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1911年3月16日－1979年2月7日），人称“死亡天使”，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师”。

从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说起（1911—1930）。

门格勒是筛选当时被运抵集中营的囚犯的医师之一，负责裁决将囚犯送到毒气室杀死，或者成为强制劳动劳工，并且对集中营里的人进行残酷、科学价值不明的人体实验。战争结束后，他先是使用假名隐匿在德国，然后逃亡至南美洲不同国家居住，直到意外溺死在巴西，对遗体的DNA测试才确认了他的身份。

1911年3月16日，约瑟夫·门格勒出生于德国冈兹堡，父母分别是卡尔与渥柏嘉·门格勒。从1921年到1930年小门格勒在当地的固云茨伯格高中（Günzburger Gymnasium）。1924年，当初只有13岁的约瑟夫加入了当时带有国家保守主义思想的大德意志青年团。从1927年到1930年高中结业，小门格勒一直是当地青年大队的第一大队长，而这个身份更是在其此后的事业成功道路之上起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作用。小门格勒成长在家中国家保守主义思想和严格的天主教信仰之中。他的父亲是当时的德意志国家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n Volkspartei ，DNVP） 和保守派前线战盔老兵团“Stahlhelm”的老一辈成员。正是为此，在纳粹上台执政之后作为忠诚的奖励，老门格勒终于进入了梦想已久的市议会。1933年5月卡尔·门格勒加入了NSDAP，同时他也就是后来那些“老战士们”（“Alten Kaempfern”）蔑视地成为“三月烈士”（“Maerzgefallene”）的那一批在1933年3月5日NSDAP取得选举胜利之后加入的投机分子了。所以如果就是为此将卡尔·门格勒称为是激进的国家社会党党员，或是称之为忠诚坚定的话，那么对他来说确实有点过于“赞扬”了。

在1930年复活节前后，门格勒获得了成年证书（Reifezeugnis），尽管在结业考试（Abitur）当中他的成绩只是中等水平，可是这并不能影响当时只有19岁的门格勒来到了慕尼黑开始了综合医科的学习。作为家族的长子，他本来没有机会选择一个这样对家族事业“毫无用处”的学科的，可是正是由于他的弟弟很早就开始了商人学业并且表现出了很高的才华，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分别就学于慕尼黑、维也纳和波恩。此间，本来对政治组织很有兴趣的门格勒对当时的国家社会党运动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最起码在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因为在一直接受国家保守主义教育的他心中，这种游街穿巷的运动并没有多少正规党派的意味。正是出于这种观点，所以门格勒于1932年只参加了“战盔青年团”而不是其他更为有名的纳粹下属组织。在1933年纳粹执政开始之时，战盔组织的成员都被SA接管，门格勒在此后不久便以身体因素退出了组织。

1935年门格勒在慕尼黑大学的提奥多·莫利逊教授（Prof. Dr. Theodor Mollison）那里取得了第一个博士学位，他在人类学的毕业题目为“对于四种种族人类的前下腭部分的种族形态学研究”（Rassenmorp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des vorderen Unterkieferabschnittes bei vier rassischen Gruppen）。1936年他成功地通过了国家第一考试，并且在莱比锡大学医院儿科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实习。估计就是在这段时期他的那种貌似和蔼可亲的笑容得以形成。从1937年开始，他参加了由奥特马·冯·傅舒尔教授所领导的新建立的对继承生物学和种族纯净进行重点钻研的法兰克福研究所。在这段医科临床实习之后，他得到了医生就医执照并且从1937年9月1日开始作为医生助手为傅舒尔教授工作。在1938年他更是得到了第二个博士学位，而且还是他一直非常向往的医科博士。

1937年门格勒加入了NSDAP，仅仅一年以后他更是被精英荟萃的SS吸收了进去。这里不光是因为他本身的学位或是其他老战友们的推荐，而主要的原因是其所工作的单位为整个帝国中最为著名的种族基因和人类学的研究机构。作为能够提供纳粹当时急需的种族理论证据的重要单位，几乎所有的工作成员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1941-1943）

1940年6月15日，约瑟夫·门格勒调入国防军服役。他首先服役于陆军第九医疗辅助后备营。此后不久，作为SS成员的他主动要求进入SS党卫军，并且从同年8月11日开始工作在Posen的移民事务中心。

在1941年初或是同年初夏，门格勒进入了新建的SS党卫军维京师第5.SS工兵工程营(SS-Pionier-Bataillon 5)，并且跟随此部队参加了苏德战争。 在各大小战斗中，门格勒获得了多次奖励并因此多次进行了军阶晋升。关于一些材料之中所叙述的在这一段时间门格勒曾经为帝国SS和警察部队医生领袖工作过的观点，笔者认为可能性很小。但是就其在战场的表现来看，门格勒作为医生还算是很不错的。尽管很不愿意承认，可是却也得相信事实，毕竟军中火线奖励不是那么容易得的。

1943年1月，从一次严重的战伤恢复过来的门格勒被定为了不可上战场的级别之中，并且被调到了柏林的SS步兵后备东部营（SS-Infanterie-Ersatz-Bataillon Ost）。关于这个调动，笔者认为有很大程度并不是门格勒本人的意愿，最起码他在调动命令下达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到部队进行报道的，当然这个只是个人猜测没有确定的证据的。在那里很是休闲的他开始为威廉皇帝研究院（Kaiser-Wilhelm-Insitut）的人类学系工作，而他的当时的人类学系系长正是当年的导师傅舒尔教授。

（1943-1945）

在1943年5月，奥斯威辛-彼尔肯瑙（Auschwitz-Birkenau）吉普赛人营的医生——Benno Adolph因病退役，而正处于预备役中的已经升为SS-Hauptsturmfuehrer军衔的门格勒医生却正是一个相当好的后继者。而这里也有一个值得讨论一下的问题：尽管门格勒一再强调他是主动要求进行调职的，可是在后备营部众多的请调申请之中根本就没有见过他的申请，同时在安逸的生活之中也并没有看到这个“自愿求职工作”的他有什么不舒服的样子，所以总的来说这个调职只是一种能够让他施展的“机遇”而已。

1943年5月30日，约瑟夫·门格勒正式开始了在奥斯威辛的工作。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尽管门格勒的名气最大，可是他并不是整个奥斯威辛营的总医官，他只是医官队中的一员而已。在奥斯威辛营中官阶最高的医生是从1942年9月1日起作为SS-驻扎营地总医官的SS-Hauptsturmführer爱德沃德·威尔茨（Eduard Wirths）。

但是门格勒确实也算是个主治的医官的，他领导范围是吉普赛营的一小部分，所谓的营地区。尽管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权利范围还是很小，可是他的晋升机会却在彻底消灭了所有在押吉普赛人之后出现了。他成功接管了所谓的在押人员医护营的领导权，也就意味着他成为了直接可以进行屠杀的主医官群体之中了。

门格勒医生的职责范围与一位真正的医生毫无关系。表面上作为营地医生应该对营地中的在押人员医疗和营地的卫生以及可能出现的流行病负责的，可是在奥斯威辛毁灭营中所有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存在的，那就是杀人而绝不是救人的，就连医生也是如此的。他们负责协助毒气室的工作，规范枪决和肉体惩罚，监督对人员分类进行挑选，亲手将Phenolin毒液注射到在押人员的心脏中（戏称为“Abspritzen”，也就是削掉尖头的意思）等等。可能可以算是正规医生职业范围之内的工作是开出死亡证明了，只不过他们不光为死人开，同时更是十分乐意为活人开的。

在门格勒“主治”的医院之中这种矛盾就更加明显了。一方面，他们要为那些患上极、极、极小病症的在押人员进行治疗，以便这些劳动力可以迅速恢复工作；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对所有重病或是受重伤的在押人员进行挑选，并且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消灭。

对于门格勒来说最为重要的工作范围：分级挑选和活人实验。

作为营级主治医官，门格勒在工作之中从没有表现出任何愧疚或是一丁点儿的迟疑，似乎这一切都是他在医科学习中所学得的必修课程一样。估计各位战友都应该在电影之中看过什么叫分级挑选的，在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内由一个人所作出的决定就可以决定几十人的生死的。可是门格勒喜欢的却不是这种快速的决定，他却特别愿意亲自对他的“患者”有所了解，然后再做出他的生死判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幸存者之中对门格勒的恐怖印象如此的深了！而且在所有能够在门格勒所管的营中平均3个月的“生存期限”下幸存下来的人都对歌剧有着极深的恐惧和厌恶的，因为门格勒在这种本就极为“轻松”的工作中是不会忘记自己心爱的唱片留声机的！

与活人实验相比较起来这种分级挑选或者还算是人道一点儿的死亡方式的。门格勒的头上这个死亡天使名字的真正来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各种人体实验的。尽管在纳粹的各种集中营当中活人实验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而且试问海德堡、法兰克福和柏林医科大学的标本室中到底有多少标本是没有“来历”的，估计从那个天文数字当中大家就可以了解到这种医疗实验是很普遍的。

作为人类学和基因学专家的门格勒，他的主攻方向是他最擅长的对双胞胎的研究。在他掌管了营级的医官之后，他马上开始充分利用了奥斯威辛的“人员优势”，几乎在不到一个月之内上百对双胞胎被集中了起来，其中多是些孩子。那个后来的所谓死亡天使的名头其实还可以理解成为天使的屠杀者的。

在这个死亡的营地之中门格勒的研究没有任何的道德和人理的约束。在没有任何麻醉措施的情况下，他的各种医学上毫无意义的实验手术和故意的注射传染病体等等都将他的“实验品们”推上了死路，而同时更是将他自己摆上第三帝国人类学各种“科学”杂志中最为领先的研究专家的行列之中。在德国本土之中，很多的同类研究者都是极为羡慕门格勒的研究成果的，有好多都曾经应邀到奥斯威辛“做客”的，而他们的各种“临床”研究成果更是进行了广泛的传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笔者对四、五十年代各国，尤其是洗劫了海德堡医科研究馆的美国和一举“破坏”了柏林威廉研究所医科资料库的苏联，对他们两国当时对人体基因和形态学的各种研究进步都是抱有着极大的保留的。谁知道在这个光鲜的成果后面有多少这种鲜为人知的背景呢？

这位因受伤而从战场前线退下来的军医，开辟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另一个时代。

门格勒尽可能多地‘消灭’不能劳动的囚犯，惨无人道地用活人进行‘改良人种’试验，先后有约40万无辜生命惨死在他的手下，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他曾强迫受害者接受药物注射，以改变他们的眼睛的颜色或使他们绝育；他还曾在活人身上接种病毒和细菌，并对他们在不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截肢和摘除器官手术。

这位在实验室中要孩子们叫他“好叔叔”的医学博士，利用那些无辜的孩子进行惨绝人寰的实验。他用食物和面包引诱孩子们，就为了获得他们的配合。

他的行为是为人所唾弃的。约瑟夫·门格勒的理论是：“人和狗一样，都有谱系，有人在实验室里培养出了良种犬，我也能在里面培养出优良人种来。”门格尔的杀人政策很古怪，例如他在距地面150至156厘米的地方划了根线，凡是身高不在这两根线范围内的孩子一律被送进毒气室。偶尔门格尔也亲自开开杀戒，他天生有洁癖，而且还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将那些皮肤上有斑点和小疤痕（如阑尾手术留下的）的人统统送进毒气室。这个身材瘦小的男人，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深绿色的纳粹制服也总是烫得平平整整，军靴擦得锃亮，鹰隼一般的眼睛盯着他的“猎物”。戴着白手套的手里权杖不停地挥舞着。“猎物”们由此分成左右两个行列，左边的处死，右边的留下。

他最为著名的试验是关于眼球的试验。门格勒将颜料注入孩子们没有麻醉过的眼球，孩子的眼睛大多因此失明，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自不必说。据另一位集中营医生说：“1943年9月，当我来到吉普赛营地时，看到一张木桌上摆满了眼球。所有这些眼球都被贴上标签、编上号码。眼球的颜色有淡黄色、淡蓝色、绿色和紫罗兰色。” 更令人恐怖的是压力舱试验。犯人被关进一个压力舱，他们的呼吸情况被详细记录下来，直到断气为止。压力舱内巨大的压力常常使犯人的身体紧贴到舱壁上，要么窒息而死，要么肺部爆裂而死。 幸存者回忆起当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笑容可掬的“门格勒叔叔”给他们带来糖果和衣服。然后他们就被带上了涂有红十字标志的大卡车或者他的私人汽车，并被直接送往医学实验室。

约瑟夫·门格勒所杀害的受害人的数量几乎是不可能准确地进行确定的。在门格勒调入奥斯威辛的时候，整个毁灭计划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可是却也并没有达到其效率最高的时候，所以在统计数量之时必须要将时期限制考虑进去。在分级挑选之中到底有多少人被送到了毒气室，或是在活人实验中到底有多少死在了实验台上，这些都只能大约地进行估计的。最新的调查将奥斯威辛受害人的数目放在了大约一百一十万人上。可是门格勒并不是唯一一个负责分级挑选的医生，就是在他负责的专属营地中也还有其他的医生协助工作的。而且也许奥斯威辛集中营所指的是一个占地相当的复杂营地，其中众多的附属营，如Auschwitz-Monowit劳动营，之中一样每天都会有人受难的。

可是活人实验数据上，根据门格勒的试验报告和论文材料来看，由他亲自或是直接下令谋害的死者人数最低为五位数甚至可以达到的六位！在双胞胎的死亡数量上尽管没有准确的数据，可是相比较之下可以很好地进行估计。作为经过确定的最高双胞胎数量为350对，这个是1944年盛夏时的数据。

而在1945年1月死了将近一万人的大搬迁步行中，双胞胎的数量依然可以保持在72对左右。当然在每一天的运输火车之中都会有新到的双胞胎被送到了奥斯威辛，并且交到了门格勒的手中。在将近1500对双胞胎，也就是大约3000人之中只有大约80到100对门格勒手中的双胞胎幸存了下来。而这个数字可以说是最为“贴切”的了。

一位幸存者回忆起他的双胞胎兄弟：“门格勒医生对Oliesky非常感兴趣，他在Oliesky身上做了几个手术，其中一个脊椎手术令Oliesky瘫痪，从此再也没站起来。后来医生切除了他的性器官。第四个手术过后，我便再也没有看到Oliesky ……” 但当1945年的某一天，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们醒来时，他们发现所有的党卫队都消失了，其中也包括门格尔。他在他的情妇，一个出生豪门的犹太女人的帮助下永远地蒸发了……但是人们还是将信将疑，怀疑这可能是个骗局。直到1992年，当从遗骨上提取的DNA与从门格尔遗孀那儿得来的血样的DNA对上号后，终于盖棺定论：“这的确是约瑟夫·门格勒的遗骸。”

欧洲（1945—1949）

1945年1月17日门格勒从逐渐被苏联红军逼近中的奥斯威辛向西逃窜。在1月23日或是24日，他赶到了另一集中营——大玫瑰，稍作休息之后他又迅速转站向柏林。 在回到柏林之后，当时负责帝国集中营的最高医官——Dr. Enno Lolling，命令他重新赶回大玫瑰集中营，并且任命他为SS驻扎营地总医官。在匆匆赶到他的最后一个正式官职就任的几天之后，整个大玫瑰营的主营地必须全体撤退。而门格勒最有可能的去处是和其他的集中营指挥官来到了当时的辅助营地——赖兴瑙营。他很有可能在四月底的时候离开了这个营地，并且在5月2日的时候躲藏于西部的一个国防军战地医院之中。这时的他已经不爱穿着SS的军装了，而是换上了一件普通的国防军军服了。

1945年6月门格勒所隐藏的这支部队被美军部队全军俘虏了。因为门格勒在进入SS之时坚决拒绝了在下臂上的血型刺青，所以他这个SS成员并没有被人发现，并且成功地用假名Fritz Hollmann于同年的8月从美军的战俘营中释放了出来。当时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就这样将犯下了滔天罪行的门格勒给放跑了，而且还是踪影全无！

此后，门格勒一直坚持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冈兹堡。在8月底的几个礼拜中他一直躲在家乡的山林之中。从10月初开始，拥有着两个博士头衔的门格勒医生开始在一间农庄之中当帮工。在1948年8月1日，门格勒离开了叫做Lechnerhof的农庄.至于在此后的几个月中门格勒到底躲在了哪里，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很有可能他重新回到了冈兹堡，并且在那里得到了自己家人的帮助。

阿根廷（1949—1959）

1949年4月15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约瑟夫·门格勒开始了他的南美大逃亡。凭借着伪造的意大利证件，他以Helmut Gregor这个名字一路艰险的来到了意大利的海港热那亚。在那里他又施展了自己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学识和气质再次从瑞士的领事馆成功地骗得了一个红十字护照。尽管之后他又因为企图贿赂一名工作人员以便获得一张意大利开出的旅行签证而被捕，因为那名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管签证的事情，可是他还是在缴纳了罚款之后被放了出来。最后的最后，他于1949年5月25日乘坐“North King”离开了欧洲向阿根廷逃去。

在1949年6月20日门格勒终于踏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地。而这位当年的营地医官则在来自冈兹堡老家的资助下逐渐适应了流亡在外的生活。这里有必要提上一句，门格勒家的农机工厂尽管在战争期间大批使用了当时的“强迫劳工”，可是在战后的国家再造和经济恢复中依然迅速的缓了过来，并且还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这也就意味着门格勒根本就不用考虑经济的问题。而且在五十年代正在重建的德国司法机关中依然存在着许多纳粹时期的工作人员，所以在追究德国纳粹战犯的事情上并没有多大的进展，以至于向门格勒这样的一级战犯竟然可以逍遥法外了。

尽管门格勒这个胆小鬼自己跑了出去，可是他的家庭生活还是被他的罪行搅乱了。于1954年3月25日伊琳娜·门格勒通过杜塞尔多夫地方法庭与门格勒正式离婚，门格勒由他的律师代表出席了审判。他的1944出生的儿子Rolf在1956年的时候再次与自己的生父在瑞士相见，只不过将他认成是一个远亲而已。约瑟夫·门格勒的弟弟卡尔于1945年过世，身后并没有子嗣。

有很多证据都表明门格勒经常回到自己的家乡的，而且他没受到任何为难或是怀疑。就连在阿根廷，他竟然在德国大使馆申请了身份认定，并且还在领事馆工作人员和波恩外交部的共同默认下成功地得到了一本联邦德国护照！于1958年门格勒与他弟弟卡尔的妻子Martha在南美再次结婚，并且生有一子——Karl-Heinz。

巴拉圭（1959—1979）

在1958年8月3日，也就是门格勒结婚后的第五天，记者昂斯特·施纳伯（Ernst Schnabel）正式向德国警方报案。直到1959年2月25日，第一道抓捕命令才正式下达了。与此同时，已经得到风声的门格勒急忙夺路而逃，迅速躲进了还不在追捕命令范围内的巴拉圭。而他的新娘和孩子则不得不重新返回了欧洲。从这一日开始门格勒悠闲的生活结束了，他身后的抓捕队伍则越来越庞大了。

尽管在巴拉圭门格勒得到了公民身份，也就说他将不可能遣返回德国受审，但是他的新证件上的名字为José Mengele，也就说他在申请证件的时候已经犯下了伪报罪了。同时在1960年5月11日轰动一时的以色列情报组织强行抓捕Adolf Eichmann的先例之下，门格勒很清楚他自己所处的危险的。1960年10月，几乎被这种恐惧折磨得快疯了的门格勒逃向了巴西，可是他知道高居摩萨德（Mossad）黑名单前列的自己是不得不逃的。

在几乎是完全型的隔离下，门格勒在巴西的圣保罗生活了接下来的二十年。他与一对匈牙利出身的夫妇共同开垦一块儿偏僻的农庄，并且尽力与外界保持隔离。尽管如此，可是外界对门格勒这个人的关注却依然没有减退的意思，反而在1963—1965的法兰克福奥斯威辛审判的影响下，这种注意更是逐渐增强了。门格勒在被追无奈之下，从1975年起他只能躲在圣保罗最下层的城区中的一栋小房之中。

在1979年，约瑟夫·门格勒在南美唯一的一家值得信任朋友波色特（Bossert）邀请他一起进行夏季旅游。在1979年2月7日门格勒在巴西旅游胜地Bertiga游泳之时突发性心脏病造成的衰弱溺水身亡。几乎是在第二天他就被下葬于圣保罗郊区Embu那里的一个名叫Nossa Senhora do Rosario的墓地。在他的墓碑上刻着Wolfgang Gerhard这个名字。

在各界的压力之下，德国的警方和司法部门加大了对门格勒的抓捕行动。并且在对门格勒家族最为重要的帮手和信任人——汉斯·斯德尔麦亚的住房进行的搜查中，终于找到了最为重要的线索。因为他一直被怀疑是负责门格勒家与南美的约瑟夫·门格勒联系的重要中枢，所以在这次突然进行的搜查中没有人预料到会取得这样重要的证据。于1985年6月5日，门格勒终于被发现了，一个充满了传奇的罪人终于被找到了！

在由各国法医专家组成的解剖组的鉴定下，在仅仅几个星期之内约瑟夫·门格勒的身份被正式确定了。在众多被门格勒受害人的坚持下，与1991所做的DNA测试才真的毫无疑问地将门格勒这个恶魔送入了地狱之中！

在2004年，门格勒从巴西所写的信件和日记笔记被公开出版了。由于涉及版权和宪法规定等等的限制，所以大多数都是以译成葡萄牙语的版本为最全。

尽管如此，从他的各种信件中所流露出来的流亡在外的思想变化和生活琐事都体现的淋漓尽致了。门格勒从始至终就没有对他的罪行有所认识，就更不要谈什么悔恨了，就是到了临死之前他依然是一个坚定的国家社会党党员。他不但坚持自己的种族主义为正确的理论，同时对任何指责纳粹时期的批评都不予以接受的。

尽管如此，门格勒在1972年依然在考虑是否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在自己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不知道在今天我的祖国会是什么模样？难道他还是我的故乡吗？我的家乡还会将我当作敌人那样看待吗？”

由门格勒所写的八十五本信和日志在2004年末期被发现。他们是在1985年间一次针对沃夫朗（Wolfram）与莉泽洛特·波塞特（Liselotte Bossert）夫妇的家的搜索中被查扣，这对夫妻窝藏了门格勒直到门格勒死亡。这些私人文字未被公开。

依照在PBS documentary中的报道，门格勒向他的儿子洛夫·门格勒，否认了他的实验。他宣称关于这些实验的说法是“捏造”的 。

从1985年起还有大约85个非公开的文件保存在圣保罗巴西联邦警察的档案保险箱之内，这些文件多数都是从门格勒的朋友和联络人的家中搜查出来的，而从真实性和准确性上来看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第一手材料的，所以关于门格勒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到无处进行补充的情况的！

在莱比锡实习期间之中，门格勒和他的第一位夫人伊琳·舒云拜恩相识。于1939年结婚。

1958年门格勒与他的妻子伊琳·舒云拜恩离婚，与他的兄弟卡尔的寡妇马莎结婚。1959年他的地址由纳粹猎人所发现，他出逃了到了巴拉圭，而马莎则与她的儿子回到了欧洲。

1960年中期，在巴拉圭的德国殖民地，门格勒与一名德国裔的澳大利亚妇女之间有一个女儿，孩子在1961年3月10日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出生，她的名字在出生时记录为“玛丽安（Marion）”，但在同年八月被领养时更改了。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关于这位集中营医生产生了很多不真实的传奇和夸张的事迹，但是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

同时门格勒的传奇更是被侧面的衬托了起来。例如：最为著名的纳粹捕捉者Simon Wiesenthal在门格勒一案中恶劣的表现更是将门格勒塑造成了一个不可抓获的形象。由于他多次谎称在即将抓获门格勒的时候却被其逃脱了，而实际上他根本就从来不知道门格勒到底在哪里，从而产生出了各种更加离奇的传说出来！与此同时各种媒体的记者也都向抢先与门格勒取得采访权，哪怕是拍上几张照片或是一段录影也好。甚至更有过分者竟然声称自己已经将门格勒刺杀了并且给吃了的！

2008年，阿根廷史学家卡马拉萨（Jorge Camarasa）在他的新书《门格勒：南美的死亡天使》（Mengele: The Angel of Death in South America）中指出，门格勒在巴西创造一个优生种族雅利安人的双胞胎镇。

书中指出的地点在巴西的坎迪多哥多伊镇，当地生双胞胎机率为20%，一般生双胞胎机率为1.25%。这个小镇的路上有“欢迎来到农业社区和双胞胎园地”的牌子，并设立“双胞胎之家”博物馆。而科学家始终无法解释，为何当地有那么多金发蓝眼的双胞胎。“门格勒也许把这个小镇当实验室，实现他制造优生种族的梦想。”卡马拉萨说道。书中并表示，门格勒在1960年代多次造访这个以德国裔农民居多的巴西小镇，他自称是兽医，但也为妇女医病，给她们打针吃药，并要求她们验血，使得不久后，小镇上的双胞胎爆增。

2005年3月8日，一座为纪念纳粹受害者设立的雕塑在约瑟夫·门格勒的家乡落成。

这座雕塑立于德国巴伐利亚邦（Bavaria）居恩泽伯格镇一所小学校园中，上面的铭文写道：“没有人可以将他自己与其民族的历史切割。一个人不该也不能让历史睡去，否则历史会再次重演，并且成为现实的一部分。”铭文四周雕塑著许多双哭泣和受惊吓的眼睛，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忘记二战期间纳粹骇人听闻的种种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