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又文，1914年生于山西荣河县。1934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大学期间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张友渔等主持的进步团体“中外语文学会”。

阎又文，男，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人。1936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法学院。1938年，在傅作义部队的我党地下党员潘纪文经长时间观察阎又文后将其秘密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11月在延安七里铺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后，被中共西北局社会部安排到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部。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荣河同乡，逐步取得傅的信任后，在傅作义处担任文书，秘书。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

1949年1月，解放军一举攻克天津，切断了傅作义海上逃跑路线。10日，阎又文接到王玉指示：了解傅作义动向。组织很快从王玉处得知傅作义设计的三条道路：一、南逃会蒋；二、往西投靠马家军；三、固守北平，继续顽抗。究竟倾向哪一条路，决心难下。于是，阎又文力劝傅，我部非蒋嫡系，投靠蒋绝非上策，如今丢掉整个华北，老蒋怎能放过你。与马会和，如今整个北平被解放军百万大军包围，所以此路不通。第三条道路更不可采纳。如果对抗解放军，北平文化古城将遭到毁灭性破坏，你将成千古罪人。最终，阎又文指出第四条道路——跟共产党谈判。

根据党的指示，阎又文对傅作义展开大力度攻心工作——争取傅作义起义。后来，阎又文曾代表傅作义与中共和谈。1949年1月22日下午6时30分，阎又文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正式宣布北平和平协议和傅作义的文告。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成为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办公厅主任。1961年，阎又文调农业部。1962年9月25日，阎又文因患食道癌去世，年仅48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阎又文临终前嘱咐妻子丁宴秋“有事情找组织”。周恩来敬赠挽联“阎又文委员千古”、薄一波的挽联是“阎又文同志千古”。《人民日报》发表简短讣告。农业部撰写碑文:“阎又文同志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阎又文有六个子女。他去世时，老大24岁，小六8岁。

2009年是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正在北京市档案馆展出的“北平和平解放史料展”，拨开了真实版“潜伏”的冰山一角。

阎又文，这个陌生的名字，与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三人并列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肖像置于显著位置。

新中国成立前，他表面身份是傅作义秘书、国民党少将，实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明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直到他逝世31年后的1993年，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才为其子女得知，而他的故事和功绩，仍不为大众所知。

1962年，在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任上的阎又文在京病逝，时年48岁。阎又文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碑文：“阎又文同志，山西省万荣县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阎又文同志，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这段碑文，有几处措辞让人颇费思量：既为共产党员，按常理该写明参加革命时间和入党时间，但碑文中没有。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的历任职务清楚，但新中国成立前的部分却代之以语焉不详的“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但在1962年，阎又文的家人面对这个不同寻常的碑文，心中有许多问号却无处释疑。 阎又文有六个子女。他去世时，老大24岁，最小的只有8岁。他们填写家庭出身时都是“革干”(革命干部)，1949年以前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及其亲属都是如此。 他们没想到，若干年后，父亲的身份却成了一个自己家人也解不开的谜团。 谜团集中出现在一家人入党、提干时的政审上。从阎又文的妻子到小女儿，“一到政审就卡壳。”政审的结论一般不向当事人透露，阎家人并不了解内情。直到老六在部队申请入党，部队多次向农业部发函外调政审，却仍然找不到清晰的答案，得到的回答都是“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 阎家子女找到统战部。国民党起义军官的档案应该都在这里，可是，统战部的名册中居然查不到阎又文的名字。

直到1993年，阎家子女对父亲身份的求索才出现了拐点。 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曾是阎又文二女儿的领导。刘光人对阎又文不算陌生。他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公开的身份是《平明日报》的记者，而阎又文是傅作义的秘书，兼任华北“剿总”新闻处处长，两人多有接触。 时隔60多年，记者采访刘光人时，他仍清晰地记得阎又文的形象：“他细长身材，高高瘦瘦的，说话文文静静，像一介书生。”因为《平明日报》是傅作义的报纸，阎又文对刘光人还多有关照，但双方皆不知对方的真实身份。 1993年，刘光人遇到了曾经的同事、同样是老地下工作者的王玉，聊天中谈及阎又文后人。没想到王玉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刘光人回忆，王玉先是长叹一声，然后对他说：“已经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帮我联系到阎又文的子女。” 王玉揭开的谜底证明了刘光人的猜测：阎又文是我党深度潜伏的隐蔽战士。而王玉，就是和阎又文绝密单线联系的联系人。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就在日本投降几天后，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到绥远(今内蒙古)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 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快7年了。 音信全无7年，阎又文还会是当年的阎又文吗？边保的领导提醒王玉，阎又文有变坏的可能，但以组织对他的了解，更大的可能是他仍然是党的好党员，忠于党的信仰。 阎又文1914年出生，与傅作义是小同乡，同为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人。在山西大学读书时，阎又文就参加了地下党员杜任之、张友渔等领导的进步文化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阎又文原计划到延安参加革命，后来按照邢西萍(徐冰)的安排，到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 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做了傅的私人秘书。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在傅作义的部队协助政工，秘密发展阎又文入党。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傅作义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共产党的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由于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做出妥当安排，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6年春节后，王玉化装来到包头。遇到一个国民党军官叫薛起禄，是傅作义部队司令部机要室的秘书。 王玉“捎带着”询问了一下阎又文。薛起禄给了王玉最需要的信息：“阎又文，他是傅长官的秘书啊！” 王玉闻之大喜，放开手段笼络薛起禄，请客、送礼自不在话下。几天后，薛起禄把王玉带进了戒备森严的傅作义长官司令部阎又文的办公室，见到了阎又文，但没有相认。 几天后，王玉打听到阎又文的家庭住址，提了两盒糕点直接登门拜访。王玉接连问了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阎又文先是疑惑不解，很快转为慎重，点头称是。 双方对视了一下，王玉决定单刀直入了：“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阎又文情绪激动地跨前一步，握住王玉的手说：“多少年了，我总盼着这一天啊！”

阎又文领着王玉上了大街，走进自己投资开设的一家布店。两人进了经理室，把门一关，这才畅谈起来。此后，这家布店就成了两人的联络点。 王玉来之前，边保的领导交代任务时，特意嘱咐，一是和阎又文建立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二是要阎又文了解和掌握重大的具有战略性的政治军事情报，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在敌占区，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个人。而即使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边保和中央社会部的几位高层领导，再往上，则直接联系到周恩来、毛泽东。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李克农(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成了日后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重要原因。彼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并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他是傅作义的随身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

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傅作义曾对周围的人说：“只有又文写出的东西和我的思想吻合，他用的语言和我想要说的一样。”傅作义不会想到，竟然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成了最了解他想法的人。 阎又文和王玉在布店里先后密谈了几次，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作了详细的讲述。阎又文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很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 王玉找到驻扎在绥东丰镇的华北野战军某部，但接待王玉的部队领导听后，却摇着头说：“你这个材料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 果然，1946年6月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绥东战役开始，傅部相继占领了集宁、丰镇、阳高、张家口等地。 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人称“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曾语气沉重地总结：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对情报不够重视。 不过，在战役后期，华北野战军避其锋芒，战略撤退，并没有与傅作义部队发生大规模战斗。若干年后，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的损失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9月初攻占卓资山，17日攻占集宁，19日攻占丰镇，矛头直指我党在华北地区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绥东战役的节节“胜利”，让傅作义部队大有“横扫千军”的气势，骄横不可一世。

此时的傅作义，也对这些战果喜不自胜，他找来自己的“笔杆子”阎又文，交代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长自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同时也给蒋公和美国人显示我们的态度”。 写还是不写？阎又文只好请王玉向中央请示。阎又文把自己的难题告知王玉，王玉如实向延安进行了汇报。这一次，阎又文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示：这封信要写，而且要骂得狠一些，要让傅作义和他的官兵兴高采烈，得意忘形，让我们的指战员看后，在战场上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吃掉。 9月20日，傅作义部队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致毛泽东公开电》，第二天，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全文转载，大字标题：

傅作义电劝毛泽东

希接受教训 放下武器

参加政府 促进宪政

文章捉刀者阎又文施展开文笔才华，把这篇傅作义致毛泽东的“檄文”写得洋洋洒洒。文章言语犀利，字里行间极尽讥讽、嘲笑、挖苦之能事。 其实公开信着笔之前，已经通过周恩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确实对那篇文章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邓宝珊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阎又文随行。 傅作义见到毛泽东，向毛泽东说:“我有罪。”毛泽东说:“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随后，有人引见了傅作义身后的阎又文。毛泽东笑着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1947年底，傅作义升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坐镇北平，不但有自己的20万嫡系部队，还手握华北地区40万蒋系部队的指挥权。掌握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华北地区的军事动态。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内线阎又文，作用至关重要。 1948年5月，李克农找来王玉，派他进入北平联系阎又文。其时，党中央已经开始酝酿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同时也考虑在华北与国民党进行大会战。阎又文的任务仍然是搜集战略层面的情报：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国民党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和作战计划，傅和蒋的关系。 和阎又文接头后，阎又文把王玉安排住进了北平饭店。此时的阎又文，仍是傅作义的秘书，但军衔已升至少将，兼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和新闻发言人，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他给王玉办了一张《平明日报》的记者证。 每周六，阎又文都会在北海漪澜堂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王玉就持记者证参加。有关的绝密情报，就通过记者招待会这个最公开的场合，秘密传送出去了。

同样是以《平明日报》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党员刘光人，也在那时与阎又文有过很多接触。 不但阎又文，就是自己在《平明日报》工作时的许多同事，刘光人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这份国民党的北平机关报中，竟然有20多位记者编辑是中共地下党员。 平津战役后来被视作中共情报工作的巅峰之作。根据平津战役纪念馆的统计数据，当时北平地下党有3000人之众，外围人员超过5000人。

牵一发而动全身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问题解决后，就要着手解决华北问题了。 中央最初的战略构想，是先夺取归绥，攻克太原，解放绥远和山西全境，然后集中华北解放军全部和经过休整的东北野战军主力，解决傅作义集团。 针对傅作义制定新的战略，又到了起用阎又文的时候。李克农派王玉再次潜入北平，限两个星期拿到傅作义的作战计划，最迟不能超过三个星期。 仅仅一个多星期后，王玉就从北平回到了东黄泥村，带回了傅作义的详细作战计划。 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都起到了影响。 研究平津战役20多年的北京卫戍区退休干部董世贵，详细整理出了中央对辽沈和平津战役战略不断临机调整的全部过程。 10月31日，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 直到11月9日深夜，中央解决华北问题的决心还是要先攻克太原，而后再解放平津。 但时隔六天后的16日凌晨，中央军委突然作出决定，4时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令其“早日入关，防止敌人逃跑”。5时，致电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以迷惑和稳住傅作义。为了同样的原因，对淮海战场上已经被包围的杜聿明兵团也暂缓攻击。

“如果没有此后的这些战略调整，那么傅作义有可能保存主力，甚至放弃平津退至南方，那将对全国解放进程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董世贵这样分析。 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分三路提前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的国民党军，阻断了傅作义的海上退路。随后华北野战军突然出现在张家口以西地区，发起猛烈攻击，断绝了傅作义西逃之路。 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

影响傅作义

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摇摆在战、和之间，情绪极不稳定。他的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着秘密谈判，而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特使也轮番飞到北平，甚至拿着蒋的“手谕”命其南撤。 从1948年12月底到1949年1月中旬，驻守在天津、塘沽、张家口、新保安的国民党部队全部被歼灭。特别是新保安战役中，傅作义的“王牌”35军被全歼，给傅的军事力量和他个人心理造成了巨大打击。 12月25日，党中央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等战犯，傅作义的名字也在其中。 阎又文反过来对傅作义进行了劝导。对傅作义冲击最大的是被中共列为了头等战犯。阎又文对此提出了另一种猜想：蒋介石对你不率部南撤肯定会生疑。华北丢了再去南方，蒋不会饶过你。共产党正在和我们和谈，这时把你和蒋绑在一起，应该是为了解除蒋的怀疑。 不久之后，解放军密使转来了一封毛泽东亲拟的电报，证实了阎又文的猜测。电报告诉傅作义：“我们这样一宣布，你在蒋和蒋的部队面前地位加强了。你可表示坚决打下去、别无出路。暗里和我们谈好，和平解放北平。”这下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秘密和谈重新开始。

傅作义与解放军的最后一次谈判，阎又文受命作为谈判代表，并对谈判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回到北平，阎又文把与叶剑英的谈话记录交给傅作义阅。傅作义看后沉思良久，最终说道：“看起来，事到如今，只有放下武器这条出路了。” 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日，傅作义携邓宝珊、阎又文一起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 在那里，阎又文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直接领导罗青长，并正式恢复了组织关系。不过，他的身份仍未公开，继续以隐蔽身份协助完成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和绥远的和平起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随着傅作义的部队接受改编，后参加抗美援朝。归国后，被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点名调到水利部农田水利局，任副局长。按照组织的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仍没有公开。 1960年，阎又文调任农业部粮油局局长。时值三年自然灾害，主管粮食生产的阎又文压力可想而知。他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积劳成疾，于1962年9月25日逝世。 弥留之际，阎又文给守在病床边的妻子丁宴秋留下遗言：“有事情找组织。”随即溘然长逝，时年仅48岁。

王玉、罗青长的出现与证明终于解开了阎又文身上的谜团。然而，证明仅局限于其子女单位。1997年播出的电视剧《第二条战线》，把阎又文描写成了一个反面人物。罗青长于1997年7月10日专门在《北京日报》发表《丹心一片照后人》，为阎又文正名。

在文章结尾，罗青长饱含深情地写道：“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锋锐，行必踏实，事繁勿慌，和若春风，外圆内方。我借毛主席的《咏梅》词怀念他‘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党的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经要求情工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阎又文的一生，就是这16个字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