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诫》是东汉班昭撰写的一篇教导自家女性做人道理的家训，是她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对家中即嫁女子们的告诫，创作时间始于永初四年(110年)十月，终于永初六年(112年)。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母，傅母也。师，女师也。左传鲁襄公三十年曰：宋伯姬卒，待姆也。毛诗周南葛覃曰：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曹寿，即曹世叔，班昭之丈夫），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以增父母之羞（七去或七出），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道无素，恒恐子谷（曹成，字子谷，班昭之子），负辱清朝。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间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诗小雅斯干曰：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弄之瓦。毛苌注云：瓦，纺塼也。郑玄笺云：卧之于地，卑之也。纺塼，习其所有事也）。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即婆家的生辰、忌日之类，需要谨记）。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洁齐酒食（齐音斋），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称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

夫妇第二。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者《关雎》之义。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数，道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

敬慎第三。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尪（音汪，矮小，或今之脑瘫或小儿麻痹之类）；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谓也；夫顺非它，宽裕之谓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宽裕者，尚恭下也。夫妇之好，终身不离。房室周旋，遂生媟黩（音亵渎）。媟黩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恣必作。纵恣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节，谴呵从之；忿怒不止，楚挞从之（楚，荆棘也，鞭打之用）。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挞既行，何义之存。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义俱废，夫妇离矣（心离也）。

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齐音斋），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论语述而第七）。此之谓也。

专心第五。《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故《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谓佞媚苟亲也，固莫若专心正色。礼义居洁，耳无涂听（涂音涂），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周易系辞云：冶容诲淫，慢藏诲盗），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俗语“倚门子”，即倚靠在门旁，向外张望），此则谓专心正色矣。若夫动静轻脱，视听陕输，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说所不当道，观所不当视，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

曲从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欲人定志专心之言也。舅姑之心，岂当可失哉？物有以恩自离者，亦有以义自破者也。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故《女宪》曰：“妇如影响，焉不可赏！”

叔妹第七。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已也；舅姑之爱已，由叔妹之誉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誉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复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亲，其蔽也哉！自非圣人，鲜能无过！故颜子贵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贰，而况妇人者也！虽以贤女之行，聪哲之性，其能备乎！是故室人和则谤掩，外内离则恶扬。此必然之势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此之谓也。夫嫂妹者，体敌而尊，恩疏而义亲。若淑媛谦顺之人，则能依义以笃好，崇恩以结援，使徽美显章，而瑕过隐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声誉曜于邑邻，休光延于父母。若夫蠢愚之人，于嫂则托名以自高，于妹则因宠以骄盈。骄盈既施，何和之有！恩义既乖，何誉之臻！是以美隐而过宣，姑忿而夫愠，毁訾布于中外，耻辱集于厥身，进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荣辱之本，而显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则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谦顺矣。谦则德之柄，顺则妇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诗》云：“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其斯之谓也。

在下愚昧，接受能力不灵敏，之所以能得到先夫的宠爱，是依赖于母亲、师傅的教育训授。从十四岁时嫁入曹家，到现今已有四十多年了。战战兢兢，时常害怕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而被婆家赶出门，并且使自己的父母为此增添羞辱，使家里家外增添忧患。早晚劳苦，辛勤而不求功劳，我的品性粗心顽劣，哪懂得教导之方，常害怕孩子们不争气，辱没了家族的名声。圣恩宏大，大量的金银，华贵的服饰赏赐于我，实非在下所希望得到的。家里的男孩能自食其力，我不再为之忧虑。但是家中的女孩子们正当是到了该出嫁的时候，而没有受过好的教诲的影响，不懂得妇女的礼仪，恐怕会令未来的夫家失面子，辱没了宗族。我现在身患疾病，性命无常，想想你们这些女孩子，每每因此令我发愁。闲暇时作《女诫》七章，愿女孩子们各自抄写一遍，但愿对你们有所帮助。唉，我将离去，你们勉励吧。

卑弱第一。古时，女孩子出生多月后，就让她躺在床下，将织布用的纺锤作为玩具，并将生女之事斋告宗庙。睡在床下，以表明她的卑弱，地位低下。给她瓦砖，以表明女子应当亲自劳作不辞辛苦，斋告先祖，以表明她要准备酒食帮夫君祭祀。三者都是女人的寻常道理，礼法的经典教训。谦虚忍让，待人恭敬。好事先人后己。做了善事不声张，做了错事不推脱。忍辱负重，常表现出畏惧。这就是所谓的谦卑对待他人。晚睡早起劳作，不嫌早晚劳苦。亲自操持料理家务，不挑剔劳作的繁重或简易，做事有始有终，这些都是勤劳的表现。面容端庄品行端正，以服事夫君，清静自重。不喜好戏笑玩闹，备以洁净的酒食，用以祭祀祖宗。这是所谓的祭祀啊。如果这三条都具备，却还忧虑好名声不传扬，身上背负别人的误解和屈辱，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如果这三条都没有做到，哪里还有什么好名声。

夫妇第二。夫妇之道，有阴阳参配的道理，通达于天地万物神明之间，包含了天地间的大义，人伦的大节。这就是为何《礼记》注重男女之间的关系，《诗经》编著《关雎》的道理了。由这些言论看来，不能不重视。丈夫要是没有贤德品行，则无法驾驭领导妻子，妻子要是不贤惠，则无法事奉丈夫。丈夫驾驭不了妻子，就失去了威严，妻子事奉不了丈夫，就失去了道义。刚才所说的这两件事，它的作用是一样的。观察现在的君子，只知妻子妇女不可以不驾驭，威仪不可以不整顿，所以注重男子的教育。殊不知丈夫是主人何以不侍奉。礼和义不可以不存在啊。但光教育男的不教育女的，不也是掩盖彼此的礼数吗？《礼记》八岁开始教的书，十五岁学成。不可以只依据这些为准则。

敬慎第三。阴阳不同性，阳以刚为德，而阴以柔为用。男女品行相异。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所以谚语说：“生男如狼，还害怕他懦弱；生女如鼠，还害怕她像老虎般凶猛。”然而修身不过一个敬字，而避强不过一个顺字，以敬来修身，以顺来避强，女子的敬、顺之道，这是妇人的大礼。那么敬不是别的，敬是一种持久恭敬的态度。顺不是别的，是宽和、宽裕。持久，就是知足；宽裕，就是要谦恭。夫妇之间过于亲密，终生不分离，在室内周旋，这样时间长了，容易产生轻薄怠慢。这样的事一发生，言语就会过分了，放纵恣肆就会产生侮辱丈夫的想法，这是因为不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啊。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的不可能不争论，曲的不可能不辩驳，争论辩驳一产生，就会有愤怒。这是因为不知道恭顺、地位低下的原因啊。侮辱丈夫不节制，就会紧接著有谴责呵斥，愤怒的情绪不停止，就会有鞭打杖击。作为夫妻本应以礼义相互亲善和睦，以恩爱相互亲密合作。鞭打杖击，哪里有什么礼义存在；谴责呵斥，哪里有恩爱存在。礼义恩爱都没有了，夫妻也就要分离了。

妇行第四。女子有四行，一是妇德，二是妇言，三是妇容，四是妇功。那么妇德，不一定要聪明绝顶；妇言不一定要伶牙俐齿；妇容不一定要打扮得鲜艳美丽；妇功不一定要技艺精巧过人。娴静贞节，能谨守节操，有羞耻之心，举止言行都有规矩，这就是妇德。言辞和内容都要有所选择，不说恶劣粗俗的语言。说话选择时机而说，以免引起他人的反感。污秽肮脏的衣服，及时地清洗干净，把衣服晾晒得整齐。按时洗澡沐浴，身体保持干净，不存污垢，着装打扮得体，这是所谓的妇容。专心纺纱织布，不喜欢戏笑打闹，能做好可口的酒菜，用来招待宾客，这是妇功。此四项，是女人的大德，而不能缺少的啊。然而只要有心，做起来还是很简单的。古人说：“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专心第五。《礼记》说，男子有再娶的道理，女子没有适二夫的道理。所以说，丈夫是妻子的天。天是无法逃离的，所以丈夫也是不能离开的。你的行为要是违背神祇，上天就会惩罚你。你的礼义没有做到，丈夫就会怠慢你。所以《女宪》说：“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要得到丈夫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信赖，妻子莫过于专心正色。守礼义，存纯洁，耳朵不听不该听到的言语，目不邪视，出门不能打扮得很妖艳，在家不能穿得太随便。不和品行不好的人来往，不要只看重门第。这就是所谓的专心正色了。如果行为举止轻浮，目光和神情游移不定。在家披头散发，出门就浓妆艳抹，说不恰当的话，看不该看的事物。这就是所谓的不能专心正色。

曲从第六。说“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这是想要人安定心志，专一不二的言论啊。公婆的心是不可以失掉的。事物有因为恩惠而自我离弃的，也有因为道义而自我毁坏的。丈夫对你虽然怜爱，可公婆却不一定喜欢你，这就是所谓的因道义而对夫妻关系的深重伤害。但公婆的心意就是如此，你奈何不了，所以只能选择逆来顺受。婆婆不说你的好，你最好听从；婆婆说你的不好，你更要顺着，千万不要争辩对错，争强好胜。这就是曲从。所以《女宪》说：“妇如影响，焉不可赏！”

叔妹第七。妇女能得到丈夫的钟意，是因为公婆对你的爱，公婆疼爱你，是由于小叔子小姑子对你的喜爱，由此推论，对自己的肯定或否定，推从或诋毁，全在于小叔子小姑子。他们的心丧失了就不可再得到了。都知道小叔子小姑子的心不可丧失，要像亲兄妹一样和睦相处，即使是相处不好也没有办法。自己并非圣人，哪能没有过错！从前颜子贵在有错就改，所以孔子夸他为人能始终如一，更何况女人呢。即使具备了贤惠的品行，敏锐的天赋，就能说不会犯错了吗！所以说家人和气才可以遮掩家丑，外姓、内姓相离则会家丑外扬。这是一定会出现的状况啊。《易经》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丈夫的兄嫂弟妹，虽和自己没有血缘之亲，但却有深厚的亲缘和情义，应该尊重他们。谦虚柔顺的好女子，一定能和婆家的亲人和睦相处。倘若你是个贤淑谦逊之人，就能依靠道义而和好，推从恩义而互施援手，有些许美德就能彰显出来，而一点不好的地方就可以遮掩掉。公婆都称赞你，丈夫更会嘉奖赞美你，这样就会好名声传于邻里之间了，父母也会感到光彩。如果你是个愚蠢的人，当着兄嫂自恃清高，对着小姑子持宠示骄，这样做，哪还有和睦！恩义都没有了，哪还有什么美誉可传！所以说没有了美德，缺点就会显现。婆婆愤怒则丈夫就会憋屈，使自己名誉受损，羞耻、侮辱都归于一身。继续这样，就会给父母增添羞耻，离开就会增添丈夫的负担。这是荣辱的根本，并且是好坏划分的基本点，不能掉以轻心。然而要得到小叔子小姑子的心，最重要的就是要谦顺。“谦”是妇德的根本，“顺”是妇女的行为准则。这两条做好了，就足以家庭和睦。《诗经》说：“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就是这个道理。

《女诫》问世后，一方面受到明智之士的批判，如班昭的小姑“曹丰生，亦有才惠，为书以难之，辞有可观”；另一方面，也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用作迫使女性依附男性的枷锁。后世的女训或训女著作，如唐代宋若莘的《女论语》、明成祖仁孝文皇后徐氏的《内训》、明代王刘氏的《女范捷录》以及清代的《闺训千字史》《改良女儿经》等，无不受《女诫》的影响。应该说，《女诫》在中国历史上起的消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简直是一篇男子压迫妇女的宣言书，班昭也因而被封建统治者推崇为“女圣人”。

不过，《女诫》中有些内容却不乏积极价值。比如主张男女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妇女要注意修身；妇德要“行己有耻”；妇言要“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妇容要“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妇行要“专心纺织，洁齐酒食，以奉宾客”等等，都包含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可以批判地继承、借鉴。

《女诫》在古代是女子教育的楷模，在近代，《女诫》是男尊女卑祸首，被视为班昭的罪责。譬如女子教育开始在中国创兴之时，班昭的《女诫》重新被阐释，上海爱国女学校伦理教习叶瀚（浩吾）便曾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中国之《女诫》、《女四书》，即教成女子倚赖幼稚、卑屈之男子之法之教科书也。对幼稚之人而更自屈于幼稚，对卑屈之人而更自守其卑屈，则中国女子之人格甚可想见矣。”

1898年，晚清人吴芙赞誉“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而到1907年，何震则贬斥班昭为“女子之大贼”。还有人说班昭所鼓吹的封建道德教条，对于压抑女性的思想，它是很彻底的。更由于出自于班昭之手，所以影响极大，几乎影响了中国近二千年的女性观，客观上起了极其反动的作用。因此五四时期倡导女性解放的人们竭力非议《女诫》，那时候是政治的需要。

关于《女诫》的创作时间，一般认为是始于永初四年(110)十月,终于永初六年(112)。

综上，班昭《女诫》的创作时间，始于永初四年十月，终于永初六年相对合理一些。”

班昭受到了泛儒时代和儒学世家的影响，自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女子的固有优势地位丧失，社会是男人的世界。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男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封建的“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以夫御妇被认为是家、国之本，是封建统治的根本法则。班昭亦是从这一儒家正统观点出发，认为男权高于女权，男性统治女性是理所当然的。

班昭从姑祖母班婕妤的人生经历中看到女人“柔顺”、“敬慎”的成功之道。在班昭看来，姑祖母班婕妤是整个班氏家族的骄傲，也是班氏后代女性学习的典范，这也促使她写《女诫》教育女儿们的一个重要因素，其目的是想让女儿们能学到班婕妤的这些优秀品德。

《女诫》中便有班婕妤的影子，如班昭在《女诫》中写道：“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们，取耻宗族……间作《女诫》七章。”这与班婕妤《自悼赋》所写的“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离以自思。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虽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自”，都强调女子要遵守礼仪，遵从女德，从中窥探到一以贯之的班氏家风。

在东汉一代，有六个皇后先后临朝，代替男性发号施令。这使“女人中的孔夫子”班昭十分恐慌，她认为，如果男子不如女子，不能担当起“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重任，整不起夫纲，不能驾驭女性，实属莫大的失职。正如她在文中所写的“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东汉女性频频干预朝政的现象使班昭产生哀叹：男权没落了。在男权社会里，她虽恐惧于男权的没落，但也不敢不能公开指责男性，只能单方面的要求女性的自律，以女性独立人格的丧失来维护男权的统治地位。

当时东汉王朝最具权力的贵妇：皇后、太后们临朝执政的频繁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堪居首位。班昭被召入朝辅政之时，正是后宫争斗最白热化的阶段，她耳闻目睹了各种阴谋、陷害、斗争、受宠、祸身，后宫演绎着关于女人所有的悲剧与荣耀，这是一出实体剧，没有剧本，只有不可挽回的死局。

永初四年，邓太后长兄邓骘请求为母丁忧，太后不应，后经班昭上疏劝止后，太后应允。正是在班昭写完《上邓太后疏》之后，又“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

从当时她所处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其主观目的是想矫正时俗，预防重新出现外戚专权跋扈的现象（也是政治需要）。她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她只能用写作《女诫》这种“曲线”方法，来达到防制外戚，以挽救国运的目的。

该观点认为，《女诫》是为宫廷女性而写的。《女诫·原序》提到写作目的时虽然宣称“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加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耻宗族，……因作《女诫》七篇”。但《女诫·原序》说过她自己“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今四十余载矣。”可见，班昭写作《女诫》时，至少已经五十四岁。汉普遍崇尚早婚，身份越高贵，结婚越早。班昭十四岁即作新妇，据此推算，可知班昭五十四岁时不大可能还有未嫁之女；即使有之，也不可能一直待到她们要出嫁时，才想到需要对她们进行教育，以免其“失容他门，取耻宗族。”

从后一条说，一则班昭是一贯主张女子教育的，自已便因在宫廷为皇后及诸嫔妃讲学而被人敬称为“大家”；二则班昭父家与夫家皆有对女子进行教育的传统。班昭的夫妹（小姑）曹丰生“亦有才惠”，曾“为书以难之”，可见班昭所谓“《女诫》为自己未适诸女而作”，显然是一种不便道出本旨的假托。说《女诫》是为宫廷女性而写，还因西汉以来，宫廷内部淫风盛行，延及东汉，犹未好转；而且班昭之时，汉室已有女性干预朝政，外戚跋扈擅权的苗头。于是班昭试图通过对宫中女性的教育，来矫正时弊防患未然，可谓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