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queer)由英文音译而来，原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有“怪异音译词

酷儿理论是一种1980年代初在美国形成的文化理论。它批判性地研究生理的性别决定系统、社会的性别角色和性取向。酷儿理论认为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不是“先天”的，而是通过社会和文化过程形成的。酷儿理论使用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和性别研究等手段来分析和解构性别认同、权力形式和常规。米歇尔·福柯、朱迪斯·巴特勒、伊芙·科索夫斯基·赛菊寇和迈克尔·华纳等是酷儿理论的重要理论家和先驱。把酷儿理论应用到各种学科的研究被称为酷儿研究。

新一代的酷儿理论不仅解构性，而且还分析文化的各个方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总是联系到性别和性别角色，尤其是批评其中的压迫成分。在这个过程中酷儿这个概念不断被重新定义，来扩展它的含义，扩大它包含的人群。但是正是由于这个概念定义的不清晰性和任意性，它也受到各种不同团体的批评。

酷儿理论的一个中心内容是语言哲学和言语行为理论。酷儿理论这个名词本身就是把本来贬义的酷儿这个词使用到另外一个背景中。

人的性倾向是流动的，不存在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只存在此一时的同性间的性行为，以及彼一时的异性间的性行为；甚至，不存在绝对的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或女人，只存在着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酷儿理论认为人在性行为与性倾向上均是具有多元的可能的。

酷儿理论对二元划分的方法，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酷儿理论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理论，而是多种跨学科理论的综合，它来自历史、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酷儿理论是一种自外于主流文化的立场：这些人和他们的理论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为自己找位置。”酷儿”这一概念作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酷儿理论就是这些人的理论。“酷儿”这一概念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态(nonstraight)的表达方式。这一范畴既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立场，也包括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立场。

酷儿理论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向社会的”常态”挑战。所谓常态主要指的是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也包括那种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对于学术界和解放运动活跃分子来说，把自己定义为”酷儿”，就是为了向所有的常态挑战，其批判锋芒直指异性恋霸权。

酷儿理论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它的主要批判目标是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法，即两分思维方法。有些思想家把这种两分的思维方式称作”两分监狱”，认为它是压抑人的自由选择的囹圄。

第三，酷儿理论还是对传统的同性恋文化的挑战。酷儿理论和酷儿政治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性文化，它是性的、性感的，又是颇具颠覆性的，它不仅要颠覆异性恋的霸权，而且要颠覆以往的同性恋正统观念。酷儿理论提供了一种表达欲望的方式，它将彻底粉碎性别身份和性身份，既包括异性恋身份，也包括同性恋身份。酷儿理论向男女同性恋身份本身质疑，批评静态的身份观念，提出一种流动和变化的观念。酷儿理论不把男女同性恋身份视为具有固定不变的内容的东西，而将身份视为弥散的、局部的和变化的。对于一些人来说，身份是表演性的，是由互动关系和角色变换创造出来的。

第四，酷儿理论具有重大的策略意义，它的出现造成了使所有的边缘群体能够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态势。酷儿理论相信民主原则在个人和个性的发展中也同样适用。酷儿政治建立了一种政治的联盟，它包括双性恋者、异性者、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以及一切拒绝占统治地位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体制的人。酷儿政治接受所有认同这一新政治的人，不论他们过去有着何种性身份、性倾向或性活动。严格地说，一个人既不能成为一个同性恋者，也不能是或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一个人可以使自己边缘化，可以改变自己，可以成为一个酷儿。

最后，酷儿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关系。酷儿理论出现于后现代思想盛行之时，与后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酷儿理论的哲学背景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后现代理论是遇到最多误解的理论，例如，它常常被人们误解为要取消一切实际行动和现实斗争。因为它解构了所有的”宏大话语”，解构了所有的分类和身份，因而取消了所有现实斗争的可能性。其实，酷儿理论具有强大的革命性，它的最终目标是创造新的人际关系格局，创造人类新的生活方式，它的做法是向所有的传统价值挑战。

酷儿理论是一种具有很强颠覆性的理论。它将会彻底改造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使所有排他的少数群体显得狭隘，使人们获得彻底摆脱一切传统观念的武器和力量。酷儿理论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为我们昭示了新世纪的曙光。

带有文艺和文化批判色彩的酷儿理论出现于20世纪

80年代中期，并从女权扩张理论及其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那里得到了理论支撑。

酷儿理论学家研究分析那些基于社会主流文化而创造出的各种文字记录 – 从《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到电视肥皂剧 – 试图从中找到文字背后所反应出的真实的文化意义、文化差别以及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关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基于主流文化的性行为社会规范一直在迫害，或者说压制，那些对性有不同理解的人群，而这些人对性的不同理解要么违反世俗化的性禁忌，要么其行为模式与被社会普遍认同的性及性别角色不同。

酷儿理论的主张比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同志解放运动（gay Liberation）”的主张更进了一步，它除了惊世骇俗的的运动策略，亦指挑衅与桀骜不驯的实践，以高亢的声调肯定自我的存在价值，拒绝被主流社会所同化。同志解放运动在欧洲和美国，为性少数群体应有的生存空间而战，而酷儿理论则主张更多权利。它的目标是从根本上动摇“正常”，“性别（sexuality）”，以及“异性恋”“同性恋”这些传统概念，因为这些概念人为的区分了所谓的不同群体，并作为工具迫害与一夫一妻异性婚姻制度不符行为模式。简单说，就是学者们不认为传统的性与非“正统”的性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们试图摧毁旧的概念，重新界定什么是“正常”，什么是“性别”，什么是“性”，什么是“家庭”，并在此基础上，让人们以自由，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或性别，影响所及不仅止于同性恋者，而强调各种边缘弱势者的正当性。

尽管酷儿理论是在纯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被提出的，但它迅速与性的少数族群运动结合到一起。作为一种对酷儿理论的回应，旧金山将“同志光荣游行”(gay pride parade)重新命名为“gay/lesbian/bisexual/transgender(GLBT) parade”。酷儿这个词包含的范围最广，但它并没有被最大限度接受。由于在历史上，这个词是反同人的，是对同人的一种歧视称呼，许多年长的男女同志拒绝接受这个词。

反对酷儿理论的人，如Rictor Norton， 认为同性恋，是社会群体中的少数派，而且“同志解放运动”的早期领袖们也强调同性恋是“性”的少数族群。但越来越多的男女同人群体开始接受酷儿这个词，这种趋势说明在酷儿运动中，年轻的一代开始重新界定酷儿运动的范围和发展方向，而酷儿在新一代中，不再带有贬抑的色彩。

酷儿理论的前身是各种与同性恋有关的理论。罗丽蒂斯认为，同性恋如今已不再被视为一种游离于主流的固定的性形式定外的边缘现象，不再被视为旧式病理模式所谓的正常性欲的变异，也不再被视为北美多元主义所谓的对生活方式的另一种选择，男女同性恋已被重新定义为他们自身权利的性与文化的形式，即使它还没有定形，还不得不依赖现存的话语形式。

后现代主义的当代模式的第一批活跃分子。他们运用旧有和新式的成分建造出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从大众文化、有色人种社区、嬉皮士、反艾滋病活跃分子、反核运动、音乐电视、女权主义和早期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借用风格和策略。他们的新文化是奇妙的，敏锐的，无政府的，反叛的，反讽的。他们绝对认真，但是他们又想从中取乐。酷儿政治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不仅因为它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且因为它提醒人们，性政治这一整体在不断地发明创新，从而走向存在的不同方式。(Weeks，inParkeretal，45-49)

对传统两性的挑战

在酷儿理论对各种身份分类的挑战中，超性别(transgender)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所谓超性别包括异装和易性，还包括既不异装也不易性但是喜欢像另一个性别的人那样生活的人。巴特勒认为，男女两性的界限是不清楚的，生理学统计表明，世界上有6%至10%的人天生就处在两性之间，他们的生理性别是不确定的。

两性界线不清和有越来越模糊趋势的表现，当今世界随处可见，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时尚。

在悉尼

美国的麦可．杰克逊是猫王以后最著名的歌星，是彼得．潘以来最著名的男女同体的民间英雄。他的存在是对男女两分观念的威胁。

除易性行为外，异装行为也是超性别潮流中一个重要的形态。异装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两分的简单概念的挑战，是对男性和女性这种分类法的质疑。

超越性别角色这一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男角的女同性恋者和女角的男同性恋者，他们的存在使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倾向的全部定义都成了问题。这两种人的自我社会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符，他们的生理性别是男性或女性，而他们的社会性别认同是另一种性别。他们的性倾向也与生理性别不符：在心理上是异性恋的，而在生理上却是同性恋的。

超性别现象

进入90年代，超越性别和性别角色的模糊化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某个心理诊所，一个女孩向医生描述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她想做一个男性，而且是一个同性恋男性。也就是说，她的生理性别是女性，她的社会性别是男性，她的性倾向是同性恋。她是女人，她爱男人，但是她不想作为一个女人来爱男人，而是作为一个男人来爱男人。这就是90年代人们所面临的新局面。

对于超性别现象的重视，使得双性恋倾向在酷儿理论中拥有了特殊的重要性。酷儿理论认为，自由解放

挑战传统同性文化

酷儿理论抨击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分别，揭露和批判了这种两分论的隐蔽的运作方式。酷儿理论家司德维克(Sedgwick)是这样解释的：某种文化中两极对立的分类，比如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划分，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稳定和动态的关系之中。因此，仅仅争取对同性恋的正面评价是不够的，还要保护人们选择做酷儿的权利。

酷儿理论向男女同性恋身份本身质疑，批评静态的身份观念，提出一种流动和变化的观念酷儿理论尝试将个人身份政治转向意义政治(thepoliticsofsignification)。酷儿理论认为，身份是表演性的，是由互动关系和角色变换创造出来的。酷儿理论批判了传统同性恋理论在身份问题上的排他性，揭示出在建构男女同性恋身份的同时，异性恋是如何被正规化的。

第四，酷儿理论具有重大的策略意义。酷儿理论相信民主原则在个人和个性的发展中也同样适用；酷儿政治建立了一种政治的联盟，它包括双性恋者、异性者、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以及一切拒绝占统治地位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体制的人。酷儿政治接受所有认同这一新政治的人，不论他们过去有着何种性身份、性倾向或性活动。严格地说，一个人既不能成为一个同性恋者，也不能是或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一个人可以使自己边缘化，可以改变自己，可以成为一个酷儿。

酷儿理论的多重主体论(multiplesubjectivities)造成了在不同社会和种族的历史背景下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不连续性(discontinuities)，为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超性别者、易性者和双性恋者的社群之间更强有力的联合，为他们改造制度化的异性恋霸权的共同努力创造了条件。

值得提出的一点是，酷儿理论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中国文化中一向就有一种把各种事物之间的界限搞模糊而不是把它们区分清楚的倾向，由于同性恋身份政治在中国一向不发达，也由于国家和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压制一向不像西方那么激烈，因此，借鉴酷儿理论，中国的同性恋政治有可能跨越身份政治的阶段，直接进入与所有非常态性倾向者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异性恋霸权的阶段，共同创造抵抗权力压抑的新局面。

身份政治

酷儿理论的一个根源在于1980年代的艾滋病运动。当时的同性恋组织（如同性恋解放阵线）代表的身份政治在实践中被证明不合用。受艾滋病威胁的不仅仅是同性恋者，而且还有其他少数人群，比如自认为是异性恋的男男性接触者以及性工作者及他们的客户，共用针头者及血液垂直感染等等。针对身份的艾滋病启蒙运动无法包括这些非常不同的人群（而且往往他们自己并不把自己规入一个人群）。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本质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的争论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即身份政治过时了，自然科学也支持解构主义的观点，因此身份政治被扩充：假如一个人没有本质的话，那么典型的同性恋者也不存在。这个在原来被看作是统一的同性恋人群中出现的新发展认为，民族、社会阶层或者宗教等因素同样是一个人的身份的一部分，并且扩充一个人的身份。在一个友好的环境中（社会宽容，法律平等）这些不同的人群不必形成一个统一的群体，而可以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意志和爱好。在这种情况下同性恋人群内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间接就明显暴露出来了，因此过去的身份定义不再满足新的需要，新的定义必须取而代之。

米歇尔·福柯和大卫·哈珀林通过把性别、性别角色和性行为历史化为对传统身份政治的批评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在历史上同性恋不总是像人们想象中的现象，随不同社会条件和思想的不同对这个概念的想法也不同。在卡尔·亨利希·乌尔利克斯提出对性趋向的压迫的理论之前同性恋者可能觉得自己不正常、在犯罪、不自然或者不舒适，但是他们没有觉得自己被压迫。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现代欧洲的性别两分和爱的概念只不过是众多同等的和同样原始的概念，而不是天经地义的和自然的，也就是说现代欧洲的这些理论不是无缺的。朱迪斯·巴特勒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探讨这一点的作家。她把传统的性别角色说成是主观的意识。她认为虽然身份是社会形成的，但是它也不是任意的，一个人不能像换衣服一样每天戴上另一个身份。

对非酷儿同性恋组织的身份政治的批评不仅来自于理论。多重被歧视的边缘人群（比如黑人女同性恋由于她们的肤色、性别和性趋向被三重歧视）在这些组织内也批评这个政治，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往往是没有缺陷的男性白人，这些多重被歧视的人群开始进入组织的中心。在女权运动中也有类似的趋向，富有的女性白人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女权运动和酷儿运动内部的角色分配开始扩展。从酷儿、非身份政治的角度出发清洁工和妓女在女权运动内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她们的形象不符合被解放的、现代妇女的形象。

关于物质性的讨论

一个对酷儿理论经常提出的批评是酷儿理论忽视两个性别这个事实，或者说性别两分的物质性。酷儿理论回避这个问题。但是酷儿理论为什么要基于科学的基础上。巴特勒认为这个理论的优点正在于把“科学认识”（包括自然科学的认识）看作是一种社会认识。物质性的身体只有在社会上下文里才有意义。把人体按照性别来分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酷儿理论正是要突出这一点，而不是陷入生物学的理论中去。

尽管如此生物学的发展和成果也可以用来支持酷儿理论：因为许多因素影响性别特征。比如不同染色体上共19个不同的基因控制一个人的性器官形成。也就是说不只是X和Y染色体控制性器官的形成，而是第1、9、11……染色体也有作用。人类的其它许多特征也是这样的，有些是由于激素如雄性激素或者雌性激素来控制的。而雄性和雌性都有这些基因和激素。

在生物学和医学中许多不同的特征可以用来区分性别：染色体、基因、性腺、激素、内生殖器、外生殖器、教育。估计把所有这些特征综合到一起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典型男性或者典型女性的。

对科学的批评

酷儿理论批评传统科学忽视现实中的过渡，而是把现实分解为明确的单一体，由此形成了统一的、包罗万象的、可以解释的世界的印象。此外酷儿理论批评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万能性。

莫尼克·维蒂格在她的文章中批评传统和女权主义思想结构中的性别角色，因为它们都是从异性恋的角度出发的，它们都认为世界上有两个明显不同的性别。而实际上性别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它们是人为的。

朱迪斯·巴特勒继续发展了这个思路，她认为突出女性身体也是这样的一个单调的思路。但是巴特勒的理论也受到批评，因为突出的不只是女性身体，而且这也是一种歧视。

大卫·哈珀林则主要研究同性恋。伊芙·科索夫斯基·赛菊寇、特丽莎·德·劳丽蒂斯和盖尔·鲁宾则重点研究同性恋恐惧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