銮披汶·颂堪（泰语：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จอมพล ป. 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泰国军事独裁者、陆军元帅。

祖先是华人，祖籍广东潮州，父亲姓“吴”。銮披汶·颂堪在泰国政坛上的巨大影响力，被人们尊称为永年宰相。銮披汶·颂堪是泰国历史上最具有争议的国家领袖，尤其是二战期间的亲日政策和权力垄断、战后的虚弱，后世更是对他的功过各执一词。不过，作为民族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披汶维持了宪法、三权分立的存在，在泰国民族国家建设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有力地给泰国注入了鲜活的动力。披汶其从政生涯横跨专制时代末期、第一波民主回流、大萧条、立宪革命、训政、太平洋战争、自由泰时期、东西冷战初期、万隆会议以及民主试验时期，在泰国现代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披汶是泰国历史上少数能够留下自己印记的人之一，他的发家史堪称平民的成功典范。他原来名叫贝·奇达桑卡，他于1897年7月14日生于泰国暖武里府一个卑微的农民家庭，后被送往曼谷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4年毕业后选择加入了炮兵，1916年开始深造，这决定了他未来人生的命运。他在深造期间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1924年去法国枫丹白露军事学院学习的机会，在法三年间，披汶积极地去质疑君主专制，接受了民族主义和君主立宪的熏陶，成为了一个进步军人。同时披汶结识了比里·帕侬荣、萨乃·尼育瑟、巴云·帕蒙门迪等主张革命推翻专制政府的学生，其中意味深长的是披汶与比里的友谊，两人在之此后数十年的岁月中因为政治立场与主张而分道扬镳，成了彼此间最强力的竞争对手，乃至一度反目成仇，但又在各自失势或得势时惺惺相惜，放对方一条生路。到了晚年，两位末路人后悔了早年的决裂，开始试图挽回这段友谊，这当然也是后话了。

1927年回国任高射炮兵总监，1928年被国王给予爵名：銮披汶·颂堪。同年成为六个人民党的创始人之中的一个。在1932年参与披耶·帕凤、比里·帕侬荣发动立宪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先是成为了玛奴巴功的内阁成员，然后又在1933年和披耶·帕凤一起发动6·20政变，成为披耶·帕凤的嫡系。披汶又在1933年10月平定保皇党叛乱的战争中显示出自己非凡的军事才能，次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陆军副总司令，1935年出任陆军司令。接下来的三年时间中，披汶以深孚人心的新人身份、四次遇刺大难不死带来的神秘感，以及他个人在议会中的上升，结束了军人集团内的组织与思想混乱，有效提高了民党军官派的凝聚力与执行力。

1937-1938年，由于很多王室土地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高官，引发了一个关于王室财产管理的丑闻震惊了曼谷。政府被迅速击倒，三个部长失去了国家委员会的职位，披耶·帕凤则辞去总理职位，退出了公共生活，他毫无疑问是厌倦了无休止的斗争。这年11月12日，暹罗全国举行立宪革命后第三次大选，35%的选民参与投票，选出91位议员，接着国防部长披汶通过一次压倒性胜利的国会选举(111票同意，2票反对)成为了总理。

而1938年12月16日披汶正式成为总理，他主持着一个25人的内阁，其中有15位军人。在一个月内，披汶又逮捕了40位政敌并且经过可疑的合法审判，通过国会投票处死了十八人，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暹罗第一次明确的政治正法。有众议员批评披汶独裁，披汶反驳道:“就杀18个人，还能算多吗?法国大革命时砍下的头装车都能排成队”。披汶还批评君主，起诉他滥用皇家财产。披汶还把训政期从10年修改为20年，这所有的行动都在加强他的权力。不久以后，披汶把暹罗改名泰国，他致力于用自己的权力来建立一个新的民族，而非一个国家。

1939年6月24日，暹罗国民议会决定将国名由“暹罗”改为“泰国”（MuangThai），英文国名由“Siam”改为“Thailand”。“泰”在泰语中是“自由”、“独立”的意思，“暹罗”一名则来自梵语，意为“黄金”。废弃这一使用了13个世纪的古老国名，无疑与当时暹罗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有关。泰国的民族沙文主义者还提出了“大泰国”的口号，认为越南泰族、柬埔寨泰族、老挝佬族、缅甸掸族、中国傣族、印度阿萨姆族都属于“人种学上的泰族”，打算把“3000万有泰族血统的人”全都联合在“大泰国”之内，在中南半岛建立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披汶如是解释：“通常而言，国家的名称都是以该国主体民族的名称命名的……我们是泰族……显然暹罗并不适合我们的民族……如果有（庞大数量的）移民定居我国，那么，或许千年之后，我们可能将无法再分辨暹罗究竟是泰人的，还是华人的，抑或是其他人的国家……”

1941年12月1日，东京方面打电报给日本驻泰国大使坪上贞二，指示他同泰国政府开始进行关于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或者至少允许日本军队和平地通过泰国的领土。尽管披汶去东部边境巡视军事设施、不在首都，但谈判还是很快开始了。泰国政府拒绝了日本大使所提出的要求。同一天，英国远东当局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日美华盛顿谈判破裂的消息。12月4日深夜，英国驻西贡领事得知驻印度支那的日本船队已经离开越南金兰湾，向暹罗湾方向驶去。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为6日）晚上，日本大使坪上在使馆内设宴邀请泰国政商名流，除了不在首都的披汶总理外，泰国内阁、国民议会要员大多出席了日本人的宴会。宴会举行到半夜时，坪上突然把脸一沉，下令关闭使馆大门，将泰国的达官显要全都扣留在使馆内，随后向其提出允许日军进驻的交涉要求，当天夜里，曼谷的日侨妇女老幼早以“观看电影”为借口在日本人学校集合，随后趁夜溜上了停泊在曼谷港的“巴达维亚丸”号商船。日侨中留下来的“在乡军人”摇身一变，全都穿上了军装，以“纳凉”为借口，分别乘坐20多辆汽车到湄南河口和曼谷港码头接应日军登陆部队，为其引路。一夜之间，曼谷满城满街都是身穿黄军装的日本军人。12月8日凌晨1时30分，日本海军、饭田祥二郎指挥的日第15集团军主力越过法属印度支那与泰国的边境，并解除了边境泰军的武装。披汶·颂堪闻得日军登陆的消息后，连夜乘车赶回曼谷，于上午9时下令各地守军停止抵抗。

1941年12月11日上午，披汶·颂堪与日本大使签署了临时的攻守同盟协定，并于当年12月21日在曼谷王宫佛寺内的玉佛面前签署了正式的《日泰同盟条约》，日泰结盟。一个月后的1942年1月25日，泰国对英、美宣战，是什么因素使披汶如此轻率？或许他们认为日本将在战争中获胜，泰国最好的选择就是跟随潮流，或者说他们更大胆地猜测通过一种与日本的友好，能保留更多的独立，更好地保护人民，显然，更多的是迫不得已，不管怎么说，日泰结盟使比里离开政府，社尼·巴莫则拒绝向美国宣战。而是在美国建立了自由泰政府，战争的第一年充满了激动与热情，当看到欧洲人从他们已经拥有了100多年的殖民地抱头鼠窜似地逃亡时，泰国人长期以来对西方的技术与现代化的痴迷和尊敬大大地削弱了。日本人在以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击败西方。泰国成了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共同参与者，以平等的身份，而不是以“棕色小兄弟”的身份参与，因为此刻的亚洲东部，从堪察加到澳大利亚与印度边界，泰国是唯一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与日本平起平坐的、被国际普遍承认的宪政国家。泰国甚至发动了一场他们自己的军事征战，并在1942年5月征服了缅甸景栋。日本还把马来亚北方的四个马来邦（玻璃市、吉打、吉兰丹和丁加奴）转交给泰国，披汶的声望达到了鼎盛，随着轴心国在1943年的败退，泰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动摇了，一些最死硬的亲日分子，如号召对华人进行种族灭绝的銮威集·瓦他干，被排挤出了政府。

战争给泰国经济造成了不小的问题。国内冲突不断，且企业之间经常出现恶性竞争现象。纳粹德国曾频繁地采购泰国产品，但是一度由于海运问题难以解决而停止采购，泰国的经济只能依靠日本。但是泰国所需要的欧美商品，日本同样需要，而且日本所能提供的资源由于战争的原因变得越来越少。泰国国内商品开始出现短缺现象，物价飞涨，更糟的是，日本出台进口商品免税政策，进一步减少了泰政府的收入。随着战争的持续，士气和道德都败坏了。泰国国内冲突变得越来越极端。1942年12月，泰国民众与警察发生对峙，后来双方爆发枪战，此事件被和平解决，但是这意味着泰国的事态已非常严重。此事件也导致驻泰日军的指挥官被更换为中村晓人。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逐渐失去了主动权，泰政府的立场也开始动摇。披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1942年他对参谋部长指出：“哪一方在战争中溃败，哪一方就就是我们的敌人。”当战局不利于日本，他也开始疏远日本。1943年11月，披汶没有亲自参与大东亚会议，即使东条英机在同年7月3日专程访问曼谷。但是，披汶的声誉在国内的下降速度完全超乎了他本人的想象。随着盟军逐渐加大轰炸曼谷的力度，泰国民众对披汶政府的信心在不断减少，有人开始怀疑他的外交政策。披汶离开曼谷，军队士气一落千丈。政府宣布，将曼谷民众迁移到北方的碧差汶，这个做法更导致了民众的困惑与不解。不满的不仅是民众。许多泰国王室成员和民党文官派也越来越厌倦披汶的统治，更多的精英开始支持反对派，如比里·帕侬荣。

随着1944年7月18日东条英机下台，6天后的1944年7月24日，披汶向议会提案迁都计划（一个把首都暂时迁往碧差汶，并在那里起义的计划）和佛都计划(在北标附近建造出世界佛教中心)，这两个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被议会否决。心灰意冷的披汶提出辞职，于是议会发起了一次新总理投票，当投票结束，披汶得22票，宽·阿派旺得69票，宽胜选。1944年8月1日，披汶正式辞职，1944年8月5日披汶又主动辞去了陆军司令职位。披汶在辞职后逃向了华富里府，他本可以召集忠于自己的军队发动政变，可披汶很冷静，他没有这么做。在过了一年多悠闲惬意的田园生活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945年9月，披汶被社尼·巴莫逮捕，被列为甲级战犯。

1946年4月份，最高法院停止了对披汶的起诉，不久披汶出狱，虽然他被无罪释放，但牢狱之灾让披汶意识到“金盆洗手”从而规避政治风暴的想法不切实际。他发誓要回归政坛，洗清二战的恶名。在媒体采访时他表示:“我曾在报纸上誓言不再从政，希望以此换取政治对手停止对我的攻击，但是他们在过去三年中从未停止过对我的攻击，因此，我认为是时候让公众回顾我的工作，从而能够自行裁判我的功过，为此，我将重返政坛，甚至不惜自食其言。”

自由泰政府的无效率和腐败内斗使军人上台的可能性增加了，1946年6月9日，阿南达国王的死加剧了这种倾向。1947年11月8日，屏·春哈旺、帕敖·斯雅侬和沙立·他那叻发动了政变，他们不再自称为人民党而是简单地称自己政变团。披汶也被鼓动参与政变，但披汶仅仅在政变成功后担任了国防部长。军人没有把披汶推上台，因为他们意识到这将使泰国冒着遭国际反对的风险甚至更糟，所以他们把宽任命为总理，并暂时保留了1946年宪法。宽一开始运作得很好，并做好了大选的准备。1948年1月29日大选中，宽以微弱优势胜利了，而比里则结果惨淡。与此同时，泰国经济恢复了增长势头。1948年春，政变团眼看民主党和宽准备起草一份新的宪法，这个新宪法将进一步削弱军人的势力。最后政变团再一次使用武力，驱逐了宽。1948年4月6日，披汶成为总理。

在披汶第二次上台时，冷战与铁幕己经拉开，这促成了美国和英国乐意在4月认可披汶政府。他像第一次上台那样发起了一次新的反华运动、把国号改成泰国、重新开始了国家建设并开始限制华人的经济主导地位，华人工会、学校、报纸和社区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政变团屏-帕敖派系也开始打击自己的文官对手，那些被认为是反政府并且与比里立场一致的人受到了骚扰和逮捕。但工会被开放并允许向资本家提议增加工资。1948年南部出现了伊斯兰教徒大量叛乱，政府用大规模武力镇压了下去，披汶还通过解散地方议会重新选举的方法控制了地方政权。在统治之初，披汶就遭受到了两个对其权力的挑战。

第一次是1948年10月1日，一些陆军军官不满政变团将屏少将提升至陆军司令、伽颂堪少将升为副司令，所以以奈特·克摩尧森少将为首的少壮派阴谋利用沙立与第三个妻子的婚礼发动政变，可他们失败了，60人被捕。此次镇压成功使沙立和帕敖更加靠披汶，并向披汶争宠，这正中披汶下怀。

1949年2月26日，当海军企图将比里推上台时，更严重的暴力发生了，战斗在曼谷激烈地进行了三天，由于海军后援队未按时进京，政变功败垂成，被沙立平定。诉诸于暴力，比里失去了很多。同时，政变团中的警察总监帕敖决心采取了更严厉的方法来对付不同政见者，但对于披汶而言，其渐渐不再信任大多数人，即使是政变团也一样。

宪政民主的表面形式仍然存在，民主党继续主导上下两院，而且它在1949年3月起草并颁布了一个新宪法，这个宪法规定上议院议会由国王任命，还给予了上议院拖延立法的权力。而且国王有权力直接颁布法律，之后再与国会讨论，堪称实君宪政。而披汶通过一个亲政府的党进行䃼选，并让其赢得了所有新席位。后来披汶把席位扩张到121席中的75席，这样披汶获得了下议院多数席位，虽然他仍不能通过上议院做什么。

1951年6月29日，海军利用披汶在“曼哈顿”号挖泥船上举行庆祝活动发动了一场政变，扣留了披汶，他们把披汶匆匆带走，并且囚禁在旗舰“室利·阿育陀耶”号上，海军企图利用披汶作为人质逼迫政变团下台，几个小时后，诱劝政变团放弃权力的谈判开始了，但在不久后就破裂了。海军本以为羁押披汶可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果，但第二天，政变团不顾披汶的生命安全，对海军发动了一次毁灭性进攻，陆军、空军与警察同海军战斗在曼谷，空军摧毁了“室利·阿育陀耶”号，还通过空军第8号公告要求披汶“勇于牺牲自己，以换取对那些妄图蒙蔽民众的叛乱者的成功镇压”。在它下沉时，披汶才得以泅水而去，他到达友军那边，通过广播呼吁停火，不久政变结束了。政变造成了一次严重的流血性惨案（3000多人受伤，1200多人死亡），由于政变海军被削减到了原来的四分之一，随后在沙立、帕敖、屏和空军上将荣纳法卡特的坚持下，政变团否定了披汶对海军的安抚政策，开始对海军进行彻底的政治清洗，大量的人被指控反政府遭逮捕，包括50位来自国立法政大学的学生。在这次政变是一个转折点，沙立·他那叻成为副国防部长，帕敖·斯雅侬成为了警察总长。披汶不安地主持这三头政治，最后渐渐地失去了与其竞争的能力。后来披汶重组海军，使海军成了支持披汶的中坚力量。

1957年2月玛兰卡西自由党在大选上为了胜选通过选举舞弊、胁迫和篡改选票等手段，披汶也默许了这一切，但由于在此前他的大张旗鼓，社会对这件事情关注度高，参选热情也高，再则，披汶、帕敖、沙立三驾马车之间早以貌合神离，最终披汶仅取得了162个席位中的85个，议会的多元化造成了政治磋商决策和协调执行能力降低，政府更加动乱。

公众对这“肮脏的选举”的强烈反对迫使披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错误地任命沙立·他那叻维持公共秩序，当披汶政府在1957年8月和9月的一系列震荡中乱了阵脚的时候，事到了危急关头，披汶打算邀请社会主义者加入政府取代右翼军人的地位并且考虑是否与红色中国建交，这促使美泰关系迅速破裂。在应对东北部一场严重的干旱中政府向人们证明自己是无情和无能的，又在涉及帕敖·是暖耶的一场木材丑闻中它表明自己同样是腐败的。这些事情的过程中，统治集团迅速分裂，沙立成立极右翼联盟党，批评披汶政府的失败，由此沙立·他那叻迅速赢得了声誉，但披汶怎么也没想到1957年9月17日凌晨4点，沙立元帅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推翻了他的政权，披汶逃亡国外。

沙立本希望可以邀请披汶出任空头总理，可沙立没有想到，披汶的骨气与乃朴·沙拉信一样硬，他不愿做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披汶先后辗转柬埔寨和美国去了日本，在日本的那几年里，他多次想着回泰国，可都被可能发生的政治暴动和动乱给打消了。披汶在六十年代初出家印度比哈尔邦的菩提伽耶(Bodh Gaya)，后来还俗。1964年6月12日晚上8点半，披汶在日本神奈川县相模原市的私人别墅中因为心脏病去世，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在1939年和之后，披汶建立了对领导的崇拜，他展现出一种宣传的才华，他明白大众媒体的力量，披汶保持着新闻审查，他是第一位广泛使用政府垄断电台广播来赢得民众支持的公众人物。披汶的口号登在报纸和广告牌上，并且在广播中反复播放。不管内容是什么，他都不会被忽视和避开，披汶还通过泰国国家广播电台中“乃曼”、“乃空”这样的谈话节目在广播节目向民众反映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思想。而且披汶时代不同于之前，这是一个大众平等的时代，不管民众是否乐意，都必须参与国家生活，甚至以最琐碎的日常形式。

随着暹罗政体的变更，僧伽管理制度理论上也应该发生改变，为了照顾一部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僧侣对民主和平等的要求，披汶执政后，于1941年颁布《僧伽法》，构建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僧伽体制，将僧伽事务的管理权放到宗教委员会，从而避免了僧王对领导权力的垄断，使之更契合民党的宪政体制。这个法令也是披汶民主思想的体现，但好景不长，分权式的僧伽体系加剧了大宗派与法宗派之间的利益矛盾。

反对外国和排外的立场是一样的，但政府的西化运动却与立场是矛盾的。披汶作为留学归国的现代化倡导者，对国家形象非常重视，甚至与国家利益挂钩，由于他本人对旧时代的陋习感到厌恶，所以在1939-1942年颁布了12个文化命令，目标是激发泰民族精神与道义信条，而且把进步趋向和‘新鲜感’灌输给泰国人。披汶鼓励人们爱国、排外、热爱佛教胜于自己的生命、知道国歌与国旗、见到国旗要敬礼、了解时事并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衣食起居，并且使用民族语言。在穿着方面披汶要求男人穿西装与上衣，而女人穿上裙子和衬衫。新年的日期采纳西方的1月1日而非传统的4月1日、把国庆日定为每年的6月24日。披汶在生活习惯上强调卫生与健康，要求民众用刀叉而不是用手直接进食；如果要用，也必须认真清洗手指，要求民众科学地饮食，增加对维生素和蛋白质的摄入。在社会风气上，披汶要求人们不再随地吐痰，要讲礼貌、尊重和维护女性的地位，成年男子得为家庭负责。披汶认为这么做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为了文明和进步:全世界也许看到泰国是一个现代国家。1942年，披汶废除了爵位，因为他认为爵位会滋生特权。披汶倡导使用平等的礼貌用语“我、你、是、否、谢谢、对不起”以取代过去有等级特征的同类用语，这是难能可贵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深入民心。披汶还强调公共意识的重要性，不可以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也不许肆意吵闹和任意涂鸦。披汶重视女性地位问题，坚决地反对一夫多妻制、并专门立法来保障女性的权益不会受侵犯。在文学方面，披汶也规定了“道德规范”即：不允许开放的、过激的男女感情小说发布，也不许反泰人民族国家建设的文章出现，但这遭到了高·索朗卡娘、蒙拉查翁、克立·巴莫、西巫拉帕等作家的抗议。

1940-1941年，泰国“育瓦冲军事运动”结出了果实，泰国与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在许多方面令人满意，1940年11月泰国人入侵了有争议的老挝、柬埔寨领土，12月2日，日本进行了最后一次调停，称如果泰国的领土要求仅限于湄公河西岸的老挝，那么日本就支持泰国，但维希法国仍不愿割让任何领土。英国也进行了类似的调停，同样毫无结果。1941年1月9日，泰国军队在飞机和炮兵的掩护下进入柬埔寨，很快占领了诗梳风省。而泰国的海军是失败的，1月17日清晨，以轻巡洋舰“拉莫特·毕盖”号为首的法国海军分遣队在泰国第三大岛——强岛（KohChang）附近对锚泊中的泰国军舰发动了突然袭击。法国舰队以近乎于零的代价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摧毁了泰国海军的主力。强岛海战6天之后，日本强迫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接受日本的“调停”，并派60多艘军舰驶入暹罗湾，向法国示威。5月9日，泰国总理府顾问旺范蒂亚卡拉亲王与维希法国驻日大使和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在停泊于西贡的日本巡洋舰“名取”号上签署停战协定，法国将湄公河以西的全部老挝领土、以及北纬14度以北、洞里萨湖以西的柬埔寨领土割给泰国。法国与日本、日本和泰国也在同一天分别达成政治谅解协议，泰国保证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发展同日本的经济合作，不同其他任何国家签订针对日本的经济或军事协定，但披汶在后来开始寻求西方人的保护。

披汶政府政策中的一个特别强有力的冲击点是他们受西方影响而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泰人的泰国”，暹罗不断增长的华人民族主义，两个民族之间产生冲突，尤其是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暹罗的华人组织了反日游行，破坏了泰国的中立和与外界的关系，因为在这时，日本己经成为泰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这种情况下反华人活动爆发了，再加上銮·威集在公共演讲中拿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方法暗示如何对付华人，这预示着泰－华关系正在恶化，披汶政府在文化上的强行规划政策包括取消少数民族语言报纸（华文报刊在披汶·颂堪政府二战前执政期间，从10家减少到了1家）并且规定华人教师任教师职位必须学满四年泰语才有资格任教，还规定泰语考试不通过还必须延长学习时间。没有人被政府蒙在鼓里，因为政府认为反华人是建设“泰人的泰国”最重要的前提。披汶还在吸收境内各个少数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外来语，把原泰文中的5个元音与13个辅音简化掉了，只保留了29个元音和31个辅音，大力推广泰语现代化。

披汶在1939年新年讲话中指出：“现政府及我本人所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为国民提供就业机会以及比其他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1940年，披汶组建社会福利局，隶属于总理办公室，主要负责国民的卫生、体育、住房、营养等福利事宜。1941年，披汶出台《失业者救助法》和《乞丐收容法》，前者规定由政府为身体状况良好的失业者提供工作岗位，后者规定由政府负责收容无家可归的孤寡残障者，并严禁身心健康者乞讨。1942年，披汶又出台《土地分配法》，规定将新开垦的土地分配给失业者耕种。此外，披汶鼓励各种自我雇佣活动，就像西方的儿童通过送报纸来赚零花钱一样。可惜由于战争的破坏，披汶的许多浩大的民生工程变成了纸上谈兵。

平静的自我政变

考虑到1949年宪法给予国王的权力，政变小组相当关注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在1951年末的返回。屏·春哈旺又在11月29日发动政变，恢复1932年宪法，恢复一院制、重新颁布1933年《反共法䅁》，实行党禁。在1952年2月26日的选举中，披汶胜选，众议院民选议员中政府派85席，中立派9席，反对派29席。

政治环境

新的宪法严格地限制君主的权力，从这一开始，国王与披汶就发生了巨大的利益冲突。在披汶时代初期，泰国政治骚动再度活跃，此时的活跃集中于朱拉隆功大学和国立法政大学，他们有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这个环境下，吉·普米萨与另一些社会评论家通过批评政府而成名，即使公开政治行动的风险巨大，披汶对知识分子一面是笼络一面是政治高压，工人运动在经过自由泰时期的重组后在披汶时代大放光彩，披汶也发起组织了泰国全国工会大会来支持他们对工资不满，但披汶希望工人能通过与企业商讨或向政府提䅁而不是采用罢工的形式表达对工资的不满。

经济发展

泰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保持在每年4.7%的增长率，局势很稳定，而且泰铢也很稳定，围绕在20泰铢兑换1美元上。1951-1957年间，泰国是1.49亿美元经济援助和2.22亿美元军事援助的受益者，经济援助还包括扩展曼谷港口的工作以及改进高速公路和铁路交通。披汶政府还积极投资耗资巨大的动力工业、交通运输业、水利灌溉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比她投资改造了曼谷、武吞里两大电站使泰国供电能力从1946年的3000万度增至1．8亿度。这一时代被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时期，但披汶错误地在1952-1956年对华禁运非战略物资、垄断大米贸易给泰国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国际访问

1955年4月至6月，披汶·颂堪访问欧美回国后带着一种对民主的热情回到泰国，他的公开资态，几乎与美国新选出的主张改革的执政者没有区别。大部分观察家把这种转变解释为企图争取人民支持，以恢复他在1951年政变集团中掌握的权力。根据这种看法，披汶在美国、欧洲和亚洲若干国家时得到了真正民意能给予一个国家领袖以巨大政治权力的深刻印象。如果艾森豪威尔的仁慈手段，比起佛朗哥的镇压方法能得到更大的政治安全和国际威望，怎么不试一试？这些观察家在这方面还注意到，这次游历是披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第一次国外旅行。不管这位总理改变为较民主的管理者的原因何在，这种新手段的民族主义色彩减弱了，因为排华政策大多是以反对红色中国的名义进行的。

政体自由化

虽然披汶对泰国民主前景颇为悲观，认为“民主意识可能需要至少30年时间才能在泰国扎根”。但披汶还是激流勇进，开始了他能做的一切改革，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将两极格局转形为多元并立格局，甚至不惜政治集团分裂。披汶放开言论、烘托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模仿英国的“海德公园”自由论坛，在曼谷等地建立了一些自由辩论中心、允许大规模政治集会，例如王家田被泰国持不同政见者发表演讲、抨击时弊的地点。政府还废除新闻审查，社会出现言论全面自由的局面，媒体可以批评政府，披汶也借媒体曝光政敌丑闻(而他自己则因为本来的廉洁而无可挑剔)披汶此举，一方面借此提高国民“自由民主”精神，另一方面借社会舆论遏制沙立“陆军集团”、帕敖“警察帝国”肆无忌惮的利益攫取和权力扩张，并防范“两极”诉诸政治暴力的可能。开放党禁，带头组织政党参加1957年2月大选。1955年9月，披汶推动国会通过泰国历史上首个《政党法》，允许政党注册，一些左翼政党也可以活动。披汶建立以他为核心的玛兰卡西自由党，披汶还模仿欧洲国家和美国建立市政厅，并宣布：“公民有权利向政府发表自己的意见。”1956年国会又通过《选举法》，旨在加强国会权威。

内务与民生建设

披汶大力推动政府的廉政建设和反腐力度，披汶政府对该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重大改革，包括取消多重汇率制度，引进固定及统一的汇率制度，政府同时把贸易中立化。披汶还大力发展国家基础设施，把与基础设施无关的国有企业私有化。1955-1957年间，美国增加了经济援助，以此改良农业灌溉技术，新建了高速公路与学校。1956年，披汶推动了泰国史上第一个《工人法》，限制工人工作时间在每周48小时以内、定下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工资低限，还在1957年1月1日关闭1090家领有执证的鸦片馆。

传媒

1950年8月21日，披汶向议会提䅁无线电传真研究，项目研究在1951年开始。在1955年6月24日国庆日，披汶开办庆祝政府主导的电视九台成立的仪式，宣布泰国电视办公室成立。后来电视广播被披汶运用于加大国家建设与爱国主义宣传力度中去。

外交中立化

1955年后，披汶的政策受到了“万隆会议”的启发，出现了温和民主的气氛，这种现象破坏了与泰国邻近国家左翼与右翼的制衡，比如老挝皇家政府在此时因为泰国的立场动摇了反共的决心。1955年12月，披汶对缅甸进行了访问，使泰缅两国变得亲密，1956年初缅甸的吴努也到曼谷进行了回访。中立主义还促使披汶撤回了对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支持。1955年12月，披汶派出秘密访华团访华开始了中泰交往的第一步，1956年8月19日，泰国政府的最高顾问乃讪在其披汶的支持下，将自己的儿女送到共和国，开始了大陆与泰国的外交融洽。虽然泰国仍然没有与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商业贸易开始正常往来，两个政府关系开始初见曙光。1956年夏天，披汶政府开始了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交往，并且拥护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之国有。如果披汶政权可以维持到六十年代，那么到时的泰国政局一定会是令人向往的，而不是压抑而凝重的。

披汶之得失

但从国际形势来看，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南半岛处于地区格局重组的转折点，越南南北分治、老挝内战一触即发、马来亚和菲律宾红色危机以及缅甸社会主义思潮使美国人更看重泰国的稳定，在这个关键时期，泰国却因为披汶的“民主改革”而出现多元化趋势，左翼政治力量兴起，民族主义思潮涌现，披汶顺应民意地渐进放弃“亲美反共”立场、实行自主外交和美国利益找不到契合点，使美国强烈不满，促使美国在泰国寻找一个新的利益代理人。

家庭

披汶的妻子拉雅迪，她是泰国妇女委员会创始人。她协助披汶积极发展女性教育、儿童社会福利、泰国医疗事业，还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普拉颂·披汶颂堪, 海军少将，披汶的儿子，在1951年后接管重组后的王牌海军陆战队。

尼特·披汶颂堪, 披汶的小儿子(1941-2014)，在2006年出任泰国驻美大使。

中国人常言“盖棺定论”那些大人物也更成了人们茶饭之余的评论对象，披汶也不例外。社会各界对他褒贬不一，不乏泰国人说他是一个民族英雄，或者是一个锲而不舍、乾纲独断的人格化帝王。华人激进地说他是华人中的败类，美国人的走狗。欧美人则客观地说他是一名独裁者。要以怎么样的视角来描述他实际是个很费思量的事情。

比里·帕侬荣在晚年回忆说：披汶相貌英俊，极富个人魅力，说话也极具说服力，在留法学生中，给每一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披汶当道掌权十五年，是饱受争议的，他在二战中维护了泰国的独立，暂时挽回了泰国人的民族荣耀感，这使多数泰国老兵怀念那一个时代，披汶曾在政策上咄咄逼人，他用自己的独特人格魅力塑造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但是很遗憾，在第二个任期中，披汶在随时可能失去权力的斗争中变了，他不再是四十年代那个锋芒毕露的、注重国家建设发展的领袖，而变成了一个世故圆滑、枉费心机于内斗中的政客，当然，也许是他终于成熟了。

戴维·K·怀特亚评价披汶：披汶是泰国历史上少数能够留下自己印记的人之一。他一次上台从1938年底至1944年中期，这个时期完全是由他的权力与人格塑造而成的，就如一代人以前的专制君主所做的那样。他的权势上升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进行，而且他的政策与泰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他宣传的泛泰主义、普世价值观以及他推广的泰式炒河粉)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大众民族主义时代，不仅仅是精英民族主义，这种社会和政治现象比在君主制度下的心理更接近平等主义。在就要到来的几十年里，当泰国人谈起第一个披汶时代并且使用代词“我们”的时候，他们是在表示一种对他们国家生活的公共参与程度，完全不同于几十年前他们的经历。

披汶元帅对民主贡献很大。但是,元帅又对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他们的基本人权受到的践踏比专制时代更甚。民众被迫接受新的文化;被强迫穿衣戴帽；女士被要求穿上裙子……我们的祖父或祖母们被强迫放弃嚼槟榔以及其他的传统习惯。

爱国主义是受过良好教育者的基本美德，也是所有文明国家的基本要求。

就杀18个人，还能算多吗?法国大革命时砍下的头装车都能排成队。

如果我们对国家的热爱比不上其他国家，那么，我们的泰人国家就无从期望还能在国际社会中自由长存

哪一方在战争中溃败，哪一方就就是我们的敌人

国家与佛教不可分离。宗教是民族文化和道德的柱石，确保了国家的长期繁荣与稳定。与此同时，唯有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才能确保佛教的生存与发展。两者盛衰与共。

我不过来自农民家庭的平民，而不是神圣后裔。

外国人特别是华人在国内人数众多……那么我们将失去对国家的统治权，我们将无法在泰国继续生存，我们必须时刻确保手中的政治权力。否则，我们必将走向毁灭……

如果不尽快夺权，那就必然会被政治清洗

“现在的世界发展迅速。它不再像过去那样缓慢爬行，而是在奔跑前进”(1941年披汶演讲内容)

当前，我们面临着十字路囗。一个方向是顺应我们的意愿蹒跚前进。在这个道路上，民众将不会被搅扰……但是，国家会因为我们无法跟上其他国家的前进步伐而走向失败。另一个方向则能够确保我们的国家摆脱所有危机，并能在当前和未来引领我们不断进步

我同意社会运动将我描绘为‘领袖’，因为我希望其他人相信我们的全体国民能将信任赋予‘领袖’一人。领袖因其丰功伟绩而必将为人民所追随。

我们缺乏有凝聚力的核心。我们拥有的是民族、宗教、国王以及宪法。但是，民族尚未真正成形，宗教已失去信徒的尊崇，国王仅能在相片上看到的孩子，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国家正面临缺乏凝聚力核心的艰难时刻。因此，我要求你们追随总理。(1942年内阁讲话)

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团结一致、携手奋进之外别无选择

如果华人要分成两个集团，泰国不会干涉，因为这是华人的事务。但是，如果华人忘记自己居住在泰国并且互相争斗，泰国将非常失望。

国民党造成了太多的麻烦，他们贩卖鸦片，并使泰国在联合国被指责

当战争结束时，世上将不会有小国，都将会合并成更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变成一个大国，要么被另一个大国吞并。

一个强大的军队对于镇压君主复辟和人民反抗是必要的

既然泰国的华人不能到台湾去，也不能到红色中国去，他们觉得自己的处境困难，因此，他们应该得到谅解的对待、泰国人民的同情以及政府“一切可能的帮助”。

旨在提升民族精神和道德准则，并把进步的趋向和‘新鲜感’灌输到泰国人的生活中

一切为了我们的泰人兄弟

我们不能要求立即获得武器的援助，我们要有尊严地行事

泰国不应超过一个小国所能实现的目标，政府应把外交政策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

现政府及我本人所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为国民提供就业机会以及比其他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

国民“脏乱差”的传统陋习严重损害了国家形象，甚至影响到要求法国归还领土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