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一战后，日本在华扩张受到了英美列强的遏制，中国的北伐战争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步伐；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极端困境，并导致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势力决意冲破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趁英美忙于应付危机，蒋介石大规模“剿共”之际，夺取东北，以摆脱困境，并图谋争霸世界。

皇姑屯事件

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联名通电全国称：“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是日起，东三省一律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为东北易帜。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国民党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中东路事件

1929年6月15日至20日，辽、吉、黑、热四省及哈尔滨特区军政大员齐集沈阳，参加张作霖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讨论中东路等有关问题。7月7日，张学良赴北平与蒋介石晤谈；10日，南京政府外长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张学良贸然派军占领“中东路”，并将苏联的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驻华机构同时查封，搜查苏联职员·，逮捕200余人，此为“中东路事件”

7月13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并限期答复举行和谈的建议；7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部；苏方认为不能满意，于7月17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苏绝交问题发表对外宣言；7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苏联事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和《告东北将士》书；7月23日，国民政府关闭驻苏使馆。

至此，中苏邦交完全断绝。苏联在中国的权益暂时委托德国代办负责。

国共对峙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然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是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7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

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进剿初期，国军进展顺利；8月上旬，红军抓住战机，接连在莲塘、良村和黄陂重创上官云相第47师和郝梦龄第54师，一度取得主动地位，但旋即红军主力即于1931年8月16日陷入国军重围；随后因国民党内部宁粤冲突，国军围剿部队被迫做战略收缩；红军抓住时机，于1931年9月7日—15日间，重创蒋鼎文第9师、韩德勤第52师于白石、张家背一带。第三次围剿，国军基本上能控制战场局面，虽有损失，也不足以影响全局。而红军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受到挫折。

国内混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

1931年5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

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

蒋介石迅速调兵“讨逆”并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至此，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日军挑衅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愤而填渠毁坝，日本警察以护侨为名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数十人，一手制造流血事件。事后，日本歪曲事实真相，在朝鲜各地煽动反华风潮，致使旅朝华侨死伤数百人，财产损失尢数。同时日本借机增兵满洲，为武装侵略东北大造舆论。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这就是所谓的“鱼电”。

江淮水灾

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损失达20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

国民政府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 严重财政赤字，但仍将全国预算七分之一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愈加增多。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筹集钱款赈灾，至1931年底共筹集6000余万救灾款。但湖北、安徽、江苏仍爆发骚乱。

国民党政府的外交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议。随后，他又抽调具有对日工作经验的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蒋作宾出任驻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径来消弭东北的危机。

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政府依据蒋介石的对日消极态度错误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蒋本人在事变当天并不知情，因此张学良对失土丧师应负一定的责任。据《顾维钧回忆录》425（也有438页）页记载：“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提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自发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或宣布“独立”，或继续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大部分地区。虽有一部分东北军加入了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但东北寒冷的气候和稀少的村落，抵抗运动很难取得明显效果。

控制东北线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一段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由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日本国内情况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而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军费由七亿三千万日元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大规模裁军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以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石原莞尔为首的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

田中奏折

1927年6-7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案，并由田中义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折给天皇，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奏折内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各队，此事件由称“九·一八事变”。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当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次日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8000名守军被只有300左右的日军击溃。

日军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至9月19目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1931年9月21日，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1931年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931年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931年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越来越强硬。

黑省沦陷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已就此作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可对于是否抵抗问题，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之间明显发生分歧。张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张学良12月21日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1931年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而与此同时，1931年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12月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不遵令；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令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已经无济于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撤往宾县。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

外交努力

1931年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1931年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1931年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内部决策和应对

九一八事件发生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31年9月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但是尚不明了情况。19日晚7点至9点间蒋致电张学良：“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东北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自然在九.一八事情之初，蒋介石并未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

同日（1931年9月19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主要内容为请蒋即刻回京，并向日方提出抗议。

蒋介石于1931年9月21日下午2时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而1931年9月19日，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确定了“不扩大”方针。同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9月22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 余则视为吞一炸弹。”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当时日本军部、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外务省之间在处理事件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分歧，可参见上海出版社翻译之《日本外交史》。）

1931年9月22日，国联电请中日两国各遵承诺，撤兵保侨，并由英法德意西等国代表继续处理本案。

因此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是，它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此点固为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

事变爆发之初，1931年9月21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9月22日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勋鉴：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 中正养午。”

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9月23日蒋介石批示：“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

1931年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另颁发。”

1931年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

1931年10月6日，蒋介石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

据参加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

当时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也受到国民政府内部部分人士的严厉批评。邵元冲（时任立法院副院长）指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邵元冲日记》，第774-775页）戴传贤（字季陶）、朱培德在1931年9月20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说：“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功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戴传贤、朱培德呈蒋主席九月哿电》，台北：总统府机要室藏，《革命文献拓影》，沈阳事变，第24—25页）

1931年9月30日，国联通过决议重申日本撤兵承诺。但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又轰炸了锦州。此后，随着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约束不了军方反而屈从乃至追随军方扩大侵略，蒋介石、南京政府逐渐看清事实，开始命令张学良抵抗。

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省时，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公开通电率部抵抗，蒋介石致电嘉奖鼓励马占山称“我方采取自卫手段，其属正当。幸赖执事（指马占山）指挥若定，各将士奋勇效命，得以催败顽敌，保全疆土，虞电驰闻，何胜愤慨”，张学良也电示马占山“死守”“勿退”。至11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并正式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

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

1931年11月2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从蒋的电文也可以看出蒋张之间的关系名为上下级，实则遇事只能跟张商量。）随后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但是对于中央军进入自己地盘一事，张未予响应。

黑省沦陷后，1931年底，日军继续进逼锦州。1931年12月8日，针对张学良准备放弃锦州，蒋介石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张学良不予理会。随后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方的逼迫下下野。1931年12月25日和1931年12月30日，接替蒋上任的以孙科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是均为张学良拒绝，张擅自率各部于1932年1月2日撤出锦州。日军随即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并提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宣言中认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的替它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满洲中国领土。满洲事变便是最明显的表现。”

一句话，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看来，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苏联，第二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同样，他们依旧坚信“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学良及整个国民党在中国民众彼日本强盗大大屠杀的时候，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无耻的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他们公开号召广大民众起来革命：“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自然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但是各国帝国主义自己互相冲突的战争也日益紧迫。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

1931年9月30日，中共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声称“要求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异向国民党引颈就戮”，认为“一致对外”、“民族统一战线”是国民党用以“向全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的掩护，所以中共宣称“日本侵掠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共产党将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因此当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下令中止第三次“围剿”时，中共中央竟再度开始高度乐观地谈论起革命的形势来了。他们又一次声称：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正在使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为此，他们要求红军立即“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

基于这样一种形势，中共中央迅速指导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同时宣布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进攻，以逐步夺取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部署。它在1931年12月4日给各苏区分局、各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专门发布了训令，宣称：客观形势“极端顺利”，因此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在此总任务之下，大江以南之中央苏区必须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总之，“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但任何保守和等待，也“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

在进攻精神的指导下，各苏区红军趁着国民党政府忙于应付九一八事变，对国民党统治区发起不断的进攻。中央苏区在1931年底，先后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湘鄂西苏区红军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等战斗，打开了湘北局面，打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并将缴获的大批粮食等物资运回洪湖。鄂豫皖苏区红军于1931年11月发起黄安战役歼灭国军1.5万余人，1932年1月发动商（城）潢（川）战役歼灭国军5000余人……中央红军1932年2月又发动著名的“赣州战役”，这正是在一二八上海抗战激战正酣的时候，大大地牵制了国民党的军力。

紧急制止和失败

1931年8月中村事件披露后，日本政府命外务省密切关注东北形势。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相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乃向陆相南次郎抗议：“此种作法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元老派西园寺公望公爵也劝南次郎处事要谨慎，天皇也谕令南次郎整顿关东军军纪。南次郎于是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到东北，传达东京旨意。但建川与参谋本部许多人本就是赞成关东军发动阴谋的，派遣建川赴东北的消息，被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密电告知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征四郎。1931年9月18日建川到达沈阳，尚未到达关东军司令部，事变就在当夜发生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半，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时总领事不在）从东北赵欣伯处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 乃于10时45分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见板垣, 要求停止袭击。板垣拒不接受。森岛欲再说，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再干涉统帅权, 不能置之不理！”森岛只好退回总领事馆，向总领事林久治郎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仍劝停火，板垣依然不听。

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1931年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931年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九一八事变初期，出于忌惮苏联的实力和避免两线作战，日本不敢贸然冒犯苏联在东北北部的势力范围。1931年9月22日，日本参谋总长电令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得出兵长春以北地区，进攻哈尔滨必须得到内阁的决定。同日日本内阁也做出决定，即使哈尔滨方面告急，也不得采取出兵的方式保护哈尔滨地区日本侨民。1931年9月24日，日本参谋总长再次电令本庄繁：即便情况发生紧急变化，也不得向哈尔滨方面前进。

为试探苏联反应，日本驻苏大使广田于1931年10月28日，奉命向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副外长）加拉罕询问苏联是否向黑龙江马占山部提供教官、武器以及是否打算出兵中东路。1931年10月29日，苏联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否认对马占山及东北其他军队提供援助。

1931年11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长）李维诺夫与日本大使广田会面时表示：“它（指苏联政府）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维护现存的两国关系，并在自己的行动和命令中应考虑不要破坏苏联的利益。”（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莫斯科1968年俄文版，第672页）苏联的不干涉表态，打消了日方有关苏联干预的顾虑，客观上鼓励了日军的进一步行动。

日本进攻哈尔滨前，再次与苏方进行接触，苏联再次重申了“不干涉政策”，并提出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以进一步确保日本不把侵略矛头指向自己。对此，后来日本外务大臣不无感激地说：“满洲事变当初，苏联政府虽标榜中立与不干涉方针，却同意由中东路运输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事件时，对救援日本居留民作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苏联政府鉴于事变之进展，于昭和六年末向我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见《内田外务大臣在第64届帝国议会的演说》（1933年1月21日），《日本外交文书》（昭和II）2—2，日本外务省1997年版，第4页）在得知苏联态度后，1932年1月28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关东军向哈尔滨进军。

但是，对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事情，日本却态度冷淡和消极。1932年11月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约见日本驻苏联代理大使天羽英二，提出苏联欲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欲与伪满洲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提议马上就此问题进行协商。但日本出于反共反苏的立场，以及不愿美欧反感的想法，再次予以婉拒。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美国国内的孤立政策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九一八事变后，以《申报》为首的报刊代表中国民间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抗日救国图存的声音。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同时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侵略逐步向华北地区扩展， 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觉醒和团结。

九一八事变及时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并付诸实践；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人人应视为与己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团结也日益增强，两党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强，有力的促进了两党的再次合作，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最后发展到全中国，终于开创了团结御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新局面，实现了民族大团结。

过去长期以来都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之所以不抵抗，是因为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以张学良部下为主的一些人在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这点。但是随着海峡两岸各种史料的披露，尤其是当事人张学良晚年自由时开口说话，可以发现，这些所谓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说法多是空口无凭且经不起史料验证的。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决策完全是自己和东北地方高层的行为，与蒋介石无关。

关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说法中，最著名的是洪钫的“铣电”说。洪钫是张学良部下，九一八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据他多年后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经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文，命令其对日不抵抗，并且回忆电文内容为：“北平。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中正。”这就是所谓的“铣电”。

张学良另一部下赵镇藩（时任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北大营的守卫者）也回忆称，他曾接过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铣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而且洪钫还回忆说，张学良曾将“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行。长期以来大陆很多历史学者都根据洪钫这一回忆和赵镇藩的应和，作为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证据。但是查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与东北高层其他官长之间、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高层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之间往来的原始电报档案，却并无一次提到“铣电”者。如据称是受到“铣电”影响的“鱼电”，即1931年9月6日张学良致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不抵抗电文中，张学良就只字未提起过所谓的“铣电”。

1951年7月，臧式毅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回忆材料时，也只提到张学良“鱼电”而没有提到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发“铣电”给张学良。这显然与洪钫回忆称张学良曾将铣电内容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的说法不符合。而事实就是，“铣电”原件在海峡两岸的所有档案馆中都查不到。台湾历史学家刘维开曾经查遍台湾保存蒋介石文档最全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俗称“大溪档案”），也未找到“铣电”的档案。

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曾有人根据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一书，说“铣电”原件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的展柜中。大陆历史学家杨天石亲自电话询问窦应泰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此书不足为据”。最关键的是，张学良晚年自由时，亲口多次向唐德刚等人否认铣电的存在。

东北军将领何柱国曾回忆，1931年9月12日，蒋从汉口、张从北平，两人坐火车在河北石家庄会面，蒋对张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但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

现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行程，则否定了蒋、张在河北会面之说。因为按照《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记载，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全天都在南京：“上午，与夫人等至天保城浙军纪念塔野餐；下午，吴忠信执粤方汪兆铭复电”。而吴忠信的日记，也证实他当日与蒋在南京会面（见《吴忠信日记》，民国20年9月12日，台北党史馆藏影印件）。而根据蒋作宾的日记，则证实12日张学良在北平接待了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依当时的交通情况，也不可能又到石家庄。所以何柱国的说法是不足为凭的。

1934年才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他是1933年加入中共的秘密党员），曾回忆称“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但这种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蒋介石的日记，也证明蒋当晚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1934年才到张学良手下任职的应德田曾回忆，称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曾对自己说，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一两日内给张发过命令其不抵抗的电文，内容为“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但同样，应德田的回忆得不到任何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的证明，此电在任何档案馆都查不到。而且，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二日内，蒋介石对事件尚不明了，也不大可能发这样的电报。根据史料记载，事变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次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晚7点至9点间蒋才第一次致电张学良，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应德田的回忆显然靠不住。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1991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写下“以和为贵”，成为进入该馆的第一个在位日本首相。

除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在辽宁辽阳市的白塔公园内，还有一座九一八事变策划地纪念馆，当时被称作白塔会馆。事变前一日，本庄繁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火车站前白塔旅馆召开了事变前密谋会议。

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订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沈阳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当前，已有哈尔滨、长春、昆明、合肥、杭州、乌鲁木齐、南昌、齐齐哈尔、金华、本溪、太原、西安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