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景保（1783~1829）高桥至时之子，天文学者，兰学者。出任幕府天文方，并通晓地理学。公元1811年，根据高桥景保的建议，幕府户设立洋书翻译局。曾与其父一同协助伊能忠敬完成对日本全岛的测绘。为了交换洋书，其擅自将伊能忠敬测绘的地图交给德国人西鲍鲁特，事发入狱，亡于狱中。

上书幕府

以给日本统治阶层造成冲击的菲顿号事件为标志, 文化年间以来英国势力取代先前的俄国很快成为了锁国的日本在对外关系上新的压力。特别是文政年间以来英美捕鲸船在日本沿岸频频出没和英捕鲸船的不断滋事, 引发的外交冲突及民众生产生活上的不便愈来愈使得日本统治阶层感到不安。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时任幕府天文方兼书物奉行高桥作左卫门( 景保) 于文政七年( 1824) 7月关于外国船的处理问题上书幕府。高桥景保( 1785-1829) 为这一时期的兰学者, 通晓天文学、地理学、历学, 此前曾协助过伊能忠敬的日本全国测量作, 并且能从经常与外国人接触的部下那里得到很多有关对外局势的信息。高桥在上书! 中言道“不论去午年( 即文政五年) 前来浦贺, 还是当年( 即文政七年) 在常陆上岸, 都是因船中有病人而意欲求药用之品。然而确因病人之故, 应以仁慈为怀, 如若对此不予分别而驱逐者, 当属不仁之事。正如第二条中所言, 数十月漂泊于洋中, 不能上岸, 且只能食鱼肉, 彼渔船中出现病人定为常事, 一艘都无病人实属不能, 此事定会连续不断。但所见之处, 实为遭遇暴风雨之状态, 失帆破樯, 或损舵楼而成危颓之舶而不得已。即使是敌国之船, 对他们也应以仁德之心, 予以救助。归航之时, 也应同向夷伯相送一样, 向其授予以后不可将船寄于我国之地方的喻书, 如此这样,吾以为尽管为穷迫之船, 实会敬服我之仁德, 且传于其徒, 相守御喻之趣。”

高桥景保作为统治集团中身居要职的一员, 他在该上书的意见, 基本上能够代表统治阶层对这一时期英国来船的认识和应对态度。从上面的引文的开头语中, 不难看出高桥向幕府进言的起因主要源自英国捕鲸船的屡屡侵扰带来的不安。这一点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英国捕鲸船在日本沿岸的活动确实让固守锁国政策的日本上层集团感到了新的外来压力。高桥对英国船的滋事的缘由的分析, 显得很客观又富有人情味。上书中的言论表明他认识到文政初年以来的英美捕鲸船对日本造成的侵扰在性质上不同于过去的俄国船, 即英国来船的行径并没有要求与日本通商贸易那样严重违反锁国禁令的企图, 目的只是由于自身处于困境要求得到物质帮助。这一认识足以说明此时日本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能够既深刻又理性地看待英美捕鲸船的行为, 同时也表明日本统治阶层整体上在对待和处理侵犯锁国原则的事件方面显示出了日臻成熟一面。我们不妨可以将此视作判断这一时期日本国家政权对西方势力的压力作出反应时的认知程度和基本态度的一个基准。

高桥在接下来的采用对策的建议中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对应的态度。那就是不能不加区分的一味驱逐, 而是要根据来船的具体情况加以区别对待。这种区别就是在对待外国船私自闯入的事件上, 首先要区分捕鲸船、商船和在海上处于困境或遭遇海难的船只。对于后者那样的船只, “即使是敌国之船, 对他们也应以仁德之心, 予以救助”,即应当以“仁慈”、“仁德”待之。倘若是前者, 高桥对这类外国船只的随意靠岸是主张排除的。对此, 他在上书中讲到“夷船一经发现, 不装弹, 连发三发, 决不许其靠近”,主张采用威慑的方法阻止外国船靠岸, 建议在沿海要地修筑炮台并用荷兰语、英语、俄语这三种语言制作劝退的喻书发放给那些在大雾及风雨夜等恶劣天气里企图靠岸的外国船只 。在上书中他还对如何减少出在日本沿岸的英国船只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那就是委托荷兰商馆向印度加尔各答的英国商馆转达“要求他们切实迅速地告知全英吉利国的渔民们不要前往日本近海, 就颇为完备了”。为此, 还制定了长崎奉行向荷兰商馆馆长转达此意的公文书, 名为“日本国嘱托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