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瓷器的外销，中国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

中国南方是南岛人种的发源地。先秦时代称之为百越民族，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他们拥有优秀的航海经验和冒险精神，足迹遍及太平洋和印度洋，史前时代起即开始了向远洋迁徙，马达加斯加、夏威夷、新西兰均有分布。

秦代

海路西探，到达东南亚诸国，并且到达印度。

秦灭六国后，开始着手平定岭南地区的百越之地。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屠睢因为滥杀无辜，引起越人的顽强反抗而被杀。秦始皇重新任命任嚣为主将，并和赵佗一起率领大军南征，经过四年努力，于前214年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秦在岭南设三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并以南海郡为中心逐步发展起繁荣的岭南经济圈。　秦末，北方征战不休，岭南地区由赵佗统治，史称南粤国，是当时少有的和平地区。

前202年汉立国，汉高祖为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与南粤国议和，两国得以发展经贸。前195年高祖驾崩，吕后摄政与南粤国发生冲突，双方在南岭发生激战，战局僵持。当时岭南地区主要出产丝绸类纺织品，赵佗为寻找重要的军需物资铁资源开始谋求海上路线通往西方国家开展贸易。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希腊风格银器皿以及南粤国宫殿遗迹发掘出来的石制希腊式梁柱就是相当好的证明，证实了秦末汉初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诞生，岭南地区向西方输出丝绸以换取各种物资，并且有希腊工匠来到中国参与了南粤王宫殿的建造。

海路西达印度、波斯，南及东南亚诸国，北通朝鲜、日本。

西汉时期，南方南粤国与印度半岛之间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粤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南从日南、徐闻、合浦通都元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皮宗国、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1]。

东汉时期，“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年-180年）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2]这是历史记载的中国与罗马帝国第一次往来。

中国商人运送丝绸、瓷器经海路由马六甲经苏门答腊来到印度，并且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再把丝绸、瓷器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再由希腊、罗马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经地中海海运运往希腊、罗马两大帝国的大小城邦。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提出“丝绸之路”一名，首推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 1833-1905)，他对中国进行多次调查考察后，在所著《中国》(三卷)中提出此名，原指中西陆上通道，可能因为在这条路线上进行的主要贸易是丝绸，故名。此名出现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丝绸不仅从陆道运往西方，而且也经由海道，因而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 1865-1918)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其后，日本学者三杉隆敏与香港学者饶宗颐教授对海上丝绸之路又均加以研究。但对这条路线作多方面详尽考释者，当推北京大学陈炎教授。由于某种原因，他直到知命之年以后，才始得以重新从事科学研究。其突出成就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曾应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从西方的威尼斯航行到东方的日本长崎，途径16个国家和22个海港城市，并参加了马尼拉和泉州的重点考察和国际学术讨论会。他的研究不仅对各条路线进行考证，还特别着重于中外文化交流。本文所论，对先行学者的研究成果多所吸纳，亟以少走弯路和避免错讹。

一、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出产丝绸的国家。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便知种桑养蚕。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的故事，虽近似神话，但1977年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遗址考古发掘证明，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对生产蚕丝已有认识。4700年前，浙江吴兴钱山漾一带，已能生产丝绢。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长三尺七寸，重量不到一两，其工艺之精巧，轰动了整个世界。湖北江陵楚墓中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更被誉为“世界丝绸宝库”。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考古发现证明长江中下游是我国丝绸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否定了过去人们以黄河流域中下游为我国最早的丝绸发源地之说。西方人最初对中国的了解，就是从认识中国丝绸开始的。他们誉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希腊文意为“丝绸”)，中国丝绸从此誉满天下。它外传的时间，据记载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传入印度和西方各国。这条传播丝绸的道路，就是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中国丝绸是这样的美丽，它一传到西方就使西方人为之倾倒。罗马的贵族妇女，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织的透明衣裙为荣，中国丝绸于是成为罗马帝国最大的奢侈品之一。丝价竟与黄金价格相等，于是商人竞相到中国贩运丝绸，丝绸之路因此日益繁荣。中国丝绸遂成为古代贸易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价值最高、获利最丰的商品。但这条在汉唐时期异常活跃的丝绸之路，因为从陆路外传，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引，便逐渐转为海路。

它主要的局限性是：首先，陆路要通过许多民族和国家，如果其中有一个发生变乱，或为垄断丝绸贸易者所操纵，则其便不畅通：其次，陆上丝绸之路位于我国西北，地处内陆，只能向西外传。而我国的主要外销商品如丝、瓷、茶等产区，都远在东南沿海，要长途向西运输，既不经济，又不方便。尤其像瓷器等较重易碎的商品，陆运就难以承担，随着商品生产的日益发展，它已不能适应商业运输的需要。何况对环太平洋各国，陆路是无法到达的。再次，陆路的自然条件恶劣，要越过葱岭和戈壁沙漠，风沙弥漫，行程艰巨，运输量有限，时间久，运费高。这些致命的弱点，限制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特别是到唐朝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向南转移。这样，丝绸之路便自然要另辟门经。陆路的缺陷，恰好是海路的优点。我国东南沿海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有许多终年不冻的良港，又是造船和航海技术最发达的地区，陆路不能到达的海岛国家，从这里起航都可畅通，而且不受别国的牵制，可以自由通航。罗马帝国为摆脱安息(今伊朗)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操纵和对丝绸贸易的垄断，于公元166年打通了直达中国的航路，就是例证。海运临近生产商品基地，海船的运输量比骆驼不知要大多少倍，且运费低廉，像瓷器等商品海运安全可靠。这些都显示出它的巨大优越性。正是这些原因，丝绸之路就由陆地转向海洋，而且日益兴盛。

“海上丝绸之路”事实上早已存在。《汉书·地理志》所载海上交通路线，实为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海船载运的“杂缯”，即各种丝绸。我国丝绸的输出，早在公元前，便已有东海与南海两条起航线。

东海起航线：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箕子便“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织绸技术就已传入朝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由秦始皇第十一世孙自朝鲜的百济传入日本。公元469年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日本开始出现吴服(今和服)。她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南海起航线：早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时，我国海船就携带大批丝绸、黄金，从雷州半岛起航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缅甸等国，远航到印度的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Kancipuram)去换取这些国家的特产。然后，从今斯里兰卡经新加坡返航。这样，中国的丝绸，早在公元前就传入上述各国。由于中国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自此便有中国丝绸传入今印尼、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传到欧洲的大秦(罗马)的这一条途径。

三国时代，魏、蜀、吴均有丝绸生产，而吴雄踞江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汉唐时期，中间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作了怎样的贡献呢？

二、三国孙权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历史阶段。一是从周秦到唐代以前为形成时期；二是唐宋为发展时期；三是元、明两代为极盛时期。汉末三国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孙权雄踞江东，以古之大禹为榜样，主张“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更通伐，妨损农桑”而竭力发展经济，开创造船业，训练水师，以水军立国，并派遣航海使者开发疆土，与外通好，作出了重大贡献。

先说造船业，航船、航舰，这是航海的必备条件与主要工具。在三国之前，一般都是靠帆船与信风，在海上漂泊无定，几近冒险，为此而丧生者，不计其数。到了三国时期，由于孙吴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的进步，技术先进，规模也很大。据张大可著《三国史》，孙吴造船业尤为发达。汉代主要造船地区在长江下游苏州、无锡、安庆等地，多是平底内河船。孙吴造船中心，移往建安郡侯官(在今福建闽侯)、临海郡永宁县(今浙江温州)、横藇船屯(今浙江平阳)、南海郡番禺县(今广州)等港口。孙权设置典船都尉，专门管理造船工场。孙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最大战舰可载三千士兵，有上下五层，雕镂彩画，非常壮丽，续航能力强。载马八十匹的海船称小船。航行在南海上的商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二三丈，望之如阁楼，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孙吴武装船队出海百余艘，随行将士万余人，北上辽东、高句丽(今朝鲜)，南下夷州(今台湾)和东南亚今越南、柬甫寨等国，吴国灭亡时，有战船、商船等5000多艘。

据富阳当地学者朱健文在《东吴的造船业与泛海远航》一文的考证，当时孙吴造船业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准：1955年在广州出土了东吴的陶制船模，船模从船首到船尾有八根横梁，八根横梁说明有八副舱板，它们把船体分成九个严密的分舱(船舱)。这就是用横梁和隔舱形成的分隔舱结构造船技术。船要航行时，即使有一两个船舱受到破坏进水了，水也不会流入其他船舱中，船也不会马上沉没。进水的船舱可以抓紧时间抽水、堵塞漏洞和进行其他修理，并不影响船的继续航行。

孙吴发达的造船业对后世出海远航造成了更为有利便捷的条件，对于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次说航海术。三国时期，随着造船业的崛起与发展，人们很自然把目光从内河而投向海外。江东地区的先民早就积累了相当的航海知识与技术，这可以从先民们的探索历史中得到印证。

一是季风(古称“信风”)与海流为先民们的出海远航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国是典型季风气候的国家，沿海岸风向主要表现为季风特征。每年当冬季东北风起时，海流随风向由东北朝西南流；当夏季西南风起时，海流又随风向朝东北流。日本海有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暖流和寒流。发源于鞑靼海峡的里曼海流，在冲刷俄罗斯滨海省份的海岸以后，沿着朝鲜半岛的东岸南下，当碰到来自西南的对马海流时，它的一部分转向东流，而它的大部分则形成潜流南下，抵达济州岛再渡上浮，成为中国海内寒流的源头；另一方面由南来的暖流，经台湾海峡沿琉球群岛北上，穿过朝鲜海峡，形成对马海流，沿着日本列岛的西岸向东北流动，直到津轻海峡和宗谷海峡后，分成支流逐渐减弱，所以日本海上由于里曼海流和对马海流便出现了大体上沿着周围陆地向左旋的环流。

江东先民(或称东吴人)早就认识到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并且适时地加以利用，使之成为长距离远洋航行的驱动力。

二是冲淡水性质的沿岸流，造成先民们出海的好时机。

在中国近岸海域，由河水和海水混合形成了一股冲淡水性质的沿岸流，譬如东海沿岸流(又称长江冲淡水)。东海沿岸的路线随季节不同而不同。夏季，在西南季风盛行时期(6-8月)，浙江沿岸水北移，在长江口外与长江水和钱塘江冲淡水汇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冲淡水流，向东北直指济州岛方向与对马暖流相接，其中一部份汇入对马暖流进入日本海。冬季，长江流量大减，东海沿岸流也随着减弱，在偏北季风吹送下，长江冲淡水与钱塘江冲淡水汇合，沿浙闽海岸南下，并穿过台湾海峡直接入南海。

三是天文航海术与地文航海术，成为先民们远航时判别时间与方向的依凭。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都是以太阳、月亮、星星作标准的。通过长期视察日、月、星辰，很自然地会认识到，白天太阳从东边升起，没入西方；夜晚星辰同样也升起于东方，落于西方。先民们早就根据太阳、月亮、星辰的运行规律来判别方向和时间了。既然陆地上能够这样，那么，也完全可能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海上活动中去。

四是船舶操纵技术提供了比前更为可靠的技术保证。

三国东吴的海船用上前所未有的多帆技术，在多帆桅船上，斜移的帆面各自迎风，后帆不会挡住前帆的受风，大大加快了船速。康泰《吴时外国传》称，这种船自南海乘风航行至大秦(罗马)只需一月，吴人万震(曾任丹阳太守)《南州异物志》也说，多帆海船上通过斜移帆面到合适角度，充分地利用风力，“斜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风激波，所以能疾。”

由于航海术的提高，三国孙吴多次派使者出海远航，成为开拓性的壮举。

再次说水师。有大船而无驾驭大船的水手和船员，也无法出海远航。这一点，孙权及其东吴以“水军立国”的战略思想，培养与造就了一大批擅于水上作业的精兵强将。这在汉代尚不具备这种条件，而且经过此后许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对后世也确有肇始与开启之功。

孙权水军士卒训练有素，良将云集，纪律严明，因而战斗力很强，就连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曹操也十分钦佩。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与孙权在濡须的一场水战中吃了败仗，被歼三千，自溺数千，而望孙权，则仪表堂堂，沉着指挥，战船高大，器械精良，军伍整肃，作战勇敢，曹操既惊奇又敬佩的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刘表)儿子若豚犬耳！”这是作战对方对孙权水军的称赞。

孙权水军的精良，在客观上是因为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其一，有一条从黄海到南海漫长的海岸线；其二，有长江、钱塘江、赣江、闽江、湘江、东江、北江、西江以及太湖、湖庭湖、鄱阳湖等大江大湖，而且江湖连接成网；其三，国内有较发达的炼铜、炼铁、造船、纺织等工业，为发展水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足够的技术力量。其四，吴与魏、蜀基本上以长江、湘江为界，争夺要地，战争的特点是水战，这就决定了发展水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孙吴的“地利”条件之长，正是蜀魏“地利”条件之短，孙吴发展水军是完会符合客观实际的。

最后说丝绸业。孙权及其东吴拥有出海的大船与技术，拥有人才与水兵不说，如果缺乏从事海外贸易的物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也就不可能形成。三国时期，作为海上贸易之“大宗”者，当首推丝绸。孙吴的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而有自已独特的创新与发展。

孙吴时期，统治者重视农桑，致力垦荒，许多大臣都提出了这类建议。永安二年(公元259年)，景帝孙休下诏：“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当由于士民之赡，必须农桑，……田桑已至，不可后时。”说明孙吴政权对丝绸生产的重视。非但如此，陆逊还在海昌屯田时，“督劝农桑”；诸暨、永安等地也生产御丝；永嘉还贡八蚕之绵。可见丝绸生产区域得到了扩大。近年在安徽南陵县麻桥乡发现东吴墓葬，随葬有梭子、纺绽等纺织工具和记有练、绢、锈、锦、缯、纻、布的遣册，极有可能就是一位丝绸生产者的墓葬，这为东吴丝绸生产提供了实物证据。

三国时吴国还设有官营丝绸生产机构。史载孙权夫人潘氏，“父为吏，坐法死，夫人与姊具输织室。权见而异之，召充后宫。”同时，孙权又曾“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由此看来，御府中也生产锦绣等丝绸产品，具体生产作坊就是御府下属的织室。

这官营丝织自三国孙吴始创以来，便代代相传，极大地促进与推动了我国丝绸业的发展。例如两晋时期，据《邺中记》记载：“石虎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绵织成署皆数人。”石虎即赵石虎的官营丝织作坊，在当时规模最大，尚方御府，即后赵主管这类作坊的组织，其下又有织锦署、织成署等。南北朝时期，这类作坊还按军事系统编制，可见其织户工匠之多、管理之严。

三国孙吴在上述诸方面都在汉代有较大进步，具有出海远航的主客观条件，因而形成东海丝绸之路。它根据季风的变化规律和海流的方向，在夏季(6-8月)，从江浙沿海出发，借助风帆和海流移动的力量，以及天文、地文导航，在顺风顺水相送下，航渡出海近则台湾，远则日本等地。

如此航线的有无，已被后世的航行所证实。古代日本与中国南朝的交通，唐及唐以后遣唐使以及贸易商船的往来，大多采用这条路线，自然与利用海流、天文和地文导航有关。不过这条航线事先是不一定了解的，更不会知道所到之处是什么地方，远航的结果，往往后来才知道。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许多方面的事实都说明雄踞江东的三国孙吴很有作为、很有建树并卓有成效。

魏.晋.南朝

东吴黄武四年（225年）扶南国王范旃遣使来吴国，历时四年来到东吴，献琉璃。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国。

黄武5年（226年）大秦商人到交趾、吴国首都建业（今南京）。 法显陆上西行，海上归国，由印度多摩利底经狮子国、耶婆提、到山东牢山。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波斯、天竺、狮子国、扶南、婆利。

隋.唐.五代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赤土、丹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盘盘、真腊、婆利。

中唐之后，西北丝绸之路阻塞，华北地区经济衰弱，华南地区经济日益发展，海上交通开始兴盛[3]。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拂菻、大食、波斯、天竺、狮子国、丹丹、盘盘、三佛齐。

航路：由泉州或广州启航，经海南岛、环王国（今越南境内）、门毒国、古笪国、龙牙门、罗越国、室利佛逝、诃陵国、固罗国、哥谷罗国、胜邓国、婆露国、狮子国、南天竺、婆罗门国、新度河、提罗卢和国、乌拉国、大食国、末罗国、三兰国。

唐人移民海外。

唐人杜佑对历代南海交通作了个总结：“元鼎（前116－前111年）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奉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逾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

宋代

宋朝先後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今胶州营海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5]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后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理、蒲哩鲁、遏根陀国、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总计五十八个国。 　出现了《岭外代答》、《诸蕃志》，记载与中国通商国家情况的专著。

元代

与蒙元通商的国家：三岛、民多郎、真腊、无枝拔、丹马令、日丽、麻里鲁、彭亨、吉兰丹、丁家卢、八都马、尖山、苏禄、班卒儿、文老古、灵山、花面国、下里、麻那里、沙里八丹、土塔、忽厮离、假里马打、古里佛、放拜、万年港、天堂、忽鲁模斯等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商人汪大渊，航海远至埃及，著有《岛夷志略》一书。

明代

郑和下西洋， 到过：占城、爪哇、旧港、满拉加、哑鲁、苏门答腊、那孤儿、勃泥、小葛兰、彭亨、锡兰山、三岛、苏禄、吕宋、溜山、打歪、八都马、柯枝、南巫里、古里、坎八叶、木克郎、甘巴里、阿拨巴丹、阿丁、天方、米息、麻林地、忽鲁模斯、祖法儿、木鲁旰、木骨都束、抹儿干别、不剌哇、慢八撒、木兰皮等国。

《明会典》记录了130个朝贡国，其中海上东南夷有62国，包括：安南，苏禄国，锡兰，朝鲜，日本，琉球，爪哇等。

三朝的禁海令

元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由于连年对外征战和失败，因而先后进行了四次禁海。 第一次“海禁”发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年初。第一次海禁从公元1292年（世宗至元二十九年）到公元1294（世宗至元三十一年）止。第二次海禁公元1303年（成宗大德七年）到公元1308年（武宗至大元年）止。第三次海禁从公元1311年（武宗至大四年）到公元1314年（仁宗延枯元年）止。第四次海禁从公元1320年（仁宗延佑七年）到公元1322年（英宗至治二年）结束。1322年复置泉州、广元（宁波）、广州市舶提举司，之後不再禁海。

明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为了抵制蕃货，“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泉州、明州、广州三个市舶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为由，禁濒海民私通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下令一律禁止民间买卖及使用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下海通番。

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违反禁海令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大明律》)。

永乐二年永乐帝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

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第一个禁海令，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止海禁时止，期间接近两百年之久，这段时代，正值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大航海的时候。1557年葡萄牙人已经来到大明国

门口，建立了澳门殖民地。

清

清廷从顺治时到雍正时的四十年海禁（公元1655年—1684年，公元1717年—1728年）。

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东宁国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禁海令；并於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後，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

到了乾隆以後，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後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国为首的东方世界。

贸易的对象有许多：

朝鲜、日本、琉球 位於今中南半岛上的国家 东南亚沿岸岛屿 南洋 阿拉伯人 欧洲各地，因为此海上丝路多只到阿拉伯，因此其他到欧陆的物品须经由阿拉伯人转运。 出入口物品：

出口：自中国出发之货物主要以丝绸、茶、瓷器、金、银、五金、书籍等等 入口：自西方来货物包括：琉璃、猫眼石、明珠、象牙、香料、宝石、水晶、玛瑙、琥珀、骆驼皮、乳香、没药、安息香、沉香、檀香、卢荟、胡椒、温纳齐等。 主要西传及传入中国物品多数经陆上丝路。

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计划

广州、泉州、宁波、扬州、蓬莱、北海、漳州七市被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计划。

东海丝路

东海起航线最早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

南海丝路

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宁波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古港，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曾辉煌一时，自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后成为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海上丝绸之路又代之而兴起。到唐宋两代，伴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活跃以及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长足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又再一次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

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

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

清廷从顺治时到雍正时的四十年海禁（公元1655年—1684年，公元1717年—1728年）。

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东宁国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禁海令；并於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後，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

到了乾隆以後，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後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国为首的东方世界。

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 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的开通。

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明清时期，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3条航线。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开通。

目前保存在广州市内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共有20多处，包括南海神庙、怀圣寺（光塔寺）、光孝寺、清真先贤古墓、华林寺（西来初地）、莲花塔、沙面西式建筑等，其中怀圣寺就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清真寺。华林寺则是佛教禅宗传入中国的源头，是达摩传教的之地，称为西来初地。目前广东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动“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发展于三国－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鼎盛于唐宋时期(公元618年－1279年)转变于明清时期(公元1368-1840年)。

二千多年来，海上“丝绸之路”为沟通中外各国的友好交往，促进中外各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永不磨灭的光辉历史贡献，被世界各国人民传为佳话。

秦汉时期是开发海上“丝绸之路”并将航向远洋发展的时代。《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曰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无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绎使自此还矣。”西汉朝廷派出绎使率领的船队，沿着民间贸易开发的海上航线，到达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等地。公元前1世纪，中国丝绸已成为地中海世界最珍贵的衣料，其中部分衣料是从海上“丝路”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外国的香料、金银器、宝石、琉璃器(玻璃)等货物亦从海路到运来中国。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徐闻西南沿海以原大黄乡华丰岭为主的村庄、田野发现大量汉墓群，出土大量陶器，铜铁器和珠饰。1993年11月，省文物考古研究专家通过大型探方发掘，在徐闻县原五里乡的二桥，仕尾村发现大范围的汉代生活遗址，出土大量有文字的”万岁”瓦当，绳纹、乳钉纹理板瓦，筒瓦和陶器，以及“臣固私印”.尔后出土有文字的“宜官”、“帝君百石”、“曲目”等印纹砖等，由此可证此处是汉代徐闻县治所在地和徐闻港遗址。

2000年6月，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珠江文化研究会专家学者组成考察团，亲临徐闻考察调研

论证，确定徐闻县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2001年3月6日，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珠江文化研究会再度组织专家、学者到徐闻考察、调研，并召开了“徐闻－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专家论证会”，进一步确认汉徐闻港在今徐闻县原五里乡的二桥，南湾，仕尾的半岛形岬角一带，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而附近的二桥，南湾，仕尾也应是汉徐闻县治所在。

2001年11月， 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珠江文化研究会和湛江政府联合举办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南方港大型学术研讨活动，并出版岭南文史论文集。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发现成为2001年人民日报华南版十大新闻之一。

2002年12月9日至2003年1月17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考古所、市博物馆、县博物馆再次对徐闻汉代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发现西汉早期(相当南越国时期)的文化地层。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出土的文物印证了有关史料的记载，佐证了汉代徐闻城行政级别，职官的层次，并且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状况。建筑营造法式、铸冶工艺、陶艺、渔猎、农耕、商牧、航海、纺织、对外贸易、军事斗争、社会风俗习尚都从中得到反映。

清宣统三年《徐闻县志？舆地志》记：

龙泉淡井，县西南三十里，讨网村即旧县地，前临海，峙三墩，中有淡井号龙泉，天旱祈雨取此勺水，甘雨立至.。

三墩号称“小蓬山”。.峙立大海，为古讨网港天然屏障.。每墩均有泉井，景致非凡，故誉为徐阳八景－－瀛岛联壁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拨贫，诣徐闻.”

神座，又称上马凳.原为一天然巨石雕成，七十年代被毁，民间视为神物，现重新恢复原貌，供人观瞻。

八卦航标灯座位于南山镇(原五里乡)仕尾岭高崖上，临海湾不足10米。该座以一天然巨石雕琢而成，呈八角形，径2米，深40厘米，八角均饰八卦纹，为典型的汉唐代导航灯座。

一、先秦南和越国时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先秦南和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岭南先民已经利用独木舟在近海活动。

距今5000～3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

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吨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

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

二、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东汉（特别是后期）航船已使用风帆；大秦（罗马帝国）已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中国带有官方性质的商人也到达了罗马。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乳香（薰炉）和家内奴仆（托灯俑）乃以往输入品中所未见。

由于两汉版图扩张到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政府加强了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闻“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例如番禺、徐闻、合浦（今合浦附近）、龙编（今越南河内）、广信（今梧州）、布山（今贵港）和桂林（今桂林）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岭南与内地的水路和陆路交通也由此显得重要而得到修治。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孙吴政权黄武五年（226年）置广州（郡治今广州市），加强了南方海上贸易。

有史料可稽，东晋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对外贸易涉及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经营方式一是中国政府派使团出访，一是外国政府遣使来中国朝贡。

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输入品有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银宝器、犀象、吉贝（棉布）、斑布、金刚石、琉璃、珠玑、槟榔、兜銮等。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易的发展，致使对外贸易收入成为南朝各政权的财政依赖。

另一说：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

泉州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北纬24°22’—25°56’，东经117°34’—119°05’。面积11220.5千方千米。辖鲤城、丰泽、洛江、泉港4区，石狮、晋江、南安3市，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5县。人口654.62万（未含金门县）。通行闽南方言。泉州为著名侨乡、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我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在宋元时期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素有“海滨邹鲁”之誉，人文荟萃，文化昌盛，中西文化长期在这里交流汇聚，造就了灿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留存了以南戏、南音、南少林为代表的辉耀古今的文化遗产和大量世人罕见的中外历史文化瑰宝。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开元寺、老君岩、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等中世纪世界几大宗教的寺院；有洛阳桥、安平桥、崇武古城等传统建筑精品，又有九日山摩崖祈风石刻等见证着宋元时期泉州与外国商人友好交往的遗址，还有民族英雄郑成功墓、著名的民间信仰宗庙天后宫、德化屈斗宫古窑址等1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37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多处。到处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打城戏古朴幽雅，

中世纪宫廷音乐“活化石”南音，被海外游子视为最亲切的乡音。德化瓷器、惠安石雕、鲤城木偶头、安溪乌龙茶、永春老醋等土特名产，闻名遐迩，是馈赠亲朋挚友的上乘礼品，远销海内外。

泉州是我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目前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泉州籍华侨华人达600多万人，港澳同胞68万多人；在台湾汉族同胞中，有44．8%约900多万人祖籍泉州。长期以来，泉州的广大海外乡亲和台胞爱国乡，为我市的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我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在宋元时期，因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而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　泉州素有“海滨邹鲁”之誉，人文荟萃，文化昌盛，中西文化长期在这里交流汇聚，造就了灿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留存了以南戏、南音、南少林为代表的辉耀古今的文化遗产和大量世人罕见的中外历史文化瑰宝。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开元寺、老君岩、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等中世纪世界几大宗教的寺院；有洛阳桥、安平桥、崇武古城等传统建筑精品，又有九日山摩崖祈风石刻等见证着宋元时期泉州与外国商人友好交往的遗址，还有民族英雄郑成功墓、著名的民间信仰宗庙天后宫、德化屈斗宫古窑址等1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37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多处。到处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打城戏古朴幽雅，中世纪宫廷音乐“活化石”南音，被海外游子视为最亲切的乡音。德化瓷器、惠安石雕、鲤城木偶头、安溪乌龙茶、永春老醋等土特名产，闻名遐迩，是馈赠亲朋挚友的上乘礼品，远销海内外。

泉州是我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目前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泉州籍华侨华人达600多万人，港澳同胞68万多人；在台湾汉族同胞中，有44．8%约900多万人祖籍泉州。长期以

来，泉州的广大海外乡亲和台胞爱国乡，为我市的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则经过斯里兰卡到达非洲，当年郑和下西洋时，走的就是这条路线，从而建立了中斯两国的友谊。

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陆上丝绸之路而言的，由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他1967年出版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专著中初次提及，这个概念如今已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

作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早在中国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到唐宋时期最为鼎盛，具体路线是：由广东、福建沿海港口出发，经中国南海、波斯湾、红海，将中国生产的丝绸、陶瓷、香料、茶叶等物产运往欧洲和亚非其他国家，而欧洲商人则通过此路将毛织品、象牙等带到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中国当时的对外贸易兴盛一时。元朝时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由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又由“海上丝路”返回本国的，他的游记里记载了沿途南洋和印度洋海上的许多“香料之岛”。

由于时代的变迁，海上丝绸之路自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后就走到了尽头，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个又一个谜团。一些研究学者普遍认为，郑和下西洋使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更为彻底的贯通，也是证明历史上存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依据之一。

为期两天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2009年4月10日、11日在无锡举行。来自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界的150多位领导和专家学者相聚无锡，参加了这一年一度的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峰会，共同研讨“文化线路”遗产这一国际新型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丝绸之路、大运河、茶马古道这三条“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成为本届论坛的核心内容。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五省的泉州、广州、宁波、扬州、蓬莱五城市初步被纳入申遗计划。无锡论坛由国家文物局主办。

无锡论坛举办期间，国家文物局召集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五省文物局和泉州、宁波、广州、扬州、蓬莱五市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机构，就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事宜进行协调和座谈，五城市初步被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计划。

广州、泉州等南方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较多，也有部分实物为证。

扬州提出的理由是唐及以后，扬州在海上丝路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认为扬州是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城市和著名港口，它在海上丝路沿线各节点城市中影响突出，在海上丝路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中地位不可替代。蓬莱的理由是他们拥有胶东半岛最早通向海外的航线“登州海道”，由此海道，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就开始了贸易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