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铁牛，亦称开元铁牛、唐代铁牛，山西省永济市境内历史文物，位于山西省永济市城西十五公里，蒲州城西的黄河古道两岸，各四尊。

开元铁牛亦称唐代铁牛，位于永济市城西十五公里，蒲州城西的黄河古道两岸，各四尊。唐开元十三年（ 725年），为稳固蒲津浮桥，维系秦晋交通而铸。元末桥毁，久置不用，故习称“镇河铁牛”。因黄河变迁，逐渐为泥沙埋没。

20世纪40年代，河水沿蒲州西城墙外流过，据当地老人回忆，枯水季节，下水还可摸到铁牛牛角，行船还有被牛角挂伤船底的情况。

50年代后，三门峡库区蓄洪，河床淤积，再加上河水西移，到了六七十年代铁牛已被深埋于黄河水面下2米有余的河滩里了。

1988年，永济县博物馆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查访勘探，于次年8月发现并出土了唐开元铁牛、铁人，引起各界人士关注。

1989年 8月在蒲津渡遗址上经勘查发掘，处于黄河古道东岸的四尊铁牛全部出土。距蒲州城西墙51米，距西城门 110米。

1998年8月由永济市博物馆在蒲津渡遗址上发掘出的。出土铁牛有四尊、铁人四个、两座铁山、一组七星铁柱和三个土石夯堆。黄河铁牛的出土，是建国以来我国首次发现黄河古渡口遗址，四尊铁牛也是我国发现的重量最重(每尊45t～72t)、历史最久、工艺水平最高的珍贵文物，在国内外极为罕见。

开元铁牛是蒲津渡遗址最突出的文物，位于蒲州古城西门外，黄河东岸。开元铁牛是蒲津渡遗址最突出、保存最完整，最具观赏价值文物，明代地层距地表约7米。四尊铁牛旁各有一铁人，如牧策牛。铁牛分南北两组。两牛一组，前后摆列，面朝西。铁牛等为唐蒲津桥遗物，排列仍如前桥头所列，可领略大唐盛世筑桥工程一斑。

铁牛每尊高约1.9米，长约3米，宽约1.3米，牛尾后有横轴，直径约0.4米，长约2.3米。轴头有纹饰，各轴不同，分别有连珠饰、菱花、卷草、莲花等。

铁牛头西尾东，面河横向两排。伏卧，两眼圆睁，呈负重状，形象逼真。牛尾后均有横铁轴一根，长2.33米，用于拴连桥索。牛侧均有一铁铸高鼻深目胡人作牵引状，现已露出地面部分高1．5米，肩宽0．6米。四牛四人形态各异，大小基本相同，据测算，铁牛各重约30吨左右，下有底盘和铁柱，各重约40吨，两排之间有铁山。

牛造形生动，前腿作蹬状，后腿作蹲伏状，矫角、昂首，牛体矫健强壮，尾施铁轴，以系浮桥。腹下有山，其下有6根直径0.4米，长约3.6米的铁柱斜前连接，每根铁柱分别有反向出伸铁足各一，功能同地锚。在铁牛的上下部位均有铸范缝痕迹，可观察浇铸、范块痕迹，分析出铸造的工艺技术。

黄河蒲津渡遗址的发现展现了我国古代桥梁交通、黄河治理、冶金铸造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科技成就，为历史地理、水文地质、黄河变迁、环境考古以及黄河治理等方面提供了珍贵资料。

铁牛重见天日，保护工作却步履艰难。几经争论，有关部门选择了山西省文物局的保护方案：就地提升，即：把铁牛、铁人、铁柱等从原地提升12．2米，在地表以上恢复原貌，露天陈列；其它遗迹如唐代、明代建造的部分石堤、台阶以及在铁人周围用石块铺设的地面也将在地面上复原，而原址将被回填埋没。

山西省文物局考古研究专家说，铁质文物的保护至今依然是一道世界性难题，再加上实际施工中遇到的困难远远超出事先预计：用什么样的工具提升，如何做铁牛底架，采取何种办法使其在不受任何损伤的情况下安全着陆，如何防锈除锈等，一直困扰着专家。

巨型铁牛除了起固定索桥作用外，还有多种作用。《易经》说；“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古人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铸铁牛置于河岸，对肆意泛滥的黄河水是一种震慑，象征着拦挡洪水、征服水患，造福于人民。古人讲究阴阳相对，在铸造铁牛的同时，也铸造了四个铁人、七星铁柱。七星柱则代表天(仿天上北斗七星布局)，这样天、地全有(铁牛为土，亦即地)，囊括宇宙。其实，七星铁柱不过是拴船的桩子，与铁牛融为一体充作舟桥索桩而已。伫立铁牛旁的铁人，也和铁牛一样扮演着索桩的角色。著名桥梁专家唐寰澄先生称赞铁牛、铁人说；“这是一个具体的工程建设，有实际功能的艺术珍品，是技术和艺术有机结合的典型，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桥梁、冶金、雕塑事业的贡献，是世界桥梁史上唯我独尊的永世无价之宝。”

黄河铁牛是世界桥梁史上的传世之宝，被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论断 为：“浮桥地锚中，以浦津桥铁牛锚最为著名”的黄河铁牛位于永济市西15公里的蒲州城遗址西门外黄河东岸，位于爱情圣地普救寺和历史文化名楼鹳雀楼之间。四尊铁牛气势磅礴，威武雄健，每尊铁牛旁都有一个牵牛铁人，造型精美，栩栩如生，分别代表着四个不同的民族。据史料称，这四尊庞大铁牛都是用来栓铁索之用，铁索又连舟组成黄河上最早、最长、最大的黄河大浮桥，是沟通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重要纽带。尽管四尊大铁牛固守的地方虽已远离河道，但他们都是唐代国力强盛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历史见证。

蒲津渡历史

蒲津渡是一处具有丰富遗存的大型遗址，也是我国第一次发掘的大型渡口遗址，它展现了我国古代桥梁交通、黄河治理、冶铸技术等各方面的科技成就，也直观地揭示出黄河泥沙淤积、河水升高、河岸后退的变迁过程，从而为历史地理、水文地质、环境考古及黄河治理提供了许多有用资料。

蒲津渡是古代黄河的一大渡口，位于永济市古蒲州城西门外的黄河东岸。蒲津渡自古以来就是秦晋之交通要冲，历史上有很多朝代在这儿修造过浮桥。据《春秋左传》记载，昭公元年，秦公子咸奔晋，造舟于河。《初学记》：“公子咸造舟处在蒲板夏阳津，今蒲津浮桥是也。”《史记·秦本纪》又载：“秦昭襄王五十年（前 257年），初作河桥。”张守节《史记正义》谓：“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以后东魏齐献武王高欢、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这儿建造过浮桥。唐初，河东为京畿，蒲州是长安与河东联系的枢纽。开元六年（ 718），蒲州被置为中都，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齐名。开元十三年（725），为了加强对唐王朝的大后方河东地区及整个北方地区的统治，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说主其事，改木桩为铁牛，易笮索为铁链，疏其船间，倾国力对蒲津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通典》、《唐会要》、《蒲州府志》均记载此事。有宋一代，蒲律渡仍是黄河的重要渡口之一。金元之际，浮桥始毁于战火，只剩下两岸的铁牛。后来因三门峡水库蓄洪而使河床淤积，河水西移，铁牛被埋入河滩。

今蒲津渡遗址，西距黄河堤岸2．8公里，隔河遥望陕西省朝邑县，东距古蒲州城西墙约六米，南距古蒲州城西门（即蒲津门）近百米。1988年、1991年对蒲津渡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勘探和科学发掘。根据发掘结果，唐蒲津渡遗址最深处距今地表 6.5米。在靠当时河岸有一道曲拱梯形石堤，堤基下有密密成排竖钉的柏木桩，垒砌石条间贯注有铁锭，又以米浆白灰泥粘合缝隙, 十分牢固。这道石堤明确地可以看出系分两次砌筑。在紧靠石堤处发现了四尊铁牛、四个铁人、两座铁山、三个铁墩、六根铁柱。还发现一座四米见方的砖屋遗址，门坎向东，当是管理渡口之所在。发掘中还发现了唐开元通宝、宋天圣元宝、元丰元宝、金正隆元宝等十余枚铜钱。

铁牛之成也蒲津渡，败也蒲津渡。

唐开元年间，随着蒲州一带经济的发展，蒲州城升为全国六大雄城之一，蒲津渡的交通地位显得更加重要。竹索连舟桥已与雄城蒲州极不适应，当时的兵部尚书向唐明皇上疏，陈述蒲津桥破败不堪、难承车马重负的窘况。唐明皇听后立即降旨，决定在蒲津渡重建新桥，并发动满朝文武出主意、想办法。经集思广益，造桥方案拿出：一是将连舟竹索改为铁索，二是加固石堤，三是铸铁牛为索桩。开元年间属盛唐时期，冶铁业发达，于是两岸数万民众奉命炼铁铸造，历经苦战后铁牛铸成。铁牛分别伏卧于黄河两岸，将铁索拴系于其身，连接舟船，建起黄河上第一座固定铁索桥。这里，两岸的铁牛，其实就是对拽铁索连接河桥的索桩。蒲津铁索桥第一次将黄河天堑变成通衢大道，从唐开元十二年到元朝初年桥被烧毁的500年间，蒲津桥一直是铁牛系铁索、铁索连舟船。桥被毁后蒲津渡一度荒废，但铁牛仍存。到了明朝，蒲津关发展成进出中原的重要关口，明代皇帝又先后四次利用铁牛建桥，历经百余年，直至清代因黄河逐渐向西改道，蒲津渡彻底废弃。铁牛20世纪40年代湮没。

南依中条山，西临黄河，地处要冲，被视为兵家重地，历代王朝均在此建造蒲津桥。公元前541年，春秋时期秦公子针携带资财、车辆，前往黄河西岸晋国，用舟船连接建造浮桥，开在蒲津渡建蒲津桥之先河。到了战国时期，秦昭襄王为进攻韩、赵、魏，先后两次在蒲津渡口造桥。以后汉高祖刘邦定关中、汉武帝刘彻东征、隋文帝杨坚过黄河东进，均在蒲津渡连舟造桥。不过，这些桥都是临时性浮桥，没有桥墩，用竹索连接，寿命短，不安全。

蒲津桥的兴衰反映出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与变迁，也浓缩出我国古代桥梁的历史。尤其是那四尊铁牛，其内涵极为深刻，它所展示的炎黄子孙的功绩光昭日月、彪炳千秋，教育今人，启迪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