鹳鱼石斧图彩陶缸，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葬具。为红陶砂质，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器腹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的鹳鱼石斧图。图高37厘米，宽44厘米，约占缸体表面积的一半，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为新石器时代前期仰韶文化的葬具。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汝州市阎村。陶缸是用夹砂红陶土盘拉成型，彩绘烧成，总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有一副高37厘米的、宽44厘米的《鹳鱼石斧》彩陶饰图。

整幅图内容分为两组：右边画的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都被真实、细致地用黑线条勾勒出来。左边画的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直撑地面的水鸟。它昂着头，身躯稍微向后倾，显得非常健美，嘴上衔着一条大鱼，面对竖立的石斧。

经专家用碳十四测定，它是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

此彩绘陶缸外表呈红色，作直壁平底圆筒状。陶缸外壁有彩绘一幅。画面左侧为一只站立的白鹳，通身洁白，圆眼、长嘴、昂首挺立。鹳嘴上衔着一条大鱼，也全身涂白，并用黑线条清晰描绘出鱼身的轮廓。画面右侧竖立一柄石斧，斧身穿孔、柄部有编织物缠绕并刻划符号等。白鹳的眼睛很大，目光炯炯有神，鹳身微微后仰，头颈高扬。鱼眼则画得很小，身体僵直，鱼鳍低垂，毫无挣扎反抗之势，与白鹳在神态上形成强烈的反差。

陶缸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左绘有鹳鸟一只，昂首挺立，六趾抓地，二目圆睁，口含一条大鱼；右绘一把石斧，斧头捆绑在竖立的木棒上端。

作者为表现鹤的轻柔白羽，把鹳身整个涂抹成白色，犹如后代中国画的“没骨”画法；石斧和鱼的外形则采用“勾线”画法，用简练、流畅的粗线勾勒出轮廓；斧、鱼身中填充色彩，犹如后代中国画的“填色”画法。由于这幅画具备了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画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中国画的雏形。

彩绘陶缸属于仰韶文化瓮棺葬具，因在河南伊川附近出土较多，故又被称为“伊川缸”。它主要作为成人葬具来使用。普通伊川缸大多造型简单，素朴无彩。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不但施彩，而且构图复杂，在题材选择与画面构思上都强调了图案自身的独立性。一般认为此陶缸应该是氏族首领的葬具。白鹳应是首领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鱼则是敌对氏族的图腾。石斧是权力的标志，是首领所用实物的写真。首领生前曾经率领白鹳氏族同鱼氏族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们将这些事迹寓于图画当中，记录在首领本人的瓮棺上，通过图腾形象与御用武器的顶级组合来表现重大历史事件，以纪念首领的英雄业绩。

不过对于鹳鱼石斧图上表现的鹳、鱼、斧形象的释读，多年来也颇有争论。有人认为鸟形是鹭不是鹳，也有人认为斧是表现权力的石钺；有人认为全图是当时农耕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有人结合考古学文化、古代神话传说以及商周青铜铭文进行考察，认为该图表现了当时仰韶文化中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和以鱼为图腾的部落的生死战争，进一步认为这就是传说中黄帝与炎帝之战的史实，而石斧则是黄帝部落联盟中所有部落共有的族徽和统一的标志。

1979年春节初八的早晨，李建安在集市买菜时，偶尔从纸坊乡纸北村一位60多岁的老汉那里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该村苹果地发现了不少红陶片。吃过早饭后，他便准备好工具，迅速赶往知情人描述的现场——纸北大队阎村东距黄涧河西岸60多米处一竹园附近。到达现场后，他从一个没挖好的苹果树坑中捡出一部分红陶片，经过20多分钟的拼凑，一个很不完整的尖底陶缸显现出来。这时，在中山寨考古大墓群时所学的一些知识得到应用，他初步把此物确定为二次瓮棺葬红陶尖底瓶。后来，发掘成果进一步扩大，他一个人在原苹果树坑的东西向拓展挖开了一个长560厘米、宽80厘米、深85厘米的土坑。经过一天半时间的精心挖掘，共挖出红、青两种颜色大小直径、高低不等的陶缸和尖底瓶13个，其中只有第12个陶缸上有鹳鱼石斧的图案，其余的均无任何图案。因为这个陶缸上有图案，李建安特意看了一眼，发现陶缸边沿有一个高约13公分分长呈三角形的口子。当挖出第13个陶缸时他实在太累了，不得不停工回家休息。就这样他分3次把这13个陶器，运到自家的院落里，这便成了13个陶器出土后的第一个落脚点。

休息几天后，他开始对这13个陶器进行清理。在清理中，他发现陶缸和尖底瓶里装的是土和人骨头。家人知道后，以放在家中晦气为由，极力反对他把这些陶器放在家中，要求他马上送走。无奈之下他用架子车把这13个陶器运到纸坊公社东院他的办公室，这是13个陶器的第二个落脚点。

由于当年谭国强也在纸坊公社上班，与李建安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谭国强闻讯后看到其中一个陶缸上有鸟、鱼、石斧图案时，当时他问：“你弄这些玩艺这么下功夫干啥哩，能值几个钱？”他激动地告诉谭国强：“这里的东西可是国家的宝贝，不是值几钱的问题！”当时人们普遍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批陶缸的珍贵性。后因人事调整，他和13个陶器也随之搬往公社大院的另一间办公室内，这是13个陶器的第三个落脚点。

在此期间，李建安曾多次与原临汝县文化馆联系，请求早日把这些文物妥善安置。由于当时临汝县考古工作比较滞后，工作人员对陶器的有关知识了解甚少，再加上重视程度不够，此事拖了又拖。时隔二年多后，即1980年春节前的一天，李建安的请求终于有了结果，他兴高采烈地用自己的自行车拖着架子车，沿着洛界公路，经过一个半小时行程到达原临汝县文化馆。时任文化馆馆长的张久益接待了他，并对他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赠送其5双线手套以资鼓励，这是13个陶器的第四个落脚点。

1980年10月28日，河南省专项调查组进驻临汝县，调查组的成员有省博物馆的汤文兴、县文化馆的张久益、县文化馆办公室主任晋明德等人。调查结束后，由汤文兴同志执笔，撰写了一份署名“临汝县文化馆”的《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报告指出：“阎村遗址面积约2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3米。1964年以来不断出土瓮棺葬、白衣彩陶、石斧、石铲、骨针和大量的砂红陶片。1978年11月间，当地社员挖出了十一座瓮棺葬，还有一些瓮棺葬出土后已被砸毁。加之调查时又发现的几件，共采集到完整陶器19件，其中的10件陶缸中有彩陶缸3件……一件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红砂陶质，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画有一幅高37、宽44厘米的彩陶画，画面约占缸体面积的二分之一，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画……它不仅为研究我国原始社会以及石斧的使用与安装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在我国绘画史上也是一件罕见的珍品。”这两篇文章均刊登在《中原文物》1981年第一期上，正是这两篇文章奠定了“鹳鱼石斧图”的研究基础，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鹳鱼石斧图彩陶缸”被紧急上解至河南省博物馆，这是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后的第五个保管点，继而收藏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后的第六个保管点，至此也成为了最终存放点。

在绘画史上，这幅《鹳鱼石斧图》不仅反映了人类童年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已经具备了中国画的基本画法，应当是中国画的雏形，而且以其宏伟的气势，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它是仰韶文化的杰出代表作，标志着中国史前绘画艺术由纹饰绘画向物象绘画的发展，展现了中国史前绘画艺术家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

从民族艺术而言，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证明了中国先民很早就成功掌握了点、线、面的艺术表现方法和绘画法则，整个器皿和构图展示出一种较强的民族时代精神与艺术魅力。从科学角度而言，先民很早就能够利用黏土，经水湿润，塑成一形状，彩绘加工，干燥烧成，整个工艺流程掌握得既熟练又恰到好处，展示了先民开发大自然，利用化学变化创造发明的科技水平。

《国宝大观》一书中认为“鹳鱼石斧彩陶缸”堪与印第安人的图腾柱相媲美。

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