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葵（1908年4月3日—1990年9月1日），出生于湖南湘潭，中国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被声乐界誉为“四大女高音歌唱家”之一。

自幼学习音乐，1927年入苏州东吴大学学习生物，同时进修钢琴。

1930年赴美国入亨廷顿大学主修声乐，193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获特立西格荣誉学会会员奖，并参加了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独唱演出。

同年回国，返回东吴大学任教。创办了音乐系，招收声乐和钢琴学生。并自己亲自组织了一个由40余人组成的合唱队，自己担任指挥，每年在大礼堂举行较大规模的演出。后来她亲自排演了一部由吉伯特·苏利文编写的轻歌剧《杏眼》（Almond Eyes），组织公演，大获成功。

1934年春，黄友葵应母校福湘女子中学邀请，在新校舍落成庆祝大会上，举办独唱音乐会，以表达对桑梓和母校的盛情。在东吴大学工作的同时，她又随苏联著名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学习声乐演唱。

1939年在昆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声乐教授。

1940年在重庆国立音乐院任声乐教授兼声乐系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教于南京大学艺术系、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南京艺术学院，1979年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四届常务理事，音协江苏分会主席。

3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从事声乐演唱，曾在上海、南京等地举行独唱音乐会，在歌剧《柳娘》《图兰朵》《茶花女》《蝴蝶夫人》中任女主角。她擅长演唱中外艺术歌曲。她从事声乐教学50年，培养了许多声乐人才，如张权，魏启贤，马秋华等。

《远望姐妮下田来》等

著有《论歌唱艺术》。

桃李盈乐苑

——中国第一女高音黄友葵

1987年5月，六朝古都南京，太湖之滨无锡，分别隆重举行“黄友葵教授执教60周年暨80寿辰庆祝会”。中央乐团著名声乐家魏启贤、臧玉琰、刘淑芳、孙家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王福增，上海乐团歌唱家刘明义等国内外音乐界一百余位专家、学者欢聚一起，举行了热情洋溢音乐会。

黄友葵自幼喜爱弹奏月琴、扬琴、吹奏箫、笛等乐器。七岁时，在别人家偶见钢琴，稍加抚弄，即能奏出《梅花三弄》的旋律。她在福湘女子中学读书时，接触了巴哈、贝多芬、肖邦等大家的作品，通过对《月光奏鸣曲》、《悲怆奏鸣曲》、《雨点前奏曲》、《革命练习曲》等名曲的练习、表演，进一步理解了贝多芬深邃的内涵和肖邦对祖国的热爱和怀念。

1930年，黄友葵赴美，在阿拉巴玛州立大学（现亨廷顿大学）工艺美术科学习，翌年，正式考入该院音乐系声乐科，成了阿·波尔切斯的学生。

进入音乐系后，她学习了大量的欧洲古典作品，1933年，她以优异的成绩在亨廷顿大学音乐系毕业，同时当选为该校荣誉学会（Trisigma）会员。

1933年9月，黄友葵放弃留美机会，毅然踏上归国之途，返回东吴大学任教。她创办了音乐系，招收声乐、钢琴学生，并组织了一个40余人的合唱队，亲任指挥，每年都要在大礼堂举行较大规模的演出。她亲自排演了一部由吉伯特·苏利文编写的轻歌剧《杏眼》（Almond Eyes），组织公演，大获成功。

1937年，黄友葵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以中国《聊斋志异》为题材创作演出古装歌剧《柳娘》，担任该剧的女主角，男主角由著名歌唱家斯义桂担任，他们的合作演出，获得圆满成功，乐队也曾以“中国第一女高音”对黄先生加以赞誉，并欲资助她去意大利歌剧院深造，条件是三年学习期满后要留在意大利演出歌剧三年，也有人欲聘其去美国好莱坞演唱，并许以高薪，但被她一一谢绝。

为了专心教书育人，1938年起黄友葵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演出活动。她热爱教师圣洁的职责，热爱嗷嗷待哺、勤学苦练的年轻学子，怀着对教育事业的一片坚贞之心，她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教学之中。黄友葵自己常说：“我虽然长年买头于教书，再也不登台了，可是我教会了学生演唱；每当我见到或听到学生成功地演唱，我总觉得比我自己登台演出，受到观众热烈喝彩，还要高兴，还要欣慰……这是我教了一辈子，所得到的最大的愉快。”出于她对声乐艺术的满腔热情，对学生的热爱，以及教学中一贯的高度责任感。黄友葵每天除了对学生一丝不苟地精雕细琢，进行指导外，还经常放听学生们灌制的唱片和录音带，反复认真思考学生们的美中不足，逐字推敲以使表现更完美，著名歌唱家魏启贤和藏玉琰，都是在歌唱多年蜚声中外后，都经常回到黄老师这里来聆听教诲。

1945年，国立音乐学院迁址南京，黄友葵担任声乐系主任，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兼教声乐课，培养出方应暄、王萃年、孙家馨等歌唱演员。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成立南京师范学院，黄友葵先生任音乐系教授兼声乐教研室主任、院工会主席。

黄友葵全身心地投入到声乐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60多年，为我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声乐人才，作为美声学派的声乐家，她不断研究民族唱法，探索民族声乐与美声唱法结合的路子，直至白发苍苍，始终不懈，1989年，也就是黄先生去世的前一年，还出版了专著《论歌唱艺术》，同年5月，她的声乐研究生汤爱民毕业，获得了硕士学位。

恩师深情永难忘，汤爱民回忆说：“黄先生给我最强烈的印象是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这种追求首先表现在她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上。她主要的生活场所仍是课堂。一坐上琴凳，没有三四个小时不会下来。她常说‘我不累’。其实，几小时授课下来，倦意早已悄悄爬上先生的面庞。面对自然规律的无情、冷酷，她以透支生命的方式来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