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1949-），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大中文研究所硕士。曾任海南岛国营农场农工，后任北大出版社编辑、北大中文系讲师。1985年与陈平原、钱理群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小提琴手”。曾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多年。代表作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灰阑中的叙述》，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讲座教授。

黄子平教授，曾任教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多年，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曾任海南岛国营农场农工，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曾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曾分别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芝加哥社会心理研究所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

中国当代文学史。

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与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钱理群教授共同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倡导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溯源至晚清，把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另外，其代表作《革命·历史·小说》有关17年文学的多数研究成果已转化为文学史定论，其首创的“革命历史小说”概念已为包括北京大学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多部文学史所接受与阐释。

黄子平教授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小提琴手”，曾任教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多年。他在80年代留下诸多名言，如“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深刻的片面”等。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

著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版，大陆版名为《灰阑中的叙述》）《边缘阅读》、《害怕写作》，诗集《如火如风》等，参与编写专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文学语言学导论卷）等。评论《沉思的老树的精灵》获中国社科院优秀理论文章三等奖。并参与编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漫说文化》丛书等。

《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文学的意思》（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与钱理群、陈平原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幸存者的文学》（远流出版公司，1991）

《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边缘阅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参与编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北京三联书店）

参与编著《漫说文化》丛书（编著《男男女女》，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6月版）

参与编著《中国小说》年选（香港三联书店）

2019年4月，担任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会成员。

在他90年代的论著中，《革命·历史·小说》显然是重要的一本，是对20世纪中国某一小说类型的研究。它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小说的形式对革命历史所做的叙述(“文学形式与革命、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现“文本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建立、维护与颠覆”的“令人眩惑”的“奇观”。一方面，“小说”是如何被卷入“革命”之中，担负建构“革命”的重任，另一方面，“革命”又如何深刻改变了我们想象、虚构和叙述历史与现实的方式，在这一讲述过程中，“小说”形式本身发生了怎样的“革命”（变化）。粗粗看来，这部著作给人印象深刻之处，一是处理研究对象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另一是对形式因素的敏感、重视；以及这种“外部”与“内部”，历史与形式的内在关联的缜密处理。

这一研究路径，黄子平80年代就已经开始确立。他的《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的论文，讨论50－60年代文学界有关短篇小说“定义”的争论，以及“当代”重要短篇小说作家创作的形态特征。五六十年代讨论的参与者（茅盾、魏金枝、侯金镜、孙犁、杜鹏程⋯⋯）的具体看法虽各异，却有相似的前提，即以为短篇小说有它的不变的、恒定的本质性特质。黄子平没有沿袭这一思路，他怀疑那种对事物认识的“非历史的确定性”。

也就是说，“短篇”的概念，体裁的形态，是历史性的，并非一种“本质化”的“抽象的结构”。这正如苏联美学家卡冈所言，“艺术体裁和文学体裁形成于现实的审美实践之中，受到这种实践的各种意向的影响，并历史地存在着”。黄子平通过中外作家审美实践的历史过程考察，指出中外文学传统中，都存在着“短篇小说”（short-story）和“短篇故事”（short story）这两个系列。虽然他也认为两个系列之间，在“现代化”的维度上也包含有一种“发展”（也就是等级）的意味，但并不把这种“发展”绝对化，不把它们做新/旧、传统/现代的对立处理。他说明了不同系列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消长、渗透、转换的复杂关系。在80年代，“走向世界文学”是文学界的普遍信念。黄子平那时正和钱理群、陈平原一起，酝酿着后来反响巨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他对短篇小说问题的论述，也是在论证“走向现代化、民主化过程”的中国文学具有与“世界文学”发展的共同趋势。但是，他的观察、论述，他对于“现代”的理解，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大的空间。

90年代之后，黄子平研究敏锐的“历史感”和“形式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历史问题，包括文学史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更倾向于采取一种“辩难”的、“对决”的评判方式来处理，即在所确定的理论框架（人道主义、主体性、启蒙主义等）之下，从“外部”进行审查，做出价值论断。这种方法无疑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尤其在解放我们对当前问题的关切，和对未来想象的焦虑的功能上，在释放“经由讲述而呈现眼前”的“历史”的“刺痛人心”的压力上。虽然，这也是《历史·革命·小说》写作的基本动机（或撰述的“内驱力”），但是作者在更多时候，不仅在姿态上，而且在论述展开的内在理路上，更愿意抑制、回避这种“辩难”和“对决”。他试图有效地进入对象（也就是面对的文本）内部，分析其功能－结构的复杂关系，暴露其叙述逻辑。既不把讨论的文本视为表达“真理性”经验的“经典”，也不愿意简单使用道德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手段。在解读这些“革命历史小说”的时候，强调的是将它放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