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际遇（1885年—1945年），广东澄海县澄城镇人，字任初，号畴庵。教育家、数学家、文字学家，是20世纪初在中国开创现代高等数学教育事业的元老之一。他学贯中西、文理皆通、艺德双馨、精力过人。他一生处在我国社会风云变幻多端、新旧斗争激烈、内外战争交错的动荡年代。他奔波南北于数所高等学校，在乱中求静，因时因地创建多所高校数学系，教书育人30余年。

黄际遇（1885-1945）汉族，字任初，号畴庵。1885年出生于澄海县澄城镇。黄程裔孙。著名数学家、教育家，擅长数学而又兼长文学、书法。14岁中秀才，17岁（1902年）留学日本，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科攻读。1906年毕业回国，任天津工学堂教授。1910年参加京试，中格致科举人。1914年以后转任武昌师范大学教授。1920年由教育部派赴欧美考察，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数学，1922年获硕士学位。归国后仍回武昌师大任教。1924年任河南中州大学教授；1926年应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28年又北上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一度还出任河南省教育厅长。1930年至于1936年，历任青岛大学教授兼理学院长、山东大学教授兼文理学院院长。1936年返粤，仍任教中山大学。1938年日寇攻占广州，他随校辗转播迁。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中大复员返穗，他与同事乘木船从北江南下，道经清远峡时不幸于10月21日凌晨失足坠水身亡，终年61岁。

黄际遇是个学贯中西，兼长文理且于书法、楹联、棋弈无不精通的博学之才，是了不起的学问家。他执教南北大学数十年，桃李满天下，中山大学校长张云、英士大学校长杜佐周、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都是他的弟子。他在日本留学时曾翻译《几何学》，此后又继续引进西方数学，译著有《续初等代数学》、《微积分》、《群底下之微分方程式》、《近世代数》等。除数理外，他曾在中大文学院开《历代骈文》等课程，著有《班书学说》、《潮州八声误读表》等书；他撰写的人物传略和碑铭曾为时人所传诵。其现存的40多部日记，均用毛笔书写，内容包括数学、文学、历史、书信、对联、诗文、棋谱、音韵、训诂等多种研究心得。其主要论著还有《论一》、《定积分一定理》、《Guderman函数之研究》等。

1903年 ，黄际遇由广东官派到日本留学。于光绪二十九年六月（1903年8月）到日本，入宏文学校普通科学习，毕业后，又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1906年4月）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科，专攻数学，是日本著名数学家林鹤一博士的高足，也是我国最早以习数学为主科的少数留学生之一。宣统二年三月二十八日（1910年5月7日）颁发毕业证，证书号数1394，加编号数432。留日期间，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与陈衡恪（字师曾，1876—1923）、黄侃（字季刚，1886—1935）交住甚密，当时与黄侃一道向避居日本的章太炎（名炳麟，1869—1936）学习骈文、小学，兴趣甚浓，晚年曾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

1910年，黄际遇从日本学成回国，受聘到天津高等工学堂任教。这一年他进京殿试，中格致科举人。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随之而来的文化革新、创办新学急需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教师。为此，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教育部将全国划为六大学区，每个大学区统一设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一所，主要招收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学生，本科分设：国文、英语、史地、数理等部，专门培养新学师资。华中区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现武汉大学前身）于1913年成立，始招预科，第二年（1914年）开办本科数理部、英语部。黄际遇于1915年 应聘任武昌高师教授，教数学、物理等课程，兼数理部主任，其间一度出任教务长。1918年冬，他被派往江浙一带参观考察理科教育，回校后，1919年春写成长篇报告《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进行实况及成绩说明书》，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好评。1920年12月受教育部委派，他到美国考察教育，同时到芝加哥大学进修，成为著名数学家L.E.Dickson（1874—1954）的学生，1922年获该校科学硕士学位。在武昌高师师生的催促下，于当年10月仍然回校工作。1923年武昌高师改为武昌师范大学，原设的四部改分为八系，黄际遇任新成立的数学系主任。其间，1924年一度应湖南省教育厅之聘，担任“湖南省会考主试官”，主试湖南全省中学生。

河南省的第一所大学——中州大学（现河南大学前身）1923年在开封市成立，中州大学校长张鸿烈是留美硕士、同盟会会员，与黄际遇熟悉，特邀他到该校主持数理系，兼校务主任。黄际遇1925年9月到中州大学。1926年奉系军阀盘据开封，摧残教育，致使中州大学无法上课，处于停顿状态。此时，地处南国广州，由孙中山亲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7月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原数学系扩大为数学天文系，积极筹建全国大学的第一座天文台，需要充实师资力量，邀请黄际遇回桑梓广东，任中山大学理学院数学教授。

1926年冬，黄际遇由开封出发取道上海，乘船南下广东，不料途中触礁，海轮沉没，继遭海盗洗劫，他随身携带的著作、衣物等全都荡然无存，仅以身免 。1927年3月，他出现在广州中山大学给学生讲课的讲台上。

再说河南方面，1927年6月，北伐军进驻开封，冯玉祥被任命为河南省主席，冯重整教育，将河南仅有的三所高等学校合并到中州大学所在地重建，取名国立开封中山大学（也称国立第五中山大学，现河南大学），一再恳请黄际遇重返开封，到开封中山大学任职。他盛情难却，于1928年第二学期再度到开封，任开封中山大学校务主任兼数学系教授。翌年即1930年5月被任命为该校校长，后又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但他不愿意从政，一再请辞离开，回学校任教。

1929年春，原在济南的国立山东大学迁往青岛重建，改名为国立青岛大学，由蔡元培、杨振声等组成筹备委员会。1930年5月杨振声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仿效蔡元培广聘专家治校，黄际遇应聘于1930年9月到青岛大学，任该校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1932年5月，杨因中央不解决学校经费，而辞职离校，校务会决定由黄际遇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处理一切校务。是年9月，国家行政院决定，将青岛大学校名改回，仍称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黄际遇任合并后的文理学院院长，仍兼数学系主任，并当选为山东大学校聘委员会委员。

1936年初，山东军阀韩复榘借故给山东大学制造经济困难，校长被迫离校，提出辞职，黄际遇也在此时趁机离开。2月回到广州，再次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分别给理学院、工学院、文学院三院学生授课。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侵略中国，1938年10月，广州失守沦陷，黄际遇移居香港避难，中山大学西迁至滇南瀓江。

1940年9月，中山大学由澄江迁往粤北坪石，再次请黄际遇回中山大学任教，担任数学天文系主任兼校长室秘书，同时还为中文系高年级学生讲授骈文等课。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分散各地办学的中山大学师生，陆续返回广州校址。10月21日黄际遇一行80余人，赁大木船一艘从粤北的北江乘船返校途中，“上午8时许，船行至白庙，将抵清远城。先生因出船舷解手，失足坠于江中”。同船的中山大学教务长邓植仪警觉，“悬钜金急营救，四子家枢随侍，亦仓皇下水救，卒以谬俗不救已溺，增援力薄，遂罹难。”终年60岁。

黄际遇是我国最早留学日本主攻数学的极少几位学者，后又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专业的科学硕士，本人勤学苦钻，具有较深厚的现代数学知识，和较高的现代教育素养。国内数所高校争相聘用，委以创建数学系等领导重任，他不负众望，尽心尽力，在每所高校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19年他写成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进行实况及成绩说明书》，一万余字，是他早期数学教育思想的总结和教学成果的展示，以后几十年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

1．关于教学。他反复强调 ：高校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养成研究及创造精神，“即有整顿思考力与创造真理之精神。”他要求教师“必于上课之前充分预备，细思教者为何、教之如何、何为教之三事，即目的、方法、理由三事。讲解之时能提要钩玄、引人入胜，以论理为方法，以真理为归宿。”反对教者“于教授之时徒诵读课本讲义之章句，或仅略为扩张，至考试时则缩狭课程之范围，多出暗诵的机械的题目。”对于本科学生，他提出三点希望：“（一）于规定时间之内获充实正确之学识；（二）养成读书能力备他日研究之资格；（三）以自动为原则，不徒以默听暗记为能事。”由于年龄和学识的差异，“对于预科生宜持极端干涉主义，凡一言一动皆注视学生听讲精神之集中力如何，多采用启发式。”此外，对于教法、作业、实验、实习等，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进行实况及成绩说明书》中都阐述了他的见解和主张，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先进的、开创性的。

黄际遇教学任务一直比较繁重。除后期的文科课程外，仅数学课程，以1927年在中山大学为例，一个学期中，分别给数学天文系的一、二、三年级上必修课代数、数论、微积分，还给物理系、化学系、矿物系三个系的二年级分别讲微积分、数论等课，每周仅课堂教学至少15个学时。

2．关于师资。是20世纪前30年最困扰高校之事。直到1930年，数学系仍为1人系，据《山东大学校史》记载：“（数学系）1930年度建系时，由于当时只有一名教授，仅能开出微积分、代数解析、立体解析几何、数学演习4门课程。”这一名教授就是黄际遇，并且还是该系这个学年唯一的数学教师，他包揽了全系的全部数学课程。从第二年度（1931年）开始，三年间每年只引进一位讲师，他们是：宋智斋（字鸿哲）、李先正（字保衡）、杨善基。教授亟缺，他心急如焚，1932年就积极争取他早年的学生、时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曾炯（1898—1940），学成后到山东大学任教，因学业未完难解近渴，曾炯推荐获得博士学位已经回国的留德学友李达（字仲珩，1905—1998）。1934年8月，李达辞去清华大学教授来到山东大学，这是该校数学系成立第五个年头才迎来的第二位教授，黄际遇通过校方将自己兼任的数学系主任让给李达。1935年，陈传璋（字琰如，1903—1989）刚获得法国理学博士，黄际遇就聘请陈到该系任教授，同月李锐夫（原名李蕃，1903—1987）也来系任讲师。至此，山东大学数学系已有3位教授4位讲师，属当时国内师资力量较强的数学系，是该系解放前的鼎盛时期，能开出50门课程。其中：必修课15门，分组必修课22门，选修课13门。

黄际遇建设数学系，一方面争取外来人才，另方面自己培养。早年，他刚到武昌高师数理部，得知第一届学生曾瑊益（字昭安，1892—1978）等组织有课外学术团体，他倍加爱护、精心扶植、指导改组（详情后述），有意培养这些学生成长。1917年，曾瑊益毕业后，他支持曾到日本留学，不久因故回国，又力主曾再到美国深造，又将曾在美国的研究成果推荐到国内发表，激励后学，保持联系。1925年曾昭安（即曾瑊益）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创建领导武汉大学数学系数十年，他们师生之间在各自办数学系的岗位上，常有书信往来。他善于捕捉并培养新生苗子。1932年，刚大学毕业在青岛胶济铁路中学任教的刘书琴（1909—1994），好学上进，黄际遇特地安排刘到山东大学数理学会作一次讲演，讲题是：“数学的定义”。

1933年11月，山东大学纪念徐光启逝世300周年举行学术报告会，他让新到任的讲师杨善基（1904—1966）讲“几何学的分类”。对于这类启用新人的特别讲演，他自己事先准备内容提纲，向讲演人提出具体要求，进行细致指导，目的是给青年人一个锻炼成长的机会。以后刘书琴留学日本，杨善基到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回国后，刘、杨一直在高校数学系任教授。

1922年，黄际遇从美国返国，途经日本到东北帝国大学，见到快大学毕业的陈建功（1893—1971），便约请陈毕业后到武昌高师任教。1924年，陈如约到校（此时称武昌大学），教了曾炯之、王福春两位高材生。他支持并向校方推荐陈建功再次出国深造，“与武昌高师校长意见相左，故辞职往河南。”陈在武昌大学教学两年后，1926年再次到日本攻读博士学位。1929年，他得知王福春（字梦强，1901—1947），在日本学习仅是一名旁听生，经费有困难。1930年他便聘请王中途回国兼任高校教师，既解决王暂时经济之急需，又达到深造之目的。不少青年，在他的多种扶植帮助下，后来都成为高校骨干教师。

3．关于教材。民国初年，刚新建的高等学校，教材是空白，教师们多采用从外国进口的外文原版教材。黄际遇说：“采用外国课本，则有文字之困难、购买之困难、各书程度不合之困难。”在武昌高师时，他编写了《（衔接小学）中等算术教科书》、《微积分学》，译注了日本藤泽利喜著的《续初等代数学教科书》和《续初等代数学问题解义》，在1917年出版发行，属我国早期的教学用书。据他的长子黄家器（1912—1988）介绍，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他编写不少数学教学用讲义，如：《近世代数》、《高等微积分》、《群底下之微分方程式》等。遗憾未见正式印刷留存下来。他在数理学会等学术团体，多次倡议大家参与编写数理化教科书或数理化丛书，但一直收效甚微。

1933年3月9日，他收到一封教育部邀请他出席全国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的聘函。函中附有讨论会的议题目录，希望与会者事先准备好提案。他阅后喜出望外，根据待讨论议题，立即拟出了两个提案：一是汇集每年各大学数学毕业论文或报告，由教育部审定刊行案；另一是编纂高等数学丛书案。3月21日，他在日记中留存了寄出提案的底稿。其中关于编纂丛书案的内容是：“案由：高等数学书籍需要甚急，良以世界学识，浩如烟海，不惟外籍奇贵，非寒士所能负担，即以语言文字不同之故，亦已使穷经者皓首，故非联合群力纂为丛书，不足以惠润多士，养使国人习好科学之基，浸成学术独立之效。然以一人为之，力固有限，商之书局，尤以纯粹科学性质，卖场不旺，不愿合办。所以三二十年以来，此项书籍，可供学生参考者，不满十种。区区日本，一年以来，刊行高等数学讲座至四部之多，其内容达百余种。故非联合群力，编纂高等数学丛书，由教育部审定刊行，不足以应此需要。”“办法：（一）成立高等数学丛书委员会。（二）委员会拟定丛书门类、丛书格式、丛书程度标准及各种进行事项。（三）由各大学各研究所教员研究员，认定门类，依照格式标准程度编纂之。（四）各书编纂后，送至教育部审定出版。” 会议于1933年4月1日至6日在南京召开，这是一次讨论学科发展的重要会议，数学界不少知名数学家：冯祖荀、姜立夫、胡敦复、郑桐荪、朱公谨、苏步青、赵进义，还有黄的学生、此时已是武汉大学数学系主任的曾昭安等都出席了这次大会。黄际遇的提案引起了大家共鸣，与会者积极支持响应，得到会议通过。会后汇集群力，或编著、或翻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的第一套大学数学丛书共20余种，对我国大学数学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4．关于组织课外学术团体的活动。指导以学生为主体、师生参加的数理学会，创办数理报刊，在黄际遇看来是培养研究创造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他每到一校，只要条件稍许，便支持或倡议师生成立数理学会，其中以武昌高师的数理学会和由该会主办的《数理学会杂志》成绩最显著。

武昌高师数理学会，最早是该校第一届预科班学员曾瑊益（字昭安）、陈庆兆等，于1914年4月8日成立的数学研究会，初以研究数学演题为主体。“逮黄际遇先生主讲本部，会务益加扩充，凡先生毅力所能及者，无不筹备周至。”因当时数学专业、物理专业的师生都很少，各高校一般都是数理或数理化在一起活动。原数学研究会几经改组，于1916年9月26日正式成立“武昌高师数理学会”。制订的“学会简章”规定：“本会以研究数理补助教科为宗旨。”以本校学生为会员，教员、毕业生为特别会员。简章还规定该会会长“总理会务由本校数学物理部主任充之。”黄际遇便成了数理学会的当然会长。数理学会最初的活动主要是讲演，每两周一次，每次2人，由会员轮流担任，讲题随意。另外，还请专家或校外著名人士作不定期特别讲演。

“五四运动”前夕，科学学术思想日加活跃，北京高师、北京大学数理学会分别都在酝酿出版刊物。武昌高师数理学会也准备出版《数理学会杂志》，该杂志简章规定：“本杂志以研究数理之学科，推广数理之知识为宗旨。”内容“专记数学物理化学等科，以资专门之研究，且便于中等学界教授上及学业上之参考。”创刊号于1918年5月15日出版发行。黄际遇为创刊号花了很多精力：他写了“发刊辞二”，写了论文《数学上种种误谬之理由》，包揽了“文艺”栏目的4篇稿件，和“质疑”栏目的两篇，他还承担了这一期的编辑发行，带动鼓励会员大家一起来办好这个刊物。前六期每期都有他的文章，第7、8、9期因在国外进修，未写。1922年10他刚回国，不仅继续撰稿，还推荐“日本东北大学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部之课程”在第10期发表，还推荐正在美国攻读学位的靳荣禄（芝加哥大学）、曾瑊益（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论文，在杂志上用外文发表，逐步提高杂志的水平。

1922年12月，数理学会（此时已改称“武昌高师数理化学会”）修订简章，宗旨改为：“联络同志研究数理化并促其发展”，方向上比前又提高了一步。会长和职员都选举产生，黄际遇在校时，一直担任会长。此时，曾炯当选为学会研究部主任，肖文灿、王福春当选为学会出版部发行。学会主办的《数理学会杂志》，从1922年4月出版的总第9期起改称《数理化杂志》，1923年6月出版了总第11期，是目前见到的最后一期，但内容上没有停刊的迹象？

后来，黄际遇到了河南大学、山东大学都组织了数理学会。在河南大学，他曾指导学生宋鸿哲（即宋智斋）等负责办《数学报》。山东大学数理学会的讲演活动相对较多，除会员轮流的普通讲演外，他亲自组织一些特别讲演。如：前面提到胶济铁路中学教师刘书琴、本校讲师杨善基都向学会作过这类讲演。通过学会活动，培养了不少人才。黄际遇的研究成果，一般都是先向学会讲演，他的一项有创见性的“Gudermann函数之研究”的前半部分，1926年冬向河南中州大学的数理学会讲演，后半部分延至1932年4月在山东大学数理学会讲演。

此外，他非常重视学会之间的交流，早在1918年12月，他就派夏隆基到北京，代表武昌高师数理学会参加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数理学会联席会议，共商发展大事。1925年11月，他在北京，应北师大数理学会之邀，讲“数学今后在教育上的地位。”1933年初又到北京，此时是北师大数学会，又邀请他讲“怎样研究数学”。每讲前，都表述他对该校学会的感情。第一次讲时，他说：“兄弟对于贵会，以前虽然没有见面，但想到北师大时，就联想到这里的数理学会；并且由杂志也交换了不少的学术意见，所以可以说精神上我与贵会是联络的、一贯的。”第二次讲题前，他说：“几年到北平来一次，就好像乡下人到城里来一样，为是带点城里的东西到乡间。……”他热心于办好师生的课外学术性学会，亲自领导学会，创办杂志、撰稿，以此引导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造精神，是他开创高等数学教育的特色之一，为此付出的大量心血，是他同时代的数学教授中最突出者。

我国高等数学教育发展初期，黄际遇是京津沪之外少数几位著名的数学教育家之一。1935年7月中国数学会成立，设董事会董事9人，理事会理事11人，评论会评论21人，黄际遇当选为“计划发展本会事宜”的董事会董事。是当时我国数学界公认的元老。

熟悉黄际遇的友人、学生，几乎都公认他是一个学贯中西、兼长文理，并于书法、棋艺、体育等项皆精通的博学才子，且精力过人、效率特高。认真研究过他日记的杨方笙先生，著文《黄际遇和他的〈万年山中日记〉》，称他“是个了不起的学问家。”下面主要摘抄数篇有关文章的一些段落，介绍他的博学和德艺。

黄际遇少年时期学习国学，功底较深。1936年，他再次到中山大学时已年过半百，分别给文、理、工三个学院的学生上课，他的研究兴趣，逐渐向国学方面转移。抗战期间，在粤北坪石任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主任。据他的学生、当时的校长张云回忆：“远处十余里外之清洞底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竟还请其讲授骈文，黄师欣然而起，善诱循循，常谓：‘此义务功课，较诸受薪而为者，兴趣更浓。’”他对听课的学生说：“系主任可以不当，骈文却不可不教。”他上骈文课时，“随着那抑扬顿挫、悠扬悦耳的潮州口音，以手击节，用脚打板，连两眼也眯缝起来，脑袋也在不断地划着圆圈。”板书“一律用篆文书写黑板。既写得快，又写得好，真够得上是铁划银钩了。为什么要写篆文呢？他说：‘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嘛，应该学！’”听过他课的学生何其逊说：“上黄老师的《骈文》课，真是如坐春风，如饮醇酒，无时无刻不享受着文学艺术的薰陶。”此外，他还开《说文研究》课程，圈点十三经、《昭明文选》、《资治通鉴》等书，着力于音韵、文字、训诂、方言之研究。著有《班书字说》、《潮州八声误读表说》等诸文。他“由喜读骈文而兼喜楹联，日记中不仅选录大量前人联语，自己还撰作了不少题赠对、格言对、集句对。对于能充分体现汉字精巧特点的灯谜、酒令，他也颇感兴趣。”

黄际遇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写日记很用心而且不间断，数十年如一日。书法秀健，词句典雅，内容不拘一格：或记高深数理的推算方式，或记象棋的得意步骤，或抒身世家国之感，或叙眼前景物，兴之所之，拉什写记。”他为什么多年不辍地坚持写日记呢？在《万年山中日记》第7册的小序中，他总结出写日记有“三得”，简言之即“记治学日记具有铢积寸累、以备遗忘，及时采录、化为血肉，爬梳得失、吸取教训的作用，它的好处很多。”他在山东大学的同事梁实秋（1902—1987）说：“他的日记摊在桌上，不避人窥视，我偶然亦曾披览一二页，深佩其细腻而有恒。他喜治小学，对于字的形体构造特别留意，故书写之间常用古体。”“由于它全部用的是文言文，有些还是华丽富赡、用典很多的骈体文，文章里用了许多古今字或通假字，而且绝大部分没有断句、不加标点。如果读者不具备一定的文字学知识，几乎触目皆是荆棘，无从下手。”“蔡元培先生曾说：‘任初教授日记，如付梨枣，须请多种专门者为任校对。’”

1926年以前黄际遇的日记，由于那年冬天他乘海轮南下时，触礁落水及海盗洗劫，已无存，以后有一小部分散失。尚留存下来的有《万年山中日记》24册、《不其山馆日记》3册、《因树山馆日记》15册、《山林之牢日记》1册。这些遗作，主要由他的第3个儿子、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家教（1921—1998）保存。后来黄家教同诸兄弟商议后，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赠交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文化名人档案库”永远收存。

书法也是黄际遇的强项，“黄际遇书法始学颜柳，后又博览诸家，尤精碑学，得《张黑女碑》之神髓，形成健朗清癯，俊逸淳穆的书风。”“为享誉大江南北之书家，……所用篆、隶、真、草，咸臻其妙。其翰墨飘逸潇洒，或为劲拔，自成一格。”“他经常应人之请作书，兴会淋漓时一日可多20余纸。”抗战期间在坪石，“慕际遇之名而立雪问字者，踵接肩摩。”

黄际遇“自幼酷爱象棋，品艺俱高，曾总结出‘狠、准、稳、忍’四字诀”。“在广州及香港时，曾与穗港名手对弈，常不相伯仲。”梁实秋说：“他的日记里更常见的是象棋谱，他对于此道寝馈甚久，与人对弈常能不用棋盘，即用棋盘弈后亦能默记全部之着数，故每有得意之局，转逐步笔之于日记。他曾遍访国内名家，棋艺之高可以想见。”此外，还喜欢体育，“青年时代喜击剑，善骑术，兼喜足球。在日本时，曾获击剑比赛之荣誉奖。”“在青岛大学时，曾被请去作过学生足球赛的执法裁判。”

黄际遇不仅在文、理、艺、体等诸方面博学，而且提携后辈，品德高尚。张云说：“黄师学贯中西，有过人的美德。豪快诚挚，使人乐于亲近。”40年代，他第三次到中山大学，已年近花甲，除担任该校数学天文系主任、中文系的国学课外，还兼任校长室秘书。此时的校长（代理）是他的学生张云。张说：“我在坪石掌理中大时，黄师慨然降尊，屈就记室，事无大小，莫不躬亲，职权所关，必谦虚研讨，减轻了我对事务的关怀，而增加了我奋进的活力。他常对人言：‘青出于蓝，我当辅之，以成大业。’诚挚热烈的心情，令我感激到无可言状，惟有尽着弟子敬师之礼，事之如父而已。”张又说：“我在职时一切的书札和题词，多由黄师代笔，虽片言只字，受者如获珙璧。夺他人之美，我常表歉意，而黄师却常引中国社会文字应酬之习惯以为解慰。嗣更以积极的鼓励，以代消极的慰安，说：‘有为者，亦若是，世上无不可之事，汝天赋高，努力多读多作，自然有成。’”他的女婿钟集曾问过他：“何以做秘书？他答：‘以老师入幕府，自古都有先例。’”

黄际遇身材魁伟、步履雄健、端庄严肃，但并不令人生畏。平时喜穿布长衫，在长衫胸前左右两边各缝一口袋，一个细长，一个短宽，细长的是插钢笔、铅笔或粉笔，另一个装眼镜，他说这是为了用进取其方便，也是他独特的风格。他嗓音调门高，属广州官话。“为人豪爽，好客重友，涉足文理两大领域，脚迹遍及全国各地，同他交好结识的朋友为数众多。”梁实秋说：“友朋饮宴之间，尤其是略有酒意之后，他的豪气大发，谈笑风生。他知道的笑话最多，荤素俱全，在座的人无不绝倒，甚至于喷饭。我们在青岛的朋友，有酒中八仙之称，先生实其中佼佼者。”

黄际遇原配夫人陈氏，生有3子2女；继室蔡氏生4子1女。他共有子女7男3女，成年后都在广州或澄海工作，大多数从事大、中、小学教育，现在多已过世。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21日，黄际遇从北江乘船返回广州途中不幸失足落水遇难，遽然去世的噩耗，迅速传遍中山大学各院师生，大家都深深痛惜这位文理双全、诲人不倦的老师；亲朋友好，不少作挽联寄托哀思，老舍（1899—1966）的挽联云：“博学鸿才真奇士，高风亮节一完人。”戴季陶（1890—1949）、朱家骅（1893—1963）等知名人士也敬送了挽联。中山大学当时的“代理校长金曾澄、新任校长王星拱、原代理校长张云、教务长邓植仪、总务长何春帆，组成黄际遇治丧委员会，于1945年12月16日在广州市区文明路国立中山大学旧校址小礼堂举行黄任初（黄际遇字）教授追悼会。由教育部特派员张云教授主祭。”追悼会后，治丧委员会决定组织黄任初教授著作出版委员会，筹集奖学基金，以作纪念。张云说：“黄师生平文艺作品十九存于日记中，今阅其日记，不论整篇零简均极美妙，百读不厌。……追悼会之后，我便提议把他的日记全部影印出来，但以目前的物质条件所限，对此还不易办，结果还决定将日记中有永久性的作品，及其他单篇文字先行抽选付印，同时并列为中山大学丛书之一”。后来由于张云出国，国内时局动荡多变、经费困难等因素影响，黄际遇著作文集一直拖到1949年，张云回国，再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时，于1949年8月才出版，书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丛书）黄任初先生文钞》。出版经费得到武汉大学广州校友会的捐助，以表示他们对黄际遇先生的敬意。

1947年2月8日，国民政府特发布一则褒扬黄际遇的命令，全文如下：“国立中山大学教授黄际遇，志行高洁，学术渊深，生平从事教育，垂四十年，启迪有方，士林共仰，国难期间，随校播迁，辛苦备尝，讲诵不缀。胜利后，归舟返粤，不幸没水横震，良深轸惜，应予明令褒扬，以彰耆宿。此令。”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由政府发布命令褒扬的第二位数学家，第一位是1927年故去的胡明复。上世纪60年代，中山大学有关人士曾有出版《黄际遇先生文集》的动议，已请黄海章先生作序， 后因“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而中断，至今尚未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