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运动（feminism movement）又译妇女解放运动或女性运动，即反对歧视女性，使女性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实现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女权革命家的一项社会目标或社会运动。

人类社会历史上，人权的概念已有了200多年的历史，但人权概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包括女权。例如法国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人权”（rights of man）的含义只是男人的权利。世界妇女解放运动推动女人的做人之权从边缘进入主流，使女权成为整个人权的重要内容。

国际妇女解放运动从萌芽兴起，发展至现代亦有200多年的历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生了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前者较后者发端早）。

英、法等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妇女运动的产生提供了经济条件。19世纪30--40年代，英、法等国进入到机器工业大发展的阶段，以大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占了统治地位，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而巨大的发展。同时，在产业革命的影响下，先进女性冲破中世纪以来的封建束缚，走向社会，拥有与男子同等抗衡的社会分量。然而，新兴的男权政客依然蔑视妇女，于是她们开始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资产阶级革命在各国取得胜利，为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条件。1640-1648年，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封建文化时代进入新的资本主义时代。1776年，爆发了北美英属13个殖民地人民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现代比较深刻和彻底的一次革命，它扫荡了法国的封建势力，推动了欧洲各国革命，动摇了欧洲其它国家的封建统治基础。资产阶级妇女积极参加了本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而开始兴起。

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兴独立流派。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思想为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上，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启发了资产阶级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斗争的觉悟，是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产生的直接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

资产阶级妇女运动首先起于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法国，接着在英国引起反响，又波及北欧等国。继而在美国得到迅猛发展，不久遍及西方社会。法国女性主义是世界妇女运动的第一声，它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参加革命斗争的妇女人数非常可观。1789年7月14日，妇女和男子一起攻克了巴士底狱，妇女拿起武器参加到保卫巴黎和进攻凡尔赛的斗争中去。这次斗争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大规模行动，它标志着法国妇女运动的兴起和法国妇女的觉悟。同时，贵族妇女和资产阶级妇女开始举办沙龙，讨论社会上一系列问题。1791年9月，奥兰普·德古热发表了《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或称《女权宣言》，提出了17条要求，它是世界上也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份要求妇女权利的宣言，表现了一种独特的、完整的女权思想。

法国女权运动先驱们发表的《女权宣言》，更为深刻地触动了英国中产阶级妇女，使她们开始思考女性的真正地位和权利。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士发表了《女权拥护论》，也称《女权辩护》，详细叙述了长久以来社会对妇女的不公正待遇，要求开发女子的智力，要求各方面的平等权利。她致力于为妇女谋求教育平等和社会平等权利的运动，后人称为世界妇女运动的鼻祖，《女权拥护论》成为女权运动的理论武器。英国妇女开始组织自己的团体，进行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

1776年美国颁布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思想，成为美国女权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在独立战争中，美国妇女不仅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战，同时也为争取女性解放而战。同年，美国女权运动的著名人物艾比盖尔·亚当斯和玛丽·奥提司·华伦等人联名上书大陆会议，以妇女参战为理由，要求给妇女以选举权，所以讲美国妇女运动以争取妇女参政权为出发点。

日本妇女运动比西方各国略晚。日本的明治维新，促进了日本妇女的解放，束缚妇女言行的旧风俗、旧道德受到了冲击。明治政府初期实行了一些把妇女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政策，如鼓励妇女受教育，解放艺娟，妇女有了离婚诉讼权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阶层开始形成。一些争取男女平等的勇士们，如福泽谕吉、植木枝盛等人提倡男女平等。一批出色的女权运动家，为争取妇女的合法权益而斗争，如岸田俊子、景山英子等。

兴起时期的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它的特点，一是参加人数有限，波及范围小，只局限于资产阶级中上层妇女；二是它的运动是与本国的各种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三是妇女运动的内容只是处于发表宣言、成立团体，成果不显著；四是各国政府仍然把妇女列为次等人的地位（例如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解决妇女问题，妇女运动不久也被压制下去，1804年的《拿破伦法典》贯彻了一条男尊女卑的原则），这种对妇女的歧视，直到20世纪后才逐步得到纠正；但是妇女在斗争中得到了启发和锻炼，这就为以后的资产阶级妇女运动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争取参政权的运动，使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形成了第一次高潮，成为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运动。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不断发展，资产阶级的妇女获得了同男子一样的知识与技能，就业人数增加，现实处境需要妇女获得政治权利，于是一个以争取参政权为主的妇女参政运动便在整个西方世界发展起来。

19世纪20— 30年代，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更多的女性参与了产业劳动和社会活动，并且首先展开了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1832年，在修正选举法时，英国妇女便开始了争取自己社会地位的斗争。1860年以后，英国妇女开始了行之有效地参政运动，此时妇女参政运动的中心人物是哲学家约翰·穆勒，他认为实现男女平等，必须在法律上确立男女平等的权利。同时各种争取参政权的妇女组织纷纷成立。1889年，富有实战精神的女权运动领袖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建立了“女权同盟”。1903年，她又同自己的两个女儿组织起“妇女社会与政治同盟”，成为女权运动激进的核心力量。她们闯入演说会场质问首相或大臣，为了唤起社会各方人士对妇女参政运动的关注，她们还采取了激烈的手段，破坏设施、纵火、自杀等形式。与此同时，以福西特夫人领导的“妇女参政权同盟”，反对在政治运动中使用暴力手段，主张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获得妇女参政权的目的。1909年12月，该同盟组织了大规模的争取妇女参政权的请愿运动，签名者达28万多人。但英国的妇女参政运动，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妇女的参政权才被逐步的承认。

美国妇女参政运动开始于1647年，美国马里兰的一位妇女布伦特夫人要求给有财产的妇女一定的发言权，她是美国议会史上第一位要求承认妇女政治地位的女性。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妇女将争取女权运动与黑奴解放运动相结合，从而将美国的妇女参政运动推向一个高潮。1848年7月，由莫特夫人和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主持，召开了美国第一届妇女权利大会，通过了《美国妇女独立宣言》，它使美国女权运动有了比较明确的方向，将争取妇女选举权纳入女权运动的奋斗目标之列。19世纪未，争取妇女选举权已成为美国妇女运动的主要宗旨。许多资产阶级妇女纷纷建立妇女参政团体，积极开展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1890年，美国妇女成立了“全美妇女参政协会”，使各自为战的妇女参政运动拧成一股劲，使争取选举权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妇女运动由西向东席卷全国，斗争方式日益多样化和激进化，游行示威，纠察、诘难政治候选人、绝食等等。在妇女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致使一些政治领导人也公开支持妇女要求选举权的活动。1918年，美国众议院批准了妇女的选举权，1920年正式生效，美国成年妇女与男子一样有了选举权。

法国妇女参政运动是从创办参政组织和女性报纸开始的。1869年，莱晶·里歇和玛丽亚·德莱斯梅创建了“妇女权利同盟”。1881年，贝尔蒂娜·奥克莱创办了《女公民报》，这是第一家参政派报纸。1900年，在国际妇女权利大会的影响下，法国妇女采取多种形式，如张贴广告、巡回讲演、烧毁民法典，召开争取妇女参政的大会等，法国劳动妇女以罢工的形式，支持妇女参政运动。法国妇女的参政运动历时几十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未赢得妇方的选举权。直到1944年，法国宪法才确认了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由于挪威剧作家亨利克·约翰·易卜生的常常引起争论的“社会剧”特别是《玩偶之家》与《海达·高布乐》，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极大，提高了人们对于妇女地位的认识，因此，北欧诸国给予妇女选举权要早于西方其它大部分国家。芬兰于1906年、挪威于1913年、丹麦和冰岛于1915年、瑞典则于1919- 1921年实行了妇女选举权。丹麦与芬兰也是最早接受妇女担任内阁成员的国家。1924年丹麦内阁中就有了女教育大臣。

日本妇女参政运动是针对《日本治安警察法》中禁止妇女参加政治活动，要求修改该法的请愿运动而开展的。1911年，以平缘雷鸟为代表的中上流社会的妇女组织了一个进步团体“青杯社”，并且创办了《青杯》杂志。1920年，平缘雷鸟、市川房枝等人，为要求妇女在宪法上应有的平等权利与义务，又组织了“新妇女协会”。经过妇女们的努力，1922年《治安警察法》被修正。1932年以后，日本大兴侵略之风，把日本妇女组织管制起来，妇女参政运动停止。直到“二战”后，1946年日本妇女才有了参政权。

在资产阶级妇女为争取参政权而斗争的同时，世界无产阶级妇女除了参加这次斗争之外，还开始了争取自己地位的斗争。

1871年，巴黎工人举行起义，巴黎公社诞生。在整个斗争中，巴黎无产阶级妇女表现得很英勇，著名的女英雄路易丝·米歇尔，就是一名出色的妇女组织者，无产阶级妇女在斗争中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每当斗争处于关键时刻，无产阶级妇女直接参加战斗，英勇顽强。马克思对巴黎妇女为建立无产阶级红色政权所作的英勇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巴黎公社时期妇女们创造的光辉业绩，是19世纪下半叶劳动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缩影。为世界无产阶级劳动妇女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日子里，俄国妇女在前线和后方，英勇战斗。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诞生，立即宣布废除沙皇专制政府颁布的歧视妇女的旧法律，规定了一系列保障男女平等、保护母亲、儿童，巩固家庭的法令。前苏联妇女地位的根本变化，为世界无产阶级妇女解放事业树立了榜样，同时也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新纪元。

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加深了新的阶级矛盾，导致了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斗争。资本家大量雇用童工、女工，用廉价劳动力来压低工资，延长工时，排挤成年男工。女工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激起了女工的反抗，1837年的英国宪章运动中，女工积极参加，要求改善女工待遇。各国女工还多次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环境。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女工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以后宣布这一天为“国际劳动妇女节”，这无疑是美国劳动妇女斗争的一大胜利。1901年在日本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开展了禁止使用童工和妇女夜间上班的制度，日本女工多次罢工，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斗争。

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这时期的世界妇女运动明显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使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开始趋于低潮，其原因：一是许多国家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在获得参政权后，以为目的已达到而放弃了斗争；二是封建势力反对女权运动开始回潮；三是当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触及到资本主义制度时，出于阶级利益，资产阶级妇女就完全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而不再向本国政府争取妇女权利；四是在法西斯独裁的国家，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妇女首先成为受害者，这些国家的妇女运动处于低落状态。

其实早在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之前，妇女已经在太平天国掀起的浪潮中显示过自己的力量。但太平天国的妇女多来自底层，难以摆脱被利用的命运。到了清末，闻风而起的多为知识女性，在争取女权方面就主动多了。安徽才女吕碧城，起先是拿笔做刀枪，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时政、提倡女子教育。她继而受到翻译大家严复的栽培、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赏识，年纪轻轻就做上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监督（相当于校长）；杭州女子惠兴，自己动手筹款兴办女子学堂，当看到办学的钱远远不够，就自杀明志，以自己的生命推动妇女教育。

这批首先觉悟的中国知识妇女，创办了很多期刊杂志，宣传妇女解放、性别平权等新思想，以启迪同胞姊妹们共同斗争。1899年，著名女宣传家陈撷芬在上海创办了《女报》，这是中国最早的妇女刊物。继之又有丁初我、陈志群1904年创办的《女子世界》，这个杂志延续了3年，是宣传革命思想最持久、最有力量和最有影响的妇女刊物；还有著名女革命家秋瑾1907年创办的《中国女报》，留日学生燕斌同年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何震同年创办的《天义报》，以及随后在东京创刊的《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神州女报》、《女论》，陈以益、谢震在上海主编的《女报》，上海城东女学社创刊的《女学生》，唐群英在东京创办的《留日女学会杂志》、在上海创办的《妇女时报》等等。这是以“女”字命名或登载妇女问题较多的报刊。此外，留日青年办的革命刊物《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以及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等，对妇女解放问题均有不少论述。

这些妇女刊物积极为女权运动呐喊。《中国女报》曾编一首《勉女权歌》的歌词：“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类似的歌词还有《常熟竞化女校开学歌》：“组织新社会，女权恢复是英雄。改革旧社会，解脱奴隶有几重。”通过短短的歌词，唱出了广大妇女的心声，激励她们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这些妇女报刊还大力提倡女子教育，兴办女子学校，让广大妇女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国民教育者，进化之母也。女子教育者，国民教育之母也”。“今世界各文明国，首重女学，故其国强如此也，故其种强如此也。”“近世以来，男子视女子为玩物，女子亦自居于玩物，缠其足，洞其耳，涂其面，锢其身，无智识，无学问，无权利，无义务，昏天黑地，梦死醉生。呜呼，优胜劣败，不进则退，女学沦亡，国势衰颓，堂堂中国帝国退化至 今，乃未开化国。”

这些报刊还大力提倡女子教育，兴办女子学校，让广大女性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这种进步思潮的宣传鼓励下，中国开始办起了一批女子学校，妇女留学生也迅速增多，这对提高女性的觉悟，对女权的解放，都有重大作用。

兴办女学，需要女教师。对女教师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女生留学事业的发展。当时去欧美留学殊为不易，一大批人就近去了日本。清末的留日学生当中，女生占了1%。她们大部分是自费，很多是跟着父亲和兄弟一起去的日本，也有极少数是官派。别小看这区区的1%，她们当中充满了“不安分”的人物。在留学高峰的那几年，她们先后发起了6个组织，创办了7份出版刊物，讨论妇女问题，批判旧观念、旧习俗，提倡天足、女学、婚姻自主等。

基于上述“合群”的心理认知，辛亥知识女性共组织了约35个妇女团体，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类：1、与政治运动有关的组织，如“共爱会”、“女界协赞会”、“女子参政同盟会”等；2、与教育有关的组织，如“女子兴学保险会”、“留日女学生会”、“湖北女子教育会”等；3、与谋职有关的组织，如“女界自立会”、女界合群求进会”、 “女子手工传习所”等；4、与福利有关的组织，如“卫生讲习会”、“女子进行社”、“中华民国家庭改良会”等；5、与社会运动有关的组织，如“女子后援会”、“女子劝捐会”、“劝募手工御寒品会”等。上述妇女团体遍布全国8省4市及日本东京，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效应。

虽说当时留日的女生基本上都是抱着学成后回国教书的目的去学习，但日本后来渐渐成了反清革命党的大本营，很多女留学生非但不回避革命，反而应声而起，表现出不让须眉的风采。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携手组建了同盟会，吸引了将近20名女性加入，包括秋瑾、唐群英、张汉英、何香凝、吴木兰等人。敢于参加革命的女性，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男子。

辛亥前后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的女性，有姓名可查的有380多人，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有18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时期有名可查的女同盟会员54人，个中尤以何香凝、秋瑾、林宗素等为著。这些女性或不畏艰险，苦学技术，试制炸弹；或机智勇敢，伪饰结婚嫁娶，为起义队伍运送武器；或秘密组设机关，掩护革命党人；或参与暗杀活动，实践反清志向等。譬如，为掩护同盟会在东京筹组，何香凝特提供自己的寓所为通讯联络点和集会场所，并肩负守卫工作及收发信件；为谋刺清政要员，以方君瑛为首的同盟会暗杀部多次冒险行动；为准备反清起义，秋瑾主持大通学堂，以培养革命力量，并组建了皖浙一带的“光复军”以为起事。此类事件，不胜枚举。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11月4日，上海光复后，薛素贞代表革命妇女向沪军都督府陈其美上书，要求成立妇女军事团体。在陈其美支持下，女民国军当即成立，上千名妇女报名参加。辛亥革命期间，妇女界组织了多支军事组织，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有女子军、女子军事团、女子光复军、女子决死队、女子暗杀队等等。她们有的开赴南京作战，有的投身北伐向烟台进军。上海一带由于妇女新式教育起步较早，女子革命队伍尤较北方活跃，在武昌起义后，组织了5个北伐军事团体， 即薛素贞发起的“女国民军”、陈婉衍发起的“女子北伐光复军”、葛敬华等发起的“女子军事团”、吴木兰发起的“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及沈佩贞发起的“女子尚武会”，武装力量约占上海的四分之一强。革命女性已经很自然地发挥起女性的优势，尤其在医疗、后勤、侦探情报等方面担起责任。

她们勇猛异常，一洗柔弱之习，有的开赴南京作战，有的投身北伐向烟台进军。这些英雌女杰，驰骋疆场，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1911年11月初，江、浙两省组织联军北伐。唐群英便将她率领的有400名队员的女子北伐队列入江浙联军编制。同月下旬，抵南京外围时，联军主力担负攻城主战，女子北伐队和何奇伍团奉命在玄武门助攻。南京城久攻不下，唐群英挑选8名精兵组成小分队，杀死守门清兵，亲自挎着双枪带领女兵攻陷城门，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光复。此役耗时近一月，既是革命军对清廷的致命一击，更堪称辛亥革命成功的奠基之战。

随着革命形势的日渐好转，女子参政问题凸显出来。一些知识女性深信妇女参政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先导：“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在她们看来：“女子之有参政权， 为人类进化必至之阶级，今日不实行，必有它日；则与其留日后之争端，不若乘此时机立完全民权之模范。”于是，她们高举“天赋人权”、“男女平等”、“妇女参政”的旗帜，以妇女参政团体为依托，掀起了勇争参政的女权运动。

这一时期，女子参政团体如雨后春笋， 竞相生长。 譬如在上海，1912年3月，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宣告成立。“以联合全国女界， 普及教育，研究政治、提倡实业，养成共和国完全高尚女国民为宗旨。”并创设女子完全法政学堂，以为参政作准备。4月， 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等联合其它各省的妇女政治团体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宣布宗旨为：“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此期，以吴木兰为会长的女子同盟会也壮严宣布：“本会之设以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预政事为宗旨。”此外， 中华女子共和协进会等团体也纷纷崛起，进一步壮大了上海妇女参政队伍。在其它省份，妇女参政团体也颇具规模。如在湖南，女子参政同盟会湘省支部参加的有800多人，并办有《女权报》，以参政为目的， 一时轰轰烈烈。在湖北，陆国香、吴淑卿组织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推举吴敬君为会长，并成立法政学堂，“发扬女德，灌输女识，以为参政女子预备。”此类团体，不一而足。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约法期间， 妇女参政团体多次上书参议院，言明妇女参政心声。唐群英等几十名妇女上书孙中山，坚决要求“将女子与男子权利一律平等明白规定于临时约法之中，”“以重法律，以申女权。”当临时约法排斥了妇女的参政权后，唐群英等人义愤填膺，于3月19日、20日、21 日连续三天大闹参议院，踏倒卫兵，砸烂玻璃门窗，以激烈行为表达了妇女勇争参政的强烈心愿。临时政府北迁后，知识妇女群紧追不放，联翩北上，并在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宣言中表达了誓死力争的决心：“挟雷霆万钧之力以趋之，苟有障碍吾党之进行者，即吾党之公敌，吾党当共图之。”8月10日，在闻知《参议院议员选举权》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又一次将妇女排除在外时，住在北京的60多名妇女浩浩荡荡涌入参议院，宣称以最激烈的手段对待。当参议院开会时，唐群英、沈佩贞等人不顾巡警的阻拦，入特别旁听席，用激烈的言辞与议员们辩论，表示“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待方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参政权，亦不必承认袁者为大总统。”她们还创办了以参政为主要内容的《女子白话报》，抨击袁政权“欺压女界实在太甚，所订的议院选举权，没有女子的选举权，便是将我二万多同胞一概抹煞了。”呼吁妇女一次争不到，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三次四次，乃至无数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但在反对派的四面讨伐声中，妇女参政运动整体败北。然而她们这种精神却鼓舞广大妇女不断为之奋斗。辛亥革命后，广东省议会章程就规定女议员为10名，庄汉翘、黎金庭、李佩兰等10人当选为女议员。其中，黎金庭还被任命为宝安县县长。这是辛亥知识女性冲刺政界的最初成果。

1924年，向警予与李励庄、钟婉如、陈逸云等人筹建广东女权运动大同盟，任会长。6月下旬，向警予参与领导了上海闸北丝厂和南洋烟厂的大罢工计划，上海口14家丝厂1．4万余名女工要求改善待遇而罢工，厂主勾结军警进行镇压，一些工人被捕。在共产党员向警予等的帮助下，女工们提出了增加工资、工作时间10小时、释放被捕工人、承认工会等16项条件。向警予又发动女权运动同盟会、全国学生总会、闸北市民协会等团体声援女工的斗争，女工所提出的要求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罢工最终取得胜利。

到1952年，解放军共有11万女军人。她们之中，许多在红军时期就参加军队的工作、在部队中有着很高荣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一批女权战士，有许多是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军队的老干部，有的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有的在人民军队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有的长期在革命战争中，战功卓著。许多红军时期参加军队有着崇高威望和功勋的一大批女军人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包括红军时期唯 一的女高级指挥员，担任过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闻名巴蜀的女将张琴秋。

国民党女权

（中国女权运动的第一声；开创男女平等载入宪法之先河）

1912年4月8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正式成立，通过了由唐群英起草的《女子参政同盟会简章》十一条政纲：（一）实行男女权力平等；（二）实行普及女子教育；（三）改良家庭习惯；（四）禁止买卖奴婢；（五） 实行一夫一妇制度；（六）禁止无故离婚；（七）提倡女子实业；（八）实行慈善；（九）实行强迫放脚；（十）改良女子装饰；（十一）禁止强迫卖娼。会后，发表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时人叹为“五千年来女权之曙光”，“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

1924年，在湖南主政的赵恒惕推行“立宪自治”时，唐群英与王昌国、葛健豪等首倡恢复了湖南女界联合会，继续为争取女权而斗争，终于使湖南省宪政委员会同意在省宪法条文中载明了“无论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岁以上男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受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级教育权”。1924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促使《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政纲中明确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从而确立了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则。

共产党女权

（女权主义被国家机构正式承认；相关条例成为国家基本宪法）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邓颖超成立北京女权同盟会直隶支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在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就提出：“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亦甚重要”、“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这种种运动，口号应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1925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任妇女部部长向警予组建女国民大会，提出13条代表妇女权益的具体要求：（1）男女社会地位平等；（2）女子应有财产权与继承权；（3）女子应有结婚自由权；（4）男女教育平等；（5）一切职业为女子开放；（6）女子应有参政权；（7）男女工资平等；（8）保护女性；（9）废除娼妓制度；（10）禁止蓄婢纳妾；（11）禁止溺女；（12）禁止缠足；（13）凡有碍女权之法律，一概废除，另订男女平权并助进女权发展之法律与宪法。

女权即是女人的做人之权，女权与人权这样自然的亲近关系，让女权早中期拥抱于民权（人权）的理论和运动的结盟。但随着全球妇女解放过程中女性组织一再重组，她们在民权（人权）运动社群中发现女性被忽视和噤声甚至被压抑和排斥的失望、找不到渴求的“接受、平等、爱与友谊”，甚至总是遇到男性的敌意，有时甚至激起暴力冲突，使得女权与民权（人权）运动分道扬镳，进而分裂，形成全新和完全独立的一种促进性阶层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寻求女性的独立自主与政治声音。这一波波分歧与分裂，对当时的女权主义者引导后续妇女解放运动的运程起到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革造。

早期社会运动

美国南北战争之前，西方女权先驱苏珊·安东尼组织她的姐妹们在反奴隶制和禁酒运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836年，当时16岁的苏珊收集了两箱反对奴隶制的请愿书，回应众议院颁布的禁止这种请愿的缄口令。1849年，当时29岁的她成了“禁酒之女”的秘书，这给了她一个公开发表言论反对滥用酒的机会，并且成为安东尼为公众瞩目的开始。

1850年末，安东尼等在纽约论坛报上读了一篇关于第一次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开的全国妇女权利大会的详细描述，哈瑞斯·格里历用欣赏的笔触描写了露西·斯通最后的演讲。斯通的话促使安东尼献身于女权运动。1852年夏天，安东尼在塞内卡瀑布见到了格里历和斯通。

1851年，塞涅卡瀑布的大街上，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的一个共同的熟人给安东尼介绍了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以及其她女权主义者阿梅莉亚·布鲁姆。1851年安东尼因为她的性别被拒绝进入之前的学会，她跟斯坦顿在美国组织了第一个妇女州级禁酒协会。在那之后，斯坦顿和安东尼一直是亲密的朋友和同事，但是斯坦顿渴望一个更广泛、更激进的女权平台。她们俩在一起横贯美国发表演讲，试图说服政府，社会应该平等对待男性和女性。

1852年9月，安东尼被邀请在纽约举行的第三届国家妇女权益年度会议上讲话，她和马提达·约瑟琳·盖奇都是第一次在这种会议上发言。安东尼作为一个维护女性权益有力量的支持者和激励的声音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她参加了后续的所有妇女权益会议，并且在1858年成为了这个组织的主席。

1856年，安东尼被一位废奴主义者——艾比·凯利·福斯特——招募，成为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在纽约支部的一个代理人的时候，还试图了统一非裔美国人和妇女权利运动。1859年5月12日，安东尼在第九届全国妇女权利大会发言的时候，安东尼问：“在我们的《独立宣言》下，撒克逊人怎么能得到剥夺妇女和黑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权利平等联盟

美国权利平等联盟建立于1866年5月10日，当时正值第十一次国家女性权利大会。在1867年，美国权利平等联盟遇到了第一次挑战，那年，堪萨斯州——一个共和党州——全名公投否决了两个议案，分别是给予黑人和女性投票的权利。在堪萨斯运动期间，组织的建立者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接受了来自著名种族主义者、疏远的废奴主义者成员们和美国权利平等联盟主席卢克丽霞·莫特的帮助。

1869年，长年的朋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苏珊·安东尼第一次发现他们在辩论的对立面，美国权利平等联盟原本是为了黑人和女性投票权利而奋斗的，但却投票给了第十五条美国宪法修正案——给予黑人男性投票权，而没有给予女性投票权。安东尼质问，当黑人男性不再继续支持女性投票权的时候，女性为什么要支持那条修正案。一定程度上由于美国权利平等联盟做出了这个决定，在那之后不久，安东尼就几乎专一地献身于女性维权运动。

全国选举权组织

1869年，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创立了一个致力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组织——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WSA）。安东尼坚持让斯坦顿尽可能久地担任协会主席。安东尼则一直担任首席（总）副主席，直到1892年她当选协会主席。

在协会创办之初的几年时间里，安东尼以扩大妇女参政权的理由多次尝试联合参与了劳工运动的妇女，但收效甚微。她和斯坦顿作为代表参加了1868年全国总工会举行的大会。然而，安东尼无意间偏离了劳工运动，不仅仅因为中产阶级妇女对于选举权的需求比工人阶级妇女的要大，更因为她当时公开鼓励妇女通过投身印刷业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独立。然而，当时印刷业的男工人都在罢工。于是，不久安东尼就因为这些争议的而被全国总工会开除。

1890年2月，安东尼策划并实现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WSA）和由露西·斯通担任会长、持更温和态度的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AWSA）的合并，并创立了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由于安东尼敬佩安娜·霍华德·肖，这次合并得以部分实现。安娜在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中任职，并且是一个很好的演讲者。在这次有争议的合并之前，安东尼就创建了一个特殊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执行委员会，而她创建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是否和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合并这个问题上进行投票，尽管利用委员会进行投票而不是全体成员投票有悖于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宪章。让全体成员通过信件投票这一提也议遭到了安东尼和她的支持者们的强烈反对，并且委员会几乎都由支持合并的成员组成（两名投了反对票的成员被随即要求辞职）。

安东尼期望同温和派女权主义者的联盟使她和像斯坦顿这样的激进派女权主义者的关系长期持续紧张。斯坦顿公开批评安东尼的立场，并写到安东尼和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会长露西·斯通：“仅仅看到了选举权。她们并没有看到妇女在宗教和社会等方面受到的束缚与不公。”安东尼则这样回应斯坦顿：“我们有超过1万名妇女成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因此我们只有将她们对于其它问题的想法和偏见放在一边，才能把她们团结起来去争取投票的资格。”

多萝西·海特，黑人女权先驱和民权教母，这位“沉默的马丁·路德·金”提醒人们，社会运动应有自省能力，对自身的谬误和偏见须有随时的警惕和反思。

一位黑人女士———多萝西·海特———站在马丁·路德·金的旁边，仅一臂之遥。那是1963年8月，当时，数十万示威者在华盛顿纪念碑前，聆听金和其他黑人领袖的演讲。在讲台上，作为这次活动重要组织者的海特却没有发言。她的沉默，使历史编纂者们忽略了她的存在。但这种沉默，意味深长。

妇女在民权运动中的地位不可小视。有学者做过一番统计，在1964年以前的民权运动中，黑人女性参与要比男性多。在30到50岁的年龄段，黑人女性的参与数是男性的三到四倍。

她们为民权活动家提供各种支持，一名民权人士写道，“总是有一位‘妈妈’在场。”“她通常是社区中争强好胜的女人，语言坦率、善解人意，情愿赴汤蹈火。”“她白天砍一整天棉花，傍晚又能给几十人准备美餐，然后就在前面的门廊坐到半夜，怀里横摆着一支短枪，用以保护在她家住宿的宣传队。”除了洗衣做饭之外，她们在诸多民权活动中也都是主要参与者和组织者，起着运动的脊梁作用。

当时的美国，妇女对社会关系比较重视，南方黑人女性也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拥有发达的宗教组织体系。因此，长期从事社区和教堂工作的黑人妇女就为民权运动提供了重要组织基础和活动平台。在当时的群众游行、不合作运动以及动员选民等民权斗争活动中，黑人妇女都是主要参与者。

唯一上台发言的一名妇女却只是一名来站台的歌星。

2010年4月20日去世的美国“民权教母”多萝西·海特，当时是全国黑人妇女协会（NCNW）的主席，她在一开始就参与了CUCRL中的讨论与协商，是六位主要男性领袖之外的第七人，被称为美国“国家宝藏”。当她要求在游行中体现出女性的参与和女性的诉求之时，游行的实际组织者柏雅德·罗斯廷回答说：“女性已经被包括在内了，每个组织都有女性在里面，工会、教会里面都有。”然后就是一通推托：“我们有太多的演讲者了，时间会拖得太长，发言者里面已经有了马哈丽雅·杰克逊（灵歌女歌手）”。多萝西·海特愤怒地反驳道：“但是她不会发言，她不会代表妇女发言，也不会代表民权发言，她只是来唱歌的而已。”

事情提交到马丁·路德·金那里，他也只是推诿。这不奇怪，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沙文主义气息特别浓的组织，有女性回忆说：“我还很清楚地意识到运动中存在的男性沙文主义。历来，只要有女性在座，她就要被支使着去端茶倒水、作记录。”

埃拉·贝克是一位老资格的女性民权运动家，在这个组织中干过一阵子，她评价道：“首先，我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老女人，这就带来了一些问题：牧师们认为女人的角色是服从命令，而不是发号施令，还有面子问题，他们感觉到我有领导能力，也比他们懂得多。” 构成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主体的牧师们非常不喜欢被女性指使，也不喜欢女性抛头露面担任领导职务。在这里，许多妇女被蓄意排除在决策层之外。在其它的民权组织中，也有同样的现象。

在“华盛顿进军”之后，许多妇女开始对民权运动表示失望。一名女权活动家在一次演讲中怒火朝天地说道：“在过去的几个月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倾向，那就是把女性看作是二等公民、花瓶角色、荣誉嘉宾，而不是把她们看成是民权活动的参与者。” 多萝西·海特用“开眼”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并开始重新审视民权运动。

海特在一次采访中说，民权斗争也是大家的斗争，她不介意谁站在前排。话虽如此，民权运动中更多的是女基层战士，如罗莎·帕克斯，而不是像海特那样的领导者。因此，民权运动内部的男女不平等，也让她们感觉到自己是二等公民，并产生幻灭感。民权运动中的这种内在矛盾，正是其在上世纪60年代末失去动力导致衰败的原因之一。

一般说来，人们习惯于将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三次浪潮。妇女运动的根本任务就是向既存秩序挑战，力图改变既存秩序，以提高女性的地位。对推动人力资源的开发、奠定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延续至20世纪初

19世纪末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争论的焦点是要求性别包括男女之间的生命全历程平等，也就是两性的平等，也要求公民权、政治权利，反对贵族特权、一夫多妻，强调男女在智力上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最重要的目标是要争取家庭劳动与社会劳动等价、政治权利同值，往往被称作“女权运动”。

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70年代

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人们认为，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最早也起源于美国。这次运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其基调是要强调两性间分工的自然性并消除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要求忽略把两性的差别看成是在两性社会关系中，女性附属于男性的基础的观点。要求分领域对相应适可公众开放，等等。

始于1990年代，延续至今

第三次女权主义运动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对于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兴起。因此，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流派。人们在父权意识形态中形成的概念使得她们从男权的角度来描述这个世界，并且把这种描述混同于真理，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而女权主义者对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概念提出了挑战。尽管流派众多，但基本点是争取两性寿终平权，彻底消除女性受歧视剥削压迫乃至误对（Abusement）的坏状况。

女权组织和女权运动活动家力争将妇女的权利纳入国家、区域和国际人权领域的重要议程，推动国际社会建妇女权立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合国机构已通过若干有关保护妇女权利的公约和宣言，其中有：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52年的《妇女政治权利公约》、1967年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1974年的《在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1979年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49年联大通过的《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赢利使人卖淫的公约》、国际劳工组织1951年通过的《男女同工同酬公约》和1952年通过的《保护妇女生育公约》、1957年联大通过的《已婚妇女国籍公约》、1958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文件及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纲领》等。其中，《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北京宣言》及《行动纲领》较为全面、具体地阐明了妇女的各项权利，并分别详细制定了国际机构、国家、非政府组织等在执行公约上的职责。

女权组织的努力推动妇女权利进入政府、区域和国际的主流，并为受侵害妇女提供各种服务。许多国际的和地区的妇女组织积极投身于维护妇女人权的运动，她们建立妇女中心，从事游说和信息交流活动参与立法决策，增强妇女经济能力，对受侵害妇女提供法律服务、进行有关反对对妇女的暴力、维护妇女的生殖权利和保健等方面的培训。为了提高妇女的法律地位、一些女权组织记录侵犯妇女人权的案例，并对妇女关注的议题做深入的调查，提示国际或国家人权文书的性别盲点。

19世纪西方妇女发动妇女参政运动，使得各国女子首次在宪法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力，这一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特点：一是斗争目标明确，以争取参政权，来达到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地位；二是声势浩大，形成了女权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妇女参政运动遍及整个欧洲；三是斗争方式比过去更为激烈，除了请愿、宣传等方式外，还出现冲击会场，质问大臣等方式来争取参政权；四是斗争成果显著，这一时期的女权运动造成了很大的社会舆论，使各国政府不得不重视妇女的要求，先后从法律上承认妇女的参政权。

1909年，美国社会党人将2月28日定为全国妇女日；1910年，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会议上以克拉拉·蔡特金为首的来自17个国家的100余名妇女代表筹划设立国际妇女节，但未规定确切的日期；1911年3月19日，奥地利、丹麦、德国和瑞士等国有超过100万妇女集会庆祝国际妇女节；1913年2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俄罗斯妇女以示威游行的方式庆祝了她们的国际妇女节；1914年3月8日，欧洲多国妇女举行反战示威游行；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为纪念在一战中丧生的近200万俄罗斯妇女，俄罗斯妇女举行罢工，拉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4天后，沙皇被迫退位，临时政府宣布赋予妇女选举权。

可以说，正是上世纪初这一系列发生在欧洲和美洲的女权运动共同促成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诞生，而不是人们想当然的“国际妇女节”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