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长魁（1906年—1938年6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政治部主任，山东省德平县人。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魏长魁迁居大连，在日商印刷所当工人。1924年，魏长魁参与组织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积极领导工人从事革命运动。1926年5月，魏长魁赴广州参加三次劳大，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后任共青团大连地委宣传委员。1927年3月，魏长魁任西川印刷所党支部书记，共青团大连地委组织委员。4月，魏长魁任代理共青团大连地委书记兼中共大连地委青运部部长。6月，共青团大连地委改称共青团大连市委后，魏长魁任代理共青团大连市委书记兼组织委员。7月，魏长魁被捕入狱，在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严守党组织秘密。1933年，魏长魁出狱，调往哈尔滨工作。1935年9月，魏长魁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12月，中共哈东特委成立，魏长魁任特委书记。1936年9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魏长魁当选为执行委员。1937年7月，魏长魁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执委兼组织部部长。1938年5月，魏长魁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政治部主任。按照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决定，魏长魁、常有钧、郭铁坚率领第一批北满部队西征。

1906年，魏长魁出生于山东省德平县基山乡吴龙庄（今德州市陵城区糜镇吴龙家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名石子，原名魏连昌，曾用名魏昌奎、魏连三、王文石。父亲魏登山除了务农还在家中经营油坊生意。魏长魁天资聪慧，和哥哥魏连邦在乡学里读过几年书，有较好的文化基础。由于多年灾荒，魏长魁家里的油坊买卖已经办不下去了，父亲每年秋后外出理发，兼作小生意。

1921年，魏长魁因生活所迫，跟随父亲背井离乡，来到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大连谋生。经同乡介绍，魏长魁在一家日商经营的西川印刷所当上了拣字工。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护罪恶的殖民统治，在大连先后创办了七八种报纸，极力宣传所谓“日满一体”的“民族协和”思想，但客观上也促进了大连印刷业的发展。当时，日本资本家开办的印刷厂共有70余家，约有1000多名中国印刷工人。他们每天在工头严密监视下工作12个小时以上，每月只收七八元钱，连饭钱都不够，还经常遭受工头的打骂。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印刷工人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斗争。从20年代起，他们就曾以学习文化的知识为名，先后参加了大连中华青年会和增智学校办的夜校学习先进思想，自发地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魏长魁来到大连后，在这些印刷工人的影响下很快加入到斗争行列。

1923年12月末，共产党员李震瀛、陈为人由哈尔滨经大连去上海，在大连期间曾到中华青年会、增智学校等处讲演，宣传五四运动以来产生的新文化、新思想，介绍全国革命形势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魏长魁听了这些讲演，逐渐明白了要生存，要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工人们就必须有自己的组织。只有工人自己组织起来与敌人进行斗争，才能取得彻底解放的道理。于是，魏长魁经常向工人宣传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有出路的思想。

1924年2月，中共中央派李震瀛来大连从事革命活动。李震瀛以大连中华三一学校英语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始组织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整顿大连中华工党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李震瀛同赵悟尘、董秀峰等人一起为组织印刷工人团体而四处奔走。魏长魁参加了李震瀛召开的确定建议印刷工会的会议。4月16日，40多名工人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成立印刷工会的决议。4月28日，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简称“印刷工会”）正式成立，魏长魁被选为执行委员，在会内先后担任宣传干事、教育部部长等职。印刷工会成立后，立即开办了印刷职工工余学校。魏长魁等经常在工余学校里举办讲演，宣传革命道理，介绍各地工人运动情况，从而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增强了同资本家斗争的信心，激发了他们爱国主义思想热情。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根据印刷工会的决定，魏长魁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创办了会刊，取名《曙光》。此刊起初是旬刊，后改为周刊，秘密发行。《曙光》经常转载进步刊物上的文章，号召工人反帝、反封建、反军阀，还刊登本会各工厂职工的经济生活情况，揭露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中国工人的手段。有一次，《曙光》刊登了工人写的一篇小品文——《要住地方就得提小筐送礼》，抨击资本家和包工头利用工人失业寻找工作困难处境，进一步敲诈勒索的恶劣行径。文章刊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魏长魁还利用各种时机，向西川印刷所的工人宣传参加工会的好处，用具体事例说明工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是保障工人切身利益的。通过宣传教育，工会成员越来越多，仅1925年就增加新会员400余人。为了激发广大会员的革命热情，大连印刷工会创作了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会歌。魏长魁很爱唱这首歌，并经常组织工人唱，歌词是:辽东良港大连湾，中华文明传。印刷技术我在行，教化使均沾。劳动神圣新使命，吾辈来实现。联合同志结团体，政教由我专。

1925年4月，魏长魁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经常阅读中华全国教工会的革命刊物和马克思主义书籍，并有选择地把《向导》周报、《新青年》、《工人与政党》、《共产主义ABC》等书刊在进步工人中传播，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五卅惨案发生后，魏长魁积极组织数百名印刷工人冲破警察的种种限制和百般刁难，同全市各界人民群众一道在永善茶园（今大连人民剧场）为“五卅”殉难烈士举行追悼大会。会后，为了支援上海受难同胞，魏长魁又参与组织五卅沪案后援会的募捐活动。在魏长魁等人的带动下，仅印刷工会就捐了八九百元，其他团体也踊跃捐款。全市募捐总额达1万余元。这些活动有力地支援了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同年秋，在庆祝双十节时，魏长魁等人组织大连印刷界近千名工人参加了这一庆祝活动。印刷工人不顾警察的监视和阻拦，白天举行游行，晚上组织提灯活动。庆祝队伍从沙河口出发，途经各团体门前，最后一直到寺儿沟。游行群众沿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海关自主万岁”等口号。工人们还不停地高唱着雄壮有力的革命歌曲。口号声和歌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游行的群众个个精神抖擞，人人斗志昂扬。这样的庆祝活动极大地打击了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

1926年春，魏长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大连印刷职工联合会支部宣传委员、党支部书记。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魏长魁组织印刷工会会员散发反日传单和张贴标语，书写“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还曾多次到市内广场、公园、码头等处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讲解新三民主义，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党内，魏长魁则用星期日集会的机会，向党团员报告国内外革命斗争形势。魏长魁热心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深得广大印刷工人的信任和爱戴，在工人中享有较高的威望。4月，中共大连地委派魏长魁和孙长贵分别代表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和大连中华工学会赴广州参加三次劳大。在这次会上，魏长魁（化名王文石）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回大连后，正值“福纺”纱厂的中国工人举行大罢工，魏长魁立即同印刷工会其他领导一道发动印刷工会会员和工人捐款，支援“福纺”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魏长魁还派人到“福纺”纱厂一带宣传“福纺”纱厂罢工真相，揭露日本资本家的罪行。5月，魏长魁担任共青团大连地委宣传委员（至1927年3月）。10月10日，中共大连地委领导全市人民以纪念“国庆”的名义，举行热烈庆祝“福纺”纱厂工人大罢取得胜利的大会和游行。魏长魁积极参加领导了这一活动。

1927年3月，魏长魁任西川印刷所党支部书记（至6月），共青团大连地委组织委员（至5月）。4月，共青团大连地委书记、中共大连地委青运部部长尹才一赴武汉参加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魏长魁任代理共青团大连地委书记兼中共大连地委青运部部长（至5月）。大连日益蓬勃发展的反日活动使日本殖民当局十分惶恐不安。从4月开始，魏长魁每周星期二在自己的住处举办共产主义讲座，向工人宣讲《工人与政党》、《五卅纪念日》等小册子和中共大连市委编印的《大连工人》、《大连人民》等革命刊物。6月，共青团大连地委改称共青团大连市委后，魏长魁任代理共青团大连市委书记兼组织委员、西川印刷所党支部书记（至7月）。6月下旬，魏长魁在大连码头事务所房顶集合很多厂内华工，作宣传共产主义的讲演。随后，魏长魁在大广场（今中山广场）集合一批码头工人，以踢足球为掩护，到西公园体育场（今劳动公园体育场）进行了组织工会的革命宣传活动。

1927年7月，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日本帝国主义者向大连地下党、革命群众组织和爱国志士进行了疯狂的反扑。由于魏长魁在码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时曾被敌人注意记录，于7月13日夜在住处被日本警察署逮捕。当时的满铁《调查时报》记载：“7月初旬，小岗子警察署高等股听到在市内长安街门牌29号，有一魏长魁者在码头方面正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乘该月13日午夜袭击其住处，扣押了很多在坑洞里所隐藏的不稳宣传文件，同时逮捕了该犯，虽然审讯了关于该犯的组织系统等，但该犯却缄口不语，因此在检举工作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敌人用刺刀逼迫魏长魁带路去搜捕“同党”。魏长魁利用这个机会在经过的地下党团领导人住址附近，破口大骂敌人，引起围观，使同志们得到信息，安全转移。21岁的魏长魁在日本法西斯的铁窗镣拷之下毫无惧色，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敌人妄图用酷刑从魏长魁口中得到大连地下党团组织的机密，但魏长魁始终置个人的痛苦于不顾，没有泄露党的半点机密。不仅如此，魏长魁在敌人的法庭上还据理力争，弄得敌人审判官狼狈不堪。当审判官问道：“被告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断宣传共产主义是不是事实？”魏长魁坚定有力地回答：“本团既然是为研究共产主义而设立的，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那是当然的事！”当问到党内组织情况时，魏长魁则回答说：“我虽然第一个被捕，但对党的组织至死不能供出一字。”敌人又问：“组织被破坏怎么办？”魏长魁坚定地回答：“失败一两次算不得什么。不管你们怎么镇压，我们培植的苗子会接二连三地像风暴一样地发展起来。”8月21日，日文报纸《大连新闻》以《舌尖上燃烧着不屈的言辞，主义者之一魏某对当局的审问豪言处之》为题，作了如下报道：“逮捕魏长魁（23岁）身无定职，专心狂奔于宣传，碰到他那火一样怪癖的人，大致都要为他折服。他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审问他时，他以泰然的态度说：‘失败一两回算不得什么，不管抓得怎样厉害，我们培育的苗子会接二连三地像风暴一样的发展起来’，审问他们的警察可费了苦心。”10月10日，敌人以所谓“违犯治安维持法”的罪名，判处魏长魁7年有期徒刑，送进旅顺刑务所（即旅顺监狱）服刑。服刑期间，魏长魁又领导狱中同志与敌人进行了绝食斗争，并对狱中意志不坚定的人进行革命前途教育，使他们坚定了斗争信心。

1933年初，魏长魁遇“大赦”，提前出狱。与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张敬文接上组织关系后，魏长魁被中共满洲省委调到哈尔滨工作，再次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战斗行列中。

1935年9月，魏长魁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至1936年12月）。12月，中共哈东特委成立，魏长魁任特委书记。

1936年9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魏长魁当选为执行委员（至1937年7月）。

1937年4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李福林牺牲，魏长魁继任组织部部长（至7月）。6月末，魏长魁出席在依兰召开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并被选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执委兼组织部部长（至1938年6月）。这一时期，魏长魁经常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去下江特委所属的汤原、依兰、桦川、富锦、佳木斯等地巡视工作。

1938年5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派魏长魁去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接替许亨植担任政治部主任（至6月）（军长李华堂）。6月，召开第三、六、九、十一军部队师、团干部和下江特委领导人会议，研究执行临时省委指示和有关西征问题，并制定了行动计划。北满抗联各军编成西征部队按计划从不同地点出发，陆续踏上西征之路。第一批西征部队由第三军政保师与第九军第二师四团、五团合编组成，由第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第三军政保师师长常有钧和第九军第二师师长郭铁坚指挥。由于李华堂对北满临时省委有看法，对省委西征的决定不理解，所以当魏长魁到依东寻找九军军部时，李华堂有意回避不与其会见，并阻挠一师参加远征。

1938年6月下旬，魏长魁、常有钧、郭铁坚率部从依东出发，向黑嫩平原进军。几天后的黄昏时分，部队来到桃山南的套子（今桃山镇先锋村）里，找了个名叫陈山的人当向导带路。但这个陈山是驻扎在当地的伪铁骊森林警察大队索利连的连长。天黑前，陈山把队伍领到呼兰河南岸，然后急忙离开，用警备电话把队伍的行踪报告给了铁骊街里的鬼子。趁着夜色，魏长魁带领西征队伍趟水过了河。河北岸是一片长满塔头和野草杂树的河套地，足有一里多宽，再往前走就是通河县那片大苇塘，当地人称“苇塘沟”（今铁力市桃山镇石长村）。部队来到苇塘西山坡一个高一点的地方，利用山林和芦苇荡的掩护，开始笼火取暖做饭，烤干鞋和衣裳，准备天亮时再走。没等到天亮，得到消息的敌人就追踪而来。在突围撤退的战斗中，魏长魁不避艰险，在后面掩护队伍和照顾伤病员，不幸被流弹击中双腿处，不能行走，身边又无人照顾。为了不泄露党的机密，不当俘虏，身负重伤的魏长魁坚持匍匐前进数里，把随身携带的文件烧毁后，慷慨自刎，壮烈殉国，年仅32岁。对于魏长魁的牺牲，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给张寿篯（李兆麟）的信中说：魏长魁同志的牺牲“是我党一个极大的损失，长魁同志是我北满党最有历史，最值得模范和敬爱的同志，此次为革命事业而忠勇壮烈牺牲，我们应该动员全党来追悼长魁同志”。

2015年8月24日，魏长魁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