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企霞（1913年10月20日~1988年1月16日），浙江鄞县人，著名作家、文学家。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小商家庭，自幼生活贫困。曾在免费的宁波甲种商业学校读书。

1925年入宁波甲种商业学校。1927年离开家乡外出流浪，当过银行练习生，布店店员和其他杂工。因为爱好文学，1931年始发表小说、散文，次年至上海，在通信中认识叶紫，到上海共同创办无名文艺社，出版过《无名文艺旬刊》和《无名文艺月刊》。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革命活动。

1933年在《无名文艺旬刊》发表第一篇小说《梦里的挣扎》，次年在《文学季刊》一卷四期发表的小说《狮嘴谷》是他早期较好的作品。此外也写过评论文章，但数量不多，一直未结集出版。一生的主要贡献在文学编辑和文学教学方面。1940年到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协助丁玲编《解放日报》副刊，参加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1945年参加华北文艺工作团，华北文工团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后，任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主任，参与编辑《北方文化》（成仿吾主编）、《华北文艺》（欧阳山主编）等刊。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文联副秘书长、文协秘书长，不久又与丁玲、萧殷一同编《文艺报》，任《文艺报》副主编、主编，中国作协第二、四届理事。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5年因“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被错划为“右派”。后任杭州大学教师。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后调北京任茅盾文学奖评委，《民族文学》杂志主编。1987年离休，1988年1月16日病逝。

著有评论集《光荣的任务》，小说《狮嘴谷》《血的旗子》《一个碾米厂的毁灭》《星夜曲》，散文《狼叫》等。2008年遗作《企霞文存》出版。

1973年冬天，杭州大学召开了一次批判大会，会议由驻校工宣大队主持，批判对象是夏承焘和陈企霞两位先生，前者的头衔是“反动学术权威”，后者是“反党分子”。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陈企霞先生本人的真实形象。第一个被批判对象是夏先生，是谁批的，批了哪些内容，全忘了。但对陈企霞先生的批判，却记忆犹新。上台批判他的是一位戴眼镜的与陈先生同在安吉干校（其实是农场）的年轻教师，其中一条主要罪状是，有一天干校死了几只鸭子，大家着急地问：怎么办？陈企霞却在一旁抽着烟，冷冷地说：怎么办？死了就死了，扔掉就是了。说到这里，这位批判者激动地从讲台这头跳到讲台那头，连连挥动着手臂说：“多么可爱的鸭子呀。黄黄的，毛茸茸的。干校的革命战士们都十分心痛，但陈企霞居然说出这样的话，可见这个反党分子的心理是多么的阴暗反动！”然后他居然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陈企霞！”现在想来，这位年轻教师也许是在避重就轻，所以才如此这样“大帽罩小事”，但当时我们几个同学一边跟着他喊“打倒”，一边却嘀咕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哪有这样无限上纲的？这时有位细心的女同学忽然低声说：呵，你们看，陈企霞在笑呢！抬头望去，只见站在台右角的陈企霞先生棱角分明的脸上果然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像是一种嘲弄，也像是一种不屑，但更多似是一种苦涩。

想来确也如此，一个早年出生入死的革命者，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定为反党集团首要分子，而反党就是反革命，面对这样的横蛮批判，他除了苦笑还能怎么样呢？

1978年夏，中国作协《诗刊》社朱先树、刘湛秋来杭，提出要去拜访一下陈学昭和陈企霞。当时二陈均在杭州大学“工作”，于是在我的陪同下，先拜访了陈学昭先生，然后来到陈企霞先生位于杭大河南西溪路南的住处。

当时，陈企霞先生的住处是真正的“陋室”，因为一场“文革”已将他这位原行政十级干部“扫地出门”，住的是工友、单身助教的宿舍。这是潮湿的一楼，内外两室，内室是卧室兼书房，外室是客厅兼卧室，厕所是公用的，共用走廊上的一张桌子、桌子上的一口碗柜和桌子旁的一只煤球炉，就是他家的厨房。

陈企霞与夫人郑重同志在外间接待了我们，椅子不多，大概只有四张，陈企霞“郑重”地让我们坐椅子，自己也占了一张，郑重先生则只好坐在靠窗的床上了。当时的情境，陈企霞显然是一家之主。朱先树兄低声对我说，陈先生夫妇久经磨难，如此相守，真不容易！我诺诺，却不禁想起了孙席珍先生对他的调侃。孙先生说，陈先生与夫人也时有争执，而每当夫人叉腰发指，先生总是低头而坐，沉默不语。所以孙先生把他俩发生争吵时的形象比作是一把茶壶与一只茶盅——只是当时我不便启齿。

看得出，陈先生夫妇对我们的到访是十分高兴的，当时他们正处于得知可能平反但尚未平反之际。此时作协来人，哪怕是最普通的工作人员，也不啻是一种好迹象，但接下来却出现了故障。原因是朱刘二位居然以我为口径，也以“陈先生”称之。这“先生”二字一出，我看见陈先生的脸色一下多云转阴了，但朱刘二位却浑然不觉……

陈与《腹地》

王林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就是他的小说《腹地》。这部以1942年日军对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为背景、被著名作家孙犁称为留下了“一幅完整的民族苦难图和民族苦战图”的小说，1950年遭禁，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遭到批判的长篇小说。

没想到，王林“死了都要求要解决”的气愤之语，竟一语成谶。

“没有爱护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其实，早在《腹地》出版前，争议就开始了。

这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叫辛大刚，是一位因伤致残回到村中的八路军战士。他参加了剧团，并跟剧团主演、一位美丽的姑娘白玉萼相爱。村支书范世荣是破落地主后代，丧妻后想将白玉萼续弦，于是在村中开反淫乱斗争会批判辛大刚。此时，日军开始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村支书躲到了亲戚家，村政权陷入瘫痪。危急之时，辛大刚毅然担负起军人的职责，带领村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

小说用细致的笔法，描述了村民在战时的生活和中共基层组织的状况，真实地描写了人物的处境和内心：支部书记也有私心杂念；主人公也有对现实的不满、对当地领导的怀疑和对恋爱的渴望。

王林对《腹地》异常看重，因为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他拿命换来的。

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时，王林是冀中文建会副主任、火线剧社社长。据日后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的刘绳回忆，为保护和储备干部，上级要求王林等人立即转移至西太行山区，但王林坚决要求留在冀中，见证反扫荡这一壮举。《腹地》就是他趴在“堡垒户”的地道口，像写遗嘱一样写出来的。完成后，他将手稿深埋地下，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从土里把手稿挖出。

1946年，王林将《腹地》手稿本拿给文艺界的朋友们看，征求意见。曾在延安鲁艺任戏剧系主任的张庚提意见说：“第一节到第六节气魄大，但辛大刚到剧团中搞恋爱去了……这村前后两支书皆坏蛋，令人不知光明何在？”另一位作家沙可夫却来信鼓励他：“张庚同志他们给的意见，不一定就是说这篇文章完全要不得，用不着藏之名山。”

在批评意见中，陈企霞的声音是最响亮的：“不同意将一个党的负责人写成这样。政治影响不好，让人觉得共产党的力量在哪里？……不应该告诉说共产党里有坏蛋。《腹地》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爱护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这是一次尖锐的警告，但是王林忽略了。他以一个作家的固执，拿着原稿四处奔走。

彼时，国共战事正紧，一部小说的命运不足挂齿。直到战争胜利前夕，《腹地》的出版才又重新提上日程。

1949年，王林随部队进入天津，后历任天津总工会文教部部长、文联党组副书记等职。6月，周扬致信王林。虽然他并没有读完整部作品，但肯定地表示：“抗日史诗是需要写和印的。”

此时，针对这部小说仍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比如“能否将支书换成副支书”，让王林觉得自己的神经“实在经不住这些老爷们的奚落啦”。

最终，在周扬的支持下，1949年8月20日，《腹地》在天津开始排印。就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王林拿到了第一本《腹地》。他像捧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它送到爱人刘燕瑾手中。

这位1931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并亲历西安事变的老党员不会想到，在躲过了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枪炮之后，他却会因为一本小说，倒在自己同志的批判之下。

《腹地》实际成为禁书

在1950年的第27、28期《文艺报》上，时任该报副主编的陈企霞发表了署名文章《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

经历过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洗礼的陈企霞以无产阶级文艺的典型视角，对《腹地》作了一次文本细读。

陈企霞的文章先扬后抑，首先表扬了《腹地》中有些内容真切动人，然后，“带着十二分的惋惜，郑重地指出这部小说无论在选择英雄形象上，反映农村内部斗争上，描写党内斗争和党的领导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重大缺点，这些缺点和小说全面地纠结在一起。”

文章徐徐展开，历数了小说的种种问题：主人公被作者描述为孤僻、村民被小丑化、党员有私心杂念、村支部书记不够正面……然后直指“问题核心”：“在小说《腹地》中，抗日战争在一个具体的村子里，党的领导实际上是被否定了的，党的作用是看不见的，党内的斗争充满了无原则的纠纷。”在文章末尾，作者提出警告：“对于我们矢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者，是值得十二分警惕，应该千百次去思索的。”

1950年的《文艺报》，几乎直接代表着中共对文艺思想的态度和看法。这篇两万三千字的重磅文章，将《腹地》定性为“否定党的领导”，实际上已经宣判了这部小说的死刑。

王林后来写道：“因为陈企霞同志的批评，《腹地》实际上成了禁书。”

“也没有具体的禁止发行这本书的文件。就是这篇文章一出，新华书店就都买不到这本书了，很快就全部下架。”王林的儿子王端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陈企霞的批判文章发表后，当时的一位作家孙峻青曾特地去书店寻找这本小说，但无法买到，后来他偶然在废纸堆里发现了一本扯去封皮的《腹地》。

王林感到气愤。根据作家、《小兵张嘎》作者徐光耀的回忆，王林曾专门去找周扬：“我这是在日本鬼子的炮楼下写的小说，你看了没有？”但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