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悫（1896年9月15日-1976年11月25日），广东香山县翠微乡人（今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翠微村）。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

祖父韦植生，原是个雇农，曾去上海务工。父亲韦樵荪，是位中医。韦悫自幼由祖母陈玉琼抚养，6岁进私塾读书，9岁入学广州南武学堂附设两等小学，继而入读中学。少年韦悫不满清政府的腐败和卖国外交，带头把辫子剪掉，由南武学堂校长何剑吾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广州的革命党人深受鼓舞，于10月25日策划爆炸刺杀清廷新任广州将军凤山的行动。少年李沛基自告奋勇担任执行爆炸任务，凤山被当场炸死。年仅15岁的韦悫因参与这一行动，遭到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的通缉追捕。1912年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孙中山通过广东都督胡汉民拟定派遣韦悫等三名青年赴英国留学。未几，二次革命发起，韦悫积极参加讨袁斗争而未能成行。

1914年2月7日，韦悫乘轮船远赴英国，于3月28日抵达伦敦，开始了求学生涯。他先到英国距多佛尔东北不远的代耳的一所学校学习，为进入大学做准备。1915年2月，取得格拉斯哥大学入学资格，选学机械工程。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对英国宣战，伦敦战争阴云密布，不再适宜读书。3月，韦悫决定转往美国留学，夏季入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当时，他思想有所转变，认为“实业救国”的道路未必走得通，而思想改造和社会科学更为重要，遂改选哲学为主科，政治学为副科。在奥柏林学习，他对于西洋文化有了比较深切的了解，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种种罪恶有一定体会，个人修养则受该院院长庚博士著的《合理生活》的影响，主张自我牺牲，为社会服务，特别为劳苦大众服务。1918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继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1919年，又获得中国教育的公费。1920年6月，他与旅美侨领、芝加哥唐人街创建者梅宗周的女儿梅美恩恋爱结婚。同年冬季从研究院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留学期间，韦悫是留学生中一个很活跃的分子，曾被选为留美中国学生会中部分部会长和芝加哥中国学生会会长。

1921年1月，韦悫从加拿大温哥华返回祖国。2月任广州岭南大学和广州高等师范大学教授。5月5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得知韦悫已学成回国，遂委任他为其秘书兼革命政府外交部秘书，任职至1923年2月。1921年6月，韦悫受孙中山委派为革命政府代表，出席在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教育会议。当时，北京政府代表蔡元培让他以中国代表团代表的名义在大会发表了演说。1923年3月至1924年6月，他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并继续兼任岭南、广师两所大学教授至1926年6月。1924年1月，韦悫认识了共产党员张太雷、恽代英和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1925年曾与毛泽东畅谈了一个多小时。在毛泽东启发和廖仲凯(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的帮助下，韦悫曾到广东中山县做农民运动工作。1925年4月，任武汉政府外交部秘书、司长和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6月，由苏兆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未履行入党正式手续。1927年1月，韦悫写了《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经当时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大会通过，并在报上发表。韦悫在武汉政府任职至1927年5月。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韦悫十分痛恨蒋介石的叛变行为，受到蒋介石的迫害，于6月开始流亡欧美，以讲学为主，仍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教育改革，一方面发表演说公开宣传介绍中国大革命情况，一方面注意收集各国教育改革的最新资料。

1927年12月，韦悫在流亡期间，接到苏兆征要他马上回国的电报，于12月由伦敦乘船回国。次年2月抵香港，4月经蔡元培推荐，任上海教育局局长。在任职期间，他用科学方法办理上海教育，并提倡“行验教学法”，主张以行动为学习的方法，学习为行动的试验。1928年前后，韦悫还帮助共产国际调查托派活动，并曾找蔡元培出面援救被捕的共产国际的负责人纽伦。1929年5月，韦悫到南京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南京中央实验小学校长至1930年7月，还兼任中央、复旦、大夏、光华四所大学教授至1938年7月。1930年8月至1931年7月。他还任上海青年会中学校长，在校实行“行验教学法”，在课目设置上，除普通科目外，还设分组的职业选科，使该校成为上海市成绩最优良和设备最完善的中学之一。1931年1月，韦悫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之聘任该馆编审部主任，任职至1938年7月。1932年至1936年间，他撰写了《整顿教育的先决问题》(1932)、《我们应该怎么样?》(1933)、《中国问题的管见》(1936)、《目前维护中国统一的基本政策》(1936)等文章，揭露蒋介石把教育作为个人专政的工具，主张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付诸实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各种活动，接办了上海进步舆论界的权威报纸《上海译报》，任总经理；同时又创办《上海周报》，任总编辑，至1942年9月。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宣传抗日，宣传民主，打击汉奸和反共的反革命势力，还参与了接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工作。他的革命活动引起蒋介石在上海的走卒吴开先、潘公展的注意，他们写信辱骂韦悫为“隐蔽的共匪”，并企图绑架他。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得悉这一情况，要他结束上海的工作到新四军所在的解放区去。

1942年9月，韦悫离开上海，到苏北和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任江淮大学校长。建校期间，他历尽艰辛，从物色教员、察视校舍、课程设置和思想教育等方面努力做好创校工作。1943年，他由陈毅、张云逸介绍重新入党，长期为秘密党员。

1945年10月至1946年12月，韦悫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1946年1月至1947年9月，任苏鲁皖解总华中分会主任，为根据地政权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夏，韦悫奉华东局之命回山东潍县筹办华东大学(济南解放后迁入济南)，并被任命为校长，任职至1949年5月，为大军解放江南，培养了二千多青年干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韦悫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9月，他作为代表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参加开国大典，11月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以后又兼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等职务。同年，他发表了《共同纲领底教育政策》《略谈新民主主义教育》等文章，论述了新民主义教育的内容、方法、实施和政策，以及教育与经济基础的关系。1950年又发表了《教育是什么?》，论述了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及教育的阶级性。此后，他还陆续撰写了《全面发展的教育》《巩固和发展新中国的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1951)、《加强学习，改进教学，为培养建设人才提高人民文化水平而奋斗》(1953)、《新中国普及义务教育的前景》(1956)、《在儿童教育中贯彻实现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等有关教育文章五六十篇。

1952年6月20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成立，韦悫当选为副主席，并在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1954年，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发表了《庆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为实现文字改革而奋斗》的文章，以后又陆续发表《文字改革和汉字简化》(1955)、《拥护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决议、大力宣传文字改革的方针和步骤，积极推行简化字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活》(1955)等文章三十多篇，作了《关于文字改革的问题》的报告，反复强调文字改革的重要意义，以及汉字拼音化和简化汉字的必要性。

1956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韦悫等为委员。以后，他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和要点，还深入基层，亲自视察许多地方推广普通话工作。

1959年，韦悫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0年，他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1964年1月，韦悫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年夏天，经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的提议，中央调韦悫到福建华侨大学任代理校长。在华大期间，他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经常深入基层与教师座谈教改和思想教育问题。他为人平易近人，工作认真负责。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韦悫在华侨大学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当权派”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造反派批斗。1970年1月，华侨大学解散。韦悫从泉州回到北京。

1975年，他以79岁高龄，还反复多次对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韦悫毕生致力于教育和文字改革事业，是个出色的学者。在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以及扫盲活动等方面有卓越的成就。著有《教育是什么》《新中国的教育》《文字改革和汉字简化》等文章50多篇。

1976年11月25日，韦悫在湖北省宜昌市病逝，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