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开关指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

参见：明朝海禁、倭寇、筹海之争

由于明初的倭寇对沿海地区的骚扰，而他们亦涉足民间的海外贸易，因此明政府主要针对这个情况，首次颁布海禁令，明太祖于洪武四年（1371年）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拉开了海禁序幕，不过明朝与藩属国之间的朝贡贸易就取代了民间海外贸易的作用。

明成祖虽有官方的下西洋之举，但仍“禁民间海船”，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此间，海禁令和朝贡贸易的执行情况并没有太大问题，明成祖甚至任命晋江籍侨领许柴佬总督吕宋国事，不过自明成祖去世后，朝贡贸易的萎缩，以及海禁令逐渐废弛，违反海禁出洋的中国海商活动日趋频繁。直到16世纪后，倭寇在沿海地区肆虐的情况日益严重，当时的朝廷官员为了重建中国沿海的海上秩序，对海禁存废产生严重分歧。

嘉靖倭乱发生后，明朝朝野曾发生过一场禁海问题的争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放弃传统的“海禁”政策，要不要开放本国商民的海外贸易。尽管很多人仍抱着既定的“海禁”政策不放，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海禁”与海寇之间的关系，极力主张开放“海禁”，以根除海寇，其中，福建巡抚谭纶积极倡导开海，谭纶请求朝廷允许福建商民在近海与外通商，有不少中央政府官员都表示了认同。

明世宗死，明穆宗继位，明朝进入了隆庆时代。明朝政府面对倭寇之乱屡打不绝的现实，认识到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奏疏中说的“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问题，开始调整严禁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

隆庆元年（1567年）2月4日，明穆宗登基不到一个月，就诏告群臣说：“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书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私贩指走私商，公贩指合法商人）。明穆宗当即批准了这一奏请。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不久后又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督饷馆对私人海外贸易管理的内容主要有：出海贸易的船只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此外，对日本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之罪。

虽然仍有着诸多管理和限制，开放的月港也只是一处小港口，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至此毕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被视为合法经营。政策和制度上的这种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调整，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放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摆脱了走私非法境地，开始有条件地公开进行和较为正常地发展，并迅速发挥了积极作用。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明显。

隆庆帝从实际出发，以开关为主要治国方略，从经济入手打开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枷锁，使明朝经济焕发活力，成为当时世界上贸易往来最频繁的国家。隆庆开关表现出来明朝对待国民的海外贸易政策上，可谓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已完全更改了皇朝祖制。

它突破了朝贡贸易的局限，促进了民间 私人贸易的繁盛，大大推进了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促使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它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和对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乃至世界 经济发展都起到一定的影响。

隆庆开关是明代继郑和下西洋之后对外关系中又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明朝的对外交往从官府层面转向民间层面。曾经为官方独占的海外贸易，日渐衰微，逐步让位给更加具有活力和发展前途的民间海外贸易。这使得明末中国沿海又兴起一个“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

隆庆开关是一次扭扭捏捏的改革，海上贸易只是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只有福建海澄的月港被作为唯一的开放“特区”。沿海所有对外贸易的商船，都必须到这里办理繁琐的手续，并从这里装货出港、入港验货。所有船只都必须申领“船由”（船籍证书）、“商引”（也叫“文引”，营业执照），才能出海。

这一制度发展到后来，甚至对出海船只的建造和运营实行总量控制，“东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只”，严禁彼此间越境贩贸，出海后逾期未归者， 即使证件齐全，“仍坐以通倭罪”。

隆庆开关之后，这一手治根的办法果然见效，从此“倭渐不为患”。尽管隆庆初年的开放海禁，并不彻底，政府依然通过发放许可证（“由引”）的计划经济方式进行调控，并且严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依然喷涌而出，“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东西洋），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禁之太严，奸民势穷， 必至为盗。自纳饷过洋之利开， 豪狡之徒咸趋利畏法。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隆庆开关后3年（1570），在张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员的积极推动下，利用鞑靼内部纷争，结束了明帝国与蒙古部落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鞑靼首领俺答归顺明朝，封贡互市，史称“俺答封贡”。大明帝国开国200多年，第一次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

据学界研究，当时明朝的产品诸如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世界各国欢迎，而许多国家缺乏名优商品能满足明朝的国内需求，只好以白银支付所购明朝商品，引致白银大量流入明朝。

据估计，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间，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 涌入中国，共计约3.53 亿两（保守估计，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有力地促进了明朝国内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也为明朝中国商人积极参与当时已经建立起来的东亚及太平洋贸易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和舞台。同时将西方的先进火器引入中土，一定程度的提升了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使得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对侵略中国做为殖民地心存忌讳。

中国商品则通过太平洋航路输往拉丁美洲，在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上，影响举足轻重。开关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到1576年的关税收入已超过万两白银；1594年从菲律宾流入的白银应当超过264000两，月港的关税收入则达到29000多两白银，以至于人们将月港看成是“天子之南库”；月港海防馆后改称为“督饷馆”，专门管理月港海外贸易和收税。福建地方和和漳州地方政府为这笔税银曾多次争夺归属权，到1599年，明神宗食指大动，派遣宦官充当税使进入福建，月港出海商船的税银征收权也被其夺取了。

中国学者王裕巽经过分析认为，从1567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的七十多年间，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并且全球三分之二的贸易与中国有关 。

隆庆开关使得欧洲人在美洲开采到的“廉价”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一方面使白银成为中国的流通货币，另一方面使中国不必再因担心贵金属外流而限制对外贸易，但也为明朝覆亡埋下了隐患。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意味着明朝将自己的货币控制权拱手让与他人。当白银过量流入中国致使物贵银贱（通货膨胀）后，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动力开始下降，1630年以后出现了白银流入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国迅速跌入通货紧缩。这一问题产生了两个灾难性后果：一是百姓折成白银的纳税负担骤然加重，二是政府折成白银的税收大幅减少，前者引发农民暴动，后者削弱了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财力，最终导致明朝在内忧外患中灭亡。

隆庆开放后进出口税制逐步完备，由抽实物税改为抽银。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渐和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明朝海关从无税到有税，从实物税到货币税，不仅反映了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化，而且反映了典型的封建性海关向近代海关的过渡。

资本主义的真正发生和发展，是随着世界市场的拓展和世界贸易的扩大而发生和发展的，中国也不可能例外。明代的开海贸易，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此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成长最活跃的、最典型的萌芽行业，如棉纺织业、丝织业、茶叶种植与加工业、制糖业、造船与航运业等，往往是与对外贸易或沿海贸易密切相关的经济部门。明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有了较迅速的发展，商品经济日益活跃，沿袭已久的贡舶贸易所造成的国内市场狭小已不能满足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海禁政策更是束缚了商业资本活动，摧残了海外贸易，也伤害了沿海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从事海外贸易的豪富、商贾，特别是沿海人民必然要冲破封建统治阶级设置的禁区，“私通外国，交易番货”。

隆庆开关还对明朝的火器的大规模装备军队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朝通过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来购买西方先进的火器，例如西洋火绳枪、红衣大炮等。火器的大量装备使得明朝在后来的对内对外战争中产生了影响。

隆庆开关也影响了中国的收藏业。中国的硬木家具最重要的贸易也是从明隆庆开始的。隆庆是夹在嘉靖和万历之间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只有六年，贵重的木材大致是这个时期大量进入中国的。隆庆之前的中国木器大都是软木，俗称“柴木”。软木玩的是高古气韵和造型的多样性，常用来做家具的软木有核桃木、松木、榆木、楠木、樟木、银杏木等等种类繁多。所以软木收藏行业的业内人士也把古董软木家具成为高古木器家具。

隆庆开关还直接推动了海外移民热潮，东南沿海不少渔民和商人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定居。华侨在当地从事商业、手工业、农业，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服务，深刻改变了当地的原始面貌。

部分学者指出，明朝政府开关是为了打击私人贸易以保护朝贡贸易，而朝贡贸易的本质是政府垄断的。亦有人不同意此观点，指出明朝自创的政治制度导致财政困难，产生了垄断海上贸易的动机，然而垄断下的走私贸易导致朝贡体系名存实亡，民间和官方的互动最终导致了隆庆开海。

厦门卫视，《两岸开讲·明朝的隆庆开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