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重光(HONG KONG Liberation)是指香港行政管理权于1945年8月30日由日本移交至英国，结束三年零八个月的香港日治时期一事。

战后舆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为香港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新问题，就是香港主权应该归属哪个国家。当时舆论普遍认为，香港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象征，加上中华民国在战争过程中已挤身大国之列，亦希望消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加上日军将香港视作广东战区的一部分，所以应把主权交回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

战后决定

早于日本投降前数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亦曾认为英国政府应该放弃香港，并归还给中国发展为国际自由港。中国国民政府亦希望能收回香港主权，但因国共内战日渐激烈，以免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接收日本占领区，于是只向英国政府抗议交涉（事实上是蒋介石惧怕英国使然，因为国共内战初期中国国民党对消灭中国共产党信心百倍，区区香港不可能影响国共内战局势）。另一方面，英国则强烈希望战后保持所有远东殖民地，包括香港这个英国的远东海军基地及商业中心。而在英国的强硬态度及战胜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之下，香港的归属问题并没有在战后的国际会议上提出过。

战后决定的影响

这个决定对香港的将来影响深远，使得英国在港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997年中。一些对此抱赞赏态度的人认为，假如当时国民政府成功取回香港主权，那么到了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政府在大陆失利时，香港很可能就会被中国共产党指挥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提早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倘若如此，香港原有的中西合璧的特色会遭受破坏；也会因而失去此后由于本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改革前唯一的对西方世界的窗口和贸易中转站，而为本港带来的发展机遇，与其他中国大陆城市的发展水平无异。而另一些持否定态度的人则认为，英国无视中国在二战中的巨大贡献，悍然继续以其殖民霸权主义态度对待二战中的盟国。足见其不时宣称的所谓推广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只不过是欺骗性宣传伎俩，而其殖民主义思维和对东亚人民的蔑视仍然根深蒂固。而香港今日大发展主要是港人自身勤勉努力，以及本港在冷战时期成为中国政府与西方交流的窗口的历史机遇造就的。反而是英国在此期间利用香港的飞速发展攫取了巨大经济利益，坐享其成而已。

在东京宣布投降前夕，香港市面已出现相关谣传。8月16日，港日政府播出日皇裕仁的《终战诏书》。日本宣布投降后，港日政府依然保持适度的管治，但如灯光管制等诸多规条则即日取消。前香港辅政司詹逊得悉英国驻重庆大使的指示后，便于8月23日便离开战俘营，与赤柱战俘营内的原港英政府官员正式组成了临时政府，接收政府资产。

1945年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抵港，并于9月1日组成军人政府。香港市区出现大规模庆祝活动，纪念战争结束及盟军取得胜利。以后每年重光纪念日成为了香港的公众假期，至1997年香港回归后取消，但每年中环依然会于当日举行纪念活动。到1945年9月15日，中国、英国及日本代表于香港总督府联合签署香港的受降文件，正式代表了日本在香港的投降。

不过，这一过程并非理所当然的，而国民政府曾表示强烈反对。香港当时属于日军华南派遣军第二十三军管辖，理论上应由当时的战区总指挥中华民国接受在香港的投降并接收香港。中国领导人蒋介石亦已指派张发奎为广州、海南、香港地区受降官，其指挥的国民革命军新一军及十三军亦已正向宝安一带集结。但国民党惧怕与英帝国冲突，以国共内战日渐激烈，以免共产党接收日本占领区为由（事实上抗战胜利之初共产党在南方根本力量不足，国民党接收香港唾手可得，只是惧怕英国的说辞而已），于是只向英国政府抗议交涉；蒋介石宣布：“不会派军队去香港接受日本投降……以免引起盟军误解。”

另外，英方认为香港是日本从英国夺去的，所以应由英国取回；加上英国强烈希望继续管治香港，因此英国对自己应该是香港的受降代表态度强硬。经过多次交涉及美国的协调后，中方最后同意英方代表可在中英两国政府授权委托下，在香港接受日军的投降。中华民国代表罗卓英最后恍如观礼嘉宾般坐在一旁。

英国早于1942年底经已决定，重新接管香港后将会暂时以军政府形式管治。而夏悫亦1945年9月1日颁布《军政府统治公告》，正式宣布成立军政府。军政府的首要工作，是接收政府机关及船坞，并释放盟国战俘和被囚的英国侨民，而且亦使水电供应等公共设施尽快恢复正常。警署、航政署等政府部门也恢复运作，并致力维持公共秩序。

香港日治时期遗留了很多问题，包括大规模的饥荒与传染病的猖獗，各种物资相当短缺，而民房亦多遭破坏。为了尽快使百废待兴的香港恢复正常，由夏悫领导的军政府执行全面的管制政策，无论是贸易及工商业还是市面的粮食和日用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统制，又从东南亚地区运来大量粮食到港。1945年11月，管制政策结束，大部份物资恢复自由贸易。

香港的战后重建速度惊人，1946年中期人口便回到战前水平，商业兴旺。军政府成立了14个战犯调查处，并审判了200多名日军战犯。在日本投降8个月后，平民政府恢复管治。1946年5月1日，曾被囚于沈阳集中营的前港督杨慕琦复职。殖民地政府意识到他们不能再采用战前的管治手法，消除了战前的一些殖民地禁忌，中国人不再被禁止使用某些海滩、或在太平山顶拥有物业。对于在日治时期曾与日人合作的华人，英政府采取宽大的处理。除了曾加害市民人身者以外，其他的行为都不予追究；就算是最高华人代表，华民代表会主席罗旭和，亦只是被列入永不录用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