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培里(Antonio Riberi)，天主教外交家，枢机主教。

1897年6月15日，黎培里生于摩纳哥公国首都蒙特卡洛，青年时代就读于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库内奥(cuneo)神学院，学习基础神学；后入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获得教会法博士学位；又进入培养外交人员的宗座外交学院（Pontifical Ecclesiastical Academy），

1922年6月29日晋铎；又进入意大利贝莫加省社会科学学院（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继续深造。

1925年奉调教廷驻玻利维亚公使馆随员，后升任三等秘书；

1925年5月1日，获教廷宗座侍从（Chaplain of His Holiness）（特注：1969年礼仪改革以前称为“陛下专职司铎”，属于罗马宗主教府蒙席的最低等级）的称号，1930年奉调至爱尔兰，任公使馆参事。

1934年8月13日，教宗庇护十一世特授黎培里为总主教；领衔Dara城（位于小亚细亚半岛，已经消亡）主教。

1934年10月28日，于教廷传信部接受了传信部部长伯多禄·富马梭里·毕翁弟枢机（Pietro Fumasoni Biondi）的祝圣。随后，黎培里被任命为教廷国务院枢机处秘书。

1934年11月4日，教廷传信部（现名万民福音部）任命黎培里为驻非洲宗座全权代表，驻节英属东非保护地的蒙巴萨；

1940年6月返回梵蒂冈，担任教廷国务院特设外国侨民救济事务所主任，负责战俘和伤兵的相关事务。

1946年7月7日，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黎培里为教廷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同时宣布解散北平的“宗座代表公署”；

1946年12月14日，黎培里抵达南京；觐见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黎培里称赞其为“英明领袖”“主席阁下之宏论，我全体公教人士莫不钦佩”；同时表示教廷对于中国政府建立“民主宪政”的赞赏与支持。

黎培里来华初期，致力于中国圣统制度的完善，积极的巡视各个教区，特别是当时处于国共内战前线的四平，抚顺，沈阳等教区，为了协调中国与教廷传信部之间的关系（中国教务当时仍然属传信部管辖），1947年12月创建了“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管理和协调全国教务，由美国玛里诺外方传教会（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会士华理柱（James Edward Walsh）担任秘书长，加拿大魁北克外方传教会（Quebe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会士赵玉明（José Rolando Gustavo Prévost Godard）担任副秘书长。

1947年4月13日，黎培里于开封耶稣圣心主教座堂祝圣意大利籍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阳霖（Gaetano Pollio, P.I.M.E.）为开封总主教区总主教；1948年6月29日，于上海南市慈幼会圣若瑟书院祝圣意大利籍鲍思高慈幼会会士欧弥格（Michele Alberto Arduino S.D.B.）为韶州教区主教；1948年10月24日，于香港圣母无染原罪主教座堂祝圣西班牙籍圣道明宣道会会士茅中砥（Juan Bautista Velasco Díaz O.P.）为厦门教区主教。

1947年2月16日，黎培里以教廷驻中国全权公使的名义发布“禁止公教团体和个人参加反动组织”的训令，1948年1月1日，黎培里发表“新年贺词”，提出“用教会的真理和正义，辅助中国的建设事业”，以达成“兴教建国”。1948年2月，黎培里在上海主持“中华全国公教教育会议”，要求全国公教学校“全面协助与服从中国政府戡乱救国的政策”。1949年7月1日，又以“教廷圣职部”的名义颁布训令，要求教友禁止参加“无神论组织”和“避免阅读无神论出版物“；1950年7月28日，颁布“警告”，表示对于“参与支持无神组织活动者，给予圣事上的制裁。”

1948年9月，黎培里邀请原天主教汉阳教区司铎莫克勒（WilliamA．McGrath）返回中国，主持“圣母军”工作，首先在上海教区进行了试点，随后在汉口总主教区，武昌教区相继建立了支团，不久扩展到华北，中南和华南地区，至1950年末，已经在中国建立了3个分会，20个区会，400多个支团。

1949年1月，受教廷传信部部长伯多禄·富马梭里·毕翁弟枢机、次长刚恒毅总主教的“应变”训令，黎培里将全国各教区大修院转移至香港、东南亚等境外；要求各教区、各修会团体的外籍人员，除特殊危险者，必须坚守岗位。同时，调整各教区主教人选，填补空缺教区主教以及指定多名继承人。

1949年8月14日，黎培里于上海祝圣国籍司铎雷震霞（Simon Lei Chang-hsia）为天主教汾阳教区主教；1949年10月7日，于上海祝圣国籍司铎龚品梅（Ignatius Cardinal Kung Pin-mei）为天主教苏州教区主教；1949年10月11日，于上海祝圣国籍司铎皮漱石（Ignatius P'i-Shu-Shih）为奉天总主教区总主教；1950年1月29日，于上海祝圣西班牙籍重整奥斯定会会士贵达义（Arturo Quintanilla Manzanares del Rosario O.A.R.）为河南归德教区主教；1950年7月9日，于上海祝圣国籍司铎韩廷弼（Francis Han Ting-pi）为洪洞教区主教；1950年10月1日，于上海祝圣国籍方济会会士周维道（Anthony Chow Wei-tao O.F.M.）为凤翔教区主教；祝圣西班牙籍方济嘉布遣会会士高金铿（Ignacio Gregorio Larrañaga Lasa O.F.M.Cap.）为平凉教区主教。

1950年11月30日，四川省广元县王良佐神父和500多名教友发表了《自立革新宣言》，主张中国天主教“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黎培里对此深感忧虑，于1950年12月向全国天主教教区发表“请示我主”牧函，反对“三自”运动，反对“脱离教会圣统”。1951年3月31日,李维光神父发动南京教区783名神父、修女、教徒联名发表《天主教南京教区爱国宣言》,表示要割断与罗马教廷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同日，黎培里以“教廷驻华公使”的名义向全国教区发表牧函，强调“罗马天主教会是超政治的，不被国界线和政治分歧所局限，任何所谓的独立天主教会，都完全是一种裂教行为，不再是真正、独一的天主教会”，同时对于1950年的现状“深表悲痛”。1951年4月，黎培里又两次签发命令，给予反对合法神长者以严厉神权制裁。

1951年5月14日，南京教区部分教友和司铎要求驱逐黎培里；1951年6月6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取缔“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并将华理柱逮捕；6月24日，上海震旦大学师生联合要求驱逐黎培里，此后，全国各地各界纷纷强烈要求驱逐黎培里。

1951年9月4日，南京军事管理委员会以“间谍罪”，“组织反革命团体罪”，“煽动反对政府罪”，宣布将黎培里驱逐出境；黎培里滞留香港。

1952年10月24日，黎培里抵达台北，宣布“教廷驻华公使馆”复馆；10月26日，于台北圣母无染原罪主教座堂祝圣曾担任主徒会总会长的郭若石（Joseph Kuo Joshih C.D.D）为台北总主教区总主教。不久，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也在台北恢复，黎培里整顿教务，邀请被大陆驱逐的传教士赴台，加强对于台湾原住民的传教工作；重视社会服务和救济，同时利用教廷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竭力维护中国台湾地区“法统”，广泛的争取国际社会对于台湾的经济援助，用于台湾社会基础建设等方面。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台湾信友人数由1945年的1万人上升至1959年的20万人。

1959年1月，教廷传信部署理部长雅静安（Cardinal Agagianian）枢机在访问台北前夕，向教宗建议更换驻华使节，以加强“中国与教廷的关系”，1959年2月19日，黎培里辞去“教廷驻华公使”的职务，改任教廷驻爱尔兰大使，1962年2月14日，又改任驻西班牙大使；期间，黎培里参加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7年6月26日，教宗保禄六世（POPE Paul VI）擢升黎培里为枢机主教，领衔Girolamo della Carita堂区司铎。

1967年12月16日，黎培里因肺水肿病逝于梵蒂冈。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本月四日发布命令，将帝国主义分子摩纳哥侨民黎培里（Antonio Riberi）永远驱逐出国境，并由南京市公安局立即运行。黎培里的主要罪行包括下列各项：

勾结美蒋匪帮参与反人民战争

一九四七年，黎培里赴各教区北平和渖阳，并由美军专机送到长春，五天以后，又飞到当时正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着的太原，组织天主教的神甫和教徒参加蒋匪的反人民战争。

掩护美国特务机关的间谍分子进行破坏活动

黎培里和在中国的许多美国间谍都有密切联系。以下是两个例子。

马迪懦在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Colonel DavidDean Barrett）及美国政府间谍意大利人李安东（Antonio Riva）指挥下，直接参加阴谋危害我国领袖的罪恶计划。该犯现已被我公安机关捕获，并经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

一九四七四月，在广东梅州捕获的美籍间谍神甫福尔德（Francisxav Ford）也与黎培里有密切关系。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福尔德奉黎培里之命将蒙古集宁教区的汉奸神甫许德送往新加坡。从福尔德住所搜获的一封福尔德给马拉沙（Malacca）主教的信件中说：

煽动中国天主教徒反对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和人民政府

黎培里迭次向中国天主教徒发出各种敌视我国人民政府的命令和指示，不许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爱国活动和民主团体，不许天主教徒阅读爱国的书籍和报纸。兹将这些反动命令和指示择其重要者摘录如下：

查大战终结后，下列三团体，日见扩张，颇值吾人注意：

（一）国际妇女民主协会

（二）世界工会

（三）世界青年民主协会

该三团体之势力，逐渐增强，从其各项活动，颇可使人怀疑。罗马圣座根据可靠资料，切知该三团体所有主义系重演共产思想，犹如三组同性质之师旅，促使共产理论普及全球。因此，凡我公教团体，不得与以上组织，同流合污，并须避免袒护彼等之事业。

（一）参加共产党或对共产党表示热忱，是不合法的。共产党的领袖们虽倡言不反宗教，而事实上在理论方面或实际行动方面，显然表示他们对于上帝、真正宗教神教会是仇视的。

（二）出版宣传或阅读载有共产党人的理论或行动的书籍杂志报章，或在那些刊物里撰写文章，是不合法，依法应当禁止的。

（三）凡任意作过上两项事情的教徒，照通常原则，情性不正者，不得参与圣餐祭礼。

（四）信仰共产党唯物主义反宗教理论的教徒们，尤其是那些为这种理论去辩护和宣传，作为天主教的信徒，无条件的要受到被教廷驱逐出教的特别处分。

谁都知道，在共产党的指示和赞助之下，成立了一些组织，这些组织以对青年男女们灌输唯物主义的理论制度和攻击基督教道德为其目的。

因之，警告属于这类组织的基督教友们，不论在何种名目掩护之下，都将遭受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圣职部所发布的命令里面所举出的制裁。

（一）父母或其代理人，违反C、一三七二号教规第二款上项圣职部命令之规定，自由添加上列之组织者，丧失其接受圣典之资格。

（二）违反基督教道德及信仰而教育男女青年者，应遭受被逐出教之特别处分。

（三）凡参加上类组织之任何男女，均丧失其取得圣典之资格。

破坏各地爱国教徒的爱国活动

在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各地天主教徒，纷纷发起了参加抗美援朝、反对帝国主义操纵和利用中国天主教会的爱国运动。黎培里对这个运动极端敌视，不惜以各种卑鄙方式进行破坏。

黎培里指使他直接指挥的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又名天主教中央局，原文是Catholic Central Bnreau），在上海印发破坏政府威信，挑拨教徒与政府的关系以及污蔑中国教徒爱国运动的大批书刊，主要的如曾经各地报纸上所揭发的《学习参考》、《圣而公教会》等，并出版了外文的刊物《传教丛书》、《传教研究》等，在这些刊物上传布黎培里的反动命令和指示，欺骗蒙蔽教徒和威胁各地教徒的爱国运动。

三月三十一日，南京报纸登载了一篇宣言，据说是由本大主教区的神长和教徒们签署的我深为悲痛，并急速通知你，宣言制订时我未曾知悉，我也不能赞同此宣言。

我竭力祈求圣神，给一切教友们，尤其给全体神职班，恩赐必要的明悟与勇气，去明白地洞悉和勇敢地战胜敌人的诡计，为了慈母圣教会和教宗的尊荣。

上列这些具体事实，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黎培里彻头彻尾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对我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他的使命就是在中国组织间谍活动，并且胁迫中国天主教徒拥护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而仇视人民政府，从而在实际上破坏中国人民政府。

宗教界热烈拥护政府驱逐黎培里，表示要提高警惕同帝国主义分子斗争，南京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徒认为这是反帝斗争的胜利。

【新华社南京五日电】南京市爱国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和各界人民，热烈拥护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将黎培里永远驱逐出我国国境的英明措施。

全市基督教徒亦以万分兴奋的心情，拥护南京市军管会驱逐黎培里的命令。南京市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促进委员会当天发表书面声明称：全市基督教徒决与爱国天主教徒紧密团结，继续清除教会内的帝国主义残余力量和影响。基督教各团体负责人亦纷纷发表意见一致表示这不但是天主教反帝斗争的胜利，也是基督教的胜利。中华基督会总干事邵镜三、金陵神学院院长诚质怡、女青年会总干事郑汝铨等都表示：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采取积极行动，割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

南京市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学生和文化界人士均于五日集会，拥护政府为民除害，支持天主教徒的爱国运动。

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联合发表声明，拥护人民政府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的正义措施，认为这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要求。

上海宗教界认为驱逐黎培里对教徒爱国运动是一大鼓励。

天津爱国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认为排除了革新运动大障碍

天津市基督教牧师霍培修、天津市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杨肖彭一致指出：南京市军管会这一正确措施，更加强了大家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勇气，大家要坚决肃清隐蔽在基督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

京天主教北堂区革新委员会代表三千教徒拥护政府措施

【本报讯】北京市中国天主教北堂区革新委员会顷代表该区三千余天主教徒发表书面意见，拥护南京市军管会下令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出国境。书面意见如下：

五日我们从报纸上知道了南京市军管会已将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间谍头子黎培里驱逐出国境。我们看到了这个消息后万分兴奋。好几个月以前，全国广大人民和我们天主教爱国的教友就纷纷签名要求政府把这个帝国主义的间谍头子驱逐出去，我们的要求已经实现了。黎培里这个坏蛋被我们的人民政府永远驱逐出国境去了。这对于美帝国主义者是又一次严重的打击。也是我们三自革新运动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

百年来我们天主教徒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和麻醉，一直是喘不过这口气来。在解放后二年多的过程中，我们经过了学习及亲身的体会，觉悟逐步提高了，分清了敌我，认识了祖国的伟大和可爱，并看清楚了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增加了我们对帝国主义的仇视。但是，正当我们爱国的天主教徒展开了三自革新运动之际，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及其走狗竟敢公然阻挠与破坏这个运动，并串通走狗马迪懦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破坏活动。这是每一个爱国的天主教徒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认为：南京军管会将黎培里驱逐出国境的判决，是我们人民政府对这个帝国主义走狗的起码应有的处罚。

黎培里是叫我们撵走了，我们的三自革新爱国运动得到了初步胜利，这并不等于我们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全部肃清，事实证明，潜伏在各教区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也并不会因为黎培里的驱逐而停止他们的破坏活动。今后我们更要努力学习，提高我们的政治水平，时时加以警惕，更要从反对黎培里的斗争中取得经验教训，加强组织，紧密团结，更进一步的肃清教内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势力和影响。我们代表北堂区三千多教友，保证为彻底完成三自革新爱国运动而继续奋斗，并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政府一切号召，完成抗美援朝的伟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