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绾_明朝中期大臣、哲学家

黄绾

明朝中期大臣、哲学家

黄绾（1480年3月31日—1554年9月30日），字宗贤，号久庵居士，又号石龙。浙江台州府黄岩县洞黄（今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岙环镇照谷村）人，祖籍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今福建省莆田市），明朝中期大臣、哲学家。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成化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1480年3月31日），黄绾出生于浙江台州府黄岩县洞黄（今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岙环镇照谷村）。

成化十七年（1481年）二月，黄绾周岁之际，在钟缓提议下，以黄绾妗母钟氏、舅氏鲍鹏为媒妁，拟以息女（钟氏）与黄绾定娃娃亲。嗣后，黄俌行纳采礼，同意此门婚约。

成化十九年（1483年），黄绾从外祖父鲍恩，受蒙学教育。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黄绾读书过目成诵。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黄绾开始并学书画。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黄绾读祖父黄孔昭编《黄氏祖德录》，对高祖黄礼遐之懿德，大为赞叹。

弘治元年（1488年），因外祖父去世，黄绾开始受业于陈石峰，始习举业，弃学书画。

弘治五年七月二十五日（1492年8月17日），黄绾因祖父黄孔昭的荫庇为国子监生。

弘治八年（1495年），黄绾开始参加科举。

弘治十一年（1498年），黄绾放弃科举考试，又读古书，遂有文字之志。

弘治十二年（1499年），黄绾已经擅长作古诗文。

弘治十六年（1503年），黄绾在京师，再受业于时任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的谢铎。黄绾拜见恩师谢铎之时，谢铎转交自己诗文集最后定稿《桃溪类稿》于黄绾，并以日后刊刻事宜相托付。由经谢铎、黄俌引荐，黄绾师从时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不久，黄绾又拜会并师从陈献章高足林光，习江门心学。

弘治十八年（1505年），黄绾开始隐居紫霄山中，兀坐读书，用功于六经四子之道。

正德元年（1506年），黄俌谢世，享年五十有七。是年起，依礼制，黄绾为父守丧三年。

共学阳明

正德五年（1510年），黄绾以母命出仕，承祖荫授后军都督府都事。十一月，见王守仁于大兴隆寺，与湛若水三人定终身共学之盟。十二月，王守仁与黄绾和应良论为圣的实践之功。

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湛若水、黄绾拜谒吏部尚书杨一清，恳请留王阳明于京师任职。

正德七年（1512年）冬，因黄绾一意在恬退，志在讲明绝学，凡三年，多次上疏，以疾告归。归家隐紫霄山中历寒暑十余年，励志圣贤之学，勤读苦思，学益充裕。

正德九年（1514年），黄绾在黄岩紫霄山中构一草庵，并在灵岩为王阳明、湛若水各建一亭，命之曰“阳明公亭”“甘泉公亭”，并称“二公亭”。

嘉靖元年（1522年），黄绾以御史朱节荐，起南京都察院经历。

请正大礼

张璁、桂萼上书争议“大礼”，明世宗心向着他们。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黄绾也上书说：“武宗继承孝宗的皇位坐了十六年，现在再把陛下当作孝宗的儿子，继承孝宗的皇位，那么武宗岂不是不应该有庙了吗？这样子使孝宗不能够把武宗当儿子，就是使孝宗绝了后，由此又使兴献帝不能把陛下当作自己的儿子，就又使兴献帝绝了后。这岂不近似于废除了三纲，破坏了九法吗？”奏章递进后，世宗非常高兴，把它下发给有关部门。当月，他又上书一次重申前面的意见。不久听说明世宗发布诏书把献帝称为本生皇考，他又一次抗言上书极力争辩。

四月四日（5月6日），黄绾又同张璁、桂萼及黄宗明联名上书争辩“大礼”。六月五日（7月5日），郑本公与同僚四十四人联名进言说：“桂萼为首是祸根，张璁跟着肆意欺骗蒙蔽陛下，黄绾、黄宗明、方献夫、席书接连汇聚一起为非作歹。任命尚书的命令，是由宫中皇帝下达的。授予官职的旨意，已经停止后再次颁布。大臣因此被放逐，谏官因此获罪。即使从前刘瑾、魏彬这些奸贼，延及的灾祸也赶不上这个严重。”明世宗没有采纳。九月五日（10月1日），“大礼”才决定下来，黄绾由此受到明世宗的信任。

嘉靖四年六月十五日（1525年7月5日），何渊奏请为献帝修建宗庙时，黄绾和黄宗明驳斥了他建议的错误。

嘉靖五年正月二十二日（1526年3月4日），黄绾升任南京工部员外郎（《明史》误作“南京刑部员外郎”），不久又请病假回家了。

诏修大典

嘉靖六年六月七日（1527年7月4日），明世宗想起黄绾议定“大礼”的功劳，就召他回京并提升为光禄寺少卿，参加编写《明伦大典》。王守仁受到别人的忌妒，所以虽然被封为伯爵，却不发他诰命、铁券和岁禄；手下有功的人如知府刑珣、徐琏、陈槐，御史伍希儒、谢源等，大多因为考评被罢黜。八月十九日（9月14日），黄绾向朝廷作了上诉，并且请求召王守仁来朝辅佐明世宗治国。王守仁这下就按规定得到了封赏，刑珣等人也得以论功录用。九月六日（9月30日），黄绾升任大理左少卿。十月二十二日（11月15日），张璁、桂萼把翰林们赶到地方上去了，用自己所喜欢的人来增补，就任命黄绾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到经筵前值勤。像他这样以任子入官而做到翰林，还是以前没有过的事。

嘉靖七年六月一日（1528年6月17日），《明伦大典》编写成书，黄绾升任詹事府詹士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锦衣佥事聂能迁当初追随钱宁当了这个官，后来按照明世宗即位诏书的条例改当锦衣百户。后来他追随张璁、桂萼讨论“大礼”，并且结交宫廷中身份很高的宦官崔文，又恢复了原职。《明伦大典》成书后，大家都升了级别，偏他没份，聂能迁很恼火，就嘱托赋闲在家的工部主事翁洪写了奏章交上去，诬告王守仁是贿赂了席书才得到召用的，话中牵扯到黄绾和张璁。七月十九日（8月3日），黄绾上书作辩解的同时，又请求离职避嫌。明世宗语气亲切地挽留他，而把聂能迁交给法司问罪，罚他去充了军，翁洪也被编入原籍做了小百姓。

黄绾和张璁等人结交得很深。张璁想任命他做吏部侍郎，并让他到南京去主考，都被杨一清给压了下来，又因为他的南方口音不让他参加经筵。黄绾大为恼火，在八月十五日（8月29日）上书恶毒攻击杨一清，而不提他的名字。明世宗心里知道他是指的杨一清，就用套话批评了他。十月四日（10月16日），黄绾因为疾病请求退休，明世宗不同意。

调任南京

嘉靖七年十月二十四日（1528年11月5日），黄绾调到南京去做了礼部右侍郎，掌管着各部的大印。

嘉靖八年八月十三日（1529年9月15日），陆粲上疏说：“张璁、桂萼，资质凶险，学问乖僻。过去以小臣赞大礼，被调拨到近侍，不到三四年官位达于宰辅佐。恩隆宠异，自古未闻。他们才敢欺罔君上以逞私欲，专权招纳贿赂，擅自作威作福，报恩复仇。张璁凶狠刚愎自用，执拗多私。桂萼外表看起来宽迂，而内中实际深刻。嫉妒残酷之毒一发于心，就像毒蛇猛兽，侵犯他的人必死。我请求让我姑且列举几例来说明这件事。桂萼受尚书王琼的贿赂达上万两银子，于是连连上奏章极力推荐王琼，张璁从中主持这件事，王琼才得以被起用。昌化伯邵杰，本是邵氏的养子，桂萼收纳他的重贿，竟然使奴隶小人滥袭伯爵。桂萼让医官李梦鹤假托进书，攀附受职，居室相邻，中开便门来往，经常和桂萼的家人吴从周等人居间联系。又引荐同乡人周时望任吏部侍郎，勾结卖官。周时望离去，用胡森代替他。胡森和主事杨麟、王激和辅臣是他的同乡亲戚。考核部门是政府要地，桂萼等尽布私交之人。掌管选官之职仅只一年，引用乡里亲故人，不可胜数。像退休的尚书刘麟，是他的中表亲。侍郎严嵩是他儿子的老师。佥都御史李如圭，从按察使一转径入内台，南京太仆少卿夏尚朴，从知府期月遂得少卿之职，礼部员外张吾攵假借历律和他结识，御史戴金望风攻击他人，甘心为其鹰犬，都是桂萼的姻亲私党，他们朋比为奸。礼部尚书李时柔和善于逢迎，狡猾多智，南京礼部尚书黄绾曲学阿世，空谈眩人，谕德彭泽攀附而加禄俸，践踏玷污清华之名，都是阴地里帮助张璁而表面上依附桂萼的人。张璁等人威权已经盛大，党羽又多，天下的人畏怕他们的凶恶，不敢诉讼言说。不亟将他们除去，凶人的本性不改，将来必定为患社稷。”

八月二十一日（9月23日），广西道御史王化弹劾黄绾依附张璁、桂萼。八月二十三日（9月25日），御史吴仲上疏弹劾黄绾。八月二十六日（9月28日），桂萼、张璁被罢官，明世宗诏令吏部清查他们两个的党羽分子。方献夫上书说：“陆粲等所弹劾的百十个人，弄错的不少。过去攻击张璁、桂萼的人被看作私党给拿掉了，现在追随张璁、桂萼的人再被看作私党给拿掉，那么朝廷中官员们的灾难什么时候才能算完呢？”于是奏请留用黄绾等二十三个人，贬斥储良才等十二个人。十月十八日（11月18日），黄绾因为遭受弹劾请求退休，明世宗不允。十月二十一日（11月21日），南科给事中何祉、山东道御史朱绶等人弹劾黄绾是张璁、桂萼的私党，请求罢免黄绾，明世宗不允。

嘉靖九年十一月十三日（1530年12月2日），南京河南道御史张寅弹劾黄绾十项违法、不称职的事，黄绾上疏说是张寅公报私仇，明世宗没有搭理他们。

嘉靖十年五月二十四日（1531年6月8日），黄绾上疏请求致仕，明世宗不允。八月一日（9月11日），雷电震坏了午门，于是黄绾上疏请求罢免自己，明世宗不允。十一月十三日（12月21日），黄绾请求将御制的《祭告先师孔子祝正文》立石于南京国子监，于是明世宗命南京国子监立石。

嘉靖十一年四月十一日（1532年5月15日），明世宗荫黄绾之子黄承文为国子生。十月十七日（11月14日），黄绾上疏请求罢免自己，明世宗不允。

嘉靖十二年五月四日（1533年5月27日），黄绾上疏请求致仕，明世宗不允。

大同兵变

嘉靖十二年七月十九日（1533年8月9日），黄绾被召回朝，升任礼部左侍郎。十一月五日（11月20日），大同发生了兵变，杀死总兵官李瑾，据城坚守。总制侍郎刘源清、提督郤永打算屠城，城中军民又恨又怕，就对外勾结蒙古来相助，塞上形势非常紧张。巡抚潘仿赶忙请求朝廷停止用兵，刘源清恼了，飞章上书极力诋毁潘仿。张璁和朝廷的意见都向着刘源清，黄绾偏上书说用兵不是办法，于是明世宗嘉奖并认可他的意见。

当初黄绾和张璁结交得很深。到这时，夏言当礼部尚书，明世宗正向着他，黄绾于是暗中追随夏言，与张璁相矛盾。他在南京礼部任副职的时候，郎中邹守益称病告退，朝廷传令让黄绾核实。后来朝廷好长时间没有给邹守益批复，邹守益就擅自离任而去了。嘉靖十三年二月八日（1534年2月20日），吏部尚书汪鈜承张璁的口风上书揭发了这件事，明世宗传令削了邹守益的官职，让汪鈜对此事再加核实，汪鈜就弹劾说黄绾在蒙骗皇上，张璁就请到圣旨把黄绾贬官三级，调出京外。恰好这时礼部奏请选择求告谷神的导引官，明世宗就把黄绾留下来供事，汪鈜于是又上书攻击黄绾，并且又抬出黄绾其他一些事来，明世宗又传令把他调出去。黄绾上书为自己辩白，就此攻击汪鈜，说他是张璁的鹰犬，请明世宗罢免了自己，让自己好去避祸。明世宗到底还是想到他议定“大礼”的功劳，所以就一如既往，留下了他。从此开始，黄绾就明显地与张璁敌对起来了。

三月六日（4月18日），在刘源清被免职后，侍郎张瓒前往接任。他还没到，郎中詹荣等人已平定了叛乱。叛乱士兵还没有全部抓获，大同军民受到的创伤很严重，代王请朝廷派遣大臣去安抚百姓，缉拿罪犯。他的奏章下到礼部讨论，夏言认为应该答应他的要求，并且极力批评以前用兵的不当，言辞之间把张璁也攻击了一番。张璁恼了，坚决压着不想派人。明世宗婉转地做了解释和指示，然后就特意任命黄绾办这件差事，并命令黄绾考察军队的情况，考评官员的功过，允许他见机行事。

黄绾走马来到大同，宗室、军民状告官军杀人抢掠的有一百多起，却没有状告叛军的。黄绾对这些案件一起也不加过问，用以安定军心。有替叛军出使蒙古返回的人，黄绾把他们抓起来杀掉了，这下已经投诚的叛军又煽动起来。黄绾把当地军民都召集起来，对他们讲清了利害关系。受害者前来投诉，黄绾假装不予追究，暗中却把状纸交给负责分发救援物资的官吏，暗地里核实，然后一天之中抓到十几名首恶分子。

一个叫尚钦的士兵杀了一家三口人，害怕自己躲不过，就在夜里敲锣鼓动造反，没人响应他，他自己就给抓了起来。黄绾又画了几名首恶分子的头像贴出去悬赏捕捉他们，大同军民这才不担心受到株连。五月二十八日（7月9日），黄绾责成有关部门在城外树木栅，在四个城角地带建立保甲制度，又创办社学，教育军民子弟，城中的局势大为稳定了。

嘉靖十五年六月十四日（1536年7月1日），黄绾向明世宗汇报了大同的文武将吏的功过，极力抨击刘源清和郤永。黄绾因为此番功劳被提加一级俸禄。张璁及兵部包庇刘源清，暗中压黄绾。黄绾一次次上书评理，明世宗也心向着他，刘源清、郤永终于被逮捕了，不久以后黄绾因母亲死掉回家守丧去了。

懈怠致仕

嘉靖十八年（1539年），礼官因为给皇天上帝及皇祖加了尊号和谥号，请求派遣官员去通告朝鲜。当时明世宗正打算讨伐安南，想乘这个机会窥探安南的情况，就说：“安南也是给我们朝贡的国家，不能因为近年来背叛我们就不让他们知道。希望选择一个有学识的大臣前去。”朝臣屡次推荐人，明世宗都不用。正月二十八日（2月16日），明世宗特别起用黄绾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的身份担任正使，谕德张治为副职。明世宗当时在承天视察，就催促黄绾到行宫来接受任务。黄绾害怕到安南去，五月三日（5月20日），黄绾到达徐州，派人骑马前往说自己生病不能前往，以至于未能如期上任。明世宗批评他不骑马到行宫来，而乘船到京城去是大不敬的行为，让他说明原委，过后也就放了他一马。黄绾几次请求方便，要求能节制两广、云、贵的重臣，派给事御史做同事，吏、礼、兵三部各选两名郎官听他使唤。明世宗都听从了他。最后黄绾又替自己的父母请求追赠，并且要援用设立太子时的开恩条例，按所追赠的官名颁发给他诰命。明世宗恼了，在闰七月二十六日（9月8日）剥夺了他才当上的尚书，让他以侍郎身份回家闲住着，出使安南的事最后停了下来。

嘉靖三十三年九月四日（1554年9月30日）戌时，黄绾病卒于黄岩翠屏山里宅村，享年七十五岁。

主要影响

政治

黄绾作为支持议礼的中坚力量之一，在议礼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上疏直言，以“人无二本”、“君位乃天位，非一家之私”等为理论根基支持议礼，随后在议礼新贵或病或辞之时，毅然前往参与《明伦大典》的编纂，既从理论上又在实际中旗帜鲜明地声援议礼派，在议礼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推进作用。

首先，黄绾认为杨廷和一派所坚持的“惟宋儒程颐《濮议》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之论，是“妄引”，是“牵合”，未能顾及历史事例与实际情况的差异，有胶柱鼓瑟之嫌。黄绾在议礼第一疏中就明确指出“议者乃牵合宋濮王不同之事，强陛下考孝宗而灭武宗兄弟相传之统”。在一定意义上说程颐的《濮议》并非不对，但礼部所议的汉定陶王、宋濮王皆不同于今目之事，前者是从小就预立为皇嗣被养于宫中，当然是为父子，但孝宗却未尝养育世宗于宫中；再者汉成帝与宋仁宗膝下无子，而孝宗有武宗为子，若称孝宗为“皇考”，将置武宗于何地；另外长子不得为人后，兴献王又别无他子，嘉靖帝若继嗣孝宗，岂不绝了兴献王一脉。因此还是应该以兴献王为“皇考”，并且只能以兴献王为“皇考”，“本生”也是不能加的。否则若按礼官之议称孝宗皇帝为所后父母，称兴献王为本生父母，则是二本，而人所共知的是：世无二道，人无二本。因此继嗣孝宗之说不管是遏求经籍还是揆之人情，都是无稽之谈。杨廷和一方没有顾及到皇帝的至孝之情，也没有斟情酌理从中委屈调停以求至当，最终导致争之愈力失之愈深的结局。

其次，黄绾认为天子、诸侯之位皆公器，非一家之私。主张称孝宗为“皇考”的杨廷和等人无疑自居于理学正统，强调天理纲常，强调继统必先继嗣，“正统所传谓之宗，故立宗所以继统，立嗣所以承宗”。要世宗以孝宗为本，恪守名分，使藩王出身的世宗皇帝必须先过继大宗，屈情伸礼，降低兴献王的尊崇礼仪，不称考，改本生父母为叔父母，不溺于私亲，方是维护皇家系统的纯正，这种思想当然是基于天下是孝宗的天下。而黄绾则强调了君不同于臣，天子无宗，天子之位是公器，天子之职亦非止一宗祀而已，从根本上反驳了杨廷和大宗、小宗的观点。

再者，黄绾成为支持议礼一方的中坚力量，这也是他志于圣贤之学，以道为重所使然。毕竟当时在他既然知道当路大臣不愿听闻此议的情况下，依然上疏与之相忤，黄绾当然知道此举非进取所宜，亦不可能欲以此冀望利达，但礼本乎人情，这是人的真实情感，也是良知的呈现，否则人之本心何以自安，缘人情而制礼，礼制是否合适只需反诸吾心，此心纯乎天理，天理不外乎人情。所以他坚持连上三疏，各有微意，实欲明其理以解其祸也，因此阳明心学的影响，是决定黄绾在“大礼议”中政治立场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黄绾在大礼仪事件中在张璁等人“礼本人情”的基础上，发挥了以“人无二本”、“君位乃天位，非一家之私”等观点，在当时所谓“强臣抗君”的情况下，不畏强臣，勇于上疏，只是为求其本心的安宁，同时在诠释礼法，构建己方的思想体系上，与席书、方献夫、黄宗明等人相与提挈羽翼以辨明析理，而且从实际中亦勇于担当起《明伦大典》的编纂工作，旗帜鲜明地声援议礼派，对议礼派观点的胜利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思想

黄绾的“艮止”学说，艮即为八卦之“艮”卦，其学说是在艮卦的精彩阐释上，对“止”之要义的系统论述。“艮止”心学以继承伏羲、文王、孔子思想作为旗帜，以儒家经典《周易》中的八卦学说的“艮”卦理论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把“艮止”一词作为心学的核心内容。也是为学的功夫，方法和宗旨，论述了有关学问事功，人事伦理，人性本质、品德修养、义利关系和社会治乱等重要问题。

黄绾结合《艮》卦“止”字要义，断言《艮》卦是“以知止之止指心体”的。这种心体言“天地人之心”，并不是纯粹的个体之心，天地万物都囊括在内，这样就将“艮止”心体作为普遍超越的绝对存在，使“艮止”提升到本体的高度，创设其“艮止”心学。黄绾指出，艮有内外，表征在人体上，内体现为“心”之止，外体现为“背”之止，所以说“艮其背”。而在两者的地位上，内部“心之止”决定外部“背之止”，“背之止”实际上依旧是“心之止”的外部表征。心体“至静不动”则“无咎”。黄绾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佛学乃至宋明儒学都没有将体用统一起来，他们的本质都是“有体无用”之学，宋明理学实际上堕入了禅学。他将“艮止”之学与佛老及宋明理学作对比，认为“艮止”学说与佛老及宋明理学的区别就在于“有”与“无”的区别上，“艮止”心学真正做到了“兼具体用”，是以“有”为宗的，是关于“有”的哲学。

黄绾用“艮止”学说对王学展开全面批判，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较早全面对王学批判的人物，其学说对纠正王门流弊有重要的作用。黄绾的学说带有强烈的“经世”色彩，他的经世主张在空虚浮泛的明学中就如一股清新学风，逐渐席卷整个学术界，并从明中期一直延续自清代末期，促使明学的空疏浮泛学风逐步转变为务真求实，这股新的学风也成为了与理学、心学相并立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黄绾的“艮止”学说，以“艮止”存心，系统论述儒学“知止”思想，并建立新道统论，从而达到他“明学术”立言宗旨。“艮止”学说对于明清学术有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黄绾全面批驳王学流弊，不仅推动了王学内部的自我补救，而且引发了明清时节轰轰烈烈的“辟王”；另一方面，他重视践履，倡言儒学经世传统，促使明学的空疏浮泛学风逐步转变为务真求实。

综上，“艮止”之学是黄绾立学的根基，是他研究《易经》和性理之学然后体之身心的经验所得。黄绾从性理之学得天人不二之义，从《易》得行止所当，得观天地万物之则，从而立“艮止”之旨。从这里可以看出，黄绾的“艮止”之学包乎天人、兼乎体用，是体之忧患而后所得，实蕴含精义。其“艮止”以心为本体，固有先验论之嫌，但黄绾强调“物则之当然”，重“身履身历”和“学与思”，注重知识和道德的践履，注重把捉事物的节律、规则，通过实地学思而达到这个中道，从而与事物的节律、规则相吻合。因而，这对于纠正阳明后学“空疏支离”的流弊，自有不可忽略之价值。尤其是黄绾为学颇具实行实习的精神，他立学以“艮止存心”为宗，注重内向的修养，反对“流于禅学”之王学末流的无思无为而归其学于实际、实行、实习上来，不能不说是他人生哲学的一大进步，较之阳明学更具切实可行的精神。其晚年除对王学予以纠正外，还痛斥宋儒周、程、朱、陆为禅，甚而至于想要把他们从圣学道统中驱逐出去。这在当时是一般士人所不敢轻议的，黄绾此论开启清初批宋的先河。

黄绾新道统论体现在两个层面，即“道统”的内容和“道统”的形式。就“道统”所传承的具体内容来看，他认为就是源于尧舜所传的“艮止”学说，这是黄绾“道统论”的独特点。

在“道统”的传承谱系问题上，黄绾赞成韩愈关于“道统”的经典阐述，即“道”的传承谱系是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汤，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关于孟轲之后“道统”的传承，黄绾否认宋明理学的“道统”传承说，强调“尧舜之传，至孟子而绝，在今则无传矣”。黄绾将“尧舜之传”和“宋儒之学”作比较，认为“尧舜之传”是从心之体出发，为学无虚妄，从而“人道不远”，“人德易立”，这是不同于“宋儒之学”的。黄绾进一步指出，既然宋儒之学非“尧舜之学”，那么源于宋儒的元、明理学就更“非尧舜之学了”。在黄绾看来，宋明儒学非尧舜之学，不属于“圣学”嫡传，他甚至大胆的断言，宋明理学“皆由于禅”，宋明理学的本质就是禅学。黄绾不仅揭示了宋明理学的禅学本质，而且具体地剖析的周敦颐，二程，朱熹，杨简等人的禅学本质。

轶事典故

东施效颦

据《明道编》记载，黄绾一心想按照封建道德标准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于是便遵照宋朝理学家程颐和朱熹所倡导的一套儒家“修养经”去做，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家中，闭门思过。每当发现自己有什么不符合封建道德标准的思想品质时，便痛心疾首地惩罚自己十天整日不吃饭，整夜不睡觉，甚至罚自己下跪、自己打自己。他在一个本子上用红笔记载自己符合“天理”的思想，在另一个本子上用黑笔记载自己发自“人格”的念头，每隔十日进行一次小结，看看自己的修养效果、不但如此，他还做木牌写上自己应该时时加以注意的缺点，拴在手臂上，不时地拿出来反省，把修养之经书藏在袖中，时常翻阅，自我警告。他这样刻苦地做了许多年，到头发全白了，仍然觉得收效不大，有时候虽然可以使自己的行为得到约束，但心中的不正当念头却不能消去，他只好发出悲叹了。黄绾几十年闭门修养尚不能“纯德明道”的教训，充分说明了唯心主义修养方法的荒谬，也从反面证明实践对于道德修养的极端重要性。

刺字于背

刺字于背，始于岳武穆请他母亲在后背刺“尽忠报国”四个字，据《万历野获编》和《智囊》记载，嘉靖年间，黄绾受谏官诋毁，就辩解说自己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字。这件事被下送到南京法司复查，天下人都笑话他。

奉还田地

据《居官必览》记载，黄绾家中积累无数的钱财，但还经常侵夺百姓。每当新的县令到来时，都先要拜见黄绾，而且还要自称为门生，听从黄绾的使唤。等到高静成做黄岩县令时，也拜谒了黄绾，黄绾说：“如今学者最大的毛病就是好名，就如汉代的党人、唐代的清流之类。宋代的名士，到了史嵩这一辈算是到头了。可悲呀！”高静成说：“的确是这样。即不是清流终究也要死，不论怎样死都是一样的，以清流的名声而死不是更好吗？”黄绾默然无语。一天，黄绾的仆人戴着大帽，穿着华丽的衣服，大摇大摆地进入县令厅堂言事。高静成说：“你是干什么的？”令人扒下他的衣服便打。百姓大喜，都起来揭发黄绾各种不法的行为，收到几百份告状信。高静成把告状信捆在一起，交给黄绾，让他自己处理。黄绾不得已把侵夺百姓的田地全部归还。

历史评价

明世宗朱厚熜：①黄绾学行才识众所共之，王守仁功高望隆，舆论推重。（《明世宗实录》引）②尔以不群之才、卓越之见，故超资宠用以图治弘功。（《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公绾行状》引）

杨一清：黄绾乃璁同乡故友，虽不同科目，颇有文学。（《明世宗实录》引）

夏鍭：①五子俱贤，皆能读其父祖书，绍、绎、绾、约、紒，而绾独为可畏。（《夏赤城先生文集》）②予读此卷，见东白、西涯、方石三先生其所望于宗贤，虽不同其为说而意同。盖非圣贤远业，亦无所望于宗贤。噫，世有可望如宗贤，予盖未之见也！前辈往往以语言意气许人而多失之，失不在人在我也。三先生之言将必不失于宗贤，以予知宗贤之真而知之也。（《夏赤城先生文集》）

储巏：今世才敏之士甚多，但为时文所拘，格卑气弱，养成一种熟衰飒气习，以致行己莅官皆无足观。独足下超然，攻古文词。迈往之气、特立之操，间见诸楮墨间，此巏所以敛袵起敬，直以古人期之，非凿空逐影，妄谀后辈以自要誉也。勉勉，宗贤乎！端有望于子矣。（《柴墟文集》）

何诏：黄子贰礼南都也，禋祀之牺牲，登豆之果蔬，无不裁定区画，薄正民便，公廨营局医药之务，无不修缮，处分咸有实惠；摄刑部也，烛微致要，子部受成，匪懈匪私，讼狱乃清；摄都台也，端范淑度，庶僚承式，察奸伸抑，宪跻贞轨；摄操江也，防御有略，经理周尽，弭盗四事，深中机宜。（《王廷相集》引）

席书：才堪太用，学裕纂修。（《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公绾行状》引）

湛若水：余久与其孙后军都事绾游，其文行学术信有由，然而直趋濂洛不懈，而骎骎乎古圣贤之域矣！（《洞山黄氏宗谱》引）

王守仁：宗贤于我，自为童子，即知弃去举业，励志圣贤之学。循世儒之说而穷之，愈勤而益难，非宗贤之罪也。学之难易失得也有原，吾尝为宗贤言之。宗贤于吾言，犹渴而饮，无弗入也，每见其溢于面。今既豁然，吾党之良，莫有及者。（《王明阳集》）

何瑭：①石龙在武宗朝，始仕为后府都事，时垢弊纷然，石龙悉簿正之。中有武职，依凭中贵，侵官银至万计，莫敢问者。石龙竟发其事，中贵虽衔之，无以害也。（《柏斋集》）②石龙持宪奉公，上下倚赖，差遣刑名、簿书出纳之际，惟清惟允，虽丝毫必尽其心。（《柏斋集》）③石龙之才之守亦略可见矣，非贤者固不能也。（《柏斋集》）④石龙之贤，谓其渊源有自，可也；谓其深造独得，亦可也，皆不必深论。（《柏斋集》）

王廷相：黄子，有道之士也。功名之际，视之若浮烟流埃，不足控揣久矣。方其未遘于时也，结茅会友于紫霄之山，讲习唐、虞、周、孔之道，宴然若将终身焉。及其既遘与时也，葆光韬志，逊而远之，其视娇娇亢亢，不胜其满溢者，得失不啻霄壤矣。嗟嗟！黄子，有道之士也。其于功名之际，曾何诩诩然居之哉！（《王廷相集》）

朱节：公志专正道，素行惬于舆情；心存王佐，学术明于泽物。（《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公绾行状》引）

张璁：黄绾窃议礼绪余，骤进崇阶，人多鄙之。臣初以其一念偶同，不能深察，今果见其反覆诡随。夫为皇上所亲信，而臣称为我辈者犹如此，他可知矣。（《明世宗实录》引）

吴仲：南京礼部侍郎黄绾柔媚奸贪。（《明世宗实录》引）

魏校：承惠寄云中疏藁，足以占经济大畧矣，钦仰钦仰！窃惟执事所抱负者，天德王道也。其中语意颇觉抑扬，得毋犹有人者在邪？或恐郢书而燕说之，此则愚之固也。虽然，不固不足以发执事之疑，而助其观省。哲人断国信于蓍龟，云中事势竟当何如？执事沈几先物，必有以洞照之矣。惟时天气渐暑，愿恬养自爱。（《庄渠遗书》）

陆粲：南京礼部侍郎黄绾，曲学阿世，虗谈眩人。（《明世宗实录》引）

钱薇：昨蒙以《明道编》见示，且究厥玄奥。某鄙人也，鸟足以辱高明。然手斯编而玩之，其大概有可得言者。渠（指黄绾）盖初从谢方石（谢铎），已有先入；后闻阳明之旨，似嫌同声，故别一门户，持执中艮止之说。夫方石尊朱元晦，而阳明之见天然高迈，稍与元晦左。如全用方石，似落元晦套；尽从阳明，则与方石舛；于是立说以排诸家。夫虞廷授受不过一言，曰执中耳，岂其未尽而益之艮止耶？……圣人论止，曰止于至善，曰敬止，未尝空言止也。空言止，惧昧所从者，或止于非也。……夫阳明未易非也，阳明而上程淳公、周元公未易非也。若以无极、无欲、无情为落禅套，并孔子无意无我非之，又上及于无思无为，皆弹击之，则执中艮止落于有矣。非谓执中艮止为有，而斥无则滞于有也。阳明格致之说，虽若左于朱，要之未易非也。……某受教于甘泉，甘泉与阳明初亦不相入，后稍融通。但某味阳明之说，觉有所会，故云未可非也。（《海石先生文集》）

徐阶、张居正等：绾有文学，明习国家故事，博辩捷给，吏干亦敏瞻。故虽起家任子，致位八座，人不以为忝。然其倾狡善变，不专一节。初以讲学取声誉，比议礼，见举朝不悦，复首鼠避去。事定，乃复扬扬自负，力附张、桂，锄所憎忌。尝上书以隐语撼大学士杨一清，公论恶之。及夏言有宠，复附言而非张孚敬。迹其终始，真倾危之士哉！（《明世宗实录》）

罗洪先：先生抱世不常有之资、操物无以尚之志，而又当舍我其谁之任，乃使用不深究，徒令人悲。此其关系，岂小小哉！（《念庵文集》）

徐学谟：比罗一峰，以倾邃菴。（《世庙识余录》）

黄承德：①家君自弱冠即志圣贤之学，六经孔孟之言，无不精蕴于心，为志道、据德之实；既而发诸言语，皆先贤之所未发，为千载绝学之宗旨。自家庭、乡党以至立朝事君、动静出处、语默取予、日用躬行，罔一或违于斯。（《明道编》引）②先府君久庵公历官翰林学士，居八座，其德业闻望可名一世。（《洞山黄氏宗谱》引）

林文相：吾师久翁夫子，道德英华昭著于言议之间。（《明道编》引）

吴国鼎：鼎尝与闻绪言之教，窃窥先生之道，愈简易愈广大，愈切实愈高明，是故高明配日月，广大配天地，其唯圣人乎！尧舜周孔，圣之至也，而今有以寻其坠绪焉，谓非天启斯文乎？先生著述六经，研核百氏，折衷群言，指摘正救，不遗余力，岂为千古圣贤争名哉？推其志，期于道之明焉耳！使今日之道明，则濂洛诸儒之道明；濂洛诸儒之道明，则千载以前圣贤之道明，庸讵至昔日之有诸儒、今日之有我耶？不得其意而徒区区绳墨是守焉，其亦未知先生忧道之意矣乎？（《明道编》引）

王世贞：绾虽起纨袴，而精儒士业，兼长吏事，喜功名，第憸阉捭阖，君子所羞称。（《嘉靖以来首辅传》）

李时渐：①先生奏疏词多忠恳剀切，无少隐讳，常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久庵先生文选》引）②我朝诸作家长于文者或短于诗，长于诗者或短于文，至于时文之中又不偏长，若先生诗与文并臻其美，诚作家之最也。（《久庵先生文选》引）

黄承忠：府君性资敦朴，学问渊源，具百折不回之操、负独立不惧之勇。一行成如山之不可移，一言出如经之不可易。忠贞出自性成，孝友原于天植。见有善则称扬之不置，见不善则斥詈无所容。处家御下，凛若秋霜；立心制行，皎如白日。视性分内道理皆所当尽，宇宙间事业无不可为，此诚亘古之豪杰，岂特一家之鸑鷟哉！（《洞山黄氏宗谱》引）

汤聘尹：①今读先生文若诗，皆不事雕组、直摅胸臆而其俊伟之识、忠谠之谟、恬淡之趣，自可概见其心胸面目。初不曰“吾法古人”而时与古人相出入者则得之，罗洽沈浸，神契情合，先生固不得而自知也。（《久庵先生文选》引）②当时“大礼议”起，奏牍一上，虽听者骇之，然畅利明正，远胜欧文忠“濮议”。至如献帝入太庙之疏，又屹然持正论而批鳞犯颜，有所不遑恤赐。（《久庵先生文选》引）

何乔远：其于国家典故，明习通练，吏治翰局，亦自赡敏。第倾狡避就，不专一节。其初与张、桂同疏，巳见举朝不悦，自引去。事定，乃出力附张、桂，锄所憎忌。甞上书以隐语倾杨一清，及夏言用事，复附言而非张孚敬也。（《名山藏》）

高攀龙：居乡豪横。（《明儒学案》引）

施沛：其在史馆，事核理直，无少阿比，同事者咸称良史之材；其在经筵，日以养德、格心、求贤才、谨好尚为言。（《南京都察院志》）

谈迁：倾狡善佞，始附张、桂，后附夏言有宠。迹其终始，真倾危之士哉。（《国榷》）

黄宗羲：《识余录》言先生“比罗一峰，以倾邃菴”，高忠宪《家谱》言“居乡豪横”。按先生规其同门，谓“吾党于学，未免落空”。同门皆敬信无异言，未必大段放倒如是也。（《明儒学案》）

王士祯：以议大礼附张、桂得进用，永嘉呼为平原十九客。讲学之流弊至此。（《池北偶谈》）

张廷玉等：①绾起家任子，致位卿贰。初附张璁，晚背璁附夏言，时皆以倾狡目之。（《明史》）②至绾之倾狡，乃不足道矣。（《明史》）

金庸斋：有尚书黄绾，有才名，家累巨万，侵细民。（《居官必览》）

戚学标：①平生博极群书，于《五经》皆有论著。尤善经理世务，为海内重。（《嘉庆太平县志》）②犹孜孜讲学，以诗招郑继之进业，经书多有论著。为诗以才情胜，盖天性豪爽，特与东坡为近。（《三台诗录》）

容肇祖：黄绾很有实习实行的精神，他的态度有点像后来的颜元。他主张思考，主张学，主张实行，主张求功效，主张近人情，以致知为精思，以物则之当然为格物，以治生为游艺。自然他亦有注重于内向的修养之处，所谓艮止以存心，不免明儒好标宗旨的习气，但是他反对无思无为，仍是跑上实用的道路的。他对于人生的哲学，是贡献着实用的实行的精神，较之王守仁的学说是更要踏上切实的地步了。（《王守仁的门人黄绾》）

郦波：黄绾很聪明，天纵英才的一个人。（《五百年来王阳明》）

张宏敏：作为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的黄绾，一生学富五车，“志在天下”，以立志学“圣人之学”以“明道”为己任。青年时期师从浙南台州理学名家谢铎而“刻苦”用功于程朱理学；中年时期与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大家结盟共学，曾一度服膺于阳明先生的“致良知”之教，并创办“石龙书院”而致力于在浙南一代传播弘扬阳明学，阳明殁后，多次上疏为阳明争取“名分”，撰写了《阳明先生行状》辑刊过阳明存世文献，还嫁女于阳明哲嗣王正亿并将其抚养成人；晚年因出使安南未果而“落职闲住”于黄岩老家，遂隐居翠屏山，以读书、著书、讲学终老，并能自觉地开展对宋明诸儒学术思想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具有复古倾向与自家理论特色的“艮止、执中之学”，堪称中晚明时期阳明学阵营内部具有自觉批判意识、主动修正阳明心学之“先驱者”。（《黄绾礼学思想简述》）

人际关系

主要作品

黄绾一生著述颇丰，据《两浙名贤录》《黄岩县志》《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等所载，其一生著述数百卷，但到清代王蕖所编的《台学统》载，黄绾遗书就只有：《易经原古》《书经原古》《诗经原古》《礼经原古》《春秋原古》《四书原古》《中庸古今注》《庙制考义》《知罪录》《明道编》《恐负卷》《思古堂笔记》《石龙奏议》《石龙集》《久庵文选》《困蒙稿》《易经原古序》，但这些书除了《明道编》和《石龙集》外，都在海寇入台之时遭到残毁而散佚了。现也只有零星文字散见于各书，尚有《明经世文编》遗文四篇；《台学统》遗文七篇，遗诗九首；《黄岩县志》遗文六篇，遗诗十五首；郑善夫《少谷全书》中遗文一篇。另外还有《五经原古序》（见《明儒学案》卷十三）、《阳明先生行状》、《明军功以励忠勤疏》（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八）、《论刑狱疏》（见《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一）、《静学王公元采传》（见《国朝献徵录》卷二十一）、《浩斋赋》（见《吴兴艺文稿》卷四十一）等等。

人物争议

生卒考证

该说法最早由容肇祖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发表的《王守仁的门人黄绾·黄绾传》长文中提出，“（黄绾）约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三年（西历一四七七），约卒世宗嘉靖三十年（西历一五五一）”。其根据是黄绾《东盘山生圹自铭》署名时间为嘉靖二十三年九月、黄承德跋《明道编》日期系嘉靖二十六年五月，吴国鼎跋《明道编》（嘉靖二十九年[1550]春）文中没有说黄绾之死，“黄绾似尚健在”；又根据康熙《黄岩县志》卷八《灾祥》记嘉靖三十一年五月“倭寇犯县治，舶舟澄江，盘踞七月”云，以为“绾必死在嘉靖三十一年之前”。“嘉靖二十九年春似乎尚存，三十一年必已死去，故此假定他死在嘉靖三十年，以年七十五岁计，他的生年可假定为成化十三年。这个假定，相差必不远”。容肇祖在稍后出版的《明代思想史》关于“黄绾思想”的论述中坚持了同样的看法。《辞海》“黄绾”辞条编写者关于黄绾生卒年“约1477—约1551”的提法参考了容肇祖的观点。

该说法系侯外庐在1959年撰写的《明道编·序》中首次明确提出，“黄绾，字宗贤，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三年（公元一四七七年），卒于世宗嘉靖三十年（公元一五五一年）”。侯外庐在其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黄绾的哲学思想”的论述中再次征引，以后的《中国思想史纲》“黄绾对王学的背离”文干脆称“黄绾（公元1477—1551年）”。而后，学术界对大多数学者在研究黄绾时进行援引“1477—1551”的提法。

该说法系葛荣晋在1994年其与陈鼓应、辛冠洁合作主编并出版的《明清实学简史》第三章《黄绾的王道政治及其对理学的批判》文中提出，氏著以为黄绾约生于明成化十年（1474）至十三年（1477）之间，卒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至三十一年之间，终年七十余岁。但是，葛荣晋发表于1989年的《黄绾实学思想简论》文，未有对黄绾生卒年的标注；出版于1990年的《王廷相和明代气学》一书对黄绾生卒年的标注是上文所记“1477—1551”。

该说法由唐宇元在参与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黄绾的学行与‘艮止’说”行文中最早提出：“黄绾（公元1480—1554）”。唐宇元提供的生卒年也有学者采用，比如张克伟的《试论黄绾对王学的评骘与乖离》、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当时没有翔实资料支撑，只是“黄绾（1480—1554）”样式引用而已。

张宏敏有《黄绾生卒年、表号、职官等考正》文，依据其掌握有三条证据，判定黄绾生卒年确系“1480—1554”：一是今藏于浙江台州玉环沙门镇路上村的刊刻于民国乙卯（1915）年的《洞黄黄氏宗谱》，其卷四“黄绾传”对黄绾生卒年月日期有详细记载：“府君（黄绾）生于明成化十六年（1480）二月十一日辰时，……卒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九月初四日戌时，……享年七十有五。”二是《明世宗实录》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九月”条下提到“壬寅（初四日），原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绾卒”；三是黄绾著《石龙集》卷二十五《五弟宗哲墓志铭》文，提到黄宗哲“小予（黄绾）十岁”，而黄宗哲“生于弘治庚戌（1490）正月十五日”系黄绾所书，据此可推知黄绾本人生于1480年无疑。

籍贯争议

学者对黄绾的籍贯引用也存在争议，一说“台州府太平县”（今温岭市岙环镇）、一说“台州府黄岩县”（今黄岩区）。对此，1988、1989年间，温岭、黄岩两地的文史、方志学者有过争议。

先是，在时任玉环县志副主编的陈志鹏在1988年第4期的《温岭县志通讯》上发文《明礼部尚书黄绾籍贯考》，认为“黄绾生于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此时太平县设置已经十多年，因此黄绾本人之籍贯就不能再说成是黄岩了。尤其是今年才出版的书籍，将黄绾再说成是黄岩更是不妥”，“黄绾的籍贯应该是浙江太平县（即今温岭市）”。嗣后，该文又被转载于1989年第2期的《黄岩史志》，据此，黄岩地方学者严振非并在同期的《黄岩史志》上发文《黄绾籍贯辨》，与陈志鹏文进行商榷，以为人物籍贯只能按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1985年4月19日通过）之规定“立传人物以原籍（出生地）为主”，称黄绾的出生地在黄岩、黄岩存有黄孔昭、黄俌、黄绾祖孙三代不少遗迹，因此“黄绾的籍贯结论是黄岩，应入《黄岩县志》”。

太平县（今温岭市）系明成化年间所成独立地方行政区域。《嘉靖太平县志》卷三《食货志》：“成化六年（1470）割黄岩县南三乡立太平县；成化十二年（1476），割乐清东二乡隶太平县。”《光绪太平县志》卷一《地舆·沿革》：“《明一统志》：‘成化五年十二月以台州府知府阮勤请，析黄岩县南方岩、太平、繁昌三乡置太平县。’《温州府志》：“成化十二年析乐清山门乡、玉环乡六都之地以益太平县。”而《光绪太平续志》卷十八《杂志·辨误·黄绾》对《嘉庆太平县志》录“黄绾”为太平籍表示不解：“黄孔昭本居洞黄，后迁黄岩西城司前街。本其始居以为太平人可也，至子俌、孙绾久居黄岩。绾后定居新宅，在黄岩北乡，似不宜混收。”

根据《光绪太平续志》卷十八《杂志·辨误·黄绾》文，黄绾出生在成化十六年（1480），黄绾祖父黄孔昭（1428—1491）在考中秀才之后，即由“洞黄”（今隶属于温岭市岙环镇）携家移迁之黄岩县西城司后街居住，嗣后，黄绾又移居至县城澄江之北的翠屏山、紫霄山一代居住（今浙江黄岩区北城街道新宅村）。故黄绾为台州府太平县（今温岭市岙环镇）人。

官职考辨

关于黄绾仕海生涯的最高官职，学者论著在引用之时有争议。《辞海》在介绍黄绾的官位时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中国哲学大辞典》“黄绾”辞条称“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吴锐发表的黄绾研究论文亦称“嘉靖十八年（1539年），黄绾任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这也是他一生中最高的官位”。

张宏敏《黄绾生卒年、表号、职官等考正》文通过检录《明史》《明世宗实录》史料并结合黄宗羲《明儒学案·黄绾学案》文“丁忧服阕，起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判定明世宗嘉靖所授黄绾的礼部尚书实系“京都”即北京的“礼部尚书”而非“南京礼部尚书”。《明史》卷一七《世宗本纪一》：“（嘉靖）十八年春二月，……起黄绾为礼部尚书，宣谕安南。”卷一百九十七《黄绾传》：“十八年，礼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号及皇祖谥号，请遣官诏谕朝鲜。时帝方议讨安南，欲因以觇之……特起绾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为正使。”黄绾挚友湛若水在《阳明先生王公墓志铭》中交待撰写缘由是称黄绾为“礼部尚书”并非“南京礼部尚书”。此外，黄绾本人在为乃师谢铎《桃溪类稿》作“序”文末了署名即云“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前詹事兼侍讲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人黄岩黄绾百拜书”，黄绾在嘉靖二十三年（1554年）秋八月为明处士松屿金翁所撰“墓碣铭”落款所署官衔云“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前詹事兼侍讲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黄岩黄绾撰”，可见黄绾本人在撰文称自己曾任官阶之时系“礼部尚书”，而不加“南京”二字于前。《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三年九月”条“黄绾传”在记录黄绾曾任官衔时亦提“原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壬寅，原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绾卒”。如上所举几条材料足以说明，黄绾“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的提法系误笔。历史的真相是黄绾“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

后世纪念

纪念馆

黄绾纪念馆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桐屿街道凉溪村，主展馆为5间三层楼，是由该街道桐杨村农妇林筱珍筹资200万元兴建的当地首个历史名人纪念馆。

石龙书院

石龙书院位于浙江黄岩翠屏山。明中叶礼部尚书黄绾致仕后创建，对学子讲解“经世之学”。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哲学史上“石龙深辨”即于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