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1872年,高宗九年),闵泳穆作为
冬至使书状官出使
中国,次年回国并向高宗详细报告了清朝的情况,对刚亲政的
同治帝及“
同治中兴”的局面给予较高评价。同治十三年(1874年,高宗十一年)后历任
奎章阁直阁、
元子右谕善、
成均馆大司成、
吏曹参议、吏曹参判、弘文馆提学、
广州府留守、
工曹判书、艺文馆提学、
礼曹判书、
汉城府判尹等职。
壬午兵变后,闵泳穆入主中枢,与
闵台镐、
闵泳翊、
闵应植构成“四闵体制”。他先后被拜为判
义禁府事、
礼曹判书、
刑曹判书、
汉城府判尹、
平安道观察使、
庆尚道观察使等,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闵泳穆接替
赵宁夏出任督办交涉通商事务(外衙门督办),负责朝鲜外交,又兼任
吏曹判书。在任期间与德国顾问
穆麟德合作,完成了与
英国和
德国的修约,同时又和
日本签订了《釜山敷设海底电线条款》、《朝日海关细则》、《日本人渔采犯罪条规》、《朝鲜国间行里程约条》、《仁川日本租界条约》等
不平等条约,出卖了大量的
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十二月,朝廷创设
海防营,由闵泳穆兼任总管,“
建牙于
富平,兼带沁留(江华
留守),体面甚重,仿
中国北洋衙门矣”,闵泳穆还请
美国派教官训练海防士兵。其原因据说是驻朝清军将领
吴长庆告知朝鲜政府中法关系紧张,若
法国军舰停泊在朝鲜港口,作为清朝
属国的朝鲜有开炮攻击的义务,如果朝鲜不行的话就由清兵来担当朝鲜海防,于是高宗就在闵泳穆的建议下开设海防营。然而
尹致昊认为闵泳穆只是托辞吴长庆来达到自己掌握兵权的私欲而已。
当时,“四闵”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尤其是闵泳穆与
闵台镐的对立。在对外方面,闵泳穆固然属于
事大党之一人,但亦与闵台镐政见不同。
闵台镐、
闵泳翊、
赵宁夏、
金允植、尹泰骏等属于“第一事大党”,效忠
宗主国清朝;闵泳穆、
闵应植、韩圭稷、李祖渊等属于“第二事大党”,只是借助清朝力量反对
开化党、谋求权力。到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三月时,闵泳穆和闵台镐两人斗争白热化,结果
闵台镐取胜,闵泳穆被迫卸下外衙门督办一职,由闵台镐的亲信
金炳始接任,闵泳穆只管海防。
洪英植、李祖渊等外衙门官员也纷纷落马,由
金允植、尹泰骏等接替。据说这些人事变动其实都是清朝商务委员
陈树棠在幕后主使的。
后来,以
金玉均为首的
开化党人决定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作为“四闵”之一的闵泳穆被列入暗杀名单内。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夜晚,金玉均、
朴泳孝等开化党人勾结
日本发动“
甲申政变”,把国王高宗挟持到景佑宫,并假托王命召闵泳穆入宫。据
金玉均记述,闵泳穆来到景佑宫,拿出名片,要求日本翻译枫玄哲护送他进宫,但开化党刺客
李圭完、高永锡等拥着他入宫,在日军的环卫之中杀了闵泳穆。另一名开化党刺客尹景纯的供述与此略有不同,他说:“有顷召一老宰相入来,(李)圭完即与日人耳语,即为斫其老宰相,矣身(意为“自己”)与李(寅钟)、崔(殷同)两汉同为犯手矣,追后闻之,云是闵督办也。”死于政变的还有
闵台镐、
赵宁夏、李祖渊、韩圭稷、尹泰骏和
宦官柳在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