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元，回族民间史专家，衷回族文史，善书法，精医道。

著名的回族民间史学家马元，字一波，号品三，1916年出生于大理市中和镇。民国24年(公元1935年)，在大理中学高中毕业。民国29年(公元1940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大理县支会成立，他当选为常务理事，负责教育。民国30年(公元1941年)9月，他与地方同人发起创办大理明德小学，担任校长。他倡导新式教育，实行中、阿文并授。在无丝毫物质报酬的情况下，与全体教职员艰苦创业。在回胞和各界人士的资助下，学校不断发展。在校学生由30名增至190余名，教职员由3人增至10余人，逐步满足了大理回族儿童和部份汉族儿童求学的愿望。

1941年9月25日，马元与金达真以回协大理县支会名义，上书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发还杜文秀起义失败后，被地方劣绅强占的大理城内6所清真寺。此事先系1940年“全滇回族代表纳子宜君”到重庆晋见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时，“将此事提出”，“当蒙俞允，复慰有加”。当“此项诺言存于档案，腾诸报章，此间数万回民正引领静候执行……孰意行政院饬查办之令层转到大理县政府时，该县长竟不通知职会，仅批饬属员杨庆熙、张汝为等查复。该等亦秘而不宣，又未实地详查，仅在斗室之中密商后即行签处，视要案于儿戏。阅其签呈内容，直欲将历史证据一笔抹杀，捏造黑白以蒙蔽上峰。其荒谬妄诞误国欺人之处实属可恨，真情显明不难一查。”“查大理城内清真寺在丙辰以前实有5所之多，杜文秀之时又增建三所，失败后除被焚毁之外概被改为庙观，中有六所，至今尚存。”(以上引文均见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大理县支会民国30年第65号公函)。接着又举出《徐霞客游记》、《云南通志》、《大理县志稿》有关记载证据，驳斥县政府“签呈”，质问县政府“将置地方前贤之信史于何地”？此案惊动国民政府上层，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和云南省分会分别复了公函。此后喜洲、下兑清真寺也与地方绅士发生产权之争，马元积极出面帮助打官司，其引证史实，据理力争，维护了回族群众的合法权益。

民国35年(公元1946年)，马元当选中国回教协会大理县支会会长，敬恭桑梓，热心公益，为地方、为回民群众办了不少实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元当选为第一届大理县人民代表和中和镇人民代表，办了不少公益事情。马元精通医术，后半辈子悬壶治病，诚一代良医。

马元热衷回族文史，善书法，精医道。早年即开始收集杜文秀和地方回族史料并进行研究。白寿彝、吴乾就、林荃等研究杜文秀起义的专家都与他有交往。主要著述有《大理、下关回族概况》、《杜文秀与“白旗”革命政权》、《咸丰丙辰大理事件真相》、《林则徐与“白绫血书”》、《蔡发春传》、《杨荣传》、《毛玉成传》、《沙铁嘴与李四狗》等15篇。分别发表与1985年至198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三、四集内，多为史学界征引。如荆德新著《杜文秀起义》、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中的《杜文秀》、《蔡发春》，《云南回族史》都引用马氏著述。此外还辑有《白旗史料》(手稿)四卷和《咸阳家乘》四卷，其中一部份史料已披露于《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四册内。

《大理下关回族概况》系大理、下关两地回族1951年呈献给中央西南少数民族访问团的公文。他追溯大理回族的历史，侧重反映杜文秀革命史实和近百年来回族人民蒙受的深重灾难，以及回族人民的“请求”愿望。其中1951年榆、关两地回族的户数、人口数、职业分布情况等统计资料十分难得。

《杜文秀与“白旗”革命政权》(上下篇)，记述了大理政权十八年的革命斗争史，史事多据亲历这一运动的咸同遗老(如杨荣侍从丁兆等)的口述，并参考数十种文献，参考价值较大。

《林则徐与“白绫血书”》根据遗老口述和文献记载，首度考出林则徐在查办“永昌屠回”惨案中，以“白绫血书”假案，冤杀各地良善回民士绅76人，流徙百余人，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的史实。

蔡发春和杨荣是大理政权前期和后期的军事支柱。马元旁征博采，对二人的作用、地位作了详细记述。他评蔡发春：“即能将兵、又能将将……不二色、不奸淫，其操守若是，军民皆畏威怀德。智、信、仁、勇、严五德具备，虽古之名将不是过也！”对杨荣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谋勇兼备，治军严肃有威。令行禁止，违者虽将军、都督动辄斩首……是以率十万之众如一人……一时名将，无其匹偶……惜其晚节不守，为杨玉科所诈骗，屈身事仇，逼死杜帅，陷十余万军民被坑杀……”

《沙铁嘴与李四狗》则记述了大理回族文人沙铁嘴与同窗好友汉族在籍进士李四狗因小事反目成仇，互相争斗，乃至发展到李四狗勾结官府杀害回族人民的经过。马元怒斥“沙铁嘴以磕诈而波及全族；李四狗以报复株连无辜，终至本人亦家破人亡”。足见“妄逞私愤之害”，要大家引以为教训。

马元作为咸同大理孑遗回民之后却明辨是非，在《毛玉成》传中，记述了这位知县同情回族人民无辜被屠，曾试图制止这种屠杀，但未获成功，不幸死于乱军之中的经过，足见其爱憎分明，求真存实。

马元还将多年悉心收集的杜文秀史料编辑成《白旗史料》四册，以兹流传。第一册为《滇西变乱小史》，文字与《回民起义》收录本有不同。封面写有马云华记录，“口述者耋民，笔记者杖乡”。而《回民起义》却标佚名。第二册为杜文秀属官名录。在“参谋岑毓英”条注明“前任宜良知县，后降杜文秀任参谋，后又降清为云南巡抚”。其降杜是其他史书所未载的。第三册为佚名《杜文秀起义小史》(标题系后来所加)和起义失败后，迤西回民请求“归业”的禀稿，以及清朝地方政府对此事的批示9件，十分珍贵。第四册为清末下关马云书撰《杜文秀起事原因》和杜文秀后裔的有关材料。

马元认为追荐咸同年间被难同胞是后人应尽的责任，每年“腊月十一”，他都积极倡导做“亡人节”。1952年“亡人节”为杜文秀起义失败80周年，他愤然书一联：“万千同胞被屠杀，专制压迫，血腥惨痛难回首；八十寒暑瞬息过，重见天日，孑遗子孙悼忠魂。“(大理二中老教师沙永康先生提供)

马元对赛典赤也有研究，收藏有《咸阳家乘》(《大理马姓家谱》)四卷，系研究赛典赤家世的重要文献。

《先贤保老师祖墓碑序》是记载清初经学大师保善生平的惟一碑刻资料，原碑“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所幸马元早年即作抄录，1988年首次披露于《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中，为后人研究保善大师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碑记。

马元一生酷爱书法，收藏有大量古碑帖。楷书临王羲之《乐毅论》、钟绍京《灵飞经》、敬客《王居士砖塔铭》；行书临王羲之《兰亭序》、《三藏圣教序》、《洛神赋》(二王皆书此赋)；草书临王羲之《十七帖》等。书法纯真自然，有右军法度。早年经常为人写字，为村民写对联等。上世纪70年代初逝世前，以久病之躯，以“臭老九“身份，被街道革委会强令去写墙上大字，不胜辛劳，从搭架上摔下，受伤后一病不起。存世作品有行书李玉振《滇事述闻》上下两册，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大理下关回族概况》，蔡发春、杨荣、毛玉成传记和补书《洛神赋》数行等，受到张诚等书法名家的赞赏。马元词条收入199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回族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