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泰爵士，GCMG（外文名Sir Cecil Clementi，1875年9月1日－1947年4月5日），英国资深殖民地官员，1930年至1934年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兼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1925年至1930年任第17任香港总督。

金文泰在1875年9月1日出生于印度北方邦的坎普尔，父亲名叫孟塔古·金文泰上校（Colonel Montagu Clementi，1839年—1919年），在当地任职军法署署长，而母亲则叫伊莎贝拉·科拉尔（Isabel Collard，1850年—1930年）；另外，金文泰也是史密士爵士（Sir Cecil Clementi Smith，1840年—1916年）之侄儿，史密士爵士是殖民地官员，曾自1887年至1893年担任海峡殖民地总督。

尽管在印度出生，但金文泰却被送回英国接受教育。金文泰早年就读于伦敦的圣保禄公学，后来升读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

在大学期间，金文泰修读了古典文学与梵文，而且表现十分出众。在1895年，他取得了赫特福德奖学金，翌年在第一次的古典文学考试中取得一级荣誉，并分别赢得了爱尔兰奖学金与克雷文奖学金。在1897年，金文泰进而取得了博登梵文奖学金，而且差一点赢得盖斯福德希腊散文奖；至1898年，他又在人文学科中取得了二级荣誉，并同时取得文学士资格。未几，金文泰在1899年参与了校监拉丁文散文比赛，但未有取得第一名。在1901年，金文泰又取得了文学硕士资格。另外，他亦曾获授半院士奖学金（demyship），该奖学金乃莫德林学院独有，而所有获奖者都该院的顶尖学生。

尽管在学术上极有成就，但金文泰却没有选择在大学内继续过学者生活。在1899年取得学士学位后，他随即投考公务员试，而且在考试中名列第四。试后金文泰有机会选择在英国本土、印度或各大英帝国殖民地的政府工作，而最终他选择到香港。不过，当时社会一般认为，殖民地部东方司的差事比起其它工作，地位仅属次级，所以金文泰一类成绩卓越的学生选择来港，是十分罕见的情况。

金文泰在1899年获香港殖民地政府聘任为官学生后，旋即获安排到广州学习广东话，但鉴于当时庚子事变爆发，他未几在1900年7月被迫返港。虽然如此，他以极速学好广东话，且在1900年12月通过最后一份广东话考试，创下一众官学生在最短时间内通过考试的记录。他后来于1902年还担任广东话考官，而凭借他的语言天份，更于1906年进一步通过了官话考试。

在1901年，金文泰获委任为助理总登记官，以协助时任辅政司骆克爵士对在1899年接管的新界地区进行人口登记。但到1902年，他被借调到印度政府，以进行一项特别工作；而同年，他亦获委任为太平绅士。在1903年，金文泰复被短暂调往广西，以参与当地的饥荒救济工作。未几，金文泰在同年调返香港，到田土厅出任助理田土注册处处长兼巡理府，主事土地登记；后来又在1907年改任助理辅政司兼立法局执行秘书，并曾于1909年前往上海出席国际鸦片会议。至1910年，金文泰出任时任护督梅含理爵士之私人秘书，不久更在1911年至1912年升任署理辅政司，并且同时兼任了行政、立法两局议员之职。

于香港供职期间，金文泰的才华与办事能力甚得到上司的赏识。港督卜力爵士曾形容他是殖民地部“东方司最有才干的人，作为一位思想家和学者，他日必有所成”。至于另一位港督卢吉爵士亦曾认为金文泰才华洋溢，富有同情心，而且曾在香港大学成立时提名他出任创校校长，可是到最后因故而没有成事。此外，金文泰在香港时曾经大力支持成立香港大学；当大学于1912年正式成立时，他曾亲身为大学撰写拉丁文校歌，捐赠大批重要中国典籍，并着力为大学的中、英文化关系研究进行筹款。大学校方为表答谢，曾在1916年建议向金文泰颁授荣誉博士学位，可是由于当时金文泰身在外地，结果要迟至1925年，即金文泰返港出任港督以后，港大才得以向他颁赠荣誉学位。

在1913年，金文泰被改派到英属圭亚那出任辅政司，任内曾三次署任总督之职。后至1922年，金文泰复改调至锡兰出任辅政司，任内亦曾一次署任总督。在1925年，香港及广州出现了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由于时任港督司徒拔爵士对事件采取强硬态度，对工人拒不让步，结果遭到英国政府撤换。司徒拔爵士被撤换后，英国方面有见金文泰熟知中国文化，而且对中国的态度一向友善，于是他获伦敦委为第17任香港总督，以设法缓和省、港局势。金文泰于1925年11月1日抵达香港，正式履任港督之职，而他也是历史上第二位本地官学生（相当于政务主任）出身的港督。另值得注意的是，金文泰是首位从皇后码头登岸之港督，自他以后，从该处登岸履新，成为了历任港督的传统。

金文泰出任港督的消息，曾使当时的署理港督施勋爵士有所不满，施勋爵士认为金文泰固然有才华，但他自己也出任了香港辅政司之职达15年之久，极有理由出任港督。故此，他曾对金文泰，而不是他出任港督一事，表示“感到十分惊讶”。至于在金文泰上任后，施勋爵士亦没有继续留在政府。

在金文泰上任之时，省港大罢工的高潮其实已经过去，而随着孙中山在1925年3月逝世以后，蒋介石则逐步成为了国民党的实际掌权者。蒋介石掌一方面反对“联俄容共”，对共产党有份参与的大罢工不再支持外，一方面他又筹谋统一中国，计划展开北伐，并积极寻求外国支持，这遂使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出现转机。

金文泰一直认为，“要维系香港的安宁，就有必要和国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因此他甫上任就设法修补两地关系。在得到罗旭龢和周寿臣爵士等本地华人社会领袖的支持下，金文泰努力使政府取得舆论的认同。其中，他更让政府向罗旭龢发放津贴，在香港发行反共报纸，好让香港政府与国民党的右翼份子站在同一阵线。

另一方面，金文泰又积极地与国民政府展开对话。在他上任后不久，金文泰就派出辅政司前往广州谈判解决罢工。未几，他进而邀请国民党要员宋子文访问香港。在这连串的访问中，尽管金文泰与港府从没有作出让步，但却对国民政府采取开放的态度，使两者的关系得到逐步的修补。在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解除了罢工工人的武装力量，至同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更正式解除对香港的封锁，并且解散罢工委员会，结束了持续多时的省港大罢工。其后在1928年3月，金文泰复代表英国政府，到广州进行官式访问，期间正式承认了国民政府政权，使两地外交关系完全修复过来。

大罢工结束以后，金文泰对劳工与工厂法例作了相当的改善，而且还限制了童工的聘用。此外，他又对市区的贫民区进行重新规划，以改善贫民的生活水平。尽管省港大罢工曾使香港经济大受打击，但毕竟影响是短暂的。随着转口贸易的恢复，香港1927年出口船只之总吨位数，已直逼1924年罢工发生前的水平，而且还不断上升，至于政府之年收入也屡创新高，每年收益大约维持在2,000万港元以上。

除了大罢工的乱局外，前任总督司徒拔爵士还留下妹仔问题，尚待金文泰去解决。在金文泰任内，曾得到短暂平息的妹仔问题再次受到英国关注。当时，英国工党的下议院议员爱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向保守党殖民地大臣里奥·艾默里提出，要求重新审视港府对妹仔的政策，金文泰遂因此被着令对妹仔问题提出建议。

与他的前任一样，金文泰认为妹仔是中国自古已有之的一项传统，而他亦不同意妹仔往往会沦为妓女的说法。因此，金文泰曾向英国建议将妹仔改称“养女”了事。惟建议送出后不久，英国工党却在1929年胜出大选，上台掌政，而新任殖民地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Lord Passfield）更是费边社的成员，结果金文泰的建议不获帕斯菲尔德勋爵接纳，而他更促请金文泰尽早直接废除妹仔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金文泰唯有立例对妹仔的工作性质作出规范，另外又不情愿地向全港4,000名妹仔进行登记。不过，尽管如此，废除妹仔的进程仍然停济不前，终金文泰一任也没有完成。

金文泰任内十分积极于社会基建的发展。其中在医疗卫生方面，如前所述，他除了主持了重建贫民区之工作，改善卫生情况外，他任内更兴建了九龙医院，以及计划在薄扶林兴建规模浩大的玛丽医院，去应付和满足需求日增的医疗服务。此外，金文泰又于1929年成立医务卫生署，着手消除区内的风土传染病，最终鼠疫得以在他任内绝迹于香港，而疟疾一类常见的热带传染病也得到有效的控制。

至于在食水方面，尽管金文泰任内着手扩建城门水塘，但香港在1929年的时候仍然遇上了大旱。在当年4月开始，由于久旱无雨的关系，金文泰实施了七级制水，并且每日供水两小时。天旱的情况更一直持续至同年9月才告舒缓，期间，港府曾成立食水供应委员会，设法节制用水，并从内地调来食水以济水荒。惟当时食水仍然严重不足，结果更触发上20万名居民前往内地逃避旱灾。事后，金文泰提出以海底水管输水的建议，并于1930年建成全港第一条海底水管，以解决食水供应紧张的问题。

在交通方面，金文泰一直也很重视航空交通的发展潜能，因此他在1928年决定让政府接办位于九龙的机场，并以该处土地的原持有人何启爵士爵士和区德的名字，将之命名作启德机场。同时，金文泰仍热心支持驻扎于启德机场的皇家空军，并促使立法局通过向空军所属之飞行会每年发放定额津贴。另外，金文泰又让原海港局局长兼领民航处处长之职衔，使港府对航空交通的管理更具规模化。

金文泰任内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则相信是他对中文教育之贡献。金文泰雅好中文，热爱中国文化，于是在他的提倡下，香港大学于1927年设立了中文系，并以前清遗老赖际熙与区大典等翰林教授经典。然而，由于当时新文化运动乃中国大陆的主流思想，结果港大设立中文系一事遭到了鲁迅一类反对封建礼教的文人学者大力抨击。此外，金文泰任内又在1926年3月1日成立香港首间中文官立学校——官立汉文中学，并以汉文视学官兼任该校校长，至1928年，金文泰又颁布了《中小学中文课程标准》，规定香港的中文学校与国民政府采用相同的“六三三”学制，以便让中文学校学生能够衔接到内地的学校课程。

由于金文泰早年曾长期在新界工作，所以与新界居民的关系比历任总督也要好。在他上任一个月后，金文泰就立即访问新界，并获得当地居民热烈欢迎。其后在1926年，金文泰又同意废除用于新界地区不合理的补地价政策，结果在同年9月1日，新界乡绅更罕有地为港督祝寿。他们除了在大埔举行盛大寿宴外，乡议局又特意呈上《金文泰制军五一贺寿序文》，以为纪念。

另一方面，金文泰任内亦努力希望新界能够永久割让予英国。早在1926年1月，即省港大罢工仍在进行的时候，他就曾向殖民地部表示要尽可能保住新界。其后在1927年，金文泰曾进而表示希望趁国民政府北伐时，将新界的租地“永久化”，惟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蓝浦生爵士却担心此举会激化中国的反殖民主义情绪而加以拒绝。及至1930年，英国将威海卫租借地交还中国时，金文泰亦即向伦敦建议，英方应借机会延长新界租约至1997年6月30日以后，但建议始终不被接纳。对于新界租约在任内无法延长，金文泰曾感到十分失望。

在政治改革上，金文泰亦对两局进行过一定的革新。在1926年，他委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周寿臣爵士兼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之职，以填补遮打爵士逝世后遗下的席位。周寿臣爵士是历史上首位华人行政局议员，但实际上，周寿臣爵士入局的建议最初被金文泰提出的时候，英方是表示反对的。时任外务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与殖民地大臣里奥·艾默里皆认为，如让周寿臣爵士入局，日后大有泄密之虞，惟金文泰则反驳指欧籍议员也有泄密的机会，而行政局会议也甚少讨论机密事务。最终，英廷接受了金文泰的建议，惟在周寿臣爵士入局的时候，英廷又同时规定，行政局议员自此不可接触机密文件。

至于在立法局方面，金文泰任内亦逐步加强其代表性。在1927年，金文泰委任布力架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使葡籍人士首度在立法局有代表议席。至1929年，金文泰又委任华人曹善允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让九龙也首次有代表入局。综合而言，在1929年的时候，立法局的官守议员人数增加了2名，而非官守议员人数则由6名增至8名，其中3名是华人议员（分别是周寿臣爵士、罗旭龢与曹善允）。尽管人数有所增加，惟总督仍然握有绝对的决定权。

在1929年，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克里福爵士突然因病提早退休，金文泰遂临时于同年11月20日获委任接替克里福爵士。金文泰后于1930年2月1日不情愿地离开香港，结束其短而颇受好评的任期。

在任三洲府总督任内，金文泰进行了不少有远见的改革。有鉴于马来亚政府的权力过份集中，加上海峡殖民地总督又身兼马来亚高级专员之职，这使得金文泰感到工作十分繁重。因此，金文泰尽可能地下放不少属于中央的权力到地方，以增加地方施政的灵活性。另一方面，金文泰又积极地让本土人士担任殖民地政府的行政工作，同时又对马来西亚文化与马来语加以推广，并将之编入当地的教育课程之内。可是，金文泰的革新却得不到当地的本土人，以及华人的支持，结果促使他要对改革作出妥协。由于阻力太大的关系，上述的改革始终无法在其任内顺利完成。

至于在基建方面，金文泰任内曾提出要在新加坡兴建一座“世界最大、最好、和最重要的机场”，以取代不敷应用的实里达机场。金文泰的建议其后促使了加冷机场的兴建，经过一连串的工程后，加冷机场在1937年，即金文泰卸任后才正式启用。这座在当时被誉为“大英帝国最好的机场”，在巴耶利峇机场于1955年落成以前，一直是区内最重要的机场。此外，金文泰又在1933年于新加坡主持了克里福码头（Clifford Pier）的开幕仪式，可是由于新码头弃用旧名“庄士敦码头”，结果开幕仪式遭到部份的商人杯葛。

在新加坡供职期间，金文泰患上了糖尿病，结果促使他于1934年10月18日在英国休假期间，宣布提早退休。退休后的金文泰定居于英国，时间主要花在写作和学术研究上。另自1940年至1941年，他曾出任绸布商人同业公会主席（Master of Mercers' Company）。晚年的金文泰居于白金汉郡海威科姆（High Wycombe）附近的霍尔默阁（Holmer Court），1947年4月5日因心脏衰竭在那里逝世，终年71岁，遗体在火化后被安葬于白金汉郡的潘街教堂（Penn Street Church）。

金文泰的遗产在1947年9月9日估值，结果共值3983英镑19仙令2便士。

金文泰的妻子名叫佩内洛普·露丝·科博德·艾尔斯，MBE（Penelope Rose Cobbold Eyres，1889年—1970年），是海军上将C·J·艾尔斯，DSO，OBE（Admiral C. J. Eyres）的女儿。金夫人最初因父亲被派驻香港的关系，而居于香港，期间结识了金文泰，两人后来在1912年4月16日于香港结婚。

金文泰夫妇的关系十分要好，金夫人亦一直对金文泰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金文泰夫妇共育有一子两女，其子克雷斯韦尔·金文泰（Cresswell Clementi，1918年—1981年）曾在皇家空军任空军少将。至于克雷斯韦尔的儿子大卫·金文泰爵士（Sir David Clementi，1949年2月25日—）则是英国保诚保险的主席。

如前文所述，金文泰热爱中国文化，是皇家亚洲学会的会员。他除了熟习广东话和官话外，又通晓中国诗词，而且曾翻译有《广东话情歌》（Cantonese Love Songs）等书。此外，金文泰又擅善书法，现时香港青山禅院内就有一牌坊，牌坊上“香海名山”四字即为金文泰两访青山禅院后题写。另外，金文泰又钟爱历史，曾写有《中国人在英属圭亚那》与及《英属圭亚那宪制历史》等书，这些书籍现今依然甚具学术价值。金文泰是少有的学者总督，其学术诣艺备受景仰，当中，知名诗人泰戈尔在访问香港的时候，甚至曾评价金文泰是“我在东方遇过最有修养的欧洲人”。

除文艺以外，金文泰与妻子也十分热爱四处游历。他们曾经游遍中国各省，又曾深入印度等地，并写有多本旅游著作。为表彰其贡献，皇家地理学会曾在1912年时向他颁赠卡思伯特·皮克奖（Cuthbert Peek Award），以为纪念。至于在香港，金文泰夫妇亦曾游历各处郊野，现今新界不少山径都是最先由他们开辟而来的。

金文泰爵士著作：

Cantonese Love Songs

Pervigilium Veneris，1911年

Summary of Geographical Observations taken during a journey from Kashgar to Kowloon (1907-8)，Hongkong：Noronha，1911年

Bibliographical and Other Studies on the Pervigilium Veneris，Oxford: B. H. Blackwell or London: Humphrey Milford，1913年

The Chinese in British Guiana，Georgetown：Argosy，1915年

Elements in Analysis of Thought，B. Blackwell，1933年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British Guiana，London：Macmillan，1937年

Notes on a journey recently undertaken through the interior of China，1902年

金夫人著作：

Through British Guiana To The Summit Of Roraima，T. Fischer Unwin，1920年

M.A. （1901年授予）

J.P. （1902年授予）

C.M.G. （1916年授予）

K.C.M.G. （1926年授予）

K.St.J. （1926年授予）

G.C.M.G. （1931年授予）

F.R.G.S.

M.R.A.S.

荣誉法律博士 （香港大学，1925年授予）

荣誉院士 （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1938年授予）

金文泰中学：位于香港岛北角，原为金文泰于1926年创立的官立汉文中学。学校在1951年改今名，金夫人得知此事后，曾在1958年1月4日自英国寄赠“金文泰爵士纪念杯”一座，以为纪念。

金督驰马径：位于香港岛东区郊区，据闻金文泰任在香港时，常常在此骑马。

金夫人驰马径：位于香港仔水塘，以金文泰夫人命名。

金文泰：位于新加坡的一个市镇。

七条路（Cecil Street）：位于马来西亚槟城首府乔治市的一条街道。

尽管在金文泰任香港殖民地和海峡殖民地两地总督期间，曾推行不少带来争议性的改革，但其工作效率、处事手法，以及在学术上的诣艺，仍然为他取得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