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概念，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1925年首次完整地提出，以跟个人记忆区分开。

在《论集体记忆》中，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首先试图回答一个问题：社会为何需要记忆？首先，社会自身总是让身处其中的个人产生一种幻象：似乎今天的世界和过去的世界相比，总有些莫名的不完满。哈布瓦赫提到，希腊的哲学家们并不是把世界的末日看作黄金时代，相反，他们认为世界的开始才是最美好的。许多普通人也使自己相信，和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相比，现今的生活似乎有一种莫名的缺失感和沉重的压抑感。因此，社会之所以需要记忆，因为记忆赋予社会的“过去”一种历史的魅力，把最美好、神圣的事物贮存在与现今相对的另一个维度里。

那么，社会出于何因，需要赋予自身的“过去”一种超脱之感？生活在现时的每个社会成员，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自身处在种种无孔不入的约束之中，因为任何社会成员都不是茕茕孑立，他总是与他人身处同一社会环境里，每个人都与其他人由此形成各种复杂多样的关系，每一重关系都蕴含着处理这种关系的一整套社会性的逻辑和手段。社会正是在这种双重性中得以维持：社会佯装尊重个体个性———让个人充分地在他人中体验到社会性的个性，但社会又通过这种方式把个人囚禁在他所建立和身处的重重关系之中。

集体回忆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这个讨论由扬·阿斯曼（Jan Assmann）延续，他写下了《文化记忆》（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较近期的学者如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的著作《社会如何记忆》，把这个概念再伸延，认为人类的身体就是记忆的保留和繁衍这种集体过程所进行的地方，而皮埃尔·诺哈（Pierre Nora）研究地方与空间（lieux de memoire - 记忆的场所）在集体回忆中的角色有很大的贡献；他说：“一个‘记忆的场所’是任何重要的东西，不论它是物质或非物质的，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代的洗礼（英译为the work of time）而变成一个群体的记忆遗产中标志性的元素（这里所指的是法国社会）。”

相比于把人囚禁于现实的当下社会，由记忆连接起的社会的“过去”则要超然许多，因为对过去的记忆恰恰把社会拉拢住个人的两个运行逻辑改变了。首先，虽然无论在现时社会还是在记忆中，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对他人的本质依赖，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在这两个维度里并不相同。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里，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是固定成形的，可是我们在不同时期认识的人，有不同的类型，他们展现出各自不同的方面，对他们的记忆给了我们这样一种感觉：只有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些群体时，他们才会加诸我们身上。记忆给予被现今社会框定的人们一个透气的机会。社会通过对约束个人与他人的种种关系的掌控来拉拢住个人的努力，在记忆里也丧失了绝对的力量。人们不会像现今这般强烈地感受到来自他人的约束，因为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他们当下的生活。在记忆里，这些他人成为已经逝去的那个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像现今社会中对个人的约束力量那么强大。

所以，哈布瓦赫认为，心智是在社会的压力下重建它的记忆，这其实是人们对社会的一种逃离：“对过去的崇拜，没有使人们的心灵与社会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是将它们彼此分离，没有比这更违背社会利益的了。”但正如个人需要记忆释放现今社会的重压一样，社会更需要营造一个它过去的乌托邦，使人们不只是在记忆中再现他们以前的事件，还要润饰它们、消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

家庭并非一个封闭、孤立的社会群体，但它又不会消解于其他各类社会群体中。家庭的记忆与它的这种性质密切相关。哈布瓦赫从宗教和物质两方面来探讨家庭之于社会的独特性质，并由此论证家庭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区别和联系。

在宗教方面，家庭皈依于更普遍留存于社会上的宗教信仰，甚至原始的家庭宗教是从这些更普遍的宗教观念中脱胎而来。例如，对于祖先、死者的崇拜，使所有家庭大概在每年的同一时候，按照一定仪式，唤起死者或者邀请他们与活人分享食物。家庭中死者的灵魂仅仅是由超自然力量构成的世界的一小部分，而当人们把目光投向亡灵这种存在形式的时候，他们其实参与到一个超越家庭范围的总体信仰中，比如村落、地域等共有的信仰，甚至在此共同体之外的外人也持和家庭同样的宗教信仰。

超越于家庭范畴的普遍宗教信仰本该打破家庭的边界，却反而增强和神圣化了“家庭”的观念。哈布瓦赫引述了一段库郎热在《古代城邦》中的叙述：“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仪式、特别的节日。仪式、祷词、颂歌全都是这个家庭宗教的基本组成，它们是一份祖传遗产，这个家庭不会与任何人分享。”此外，各家的家祠、坟墓彼此也必须清楚分开。所以，家庭内部存在两种宗教态度，它们虽然在时空中合成一体，却指向两方，一是使家庭超越自身，融入更广阔的共同体中，一是让家庭自身成为一个凝聚其成员、有宗教神圣感的群体。

家庭也植根于土地之中，与房子、田地等物的观念相联系。哈布瓦赫指出，古希腊人的家庭概念通过宗教观念和土地融为一体“，家庭就像祭坛本身一样，植根于土地之中。这块土地和这个家庭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密的联系。”家庭宁愿失去一些成员，比如嫁出去的女儿，也不愿失去地产。在村庄中，相互毗邻的田地为共同耕作于此的农民形成共通的乡土观念提供了基础。在这些占据不同土地的家庭中间，产生出公共生活。这种公共生活使每个家庭按照历法、节庆来划分、规范自己的生活。因此，家庭通过它安身立命的物，如土地，融入共同体的观念和生活中。

对土地、庄稼等的共同关注，又并没有使拥有同样乡土观念的共同体成员丧失对产权的区分。一块土地和由各家各户构成的村庄的所有特别之处，如房子之间的相对位置、田地里的地界等，清晰地铭刻于村里成员的脑海中。一个家庭对于物质的态度既让它有可能与其他家庭共同形成一种公共观念和生活，也使家庭田产的界石岿然屹立于村落的土地上。

正如哈布瓦赫从宗教和物质两方面所揭示的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家庭记忆与家庭的这种属性密切相关，它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记忆，受到社会力量的框定，但每个家庭又有自己独特的记忆。哈布瓦赫认为家庭记忆的两大要素是亲属关系和每个成员的个性，家庭记忆便在这两个维度间成形。亲属关系是唤起家庭生活记忆的观念框架，它为记忆提供线索。在每个社会里，亲属关系都有确定的意义，父与子之间关系的规则具有强制性。其次，亲属关系是不可逆转的，在任何家庭里，个体的位置是预先决定的。这比其他任何社会关系都更预先地排除了个体的选择。更重要的，亲属关系的类型并非家庭而是社会的选择，这直接决定了家庭记忆的范畴。比如在母系社会里，父亲家庭的历史等并不被孩子认为是他的家庭记忆。所以，亲属关系是社会定义家庭的一个尺度，它不仅决定家庭范畴的大小，也影响家庭记忆的取舍。

家庭记忆的另一要素是每个成员的个性。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由受社会支配的亲属关系建立的家庭，并非千篇一律。正是家庭中的某些成员，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构成家庭特有的特点、品性。其次，在亲密的家庭环境中，成员间彼此了解越深入，每个成员就越独特。家庭似乎为人与人之间最为本性的接触提供了空间。哈布瓦赫便认为，在家庭领域，我们对亲近的人形成判断时，受到社会规则和信念支配、引导的程度最小。所以，家庭记忆便在这看似矛盾的两个维度间形成，一方是受社会支配的亲属关系，一方是个体的个性。

哈布瓦赫从时间的维度考察社会记忆的另一方面———宗教，勾勒出它在这条轴线上的有趣轨迹：宗教先从与自身对立的旧信仰的母体中脱胎而出，继而一面转向内部的封闭，把自身从一种历史的过程变成超越于时间、地点之外的永恒存在，一面又积极包容同时期社会中的种种养分，最终前者战胜后者，宗教成为排斥社会的另一个世界。有意思的是，这个世界虽然指向未来，给人们以将来的应许，但这未来的指向折回它原本脱胎的旧信仰的母体。

其他信仰为宗教的萌生提供对立面，使人感觉到一种观念的革命；其他信仰也是人们接受新宗教的参照，人们只会在原有的观念框架下理解新事物。宗教从其他信仰中生长出来后，便设法将自身升华为脱离于时间的永恒存在。信仰和仪式似乎总在不断重复自身。宗教超脱了时间的进程，它即使不是超越所有之前的时间，也超越了在此之后的时间。它通过无限的重复和彼此一致，把历史的过程变为永恒的记忆。尽管宗教记忆通过封闭式的重复、回归使宗教超脱于社会时间之外，但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类型，它和其他记忆一样，仍旧脱离不开与过去和当下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宗教收编了那些依然存于社会，但其记忆已被时间淘空的旧宗教。其次，许多观念在教会和世俗社会之间扩散传播，这些观念必须与那时社会中形成的多数思想和意识相容，至少得置身于相对开放的地带。但宗教毕竟不能彻底宽容世俗社会，原本依托于它的包容而存在的群体，都保持着各自的记忆，且许多与宗教无关的新记忆无法定位于宗教的思想框架之内。于是，宗教撤出社会，彻底面向自身的传统。宗教虽然通过不断再现过去获得永恒性，却是指向未来的，如信徒们依托基督教渴望得到的拯救恰是回归原点。但基督教这种将未来折回过去的传统本身也脱胎于孕育它的希伯来民族的传统。哈布瓦赫认为，基督徒借鉴了犹太传统中最活跃的部分。所以，基督教在实现自身永恒的同时，亦回归于旧信仰的母体中。古老群体的传统是新共同体记忆的承载，新共同体建立并保存了这些传统，俨然成为了传统的护卫者而不是悖反。但新共同体也在消化和吸收古老群体的传统，使之融入自己的记忆之流中。　

对于阶层的社会记忆，哈布瓦赫以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和资本主义兴起后的职业群体为例说明。贵族的特权和封号源于领受者个人的品性和勇气，或是延续祖辈们的品性。贵族价值体系和记忆以“个体性”为基础，每个人都能在这个架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例如，在田地和森林的背后，人们觉察到的是领主个人的面孔。贵族力量的源泉并不是他通过具体的职业技能，以营利为目的所赚取的财富，而是他个人品行在封建等级体系中所达到的位置，以及他和国王关系的远近。贵族价值体系与立足于财富建构社会等级的体系不同，后者是用物的等级秩序取代人的等级秩序，但在封建贵族的价值体系中，贵族凭借只属于他的品性和他的家庭、血统拥有的品性，行使他们无可取代的所有权。

因此，贵族价值体系的重要特征便在于它不是将个人的身份与他人混同，反而是把个人从与其地位相同的人中间区分出来，通过这种区分给予个人一个唯有他本人才能占据的位置。与这种“个体性”的价值体系相反，以职能为基础的体系是用抽象的外部特征而非浓缩在个人身上的品性来区分人。例如，法律就把个体之间的关系凝固成刻板的规则适用，人们在法庭上审判的不再是人，而是人的行为。每一种专业的职能成为某群职能人员的集体记忆。专业的职能由大量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则构成，它们规定了参与者的一般术语、语言方式和动作姿态等，它们就是专业职能的传统或者说集体记忆。人们在从事某些专业的职能之时，感受到了一种历史性的社会意志的存在。各项职能当然是由社会驱动的工具，但在集体记忆的层面上，这些职能似乎也是一部驱动社会的机器，就好像一部机器的确靠工人来操作，而在操作的一举一动中保存着一整套的社会记忆。

从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中国的各种抗战纪念馆及解放纪念建筑，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南退伍军人纪念碑，国家或民族的所建的纪念建筑可以部分地代表着他们的集体回忆，他们用纪念建筑来纪念些什么，又或不纪念些什么，都能反映他们的集体回忆。

集体回忆亦由“再现形式”（representational forms - 即文字、图片、影像等）的不断制作而得以持续。在这个媒体时代，特别是由于过去十年数码化的不断发展，出现大量的“二手记忆”（second hand memories），某些故事和影像被重新制作甚或重新建构，但也受到新影像或其他“再现形式”的挑战和质疑。今天的集体回忆跟古代口述文化的集体回忆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当时还未有印刷技术或运输交通这些促成想象的共同体（由班纳迪克·安德森提出）形成的要素，不像今天人们会跟从来不认识的人也分享着一种共有性和继承传统的意识，就像我们会感到跟来自同一个国家、地区、城市或民族的人有一种“血缘关系”。

这个最初由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集体回忆概念一直被人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和延伸：

James E. Young提出跟集体回忆相对的“被收集的回忆”概念（collected memory），指出记忆本质是分散的，不完整的，是需要进行收集以及因人而异的。而阿斯曼（Jan Assmann）则发展出“传递性回忆”，一种建基于日常通讯交流的集体回忆的分枝;回忆在这种形态下跟在口述文化中的类似，都是从口述历史的过程中被收集和变得“集体”的；阿斯曼也提出集体回忆的另一些形态，即可以跟日常生活区隔开来，可以被实物化和固定下来的（fixed points），例如文字和纪念建筑。

从哈布瓦赫对以上三个领域集体记忆的探讨中，可以看出他对涂尔干的继承和补充。哈布瓦赫继承了涂尔干对于“社会”的强调，正是基于此，他在开篇即否定梦不是一种社会记忆，因为它不植根在社会情境和结构之中。但和涂尔干不同的是，凡是涂尔干用大写的Society的地方，哈布瓦赫更为谨慎地使用groups这个词，他更注重社会内部的区分以及这些区分对于社会记忆的重要意义。

此外，哈布瓦赫对涂尔干还有一个补充。涂尔干认为，社会存在于集体欢腾时期，如当原始人围着篝火跳舞的时候。但正如玛丽·道格拉斯指出的，如果社会只在欢腾时期展示出创造力，那么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又是什么把人们整合在一起？哈布瓦赫正是想用他的集体记忆理论去回答这一点。但他也许恰恰忽略了一点，涂尔干曾提到过社会在节庆之外记忆、凝聚自身的方式，那便是图腾。因此社会记忆和呈现自身过去的形式不止是社会中的人的回忆，类似于图腾这样的存在物值得进一步思考。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1877-1945）是法国涂尔干学派第二代成员中的重要人物。他出生在法国兰斯市，后进入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在那里遇到对他以后学术生命影响极大的亨利·柏格森。后来，他去拜会了涂尔干，从柏格森的个体主义立场转向了涂尔干的集体主义观点，开始了社会学的研究。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时，遇到后来成为社会史和思想史年鉴学派创立者的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这段经历对哈布瓦赫也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二战时哈布瓦赫因不满德国的野蛮杀戮，遭到逮捕并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战争结束前夕，他死在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