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中（1915——1996年2月15日），原名黄耀中，满族，奉天（今辽宁）凤城县人（今属岫岩）。辅仁大学肄业。

1938年去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东北救亡总会战地服务团。曾任八路军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政治指导员。后从事教育工作任抗大二分校三团指导员、政治教员。

解放战争期间，从事干部教育和东北地区共青团的组建和发展工作。历任沈阳市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安东省建国学院教育处长、辽南省教育科长和建国学院教育长、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建国后，历任青年团中央军体部部长，国家体委副秘书长、副主任、顾问，全国体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长，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副主席。是中纪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获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银质勋章。

青年时期就读于北平汇文中学、辅仁大学，酷爱体育运动，曾代表北平市参加全国运动会，还赴日本参加足球比赛。抗日战争初期受革命思想熏陶，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于1938年4月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1月赴冀中区东北救亡总会战地服务团及冀中军区工作。历任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冀中军区教导团、冀中区抗大总校3团和2分校3团指导员、政治教导员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从事干部教育和东北地区青年团的组建和发展工作。历任沈阳市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安东省建国学院教育处长，辽南省教育科长和建国学院教育长。辽宁省青委书记，东北团委秘书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做出了贡献。建国后，先后任青年团中央军体部长兼中国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代秘书长，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主任，同时参与筹备组建国家体委。1952年任国家体委副秘书长、党组成员。1956年起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并兼任中国足球协会主席、中国武术协会主席、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1978年担任第5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同年任国家体委顾问、并兼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中国足球协会、中国登山协会和中国武术协会顾问。

黄中同志为创建和发展新中国体育事业奋斗40余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参与体育大政方针的制定，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新中国体育事业创建者之一。他从体育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宣传和落实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对发展体育事业有众多建树。他出任团中央军事体育部长和体总副秘书长之初就着重投入到国防体育的创建和我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的编制和推广工作。他主持筹备了第一、二、三、四届全国运动会，为全运会的成功举行呕心沥血，功不可没。他是我国首次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组织者、指挥者，实现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他是第一任中国足球协会主席，长期主管足球工作，积极倡导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开展小足球运动，从基层、从少年抓起，为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和提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在主管体委外事工作期间，多次率领体育团队参加重大国际比赛体育会议，在国际体坛上显示了出色的体育外交才华和坚定地原则性。增进了我国与各国体育界的团结和友谊，同时在国际体坛上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斗争，维护了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权益。他作为新中国首次排出的体育代表团领导成员之一，参加了1952年在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出席在奥运会上首次升起五星红旗的庄严仪式。他曾先后担任在印尼举办的新兴力量运动会联合会副主席和在柬埔寨举行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联合会主席，这两次体育盛会的成功举办，冲破了当时国际体坛某些人对国际体育组织及其活动的控制和垄断。

黄中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备受摧残，但他立场坚定，同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仍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主持召开了一系列有关体育工作的全国会议，为体育事业的拨乱反正和迅速恢复与发展，投入了大量心血和精力。担任国家体委顾问以后，他仍然继续关心体育事业的反战，为新的历史时期体育腾飞与改革出谋献策。根据组织安排，他还做了很多团结境外人士的统战工作。

黄中同志具有丰富的体育业务知识和组织、领导及管理经验，是卓越的体育活动家和专家，在国内外体育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几十年来，他为促进我国体育的发展，为增进我国人民和体育工作者与世界人民的团结、友谊，为推动亚洲和世界体育的交往奋斗了一生。为了表彰他为体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国家体委先后授予他“新中国体育事业开拓者奖章”和“体育工作荣誉奖章”，1986年国际奥委会授予他“奥林匹克银质奖章”。

1996年2月15日7时6分在黄中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他在病重期间仍关心体育事业的发展，在逝世之前还留下遗言，将自己的遗体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他的逝世使我国体育事 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者。

编自 董连柯 《辽宁党史人物传》第十一辑

黄中，原名黄耀中，满族。1915年生于辽宁省凤城县石庙子苇山河村(今岫岩满族自治县石庙子镇兰家村)一个地主官僚的家庭。抗日战争时期受革命思想熏陶，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于1938年4月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1956年起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并兼任中国足球协会主席、中国武术协会主席，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1978年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同年任国家体委顾问。

潇洒少年时

黄中的少年、青年时期，他的父辈们或经商或做官，都是社会上知名人物。叔父黄显声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三爷黄恒浩曾作嫩江省政府主席，他的父亲黄显文也曾就任秦皇岛市公安局长。在同辈份弟兄中，黄中居长，加之他自幼聪明伶俐，俊秀健壮，家族长对他格外垂爱，也寄以厚望。

1927年，他到沈阳张学良办的同泽中学就读。在这所贵族学校里，他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观教育，过着舒适的生活，每天除正常读书学习，他还爱好体育，不管是网球、足球，还是篮球、游泳，他样样玩出了些名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显声率公安总队在辽西抗日，并组织抗日义勇军，在辽宁各地燃起了抗日烽火。日军愤恨黄显声，抄了黄家老宅，少年的黄中也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翌年，父亲病故，母亲回凤城老家，从此他就住到叔父黄显声家，由其抚养，就读于北平汇文中学。黄显声的黄公馆在东城西扬威胡同，占地6亩多。公馆内有花园，有网球场，因而黄中在叔父家过着优越的生活。此时，他身高体长，风度翩翩，谈吐超俗，令叔父关爱有加，胜过己出。当时有共产党人刘澜波、孙致远、康健生等常年住在黄显声家，这些人的思想行为，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令他从思想感情上崇敬他们，亲近他们。

但这时的他，除学好功课，相当一部分时间放在喜爱的体育运动上。1934年，他作为北平队一员参加了第18届华北运动会足球比赛，司职中锋，取得较好名次。1935年参加在上海举行的旧中国第6届全国运动会，获游泳比赛第一名。1936年1月，代表北平“辅友”足球队访问日本，他仍踢中锋。队友李凤楼评价他：身体好，作风凶猛，是员虎将。

1936年他入北平辅仁大学学习。

被逼上“梁山”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的大中学生，再也无法安心上课，纷纷上街宣传抗日，但也有的人主张，读好书才是正事。黄中受到刘澜波等人的言传身教，比一般同学更明白抗日事理，国难当头之际，他决定放弃学业，于1937年11月来到西安黄显奎叔父家(黄显声胞弟)。此时，黄中的三爷黄恒浩从南京来信，力劝他到南京航空学校就读；而在武汉的黄显声叔叔却托人带信来，希望他速去延安，叔侄将在那里汇合。他当即痛下决心：奔赴延安!迈出他人生关键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把我逼上了“梁山”。

1938年4月，黄中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党的关心教育和老同志的帮助下，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以超常的热情学习革命理论，思想上从原来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的追求，逐步升华到对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信仰，顽强地实现着自己的脱胎换骨的转变。? 同年5月，黄中因表现突出，经“抗大”教师陈秉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八年指导员

1938年11月，黄中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东北救亡总会战地服务团，随团立即奔赴冀中区东北救亡总会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在冀中军区教导团、冀中教导团、冀中区抗大总校三团和二分校三团任指导员。那时到延安的青年，都渴望能到前线杀敌，黄中尤其如此。但革命偏偏选择了他到非战斗部队的地方去，他也只好不甘心地去“火线剧社”再当指导员，指导员这个岗位他共干了8年。

那时的火线剧社，社长、指导员与演员朝夕相处，患难与共。18岁的小演员吴力也与黄指导员经常在一起，她很钦佩喜爱这位大学生出身的指导员，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但慢慢地发现指导员对她也格外关心，眼中流露出别样的情感，吴力又激动又紧张，他为什么不去追貌美的“陈白露”而偏要追她这个“小东西”(吴力扮演的角色)呢?以后，她总躲着他，当同志们问她与黄指导员的关系时，她更矢口否认。这给黄中带来了麻烦，以至全社大会上对他展开了批评。最后有位同志问他的态度，黄中说：“我还是要与她保持关系，我就是喜欢她嘛!”这位游泳冠军，一旦投入到爱河中，就要奋力划到终点!散会后，吴力好惭愧好感动，晚饭后她有意等着他，并试探着问：“在大学……你就没有一个……”说罢，焦急地等待下文。“原来你担心这个啊，”黄中坦然一笑，“确实有位小姐爱过我，还是位校花呢!但一旦我选择了革命道路奔赴延安时，她不愿离开大城市，她不具备革命的觉悟。我如今选择的是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经上级批准，他们终于结合了。

东北五年间

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东北籍干部奔赴东北开辟工作。黄中接到命令，带吴力急速到军区报到。组织上给他们一匹马，黄中牵着马，吴力骑着行，经两天的急行军，撵上军区参谋长沙克率领的一团人马。以后随大队日夜兼程，连续行军一个月到达东北。

1947年夏，辽南省委在复县瓦房店成立建国学院，黄中出任学院教育长

1947年10月，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根据形势需要，建国学院全体学员编为辽南行署工作队，黄中任总指挥。

1948年夏，辽宁省委调他任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筹建共青团工作，后又临时抽调到辽阳搞土改。当时辽中、台安、盘山三县尚未解放，敌军还占据辽阳的华子沟、烟台(现名灯塔)等地区，黄中主动要求到离敌人只有二十几里的佟二堡工作。他是东北人，讲话又风趣幽默，老百姓很喜欢听他讲话。

沈阳解放后，黄中开始从事青年工作，曾任辽宁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1951年调往北京。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的体育工作由共青团中央代管，在团中央的组织机构中设军事体育部。1951年5月，黄中就任军体部第一任部长兼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代秘书长，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主任。他协同荣高棠主持体总的日常工作，为开创新中国体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当有的亲友问他为什么要干体育这行时，黄中动情地说，我当然是要服从组织安排的，但根本的还是要自己清楚所做事情的意义。过去，外国人叫我们“ 东亚病夫”，这么个大国在国外各种运动会连块奖牌都拿不到，这个状况必须翻过来。就是通过工作使全民的素质迅速提高。你可不要小看体育比赛，它会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集体荣誉感、民族的自豪感……现在，国外有股势力极力在政治、经济上封锁孤立我们，我们就得反封锁，通过体育比赛扩大与国外交往，扩大国际影响打开局面啊!

情系足球

黄中的体育天赋是多方面的。在旧中国，这位曾代表辅仁大学校队出访日本的足球中锋，在体委成立之初，自然而然地分管了体委的足球工作。从1955年到1979年，黄中担任了25年足球协会主席，而后继续任顾问，直至终身。他对中国的足球事业有着特殊的感情，也为中国的足球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51年12月，黄中主持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全国足球比赛大会。1952年，率中国足球队访问苏联和波兰。1953年，作为我国第一个拿着红皮护照的中国代表进入法国巴黎参加了国际足球联合会召开的临时代表大会。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足球水平低，为适应国际比赛的需要，集中全国力量办国家队。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长年集中的国家足球队体制，已不符合足球发展的规律，挫伤了地方办队的积极性，也降低了全国比赛的质量和水平，不能使更多的优秀运动员，特别是调到国家队的替补队员得到更好的锻炼，影响了国家队整体水平的提高。因此，根据黄中的意见，国家队改长期集训为根据任务需要的短时集中。1956年，曾根据他的意见将国家一、二队(红队和白队)，分别下放到天津和北京，形成了多强对抗的机制，到1959年、1960年，我国足球水平有明显提高。中国足球队在中朝越蒙四国对抗赛中荣获冠军。

不停的攀登者

登山运动也是黄中主管的项目之一，他既指导登山事业全面、健康地发展，又十分重视对重大登山活动的组织和指挥。1960年成功地攀登珠穆朗玛峰，就是在他的具体组织指挥下进行的。

1958年，在贺龙副总理的倡导和主持下，成立了全国的群众性登山组织——中国登山协会。国家体委相应成立了登山处，黄中受命于贺龙和体委党组，或运筹帷幄，或亲自奔波，积极招兵买马，为登山组织的建设不懈操劳。

1960年，本来计划同苏联组织联合探险队，从北坡攀登珠峰，后因苏联提出推迟进行，国家体委决定由我国单独进行攀登。党中央国务院对这次攀登活动极为重视。早在1958年，周总理就与邓小平、贺龙、陈毅副总理在北戴河听取了黄中有关攀登珠峰的详细汇报，并对有关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黄中深知首次攀登，意义重大，但风险和责任也很大。

这次攀登虽然取得成功，但由于经验不足，准备不够，又是在子夜登上顶峰的，因而没有拿下运动员在顶峰的照片，这样就引起了外界的怀疑，有的不友好国家还利用这点对我国进行诬蔑和攻击。这一直成为黄中的一块心病，他憋着一股劲儿，一旦条件成熟，一定进行一次完美的攀登!

1972年，黄中从干校回北京时，医院检查发现他患有冠心病、肺气肿，嘱咐他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可他都把假条锁在抽屉里，瞒着组织，瞒着同志，瞒着亲人，若无其事地工作出差，他只想把那段失去的时间，贻误了的工作尽快抢回来。他深深知道，自己这把年纪，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为此，他不顾年老多病，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解决各种问题，同志们都习惯叫他“老黄忠”，这种亲切称呼恰当反映了他老骥伏枥，求实务实和拼搏的作风。

1975年，我国决定进行第二次攀登珠峰。此时黄中虽然恢复了工作，但他既无职也无位，身后还拖着一个“叛嫌”“特嫌”的长尾巴。在体委领导会议上，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坚持提出让黄中任总指挥，黄中开始时坚辞不受。他知道，一旦指挥失败，等待他的就是有意破坏的大帽子，甚至进大狱。但他还是以大局为重，把个人得失丢在一边，接受了这一重担。

体育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黄中的体育天赋更表现在他对体育事业的远见卓识、非凡的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从1959年至1979年，在北京举办了1～4届全国运动会，在此期间还有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些史无前例的大型竞赛活动，都由黄中分工负责，具体筹办。那时没有电子计算机，从总体计划到实施方案，从竞赛总规程到各单项竞赛规程，从机构设置、人员调配到场地、器材、食宿、交通与安全，从大型团体操的编排训练到开、闭幕式重大活动安排，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他呕心沥血、精心设计、精密组织，使全运会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等重大活动都获得了圆满成功，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了黄中非凡的组织工作才能和丰富的体育竞赛工作经验。

1975年举行第3届全国运动会，黄中针对十年动乱后，运动队伍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制定了一条特别重要的措施，这就是参加全运会的代表队要以老带青，青老结合，以青为主，并做出了在足球等20个项目代表队中22岁以下的队员不少于70%的具体规定，还增设了少年组比赛。黄中解释说，国内比赛要着眼于国际比赛的需要，1975年22岁的运动员到1978年亚运会是25岁，到1980年奥运会是27岁，是出成绩的最佳时期。黄中的远见在1980年奥运会上得到证实。

1984年，黄中作为参观团团长出席了第23届奥运会。当许海峰夺得第一枚金牌，实现零的突破时，黄中一跃而起，冲向场地，与许海峰紧紧拥抱。他老泪纵横地说：“这块金牌，我盼了30年啊!

1987年，他的身体状况恶化，住院中猝然昏倒，心脏停跳达5分钟之久，幸亏抢救及时，得以脱险。住院时，衣袋中还揣着出差的机票。出院后，他被限定“活动半径”，但他初衷不改，自己一步步放宽活动范围，尽量争取多做些工作。他常半开玩笑地说：“我现在实践着少先队口号：时刻准备着。我已经死过一次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以后的时间都是白赚的。”他在继续贡献自己的全部的热量。

殷殷不了情

在长期的工作中，黄中的作风一贯是平易近人，宽以待人，以理服人。对战友对同志以致对亲友总是以诚相待，以情感人，在力所能及前提下，尽量给以关照。

1975年，召开第3届全运会时，还没出来工作的宋任穷、程子华、汪锋等老同志都希望看看开幕式。黄中知道后，马上为他们发了请柬。临近开幕时，这几位老同志因没有车子而没能到场，他立即派配给自己的临时指挥车把他们接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吕正操、刘澜波、王尚荣、薛明等同志处境犹为艰难，有的住在临时住处，有的住在医院(监外就医)，黄中惦念着他们，常去探望，让他们感受到一些温暖。而胡耀邦复出后，他再没去他家，他说：“耀邦同志拼命干工作，怎忍心打扰呢?”

同年，邓小平复出的文件刚刚下达，正值工人体育场有足球比赛，黄中利用比赛前的时间，充满激情一字一句宣读这一消息。每读到恢复邓小平同志一项职务时，全场就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足足有十多次，全场人欢声雷动，心潮澎湃，黄中也异常欣喜。

“文化大革命”后，弟弟耀刚再次来看他。了解到有位“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被放出来并给予合理的安排。耀刚问黄中，怎能让这样的人出来?黄中说：“我就是极力主张这么做的，有些事责任不能都算在他头上。那个时期，他有他的错，但也有身不由己的难处。

对待子女，黄中再忙也要过问他们的学习情况。每到期末，总要开个小座谈会，亮亮成绩单，让孩子们总结一下。毛毛的专业是跳芭蕾舞，一次特地给爸妈两张票。她多想在父母面前跳得好些，偏偏那次出了错，脚一滑，一只手扶了地，但她还是马上镇静下来，坚持跳完。晚上回家的时候，毛毛等待爸爸的批评，没想到爸爸表扬她摔倒了能立即爬起来，坚持下去，情绪未受到影响。并说：“你在舞台上是这样，生活中也是这样，不要怕摔倒，重要的是摔倒了自己马上爬起来。”

198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黄中刚在沈阳主持完少数民族运动会，在辽阳市副市长朴景安的陪同下，仅带一名秘书，回到故乡岫岩县石庙子乡。临近中午，他见到公社党委书记王建树之后，希望能满足他三条：(1)在他走前不公开他的身份。(2)借一间办公室中午休息一下，不要招待饭，打两瓶开水，喝点家乡水。(3)他走后代他向全公社人民问候，向他的同宗同族问候。王建树一一应允，才知道他就是黄中。王建树做了简单安排，急忙到后院食堂转了一圈儿。当时公社正召开三级干部会，头一天杀了猪，食堂尚有大饼子，还剩些猪肉酸菜血肠，想让黄中尝尝家乡菜。他敲开黄中休息的办公室，见黄中几个人正就着开水吃面包、香肠。见国家体委领导就吃这个，王建树直摇头。他诚恳相让，一再表示，一切都是现成的，决不现做，希望黄中能吃口家乡饭菜。大饼子、酸汤子，猪肉炖酸菜血肠 ，这都是小时候满族人最爱吃的饭菜啊!黄中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我这次回来，定了一条，就是不扰民。”他谢绝了家乡父母官的好意。

对足球改革的意见

黄中

（摘自1991年2月25日在中国体育报举行的足球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管足球时间最长（从建国开始），对足球还是有体会的。

当前足球形势好干了这么多年足球，形势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舆论界对足球很热心，中央领导也很关心足球。去年世界杯赛时，对小平同志看球，议论足球。我建议足协搞个智囊团，搞一个比较有份量的改革方案报上去，争取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加快足球项目改革。

国家队不应长期集中国家队相当要害的问题就是长期集中。1956年我就意识到长期集中的国家队不利于中国足球的发展。1951年中央体训班建立后，国家队长期从地方队调人，甚至把地方队调垮了，1957年国家队下放，红队在北京，白队在天津。当时贺老总支持这个方案。于是，国内联赛情况发生了变化。陈复赉紧盯张宏根，每场都是硬仗。那时还没有竞争机制这个词，但竞争实际已经有了。红军是打恶仗壮大的，所以我提出要让队员多打恶仗。

集中的国家队，把国内的尖子队员搞垮了，国家队的主力队员打不了多少硬仗，替补队员常常打不上比赛，不知道耽误了多少人。集中后，国内所向无敌，骄傲，娇气，硬仗打不了，弱仗打得好，就是缺少打恶仗的锻炼。中国这么大，请外国队来访，多了请不起。不像欧洲，开汽车出国就可以打国际比赛。所以我提出，要把国内的省市队、俱乐部队搞好，形成“东周列国”。

1957年下放了国家队，1957、1958年我国联赛的水平提高了。1959年、1960年我们的足球队水平出现了第一次高潮。那时欧洲的甲级队和我们比赛，也不能随便赢球。当然，不应否认有去匈牙利训练的积极作用。

此后不久，又把国家队长期集中起来。我无力改变。1963年新兴力量运动会又栽了跟头。当时，我又想恢复我以前的思路，苦心经营几个重点队。同时把张宏根等国家队员派到全国去培养少年队，1966年开始了“文革”，没有进行下去。国家队当然要搞，关键是怎么搞。国家队不能长期集中，这一点不能动摇。

只要有了高水平的基础雄厚的省市队和俱乐部队，国家队就好办。

全局性规划不要图大重点城市、地区太多了，等于没有重点。如果有5、6个真正下功夫的重点地区就足够了。太多了，财力、人力都不够，纸上谈兵。没有用。

在全局性规划中，要找姊妹地区搞协作。我曾经在南京到小学看场地，想把南京和上海建成足球姊妹城。建立经常的对抗竞赛，形成制度。

重点要力求基础深厚，足协的工作也要力求深入。既要抓国家队，专业队，也要抓中小学。企业也要关心，他们有雄厚的资金，可以成为开发足球的骨干力量。

训练不要迷信外国足球训练不要迷信外国，我们已有成功的训练方法和手段，但没能坚持下来。外国教练可以请，但中国足球最终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