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钧（1857年3月29日—1942年1月23日），字紫石，亦字止石，晚号止叟。江苏省扬州府泰州海安镇（今江苏海安）人。中国近代政治家、史学家。人们敬称其为紫老。1857年3月29日生于海安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 商人家庭。清光绪年间中举人，先后充任知县、直隶省矿务局总办、河南新军参谋处会办、江苏交涉局会办、奉天劝业道、交涉局局长、开埠局局长，葫芦岛商埠督办；辛亥革命时任吉林民政司。

先生幼年入塾，学业辛勤，喜诗赋，爱绘画，二十二岁（1879）中举。先后于如皋、甘泉、六合、金陵、昭文等县幕任教读十年。1889年开始官场生活，曾任河南镇平、祥符等县知事、铸钱局总办、河北矿务局总办等职。他锐意吏治、善治民生，治事勤恪，在豫省留下清誉。

河南武陟县，滨临黄沁，雨河都挟带大量泥沙。“每一溃决，沙压平地数十里，弥望皆成石田。”韩国钧任武陟县知县期间，善治民生，决心为民除此害。他研究出一种治沙妙法：“令民间翻沙试种。每距三尺，掘 一沟。后掘之沙，填入先掘之沟。由前而后，随掘随填，更番叠进。”这种方法，成本小，见效快，不到三个月的工夫，武陟县境的“石田”大都得到改良。

韩国钧办案，既准确又勤快。曾一日判26案，一切就绪已至午夜，还要“策马周巡三十里，翌日视事如故。”

在对外交涉方面，韩国钧坚持原则，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办理道清铁路交涉时，初议地价，主持铁路事宜的英国工程师柯锐密允其：凡购土地，每亩私给5角，合计亩数将给韩国钧4万元。韩国钧迎头痛斥：“韩某非鄙贿者，汝以贿行，浅之乎视余矣。”结果道清铁路地价较昂，韩国钧为国家争得了利益。

1905年，韩国钧辞差赴日本考察农工商诸要政90日，先后参观了帝国大学、工业大学、农科大学等高校，还参观了鹤枝小学和女子师范、聋哑学校等。他认为：“日之兴在教育”、“民智未开，宜等教育普及”。

1908年，慈禧太后召见韩国钧于颐和园，嘉勉道：“汝居官甚好，以后好为国家出力。”

1913年9月6日，北京政府特任韩国钧为江苏民政长。1922年再掌苏政，任江苏省省长。两掌苏政期间，韩国钧积极恢复市面，医治战争创伤，先贷款于柴米各铺，继发贷于布业及各商店，总计20余万元，又与教育司长商议，先恢复初高等学校。韩国钧委托地方土绅，详细调查，兵灾损失计有1500万元。韩力请中央，允拔款180万元。按所查的实际情况，分别赏恤。未二月，市面渐趋恢复，人心安定。

1925年韩国钧辞去本兼各职归里。

退隐后的韩国钧并未恬于颐养。他热心衷于地方的许多新兴事业。他视察了海安电灯厂、通俗教育馆、泰源盐垦公司，并资助创办了泰县端本女校。他从1919年开始，经历10余年，编订皇皇巨著《海陵丛刻》，其主要部分均在第二次卸任后完成。他搜集考订，详征博引，精心编纂，倾注了生命最后的光华。《海陵丛刻》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庞杂、涉及各方面知识的地方文史丛书，集宋、元、明、清16家著述，共23种、67册，为后人研究苏北海陵地方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九一八”事变以后，韩国钧一直关注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韩国钧极力主张抗日。当运送在沪抗战中牺牲的空军陈锡纯烈士的灵柩途经海安时，他商请地方各界人士特设公祭，表示哀忱，并以此动员各界民众奋起抗战；当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派人给他送来《救国公债委员会决案》时，他立即签字，并捐出一千元，支持抗敌。与此同时，他连连去信，敦促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鲁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和税警总团陈泰运，要求他们抗日。

1940年9月中旬，韩国钧出面召集苏北各界知名人士参加海安召开的联合抗日座谈会。随后，又在曲塘召开了“苏北抗战和平会议”，韩国钧、李明扬主持了会议。此后，韩国钧为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动员各界民众团结抗日，扩充地方武装，做了大量工作。

1941年初，紫老携家人，避居徐庄。1941年，紫老身陷日伪而坚贞不屈，严词痛斥敌伪的威逼利诱，拒绝出任伪江苏省省长。敌伪又以移家海安为请，妄图以软化政策欲污紫老清名。紫老厉声答日：“垂死之人，不愿再见海安惨状！”敌伪无可奈何，对紫老施行武装软禁。紫老病焉，终于不起。易箦时，紫老告家人曰：“抗日胜利之日，移家海安，始为余开吊，违此者不孝。”

1942年1月23日紫老在忧愤中溘然辞世。

入仕后，因勤政廉洁，勇于任事，不久便成为晚清重臣；辛亥革命后，他顺应历史潮流，先后两次就任江苏省省长及其他要职，成为一名封疆大吏，颇有政声，受人尊敬。1915年，他因不愿卷入剧烈的党争，而愤然辞去安徽巡按使等职时，安徽士绅乡民“焚香跪者满途，穷民顶香者不下两千人，至大街，香案盈市，几乎无家不设”。

20世纪初，韩国钧担任河北矿务局总办，在办理道清铁路交涉时，英国福公司的代表柯锐密提出，如果韩国钧同意，以他们提出的地价成交，那么，他们就以每亩5角的回扣返给韩国钧，就此一项，韩国钧从中可获4万元。韩国钧闻言，不禁大怒，当即迎头痛斥：“韩某非图贿者，汝以贿行，浅之乎视余矣！”结果迫使英方按我方的地价作了交易，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由于韩国钧勤政廉洁，加上其祖父、父亲皆为乐善好施之人，曾在家乡大灾时，拆卖主屋三楹换米麦，熬粥赈济灾民，故而家中生活常显拮据。1905年，他任河南永城知县时，就时常入不敷出，要靠借贷才能勉强维持县衙和家中一应开销。民国初年，他的长子成婚造房子，也是靠了向亲友借钱，才办成的。

抗战爆发后，其家眷的生活甚至要靠苏北行政委员会拨公粮来维持。

1909年，韩国钧任吉林巡按使时，正逢满洲里发生大鼠疫。疫区里道殣相望，尸骸枕藉。医务人员稍有不慎，也会染病身亡。韩国钧却不听同僚劝阻，义无反顾地多次深入疫区，探望病人，了解疫情，与医务人员商量制订救治方案，迅速控制了疫情，解除了患病百姓的痛苦。百姓都视他为救命菩萨。

抗战爆发后，韩国钧坚决拥护中共的抗日主张，主动与新四军领导人交朋友。1940年，陈毅率部移师海安时，韩国钧盛情邀请陈毅和张茜住进家中，与陈毅把酒论文，纵论天下大事。其间，刘少奇、陈毅、粟裕等新四军将领曾会集于韩公馆共商抗日大计。

韩国钧的抗日言行，遭到日伪嫉恨。1941年，南京汪伪政权派人到韩国钧避居的城郊徐庄，威逼他出山担任伪江苏省省长，遭到韩国钧的严词拒绝。日伪除了以死相逼外，还利诱他说，你只要答应出任省长，你一家人就可以移居海安县城。韩国钧冷笑一声，怒声回道：“垂死之人，不愿再见海安惨状！”敌伪无奈，只得将他软禁起来。不久，韩国钧积郁成疾，终于不起。易箦时，他郑重嘱咐家人：“抗日胜利之日，移家海安，始为余开吊，违此者不孝。”

1942年1月23日，韩国钧在忧愤中逝世后。治丧期间，各方都派出代表，共同料理他的丧事。真是备极哀荣，实为罕见。

辑有《东三省交涉要览》，著有《永忆录》及留下一些字画。

复郭介梅先生之书信

韩省长复著者书

介梅先生鉴：前复一函，计已达到。《法戒录》详阅两遍，事理均好，令人不入歧路，实为救世要药，弥深佩慰！承嘱跋语，兹已脱稿，草草奉上。钧年衰事冗，迟复鉴原，附致像片，即希存之。于此，并颂日安！

韩国钧顿首十一月三十日

摘自《法戒录》（国光印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初版三千部）

赠韩紫石师

师印国钧，字紫石，泰县人。历任奉天、安徽交涉使，江苏省长，导淮工程总办等职，治行第一。余曾奉命振灾，愧无良好成绩。

于今何幸谒良师，识得荆州悔已迟。从政绩多昭皖鲁，救灾名实重慈悲。

拯民素抱丹心旨，爱我常将青眼垂。盐垦倡开兴大业，导淮入海险为夷。摘自郭介梅先生《省馀存稿》（国光印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再版）

《朋僚函札》

韩国钧履官、乡居期间与当时社会名流贤达、同僚友好往来信函很多，此间，他将这些信函精心整理成册，编成《朋僚函札》,收有康有为、梁启超、黄炎培、冯国璋、陶行知、史量才、张謇、高二适、吕凤子等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名人信函3000余件，其中不乏很高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书法欣赏价值的珍品。

《吴王张士诚载记》

韩国钧是《吴王张士诚载记》的鉴定者。这部书于1932年3月初版，共5卷，序文为韩国钧所撰写。这部书正编按年纪事，记述了张士诚起义14年间发生的主要事件；附编为附传、附考、附志、附录，记述了与张士诚起义有关的人物、逸事、遗闻、典制沿革、诗文等。韩国钧“尤睠睠于吴张遗事，博访周谘，复手自摘录，搜集散材得数十种，爰属伟成益加采获，汇为成书，用彰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