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宇澄，1939年10月21日出生，浙江湖州人。曾担任华夏银行董事长，现在身为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和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9月至1963年7月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

1963年9月至1968年7月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

1967年8月至1970年8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4658部队锻炼。

1970年8月至1979年9月任北京化工厂车间副主任、主任、化学试剂研究所副所长。

1979年9月至1982年2月由国家高教部派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作访问学者，副教授。

1982年2月至1983年5月任北京化工厂副厂长兼化学试剂研究所所长。

1983年5月至1984年7月任北京市化工局局长助理、局长、党委副书记。

1984年7月至1987年12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市科委主任、党组书记。

1988年1月至1998年2月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委员。　其间：1993年9月至1998年12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系研究生，获理学博士学位。

1997年9月至2003年4月任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2003年2月被香港理工大学财金与会计系聘为荣誉教授。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大代表，北京市八至十二届人大代表。

2003年底当选为欧美同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副会长。

陆宇澄1939年生于山水俊美、钟灵毓秀的浙江省湖州市。由于家境贫寒，他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学习异常用功，成绩一直出类拔萃，数理化更是遥遥领先。其中他最喜欢的科目是化学，这主要是受其高中化学老师的影响。 　“化学老师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勾起了我对化学的浓厚兴趣，而他的敬业与执着，更是深深打动了我，我很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于是，高考报志愿时，陆宇澄坚定地选择了北京大学化学系。 　进入大学之后，陆宇澄对化学的兴趣愈加浓烈，一度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曾梦想着像俄罗斯化学家门捷列夫那样发现一种元素，并将其取名为CH，即China（中国）的简称。在那个保守的年代，陆宇澄的“异想天开”被很多同学传为笑话，认为他“野心不小”，“只专不红，还想发明元素成名成家”。但陆宇澄不以为然，依然执着于自己的化学梦。大学6年（当时本科6年制），他夙兴夜寐，孜孜不倦，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1963年毕业后，陆宇澄考上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生。当年考取该所的几乎全是大学讲师、助教或助理研究员，像陆宇澄这样从本科直接考上来的可谓凤毛麟角。研究所4年，陆宇澄从理论到实践得到进一步锤炼，培养了很强的逻辑能力和动手能力。 　“文革”不久，陆宇澄被派到解放军第69军农场锻炼，1970年分回北京，在北京化工厂当工人。上世纪70年代，中专生是工厂的骨干，陆宇澄是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在和工人们一起劳动的过程中，他逐渐被工人们接受和认可，不久当上车间副主任、主任，成为北京化工厂第一位大学生车间主任。由于技术精湛，能力出众，后来又升为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化学试剂研究所副所长。 　1978年，邓小平作出大规模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指示，全国掀起一股留学热潮。厂长鼓励陆宇澄参加出国选拔考试，并为他申请了考试名额。但当时陆宇澄并不想出去，他觉得和工人们在一起很快乐，而且比自己英文好的人很多，就把名额让给了其他同事。厂长得知后把陆宇澄批评一顿，又为他申请了一个名额。面对失而复得的机会，陆宇澄决心全力以赴，白天在工厂上班，夜晚就在灯下研习英语，中午休息时也手不释卷。备考期间，他尝试着翻译英语评论，并发表数篇译文。 　经过几个月的突击，陆宇澄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在出国选拔考试中，一举夺得北京市属单位工作人员英语第一名，也是当年北京市属单位唯一考出国门的人。

1979年9月，陆宇澄作为改革开放首批公派留学人员之一，前往斯坦福大学化学系做访问学者。 　斯坦福大学不仅科研设备非常先进，教授水平更是一流。陆宇澄的指导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化学界的一位泰斗。到他那里做访问学者的人来自世界各地。陆宇澄的到来，让实验室不少人感到很新奇。“当时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是很落后的国家，而斯坦福大学又是美国的顶尖大学，他们好奇中国人怎么会到这里来？他们问我‘我们实验室有这么多先进的仪器，你们国家有没有啊？’我说，‘大型的设备可能没有你们先进，但一般的设备都很健全。’这里面就含有瞧不起我们的意味。”陆宇澄回忆说。 　指导教授对陆宇澄也是半信半疑。为了试探他的水平，教授把自己多年未做成的课题“合成血红素的核心母体”交给陆宇澄，让他用3个月时间完成。这个课题美国学者已经研究七八年了，一直没有突破。 　“其实，教授只是在考我，并不指望我能做出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成功，为中国人争口气。”爱国之情化作了无穷的动力。陆宇澄卯足了劲，夜以继日地做实验、查文献，每天工作18小时以上。好心的图书馆管理员专门给他一把图书馆钥匙，以方便他夜晚加班。皇天不负有心人，由于陆宇澄废寝忘食的努力，实验进展得十分顺利，仅用2个月就成功了。

实验室当时一片欢呼，教授尤其兴奋，称陆宇澄是“七八年来第一个合成血红素核心母体的科学家。”之前带着怀疑眼光的各国学者也开始对陆宇澄刮目相看，有人感叹“中国人真了不起！……”陆宇澄用实力为自己赢得了尊重，也给中国人争得了面子。

为奖励陆宇澄的突出成绩，教授为他申请了每年1万多美元的奖学金，后来又聘请他为副教授，协助自己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期间，陆宇澄兢兢业业，完成了不少重大课题。学习之余，陆宇澄还负责中国留学生的联络工作。能力超群、待人热情的他，被推举为当地中国学生的联络人。闲暇时间，他曾组织一些中国留学生帮助筹建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留学期间，陆宇澄收获颇多。通过与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他的思路更加开阔，看问题也更加客观、全面，对日后工作、学习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与美国人交往中，他真切感受到朋友般的情谊。一次，他做实验很晚才结束，偏巧赶上大雨，情急之下打电话让房东开车接他，房东爽快地答应了。有时，陆宇澄去机场接朋友或外出办事，热心的美国朋友常会载上一程…… 　转眼留学生涯即将结束，陆宇澄决心回国，教授却再三“阻挠”。“他在操场上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希望我能留下来，之后又多次找我谈话，我一再婉拒了他的好意。直到后来我借口说，再不回去妻子就要和我离婚，他才不再挽留。” 当时陆宇澄在学术道路上可谓顺风顺水：2年半时间在美国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8篇，引起美国学界的关注。如果留在那里，学术前景将非常光明，但他毅然回国—— 　“国家派我出来学习，我一定要回到祖国，我的根在那里。”

1982年，陆宇澄回到北京化工厂，继续担任副厂长，兼任化学药剂研究所所长。一心想学术报国的他，却被一步步“推上”官员之路。 　作为当年北京市属单位唯一考出国门的人，陆宇澄回国后备受重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段君毅几次请他去市委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觉得，和工人们在一起很愉快，管好一个厂子也很有成就感，更重要的是，他想在学术上有所作为。为避免走仕途，他还报考了北大化学系首届博士研究生，以近乎满分的成绩拔得头筹。

1983年，陆宇澄本打算脱产念博士，这时北京市化工局局长动员他担任局总工程师。陆宇澄本想婉拒，考虑到党员应服从分配，便放弃了在学术上继续发展的机会，去化工局工作。然而，总工程师名额没有申请下来，陆宇澄服从组织决定，当了局长助理，那年陆宇澄43岁。他工作十分卖力，业绩突出，一年后升为北京市化工局局长。

一天，他正在基层调研，忽然被通知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他当时并不知何事，只记得刚进大会堂便被几台摄像机照了一通，开会才知道，自己成了北京市委常委中的一员。意外使命让陆宇澄毫无思想准备，考虑一番，他决定继续留在化工局搞实业，便找中组部相关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但没有被同意。 　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心想走学术之路的陆宇澄，却在仕途上越走越远。由于在北京市委常委岗位上业绩出色，1988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教育、科技、工业、经贸、旅游、外事等领域。

当时国家正在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准备在智力密集地区兴办高新产业开发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央有想法把科技、智力、人才密集的中关村打造成中国的硅谷。上任伊始，陆宇澄便向国务院申请成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即中关村科技园区），希望国家通过减税免税等优惠政策，鼓励更多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申请很快获批。随后，在北京市委领导下陆宇澄组织起草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即著名的《十八条》）率先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经国务院批准后，在全国影响很大。一时间，成百上千家企业纷纷来中关村试验区注册，蔚为大观。 　陆宇澄和时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的李绪鄂担任试验区首届管委会主任，期间提出了很多先进理念，比如“让科技第一生产力进入主战场，像发达国家一样，成为推动生产的第一动力”“科技成果商品化，科技商品产业化，科技产业国际化”等等，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20年过去了，中关村几家零星小店发展到2万余家高新技术企业、近百万从业人员、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近万亿元的世界知名高科技园区。

陆宇澄上任后，在工业领域也推行了系列改革。上世纪80年代，由于国有企业体制不适应改革开放大潮，加上相关政策不到位，迫使很多企业大面积亏损。当时北京的工业已经筋疲力尽，很多企业连年亏损，而且污染严重。“北京到底应该怎么发展？”成为当时北京领导人思考最多的问题。陆宇澄认为，北京作为首都，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决定了其工业不但要进行体制改革，也要进行布局改革。他提出了“退二进三”的思想，“退二进三”有两层含义：一是工厂退出二环路，进入三环路；二是部分工厂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这样不仅缓解了环境压力，还救活了一些企业。 　北京市第三袜厂就是一个典型。其时北京第三袜厂因亏损发不了工资，每月只发一些袜子，工人们便靠售卖这些袜子维持生计。这时，中信集团董事长有意把该厂改造成写字楼（富华大厦），陆宇澄提出三七开，即政府出地，企业出钱，楼宇30%归政府，70%归企业，前提是企业把工人安置好。这一思路逐渐得到推广，北京成千上万家企业分5批踏上“改革之船”，北京工业迎来了新的春天。

在任期间，陆宇澄还组织了几次影响深远的会议。京港经济合作研讨会就是其中之一。一次，北京市经贸委主任提议发起京港经济合作方面的会议，陆宇澄非常赞同，认为“这个想法有助于香港回归之后，充分利用香港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功能来发展首都。”为了筹备这次会议，他专门派市长助理率团到香港拜访李嘉诚、霍英东等50名港商巨头，在他的策动下，首届京港经济合作研讨会于1996年香港回归前夕成功召开，引起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后来，这一研讨会年年举办，规模越来越大，为推动两地经济发展、促进京港交流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他还发起创办了北京国际科技周活动，得到国内外科技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为振兴科技事业、发展和引进外贸缔造了一个新平台。国际科技周每年五月举办，品牌影响越来越广泛，现已发展为北京市政府，科技部、发改委共同主办的大型国际经济科技交流活动。

1998年，陆宇澄卸任北京市副市长一职。任职10年间，他完成了从学者向官员的成功转型。岁月渐行渐远，关乎北京以往的记忆日渐淡去，但人们不会忘记这位老市长为首都的发展发达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1997年9月，陆宇澄即将卸任北京市副市长职位之际，国务院相关领导动员他担任华夏银行董事长。华夏银行1992年由首钢全资成立，最初只是首钢的一个财务公司，1995年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造，成为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改革不彻底，银行内部矛盾重重，发展十分缓慢。相对日益崛起的民生、招商等股份制银行，华夏银行则显得萎靡不振，步履维艰。

陆宇澄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推进彻底的股份制改造，把华夏银行变成一个真正独立的股份制银行。针对当时矛盾繁多、人心涣散的状况，他提出“一心一意抓发展，从上到下讲团结，依法治行，从严治行”的行训，带领全行员工对华夏银行进行“二次创业”，不断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盈利能力。 　1997年华夏银行仅有两三家分支机构，到2002年已在全国21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银行资产以每年超过50%的速度扩张，截至2002年9月，华夏银行总资产达1579亿元，存款余额达1291亿元，贷款余额达795亿元，累计实现利润50亿元人民币，位列当年《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银行排名521位。

随后，陆宇澄开始了“二次创业”的国际化改造。在他看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企业要生存，银行要发展，必须推进国际化改造。第一步就是上市。为适应入世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华夏银行开始紧锣密鼓地上市。2003年9月，华夏银行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成为全国第五家上市银行。陆宇澄表示，华夏银行还将逐步在香港、纽约、伦敦等地上市。

上市之后，华夏银行积极推进国际化人才战略，进一步加快了国际化步伐。“银行的高官人员中至少有一两名是从国外知名银行聘请过来的。在各部门、各分行等高级管理人员中，将有计划地聘用具有国际银行操作经验的人才。我们希望通过引进具有国际金融从业背景的高级管理人才，将国际金融业最先进的管理和经营经验带入华夏银行，从而提升整体实力。”陆宇澄如是说。

与此同时，华夏银行的整个操作运行策略都按照国际一流商业银行的标准和规范进行了全面改造。该行已与德意志银行、东亚银行、荷兰银行、三井住友银行、渣打银行等多家知名外资银行，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

从政府到企业，多少有些不适应。但对陆宇澄而言，适用期仅用了半年。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他多次负责招商引资的大项目，积累了从事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为日后执掌华夏银行打下良好基础。 　在陆宇澄看来，银行工作相对单纯，说到底就是盈利，而盈利离不开客户，如果有优质的客户群体，贷款就没有风险，于是他提出了“重视贷款质量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陆宇澄说，“这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正所谓“实践出真知”，陆宇澄的很多管理理念都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年中，他至少有四分之一时间在基层。各省分支机构开张，他会过去考察情况，拜访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与当地人民银行共同选拔干部，为华夏银行进军地方搭桥铺路。

2003年4月，陆宇澄圆满完成使命，从华夏银行退休。退休后，他依然很忙碌，身为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和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陆宇澄正在为中国留学事业的发展繁荣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