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1336年—1374年），字季迪，号槎轩，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元末曾隐居吴淞青丘，因自号青丘子。元末明初诗人、文学家。

元至元二年（1336年），高启出生于吴（今江苏苏州市）之北郭。幼年时父母双亡，家道中落。高启以聪颖闻名，学识渊博，尤其擅长作诗。

约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左右，高启的哥哥高咨戍守淮右，此时高启已有诗名。与杨基、张羽、徐贲、王行等人常在一起切磋诗文，号称“北郭十友”。

至正十三年（1353年），高启与青丘周仲达之女成亲。

至正十七年（1357年）春，与饶介等共十二人游灵岩，作有《游灵岩记》一文。同年秋，陪饶介游天池，作有《陪临川公游天池》诗。同年冬，陪饶介复游天池，作有《陪临川公游天池三十韵》诗。

至正十八年（1358年）秋，高启送张祥赴京师参加会试，作有《送张贡士祥会试京师》诗。随后自北郭移居青丘（今江苏吴淞），依附于岳父家。自号青丘子，作《青丘子歌》。同年冬，出游吴越，作《吴越纪游诗》十五首。同年冬，客居钱塘，作有《客夜闻女病》诗。同年，还作有《尹明府所藏徐熙嘉蔬图》诗。

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高启第一次游吴越归来。同年春，作有《留别李侯》诗。

至正二十年（1360年）春，高启第二次出游吴越。随后于钱塘送马玉麟去吴中，作有《钱塘送马使君之吴中》诗。此后于云间逢宋克，作有《醉歌赠宋仲温》《醉赠宋卿》诗。接着又访余尧臣于越之桐桂里，作《菜薖为余唐卿赋》诗。夏秋之际，与友泛舟西湖，作有《泛舟西湖观荷》诗。李用和自海宁知州迁常熟知州，高启有诗《送海昌守李使君迁海虞》送之。同年夏，与张羽、王行等游虎阜。约在本年秋，张宪退居松江，高启作有《张思廉退居江上》诗。约本年或稍前，姚广孝游淮楚，高启作有《赋得履送衍上人》诗送之。同年，还作有《得家书》《寄家书》《送叶卿东游》《送王稹赴大都》等诗。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春 ，高启一度住在江上，相士薛月鉴访于南渚，劝其出仕，高启作《赠薛相士》诗赠之。此后，作有《客舍寒食次周著作见寄韵》诗。随后客居城西，访云岩，识虚白上人。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秋，高启徙家于江上。并作有《送叶卿还陇西公幕兼简周军咨》《题陶生兼寄周记室》诗。不久，张德常调松江府判官，高启作有《送张倅之云间》诗。同年冬，王隅访高启于娄江寓舍，高启作有《娄江寓舍喜王七隅见过却送还郭》诗。约本年或稍后，高启编写《娄江吟稿》。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暮春，送陈宗义出守嘉兴，作有《暮春送陈郎中出守檇李》诗。同年秋，戴良避兵吴中，高启约于本年以后与之相识，并为其“松隐居”作赋。同年，送胡端官阳朔主簿，作有《送胡簿之阳朔》《送胡端任岭南阳朔主簿》诗。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夏，高启送徐贲读书于蜀山。应徐贲约，作《蜀山书舍记》一文。送王立中迁云间知府，作有《送王太守迁云间》诗。同年冬，访姚广孝于西涧，作有《西涧访衍上人》诗。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春，高启送贾祥麟、贾祥凤归海宁，作有《送贾二进士归省》诗、序《送二贾君序》。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春，送唐肃移家嘉兴。高启作有《送唐博士肃移家檇李》诗。此后，送石光着著守昆山，作有《送石明府之昆山》诗。此外还作有《闻早蛩赋》诗。六月，友王隅病卒，作有《哭王隅》诗及《仲廉哀辞》一文。中秋，与余尧臣、王行、徐贲在张羽宅中赏月，作有《中秋玩月张校理宅得“南”字》诗。随后，送顾倅之钱塘，作有《送顾倅之钱塘》诗、《送顾倅序》文。同年冬，作有《闻朱将军战殁》诗。友吕敏入道，作有《送吕秀才入道》《送吕志学秀才入道》诗及序《送吕山人入道序》。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春，高启作有《答余左司沈别驾元夕会饮城南之作》《雨中春望》《闻晚莺》等诗。九月前，与诸友被围于城中，围解则移居江上。此后北郭诸友或谪或隐、各相睽异。九月九日，游虎丘，作《虎丘题名》一文。同年秋，送兄高咨西行，作有《送伯兄西行》《送家兄西迁》诗。不久，高咨谪寿州，高启作有《闻家兄谪寿州》诗。同年冬，作《荆南唱和集后序》。友人饶介解送南京被处死，高启作有《哭临川公》诗。此外，还作有《兵后逢张孝廉醇》诗。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春，高启作有《见花忆亡女》诗。重过娄江旧馆，作有《乱后经娄江旧馆》诗。此外还作有《上巳有怀》《寒食感怀三首》诗。同年秋，作有《秋日江居写怀七首》《次韵周谊秀才对月见寄》《登南楼看雨有怀》《东皋林下》《梦杨二礼曹》等诗。同年冬，作有《得家兄在远消息》诗四首、《爱竹轩为陈维寅赋》诗。同年，还作有《送孙先生序》《野潜稿序》等文。并编成《缶鸣集》，收诗共732篇。

洪武二年（1369年）春，高启被举荐，与同县的谢徽一同被召去修撰《元史》。高启初入京师与谢徽同寓天界寺。不久，杨基赴诏至京，访高启于寓馆，高启作有《喜杨荥阳赴召至京过宿寓馆》诗。郑叔车归金华省墓，高启作有《金华郑叔车父仲舒仕燕，十年不得闻。元年南北既通，叔车即往省，至京师遇焉。时仲舒方卧病，叔车侍养久之，仲舒命归祀先茔。将行，赋诗送之》诗送之。重午，作有《午日有怀彦正幼文》诗。同年夏，送鲍颎迁官陕右，作有《送鲍翰林迁官陕右》《送鲍修撰出官关中》诗。送郑士恒赴山西，作有《送郑都司赴大将军行营》诗。八月，《元史》修成，进奉天殿进献，作有《奉天殿进元史》诗记其事。同年秋，移居钟山里，作有《自天界寺移寓钟山里》诗记之。送天界寺僧联季芳东归省亲，作有《送联书记东归》诗。送吕复去北平山东采访遗事，作有《送吕仲博士之北平山东采访遗事》诗记之。送张文海北行，作有《送张明府》诗。送王锜之官北平，作有《送王检校锜赴北平》诗。杨基徙汴，任荥阳令。作有《赠杨荥阳》诗。送许时用归越，作有《送许先生归越》诗。十月，甘露降后庭，高启作有《洪武二年十月甘露降后庭柏树上出示侍从臣启获预观嘉瑞因赋诗颂之》诗记之。十一月，送孔显出守邓州，作有诗《送宿卫将出守邓州》、词《酹江月·送金吾右将军赴邓州守》。同年冬，内兄周谊来访，复送还江上，作有《送内兄周谊还江上》诗。与包师圣相遇于京师，作有《次韵包同知客怀》诗。应张梦兼请，作《西台恸哭诗》。此外，还作有《京师苦寒》《真氏女》等诗。

洪武三年（1370年）春，高启移家至京师。正月，与谢徽同授开平王二子经。姚广孝从钱塘来京师，访高启于钟山里，高启为其《独庵集》作序。二月，授翰林院编修。送宋璲还金华省亲，作有《送宋学士子仲珩自京师还金华省亲》诗。送高丽使张子温还国，作有《送高丽贺正旦使张子温还国》诗。七月二十八日，诏授户部侍郎，高启固辞不受，被明太祖朱元璋赐白金放还。同年秋，归至苏州逢白范，作有《阊门舟中逢白范》诗。此外，还作有《东归至枫桥》诗，并重订了《缶鸣集》。

洪武四年（1371年）春，与徐贲偶逢于吴中并送还蜀山书舍，作有《送徐山人还蜀山兼寄张静居》诗。还作有《江上看花》诗。三月，作有《赠胡生序》。端阳，作有《端阳写怀》诗。同年夏，作有《喜闻王师下蜀》诗。同年秋，作有《过胡博士郊居》《出郊抵东屯五首》诗。九月，送殷奎赴任咸阳教谕，作有《送殷孝章赴咸阳教谕》诗。此外，还作有《姑苏杂咏》一百二十三篇及《姑苏杂咏序》、《元故婺州路兰溪州判官致仕胡君墓志铭》。

洪武五年（1372年）春，高启作有《南州野人为吴邑曾令赋》诗。随后移居城南，作有《迁城南新居》诗。七月，作有《春草堂》诗、《跋张外史自书杂诗》。九月，作《故韩仲逵墓志铭》。同年秋，王彝入城，寓居僧林，高启作有《妫蜼太史自海上入郭因得追游以叙旧好今日风雨偶阙晤言楼居早寒怀人尤甚想孤寓僧林同此岑寂也赋是以寄瞻恋之意》诗寄之。同年冬，作有《冬至夜雨感怀》《雨夜偶读王待制诗》诗，作有《魏夫人宋氏墓志铭》《赠钱文则序》等文。

洪武六年（1373年）春，高启自城南移居夏侯里。二月二日，儿子高祖授出生，作有《子祖授生》诗。三月，作《陈夫人许氏墓志铭》。同年春，作《劝农文》。九月，作《槎轩记》。十二月，作《陈希文墓志铭》。

洪武七年（1374年）正月，高启作《葛仲正墓志铭》。张士诚占据苏州时，把苏州的治所作为宫殿，把府治迁到都水行司。苏州知府魏观认为都水行司所在地地势低洼狭窄，不适合作为府治，于是就把府治迁回旧基。同时，他还疏通了锦帆泾，兴修水利。但是御史张度却诬陷魏观是想要复兴已被消灭的张士诚的基业，结果魏观就被明太祖诛杀了。因为高启在修复府治旧基时撰写了《上梁文》而受到诛连，被处以腰斩而亡，享年三十九岁。

高启的文学思想主要是学古，且强调诗要重“格”。他的这些文学主张是在对前代文学进行了潜心研究，并有感于当时诗坛向尖新工丽和追求偏执之美的流向而提出的。高启虽提出“师古”理论，但他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复古主义者。高启一方面主张依傍古人的诗学实践，重视典范的创作技巧。另一方面，他更为强调学古应做到“心融”，追求的是融会贯通，以“免夫偏执之弊”。他认为，吸收前人诗作的艺术技巧，目的在于提高自身诗歌创作中的变通手段，不拘泥于派系或风格。因此，他要“兼师众长，随事摹拟”来完备自己的创作技巧。即“师古”恰不似古，“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最终创出自己的新风格。他的这一文学思想，对后来明代中期文坛复古思潮的另一流派——“后七子”有着显在的影响。

高启不仅从理论上提出创新诗的风格，抒发真性情的思想，在创作实践上更是努力去实践这一理论。尽管由于诗人的早逝，在诗作风格上，高启还来不及完全形成自己独特而鲜明的特征，故而其诗作确有风格杂陈的现象存在，但以现在存留的高启的大量诗作来看，还是能够窥见出他已具有的风格雏形。高启诗最为显著的就是作品中浸淫着朴实与率真。他的诗中具有那种“臞而清”的风格，对中晚明时期及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可谓开了明诗创作中简单率直的诗歌风气之先声。

高启是元末明初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他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思想内容

高启涉世虽浅，但他经历了由元到明这一翻天覆地的变革时期。他既亲身经历了元末的天下大乱，又看到了明初天下统一，社会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把时代的兴衰、人民的疾苦、个人的悲欢都真实地反映在诗中。他的诗不仅数量多，题材广，思想内容也极丰富，远远超出了他同时代的其它诗人。

高启诗歌最突出的是反映了元末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元末天下动荡、战争频繁，这场战乱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起，直到洪武初期止，在这二十余年间，民生涂炭、尸骨累累，田园荒芜，社会凋敝。高启不仅亲自目睹了这场战乱，而且深受其害。故他的诗作中反映这场战乱的诗为数最多、意义最深。

至正十八年（1358年）冬，诗人南游吴越时，在绍兴亲眼看到御史拜住哥擅杀大将迈古里斯所引起兵变后的凄凉景象，写下了《闻长枪兵至出越城夜投龛山》这首名诗。这首诗写了兵变后绍兴城内还残留着一股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并写出了当时兵荒马乱，人民逃亡、田园荒芜的凄凉景象。他的《暮途书见》更是一首反映战祸的名篇，诗中写一征妇因丈夫战死，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忍痛弃子的悲惨情景，使人不忍卒读。他的《送陈秀才沙上省墓》 ，又从另一个侧而反映了战祸的惨烈：

满身血泪尘与沙，乱后还乡亦可哀。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诗中描写了陈秀才战后清明节回乡扫墓的凄凉景象，更是摧人泪下。

高启描写战争的题材相当广泛。有写张士诚攻克扬州、朱元璋攻克平江大战的，有描写战后“等闲列第化秦灰”、“荒田健妇犁”的凄凉景象的，有同情征夫征妇“身没犹存战时衣，东家伙伴为收归”（《征妇冤》）生离死别痛苦的，也有写他“客中得酒衔悲喜，乱后逢人说死生”（《宿张氏江馆》）的悲喜交集感情的。高启反对战争，同情人民疾苦，他强烈谴责穷兵默武的统治者和相互吞并的军阀们：“并吞何时休？百骨易寸土”（《登西城门》）、“功名竟谁成，杀人遍乾坤”（《过奉口古战场》）。为此，他强烈要求平息战乱：“何人为我挥天戈，乾坤多难俱平勘”（《中秋玩月张校理宅得南字》），理想着“人安四海清，自此万年无战争”（《石射棚》）的和平生活。他这种思想，代表了千百万人民渴望过安定和平生活的意愿。

高启的诗歌对元代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横征暴敛的罪行以及对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也作了无情的鞭挞。

他在《行路难》中，把元末世路艰险比做“编虎须”“触鲸牙”，在这样黑暗的社会里，那些高官势要的人物，都是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蠢物，他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田粉排窦婴，赵高诬李斯”（《寓感》）；人们之间也尔虞我诈、岌岌可危：“杯酒朝欢，矛刃夕加”（《行路难》）。而最高统治阶级则过着“琵琶羯鼓相追逐，白日君心欢不足”（《明皇秉烛夜游图》）的荒淫生活。

高启的《练圻老人农隐》是一首揭露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的一首名诗，全诗揭露了元朝统治者加在农民头上繁重的摇役和苛杂的赋税，农民无法生活，只好弃家逃亡，因此广大农村凋敝，只留下“枯木寒烟”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这是元末农村的真实的写照。他的《送陈秀州》借一老翁的哭诉，控诉了统治阶级在战后的荒村还不断的抓丁、征税的凄惨景象，真是字字血泪。由于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即使江南人民水旱交加、麦帛歉收，还得交纳重税。牧童担心“输租卖牛”，茶女得将上品“先呈太守”。由于诗人长期生活在农村，他对农民的疾苦极为同情，他常常嘱咐为官的朋友要爱民：“君多恤民意，勿忽岁谨忧”（《尹明府所藏徐熙嘉蔬图》）、“烦君始到日，为我问田家”（《送上海石明府》）。他吃着农民种的粳米也自觉心愧：“投匕忽叹息，饱食惭农夫”（《京师尝吴粳》）。他深知农民起义是官逼民反的结果，规劝官府爱民：“须知奋挺徒，原为负耒民。虐之乃为敌，爱之则相亲”（《送陈秀州》），表达了他以民为本的爱民思想。这些诗均有着强烈的人民性。

高启反对元末战乱，揭露了元末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但对朱元璋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则给予热情洋溢的歌颂。他在金陵期间所写的《凤台集》，大多是对朱元璋的颂歌。他的歌颂绝不是阿谀逢迎，而是饱经战乱的人对天下一统无比喜悦的真情流露。他在《答余新郑》中写道：“吾皇亲手拥高彗，洒扫六合氛尘清。海中夷筐已入贡，陇外户版初来呈”。在《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中写道：“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这些诗对朱元璋统一天下、使万民安乐的丰功伟绩，作了热情的歌颂。

高启还写了许多歌颂劳动人民、赞美祖国山河的诗，写得气象雄浑，各有特色。总之，高启诗歌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他摆脱了元人诗歌那种题画酬答的狭小天地，给读者展示了一幅壮阔的元末明初的社会画面，使读者看到了元末明初真实的社会现实。

艺术特色

高启在兼学众家之长的基础上熔炼出以雄浑奔放为主流的艺术特色。

高启虽兼学众长，但由于他气质豪放，才华横溢，情感炽热，在创作实践中，逐渐融汇成如鲍照，李白那种豪雄刚健为主流的艺术风格。　象他的名作《青丘子歌》《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等都是这类作品。

《青丘子歌》是他的早期作品。他以丰富的想象，描绘了他创作时的动人情景。其中有这样一段：斫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霭霭晴云彼，轧轧冻草萌。……诗人以形象的比喻，描绘他创作时思想驰骋的构思过程。他不仅探求自然的规律，要把那些有形无形的事物都能让其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而且又形象地描绘了他写诗时极其认真的态度和熟练的技巧。全诗想象丰富、感情奔放、语言铿锵，一气呵成。

他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是他后期到金陵修《元史》时所作。诗一开头就以“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豪放不羁的诗笔，极写长江浩荡东流、势不可挡和钟山如龙、溯江而上的壮丽景色，写出了金陵虎踞龙盘的雄伟气势。中间怀古，最后热情歌颂了朱元璋统一天下的功绩。全诗写得沉雄悲壮，气势宏伟。

高启诗歌也采用了神话传说和游仙的写法，如：《赠醉樵》《梦游仙》《施君眠云堂》等。他的《赠醉樵》以浪漫的笔法，运用了“木客守信”“吴刚代桂”“观棋柯烂”“青松化石”等神话传说，极写醉樵的醉态；《梦游仙》采取超越现实的手法，写他在天庭不称职被天帝谪居人间的不平；《施君眠云堂》想象奇特、写他以云为床、被、随风伯雨师在天空四处飘荡，欲在眠云堂长眠的情景。这些诗想象丰富，意境隽永，形象鲜明，新颖动人。

高启最擅长的是乐府诗、歌行体和古体诗。他的这些诗多继承李白的风格，写得雄浑奔放。故有人说，假使高启不早死，定会成为“第二个李白”，是有道理的。

高启也继承了《诗经》、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学习杜甫沉郁凝重的风格，写了许多反映现实的作品。他的五律、七律多写得深沉凝重，严谨精工。如《谒伍相祠》，这首诗没有运用比喻、夸张、也未使用华丽的词藻，只写了伍子胥伐楚报仇和冤死，并写他冤死后的不平，最后表达了诗人对伍子胥含冤而死的沉痛悼念。全诗风格沉郁、声韵铿锵，对仗极其工稳，酷似老杜笔法。

高启还有部分诗歌写得清新委婉，如《秋柳》和《梅花九首》等，其一，就是首咏梅绝唱：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衣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杀几回开！

诗开头写梅花的高贵和江南人们喜梅。接着用林逋以梅为妻和赵师雄月下巧逢“美人”的两个典故，突出了梅的形象。全诗写得含蓄委婉，清新典雅。

高启还有一些诗写得淳朴自然，不假雕饰，如同自话。如他的《甫里即事》之一：

长桥短桥杨柳，前浦后浦荷花。

人看旗出酒市，鸥送船归钓家。

风波欲起不起，烟日将斜未斜。

绝胜苔中剡曲，金齑玉鲙堪夸。

诗人以朴素的白描手法，平淡的语言，仅用对偶，句中对和反复的修辞手法，就生动地描绘出甫里闲适，安谧的秀丽风光，诗中有画。

总之，高启诗歌的风格是多样的。他虽以雄浑奔放的风格为主，也有清新俊洁、刚健委婉、平易自然的特点。

另外，高启诗歌还有两点值得称道之处：一是他颇得讽谕的微旨，二是他感情激越豪迈。在讽谕方面，他继承了《诗经》“下以风刺上”的优良传统，又受白居易讽谕诗的影响，故在他的诗歌中多讽谕之意。他往住以寥寥数语，痛下针贬，入木三分。如他的《天间青骢赤骠二马歌》，诗人在盛赞了二马功绩后，陡然一转写道：“此马不异人，乘时际遇盖有神。请看垂耳盐车者，那得昂藏八尺身”。借千里马不遇伯乐的典故，讽刺了统治者不能择拔贤才，致使人才埋没的罪行。在《看刈禾》中，虽写农夫的紧张收割，结尾却以“如何有贫妇，拾穗犹茕茕”的反诘，揭露了社会上贫富不均，虽属丰年，却还有难以度日的贫妇，有点石成金之功。

高启诗歌热情洋溢，感情奔放，也是他诗歌的重要特点。读高启的诗深深有这样的体会，他的长篇巨制，犹如江河澎湃，一泻千里，虽洋洋千言，一气呵成。读他的短诗，字字清新，句句圆润，意达情畅，纯熟工稳。总之，在他诗的字里行间倾注着喜怒哀乐的复杂感情。他既有与友人重逢的狂欢，也有子女夭折、良朋早逝的悲拗；有即席赋诗、“痛饮一石”的豪兴，亦有愤时忧民的愁绪；既有不计身后名利的旷达，又有生计日蹙的烦闷。其诗感情充沛，真挚感人，读了往往使人百感交集，声泪俱下。

高启诗歌的语言造诣很高，这是他刻苦向古人和民歌学习的结晶。他的乐府诗，歌行体、古体就是从汉魏乐府、古诗以及陶渊明，李白等人那里学来的，多采用起兴，比喻、拟人、夸张等手法。他的近体诗多借鉴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语言特色。在创作中他扬长避短、左右逢源，因此，他诗歌的语言极其丰富。他不象明代前后七子那样生吞活剥古人诗句，以致矫柔造作、餖饤成篇。他也注重锤炼语言，象他的“三峰削成太华掌，一穴透出仇池天”（《太湖石》）、“春愁寂寞天应老，夜色朦胧月亦香”（《梅花九首》），这些警句都是锤炼出来的。由于他勤学苦练，终于熔炼出豪雄奔放、一泻千里，清新俊洁、平易流畅的语言特色。

在明初词坛上，高启被明人称之为“词家射雕手”。由于一生都从事文人事业，故高启的词较多刻画文人的日常喜怒哀乐之情。 同时，高启更多注重艺术探求，能够博采众长，兼容并蓄。高启的词名曰《扣舷集》，存词仅三十二首。数量尽管不多，但言情状物，颇能得风人之遗旨。 从创作题材上看，高启的词大约可分为三类：即怀古词、咏物词和言情词。

一、怀古词

先看怀古词名篇《眉妩·夫差女琼姬墓》：

怅红兰采罢，《白苎》歌残，魂断旧宫路。长夜泉台冷。再谁把、云屏月帐遮护。钿车不度。正馆娃、荆棘多露。想还有、旧日吹箫侣，共来往烟雾。

城郭江山如故。 自国亡家破，今几朝暮？水边花下，黄昏后、谁逢环佩微步？恨多莫诉。任玉钗、双燕埋土。待相约吴娃，寒食到此浇墓。

《眉妩》词调在宋人中仅姜夔、王沂孙二首传世，而以王沂孙《眉妩·渐新痕悬柳》最为传颂。高启此词词意虽由王沂孙咏月而变为吊古，也是就题论题，但同样不乏感慨。由“自国亡家破，今几朝暮”推知，此词当作于张士诚政权覆亡后。琼姬是个性格刚烈的女子，其不苟合取容、以死抗辱的个性，抑或与高启“既进不能有为于当时，退不能服勤于畎亩”的洁身自好之习性相通。词中“恨多莫诉”颇值得玩味。按照时下对高启政治态度的理解，认为高启身当二朝，无论是对张士诚还是对朱元璋，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其实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从现今存留的大量元末明初吴中诗人的创作来看，吴中文士对朱元璋政权是没有好感的，相反，对张士诚政权倒有深切怀念之情。尽管词人在战乱结束后，被征召至京，写出了一些歌颂新王朝的诗句，但不久就发现，京城并非其所向往的理想之地，他深知自己豪宕不羁的思想性格无法为封建秩序所容纳，因此，在洪武三年（1370年） 七月，当朱元璋召见并要面授户部侍郎的要职时，他坚决辞谢。词人几乎是怀着被赦似的心情返回故乡的。正因为有此复杂的思想情绪，所以词人再一次凭吊夫差女时，将琼姬引为同调，其用意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细绎词意，此词意旨凄恻，与词人被“赐内帑白金”、“给牒放还于乡”后的凄凉心境正相吻合。

二、咏物词

最为高启赢得词名的当算集中的咏物词，其中又以《泌园春·雁》最为杰出：

木落时来，花发时归，年又一年。记南楼望信，夕阳帘外，西窗惊梦，夜雨灯前。写月书斜，战霜阵整，横破潇湘万里天。 风吹断，见两三低去，似落筝弦。

相呼共宿寒烟。想只在、芦花浅水边。恨呜呜戍角，忽催飞起，悠悠渔火，长照愁眠。陇塞间关，江湖冷落，莫恋遗粮犹在田。须高举、教弋人空羡，云海茫然。

高启此词表明了对政治的畏惧。词中的大雁形象即是词人的自我写照。从表现形式上看，通篇采用白描手法，缘情比事，随物赋形。上片写雁飞，下片写雁宿。“横破潇湘万里天”，概括出大雁的奋斗进取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意志力。“陇塞间关”三句，寄托着作者坚决回乡的退隐心迹。从“借物以寓性情”的角度言，此词是颇有代表性的。持平而论，这首词无论在思想或是在艺术方面都堪称是《扣舷集》中的上乘之作。

三、言情词

高启性狂放，喜交游，善雄辨，故其诗词富于激情。再者，他又生不逢时，社会动乱，又有父母早亡，寄人篱下、十年漂泊、子女夭折的个人不幸。 故其诗词多抒喜怒哀乐之情。象他的《念奴娇·自述》、《酹江月·遣愁》、《鹧鸪天·秋怀》、《忆秦娥·感叹》等都是其言情词。

早年，高启欲为国建功立业，然时乱世浊，有谁能用一介书生呢？故他悲愤地写了《念奴娇·自述》：

策勋万里，笑书生骨相，有谁曾许？壮志平生还自负，羞比纷纷儿女。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 风云无便，未容黄鹄轻举。

何事匹马尘埃，东西南北，十载犹羁旅。 只恐陈登容易笑，负却故园鸡黍。笛里关山，樽前日月，回首空凝伫。吾今未老，不须清泪如许。

上阕以反问起笔，问自古几多书生被人讥笑“骨相”轻贱，有谁能重用书生在万里疆域建策立功呢？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象他怀有“壮志”，也“自负”不凡，羞与平庸的众男女相比，他虽有“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的才志，又能怎么样呢？只可惜，“风云无便，未容黄鹄轻举”。 “风云”，指风云际会，喻人生机遇。黄鹄，一名鸿鹄，这里借黄鹄喻己。作者感叹自己虽有黄鹄之志，却难遇风云际会之时，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哀痛。下阕回顾往事和写其身世的不幸。起笔采用反问：“何事匹马尘埃，东西南北，十载犹羁旅”。诗人回顾了从至正十六年（1356年） 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 ，这十年，从张士诚入据平江到朱元璋攻克平江，他曾东避青丘，南游吴越，蛰居娄江，流落江村，历经艰险，消磨壮志，犹如滞留旅途。表达了诗人对元代社会动乱不安的不满。“只恐陈登容易笑”，陈登，三国魏人，有豪气，他讥笑国士许汜不关心国事，只顾求田问舍。以陈登喻当世英雄也会讥笑自己没有大志。这样也“负却故园鸡黍”。“笛里关山”，当他听到笛曲《关山月》，就想到与家人伤别的痛苦，“樽前日月”写他借酒浇愁，消磨时光。当他“回首空凝伫”时，才感悟到：“吾今未老，不须清泪如许”。便自我安慰，要重新振作起来。结尾陡转，表达了诗人自信和旷达的性格。全词有反问，有比喻，有激愤，有感叹，自然典雅，雄浑豪放，痛而不悲，是一首抒发壮志的言情词。

高启不以散文名家，可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却有大量的散文传世。他的散文集名《凫藻集》共5卷，105篇。其文师承孟子、韩愈、苏轼等人，虽说不能与宋濂、刘基相抗衡，却写得恢宏恣肆、清新绵缈。高启散文诸体具备，有论、记、赋、传、赞、铭、箴、疏、牋、书、史评等，具体可分为四类：

一、论说散文气势恢宏，议论精辟

高启善雄辩，有奇气。他的论说散文正如其人。他的政论散文数量不多，其代表作有《爱威论》和《四臣论》。这两篇散文都是有为而发的早期散文。

《爱威论》是论将帅的治军之道。他开门见山写道，治军之道，就在于“爱威兼施”，不能偏废，“专爱则亵，亵则怠；专威则急，急则怨。怨与怠其败一也。故爱而恐其至于怠也，则摄之以威，而作其气；威而恐其至于怨也，则济之以爱而收其心。爱非威，恩不加；威非爱，势不固，所以兼施并行，而不可偏废也。”他十分精辟地论述了爱威的辩证关系。其观点十分鲜明。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用了三个论据。首先他以家庭生活中父教子为喻，父教子必须爱威兼施，否则子将不子；其次用兵法所云“杀其军者全其军”的道理，阐明了治军必须爱威兼施，否则“就是举军而弃之于敌”。再次他例举一将宽、一将严，两军相遇而严者胜。他说“有威，则怯者勇；无威，则勇者怯”。这同兵法所说：“两军相遇勇者胜”是一样道理。最后他的结论是：爱威是御军之道，也是国君治国之道，使主题深化。

《四臣论》，是高启对国君治国之道在重用人才方面的精辟论述。论文开门见山，首先提出何为四臣？接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从正反两面论述了国无四臣，国将不国的道理。“国无社稷之臣，则无以抗大难；无腹心之臣，则无以图大功；无谏诤之臣，则无与格大过；无执法大臣，则无与除大奸。无与抗大难必危，无与图大功必败，无与格大过必昏，无与除大奸必弱”。作者以大量的排比、对比、比喻，阐明了用四臣，国必治，弃四臣，国必危的道理。主题鲜明，论述精辟。在论述中，作者采用连环格和反复句式，多用短句，使全文气势恢宏，铿锵有力，感染力极强，大有“韩文如潮”之势。

高启评论历史人物的散文，多为短篇，立意新奇，见解独到，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对战国四公子的评论，历来文人墨客认为四公子所养之士不过是游侠之流，固相耻之。王安石就批评孟尝君不过是一位“鸡鸣狗盗之雄耳”。他认为四公子所养之士虽为游侠小人，“然屈己下人之意可称矣”。他批评那些士大夫辑重者“道德之士”“圣贤之徒”，有几个重视小人物呢。表明他不平则鸣的鲜明态度。羊祜，是晋代名将，史学家也称其是位讲“仁义”“信用”的“贤人”，可高启则认为羊祜是位以“功利相侵夺者”。他说，从晋朝来说，羊祜不失为一位忠臣，一位“贤人”，从仁人的角度说，他不能算作仁人。“他幸孙皓暴虐，陈伐吴之计，以为己利，则岂仁人之心哉！”这样的批评十分尖锐，也十分中肯。他的这些观点都出人意料之外，而且有理有据，使人信服。可见他决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这些史评大都写的短小精悍，文笔犀利，给人启迪，耐人寻味。

二、传记散文形象鲜明，光彩照人

高启的传记文学，虽写的都是些名不见史传的小人物，却写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其代表作有《南宫生传》《胡应炎传》《杏林叟传》《墨翁传》等。

《南宫生传》是他的名篇。南宫生，名宋克，吴县人，是高启吴中十友之一。因他家住吴县南宫里，故号为“南宫生”。“其人伟躯干，博涉书传，少任侠，喜击剑，走马，尤善弹，指飞鸟下之”。简洁几笔，就写出了南宫生的形象、性格，气质特点，他是一位豪放任侠、文武双全的血性男儿。在《南宫生传》中，作者突出地写了三件事。一是突出他仗义疏财、挥金如土，喜交天下宾客的狂放性格以及他见天下大乱，思自树功业、弃文学兵的凌云壮志；二是写他以超人的气质，战胜吴地号称“虎冠”、恃武横行、屡辱士类的两位将军。这两位称霸吴地的将军，欲想侮辱他，使其折服于他们脚下，不管文斗，还是以武力相威胁，结果这两位虎冠都被南宫生所折服。将他折服强者的气质写得淋漓尽致。第三，作者竭力写他的文才，他博览群书，淹贯吉今，其草书直逼王、钟，其诗文直追汉、魏，他又喜金石、通音律，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难得人才。就这样一位思君报国的志士，却生不逢时，枉有报国之志，只能刮磨履藏，老死于窗牖之下。表达了作者对南宫生的遭遇十分同情，对元代统治者不重视人才也作了无情的鞭挞。

高启的传记，不论是长篇还是短篇，不论是歌颂的志士、英雄，还是医生、墨翁、节妇，都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

三、序记散文言筒意深，峻洁流畅

高启的序记散文不仅数量多，而且是他散文中的精华。序，本同“叙”，也同“引”，因多为诗文集作评述、绍介，与诗文集后的跋性质相同，故常常将序跋归为一类。他还写有不少记事散文。因叙记常常一起运用，故将其归为一类。

他为自己诗集作序的有《娄江吟稿序》《缶鸣集序》《姑苏杂咏序》等。《娄江吟稿序》，抒发了他有才而不被见用，只好窃伏娄江之滨登高望远，观草术之盛衰，看鱼鸟之翔泳，赋诗以遣悲愤。正如他所说：“遣忧愤于两忘，置得丧于一笑”，“以见余自放江湖者为无所能，非有能而不用也。”抒发了他不被见用的不满。《缶鸣集》是他的主要诗集，共收诗七百余首。是他于至正戊戌（1358年）至至正丁未（1367年）十年间，饱经历乱写成的。他在《缶鸣集序》中写他嗜诗达到如痴如醉的程度，然而却被人误会为“废事”“丧志”。故他自我解嘲说他：“才疏力薄，进不能有为于当时，退不能服勤于畎亩”，他又不愿与那些嗜利之徒，争鹜于形势之途，故只能同“幽人逸士，唱和于山巅水涯”，藉以安慰。“凡岁月之更迁，山川之历涉，亲友暌合之期，时事变故之迹，十裁之间，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说明了他写作的环境、经过和诗集的内容，他这篇序文可以说是饱和着泪水写成的。

另终他为送别朋友也写有不少序文。如《送唐处敬序》《送倪雅序》《送徐以文序》《赠胡生序》《送吕山人人道序》，虽写依依惜别之情，却没有情意绵绵的儿女之态。如在《送唐处敬序》中写了交友之道，就在于“志同道合”，不能因远别为之愁，也不要因近聚为之喜，大有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意，表达了他达观豁达的性格。

高启作的记也不少，代表作有《槎轩记》《蜀山书舍记》《静者居记》《春水轩记》等。这些记多为受人之托，为其新居而记。构思新颖，言简意深，清新俊洁，耐人寻味。

总之，高启的序记散文，多写得简短有力，清新峻洁，不仅做到了散文“尚简，辞达而通畅”的特点，而且立意新奇，单刀直入，叙议结合，纵横跌宕，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四、杂记散文写景状物，感人至深

高启的杂记散文可分为游记和杂记。其游记散文摹景状物，富有诗情画意；其杂记记人或记事，也都感人至深。

他的游记散文以《游天平山记》和《游灵岩山记》为代表。在《游天平山记》中，他写山上之怪石：“山多怪石，若卧、若立、若搏、若噬，蟠孥撑拄，不可名状”写得十分形象。接着描写线脉萦络的“自云泉”，草木秀润的“白云亭”，两岸对峙，若合而通的一线天龙门，使人如临其境。接着又写那些登山者：“登者，哦者，啸者，惫而喘者，恐而眺者，怡然若有乐者，怅然俯俛感慨而有悲者”，将登山者不同形态和不同感受写得淋漓尽致。当他登上山顶，看天上白云飞飘，太湖之水渺渺，他的心与形体与大自然美景融为一体，他自己好象要远举高飞，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里。最后他感叹道：“我与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于田里，抚佳节之来临，登名山以眺望，举觞一醉，岂易得哉！”对张士诚保障吴地平安又作了热情歌颂。

《书搏鸡者事》，是他杂记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者歌颂了袁州一位搏鸡者。当搏鸡者得知为官清正的袁州太守被豪民诬谄，又被巡视袁州并与太守有隙的臧使者逮捕下狱时，他义愤填膺，奋臂闾里，纠集健儿十余人，夺豪民之马，褫豪民之衣，严惩了陷害太守的豪民。接着搏鸡者又组织了数百名百姓，打着“屈”字的巨幅横标，到御史台为太守鸣冤，最后御史不得不复太守官职，罢黜了以权欺人的臧使者。当时搏鸡者义闻东南。高启通过歌颂搏鸡者为太守抱打不平申张正义的动人事迹，既歌颂了搏鸡者不畏权势，敢作敢为的侠义行为，更重要的是揭露了元末社会黑暗腐败，朝纲紊乱，官场险恶的社会现实。

总之，高启散文的内涵极其丰富，从内容说，他的整个作品始终贯穿着一条愤世忧时，关心人民疾苦的主线，他的喜怒哀乐始终与社会与人民紧紧相连，这是他作品的最可贵之处。在写法上，他兼师众长，不仅有孟子的浩然之气，也有韩愈的纵横恣肆；既有苏轼的宽广，自如柳宗元游记散文的清新秀美。特别是他的短篇，立意新奇，结构精美，波澜起伏，俊洁清新。

明·王祎：季迪之诗，隽逸而清丽，如秋空飞隼，盘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渠，不假雕饰，倏然尘外。（《缶鸣集》序）

明·谢徽：季迪之诗，缘情随事，因物赋形，横从百出，开合变化。其体制雅醇，则冠裳委蛇，佩玉而长裾也。其思致清远，则秋空素鹤，回翔欲下，而轻云霁月之连娟也。其文采缛丽，如春花翘英，蜀锦新濯。其才气俊逸，如泰华秋隼之孤骞，昆仑八骏迫风蹑电而驰也。

明·李东阳：国初称高、杨、张、徐。高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百余年来，亦未见卓然有过之者。（《列朝诗集小传》甲集）

明·陈璋：（高启诗）冠于明，胜于元，高于宋，兼乎晋唐，追乎汉魏。（《高青丘诗集辑注·序》）

明·杨慎：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潜一变元风，首开大雅，卓乎冠矣。

明·顾起纶：①高侍郎季迪，始变元季之体，首倡明初之音。发端沉郁，入趣幽远，得风人激刺微旨。故高、杨、张、徐，虽并称豪华，惟季迪为最。其古体咀嚼刘桢，近体厌饫李颀。②七言律不易得，元和以还，仅见高侍郎一家，何其寥寥也。（《国雅品》）

明·王世贞：①国初树赤帜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声容之壮，次及伯温。（《艺苑卮言》）②高季迪如射雕胡儿，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靓妆，巧笑便辟。（《艺苑卮言》卷五）

清·朱彝尊：侍郎跌宕风华，凤观虎视，造邦巨擘，所不待言。（《静志居诗话》）

清·沈德潜：①洪武之初，刘伯温之高格，并以高季迪、袁景文诸人，各逞才情，连镳并轸，然犹存元纪之余风，未极隆时之正轨。②侍郎诗，上自汉魏盛唐，下至宋元诸家，靡不出入其间，一时推大作手。特才调有余，蹊径未化，故一变元风，未能直追大雅。（《明诗别裁集》 ）

清·袁枚：其音节清脆，如雪竹水丝，非人间凡响，皆由天性使然，非由学问，在唐青莲一人，而温飞卿继之，在宋有杨诚斋，元有萨天锡，明有高青丘。（《随园诗话》）

清·纪昀等：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赵翼：①高青丘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开国诗人第一，信不虚也。②李青莲诗，从未有能学之者，唯青丘与之相上下，不惟形似，而且神似。……惜乎年仅三十九，遽遭摧殒，遂未能纵横变化，自成一大家。然有明一代诗人，终莫有能及之者。（《瓯北诗话》卷八）

清·汪端：青邱诗众长咸备，学无常师；才气豪健而不剑拔弩张，辞采秀逸而不字雕句绘。俊亮之节，醇雅之旨，施於山林、江湖、台阁、边塞，无所不宜。有明一代，学古不化，不泥其迹者，惟此一人。而沈归愚《明诗别裁》讥其才调有余，蹊径未化，故一变元风，未能直追大雅。然则必如空洞古诗，沧溟乐府，摹拟餖飣，局促辕下， 乃可谓直追大雅耶？明人近体有先得佳联，后续首尾者，往往全篇不能完善。青邱则格律森严，一气镕铸；句中有意，句外有神，足征其功力之深。（《论高启》）

清·陈田：季迪诸体并工，天才绝特，允为明三百年诗人称首，不止冠绝一时也。（《明诗纪事》）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中称高启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高启著作，诗歌数量较多，初编有《吹台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集》《姑苏杂咏》等5集，诗凡2000余首；后自编为《缶鸣集》12卷，存诗937首。景泰元年（1450年），徐庸搜集遗篇，编为《高太史大全集》，今有《四部丛刊》影印本。高启的词编为《扣舷集》，文编为《凫藻集》，另刊于世，不在《大全集》内。清雍正间金檀辑注的《高青丘诗集注》，是高启诗集最完备的版本。金檀不仅补入了很多《大全集》所漏收的诗，还附录了高启的传记、年谱及与高启同时人的哀诔、祭文、悼诗和后人对他的诗评、杂记等；又将高启的词集《扣舷集》和文集《凫藻集》也附在诗集之后。故高启的诗文集，当以此本最为完善。今人徐澄宇、沈北宗据以标点校订，更名《高青丘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曾在张士诚的吴政权任淮南行省参知政事的饶介素来喜爱文学，当他听说高启的才华和名声后，多次召他前去，高启勉强前往。饶介于是命他题写《倪云林竹木图》，这实际上是对他的一次试才，并且要求他以“木绿曲”为韵。高启随口吟道：“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泻潇湘绿。逾垣为惜酒在樽，饮余自鼓无弦曲。”饶介听后大为惊异，于是劝高启出来做官，高启笑而不答，随后离去，隐居于青丘，那时他才十六岁。

高启十八岁时，身材高大却还未加冠。他曾向青丘大户周仲达家提亲，但因为家境贫寒，无法备齐六礼。一天，周仲达生病了，高启的朋友戏谑地对他说：“如今你岳父身体有恙，你何不前去探望一下呢？”高启回答说：“我愿意前去探望。”于是，他随同朋友一起来到周仲达家。周仲达对高启的朋友说：“我的病情最近稍有好转，但还不能随便与新客见面。我听说高启擅长吟诗，会客的厅堂里有幅《芦雁图》，如果他能题写一首诗就可以了。”高启随即挥笔写下了一首绝句：“西风吹折荻花枝，好鸟飞来羽翼垂。沙阔水寒鱼不见，满身霜露立多时。”周仲达看后笑着说：“你这是急着想要娶我女儿啊。”于是，他吩咐高季迪的朋友带他回去，并表示会挑选吉日将女儿嫁给他。

高启系出渤海高氏，世代居住于汴（今河南开封）。后来，因为宋室南渡，他们随皇帝的车驾来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并在此安家。之后，他们又迁徙到了吴（今江苏苏州市），在郡城的北郊定居下来，于是也就成为了吴人。

（以上参考资料）

关于高启之死，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

一、辞官得罪说。

此说最广为人接受，认为高启辞官与明政府不合作，因而触怒朱元璋而遭杀身之祸。如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云：“授户部侍郎，他坚辞不受，仍归田里。朱元璋认为他不肯合作，洪武七年，借苏州知府魏观改修府治案，将他牵连斩决。”然此说疑点颇多。首先，此说的基点是高启与明政府不合作，然观高启入明诗作，却难得出此结论。其次，开国之初，朱元璋对文人征而不就还是比较宽容的。再次，高启辞官，朱元璋仍“赐白金放还”。

二、作《上梁文》连坐说。

李志光《凫藻集本传》、吕勉《槎轩集本传》、《姑苏志·高启传》、《殿阁词林记·编修高启》、《列朝诗集小传》皆言高启因魏观案连坐而死。金檀《高青丘年谱》亦云：“第《上梁》一文，世卒未之见。自吕勉传及《吴中故语》《泳化类编》《七修类稿》《东吴名贤记》《续吴先贤传》《词林人物考》《传信录》诸书，虽相沿无异词，惜其文不载《凫藻集》中，仅《大全集》留《郡治上梁》诗，其为讳而不存，逸而莫考，终未可知，不免抚卷茫然”。明黄暐《蓬窗类纪》云：“苏郡治在西馆桥西，卫治在西馆桥东，又东则张士诚故宫址也。郡守魏观不欲居卫下偏，乃新士诚址而迁之。堂宇完丽，视昔有加。户部侍郎高季迪，时致仕家居，为作《上梁文》往贺，卫主帅以闻，高皇帝遂执魏于法，高坐腰斩，因其文有‘龙盘虎踞’也。府治至今仍旧云。”《上梁文》虽不存，然高启因魏观案连坐被杀，当属确论。退一步说，为魏观作《上梁文》是高启罹难的直接原因。在高启死因的诸多说法中，此说最为可信。

三、因诗得祸说。

此说最早见于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卷四《宫女图》诗下按语：“吴中野史”载季迪因此诗得祸，余初以为无稽，及观国初《昭示》诸录所载李韩公子侄诸小侯爰书及高帝手诏豫章侯罪状，初无隐避之词，盖知季迪此诗盖有为而作。讽谕之诗虽妙绝古今，而因此触高帝之怒，假手于魏守之狱，亦事理之所有也。

《静志居诗话》卷三《高启》云：世传侍郎贾祸因题《宫女图》，其诗云：“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孝陵猜忌，情或有之。然集中又有《题画犬》一诗云：“独儿初长尾茸茸，行响金铃细草中。莫向瑶阶吠人影，羊车半夜出深宫”，则不类明初宫掖事，二诗或是刺庚申君而作，好事者因之传会也。

此后，《明史·高启传》亦沿是说：“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

然此说并无证据，言诗“有为而作”则可，言因“此诗得祸”，或属无稽。朱彝尊谓“好事者因之传会”云云，当属有识之论。

四、政治集团斗争的牺牲品。

刘云若在《高启死因考辩》一文中认为高启之死“是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争权夺利的政治大背景下的牺牲品”。政治集团的倾轧是明初政治的特点，因政治斗争牵连而死，也在情理之中，故此可备一说。

关于高启的生平，主要参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列传第一百七十三》、金檀著《高青丘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