为“黑学术”被烧毁。他目睹怒火，泪洗心肠。（待续）

悼念贾陶首长 1976年10月31日于军委炮司五棵松招待所

十载残杀女后阴，告别遗体抚昨今。

伯乐知我哭方皋，爱马今悲少将军。

挥戈沈阳戳蒋旅，冲囚渭水护周心。

碧血献身忠于党，论定英雄泪洒襟。

注：1946年，贾陶任东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兼炮兵学校副校长、校长。

（图1：2016年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

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党中央和军委急需发展八路军炮兵事业，但筹建延安炮校最迫切的就是到哪里寻找稀缺的炮兵技术教员。没有炮兵技术教员，建立炮校也是图有虚名，只好暂时搁浅下来，等待时机成熟。

1938年，在党的地下爱国组织的引领下，郑新潮在黄埔军校高级炮校带动积极抗战的东北籍黄埔师生掀起“黄埔学潮”，郑新潮被几千名黄埔师生推选为两名学生代表之一，受到蒋介石接见，郑强谏抗战未果。后在东北民主爱国组织阎宝航、高崇民的引导下，郑带着5名黄埔生毕业后奔赴延安，先后受到毛泽东、朱德、贺龙等首长的接见后，他们肯定了“黄埔学潮”是黄埔军校青年的一次积极抗战的爱国主义行动。主席和朱德听取了关中警备一旅政委习仲勋、南汉宸的汇报后笑着说：好哇！老蒋精心培养的黄埔高级炮校毕业生输送到延安来了，这说明我们的统战工作是有效的。

1939年，由于抗战进入紧迫阶段，延安正渴望急需的炮兵人才。在中央领导和军委的重视下，在教育长郭化若的安排下，延安抗大从此开设了炮兵课程，郑新潮成为抗大首席炮兵教员，上了第一堂炮兵教学课。同时，郑新潮配合郭化若筹建延安炮校，编写筹建计划、教学方案，筹集教具等具体工作。

1945年4月，针对郑新潮等几名炮兵专职技术教员总是急于上战场，总想用炮火抗日，收复失地，存在不能安心教学的心态。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杨家岭接见了炮兵学校的教员和干部，他勉励大家要努力钻研炮兵学科，让学员们真正掌握炮兵专业知识，将来像种子一样到各部队去生根开花结果。炮校像母鸡孵蛋，不断繁衍，不断发展我军的炮兵事业。在谈到炮兵教员所发挥的作用与价值时，毛主席与朱德在大会上幽默地说：三军可夺帅，炮兵教员绝不能丢哇！表达军委首长对炮兵教员的重视与珍惜。为了安稳炮校专职技术教员的急躁上战场的心态，此后，中央和军委决定对延安炮兵专职技术教员增发了薪金和待遇，郑新潮等5名专职炮兵技术教员的薪金标准从2块大洋增发到3块大洋，还有增发新军衣、大灶改为中灶等，而当时的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的薪金说是发5块大洋，但实际才发4块大洋，省下来补贴给炮兵教员。可见对炮兵教员的重视与珍惜。

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苏联红军出兵后日本投降，郑新潮等一直安稳炮兵教学，在教学中敬业投身八路军创建炮兵学校事业。并培养了好几期炮兵军事人才。此后，由于战争的需要，郑新潮等奔赴东北战场，从创建延安炮兵学校开始，沿途又创建宣化炮兵学校、东北自治军炮兵学校、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校、朱瑞炮兵学校五个炮校。大批炮兵军事人才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发挥了作用，大部分成为我军炮兵中、高级炮兵指挥官，有的成为军委、各野战军、各大军区炮兵正副司令员。

张寒晖当年在延安的邻居郑云燕曾回忆：“1942年，我随母亲邵清廉从奉天（沈阳）千里迢迢徒步来到延安，寻找从黄埔军校毕业来到延安抗大的父亲郑新潮。那时我仅有5岁。在延安大家都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装，土里土气的外表不像国民党军人那样威武。可是，在延安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大群人，却是中国最有才华的一群人。张寒晖就是其中的一个。”

郑云燕说，在相邻相处的岁月里，总是看到张寒晖在紧张地工作，不是写歌就是谱曲，夜晚他的窑洞里也总透出油灯的光亮，哼唱的歌曲声中常伴有阵阵的咳嗽声。

也正是那一年，张寒晖作为边区文协代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还参与了陕甘宁边区艺术学校的筹备工作。

在那个战火纷飞、音信阻隔的年代，用一曲《松花江上》感动了无数抗日军民的张寒晖并不知道，在同遭日寇蹂躏的家乡，儿子张林格十几岁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担任爆破组组长，还是村里“抗日青年先锋队”的负责人之一。同样，虽然常把“俺爹在外搞革命，我在家乡打鬼子”挂在嘴边，年轻的张林格也不知道，在冀中大平原上也广为传唱的《松花江上》的作者，竟是自己朝夕挂念的父亲。

1945年春，张寒晖罹患感染性肺气肿，由于医疗条件差，身体越来越虚弱。次年3月初，张寒晖因肺部感染引起水肿，造成心力衰竭，出现昏迷。3月11日晚，年仅44岁的张寒晖在延安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