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世方（1913年10月—1965年6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安徽省金寨县人。1931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任麻埠经济公社经理，皖西北特委少共宣传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方医院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中医部主任、中医院院长，军委第三后方医院院长、第二后方医院院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主任，辽东（南满）军区卫生部部长，安东军区卫生部部长，中国医科大学第三分校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海军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部长，海军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1913年10月，丁世方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槐树湾乡丁畈村，原名丁诗煌。父亲丁维先，为人忠厚诚朴，持家尤为勤劳节俭。

1919年，丁世方7岁时进私塾，读过5年书，后又入旧制高小读书2年。

1924年，丁世方母亲因病不幸早逝，丁世方只好辍学回家。

1926年，丁世方14岁时，父亲东挪西借筹集了60元学费，让他在麻埠协昌医训班学中医3年。丁世方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深感旧社会的黑暗与不平等。随着对社会了解的加深，他对旧社会的憎恶也愈加强烈。

1928年，在金家寨、古碑冲一带，袁继安、桂伯炎、桂杰生等共产党员领导农民群众积极开展抗捐、抗税、抗租和匀粮等革命斗争，农民运动如火如荼。

1929年，商（城）南立夏节起义后，声势浩大的六霍起义风暴开始席卷整个皖西大地，中共六安县委先后组织领导了南庄畈自卫团起义和古碑冲、七邻湾农民暴动。在那火红的年代，丁世方正是一位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在共产党员桂伯炎的引导下，他参加了古碑冲农民暴动和暴动后成立的赤卫队。同年，丁世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夏，丁世方因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又加之工作积极肯干，六安六区苏维埃政府将他推荐到六（安）霍（山）军委会工作。

1931年5月，丁世方调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任会计科科员。同年冬，丁世方到麻埠开办经济公社。经济公社是根据地区级以上苏维埃政府开办的商业机构，主要任务是收购和推销农副土特产品，采购供应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的日用品及军需物资，控制市场物价，打击奸商。在经济公社，丁世方认真执行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精心理财，广辟经营门路，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不久被任命为经济公社经理。

1931年5月，丁世方任皖西北特委少共宣传部长。这时皖西北革命根据地已发展至10余县，根据地各项建设也开展得卓有成效。丁世方十分重视宣传工作的实际效果，除了积极组织指导开展各种宣传活动，认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外，还经常在《红日报》、《少年先锋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结合根据地实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及中心任务，鼓舞人们的斗争信心和志气。由于他把宣传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受到了皖西北特委的表彰。12月，中共皖西北特委在麻埠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丁世方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大会。

1931年冬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人民和地方武装的支援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正确战术，先后取得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四大战役的胜利，共歼敌6万余人。在苏家埠战役发起前，丁世方遵照皖西北道委的指示，率领少共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筹集粮食、衣物等，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全力支援红军作战。战役发起后，道委又将机关工作人员临时编入独立团、游击队，配合红军作战。丁世方在参战的同时，积极组织人员向被困的敌军发起政治攻势，瓦解敌人，为战役的胜利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32年夏，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每次战斗，红军虽给“围剿”之敌以大量杀伤，但自身的伤亡也与日俱增，红军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显得尤为紧张。上级了解到丁世方学过三年中医，将他派到设在麻埠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医院工作。当时，第三医院及下属的5个分院都住满了伤病员。丁世方一到医院，便通宵达旦地与医护人员一起忙着救治伤员，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员的痛苦与牺牲。10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导，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丁世方与医护人员奉命将重伤员紧急疏散后。带领轻伤员随主力红军转移，撤离鄂豫皖苏区，西征川陕。11月，丁世方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西征途中，由于敌人的疯狂追堵，红军一直处于行军和作战状态，得不到休整，伤病员不断增加。在艰险而又困苦的环境里，丁世方和医护人员一起努力克服缺医少药的困难，在完成行军打仗任务的同时，常常是不分昼夜地战斗在抢救伤员第一线。在翻越大巴山时，他还根据方面军领导的指示，挤出时间深入到连队，检查指导如何预防冻伤和雪盲。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红四方面军于12月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苏区。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于在通江县的泥溪场建立了总医院，苏井观任院长，张琴秋任政治部主任，丁世方任中医部主任。为了能及时抢救伤病员，不久又在恩阳河畔建立了一个野战医院，就近收治前方转送下来的伤病员。在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中，丁世方率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地抢救伤病员。尤其是空山坝战斗时，医院工作特别紧张艰苦。当时中医部只有8名医生、20多名看护员，而伤病员则多达1500多人。经过医护人员的竭力救治，大批伤病员很快返回战斗第一线，有力地支援了反围攻作战，受到方面军总部的表彰。他为了克服缺医少药的困难，一面教育改造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医生，一面团结地方老中医，举办训练班，同时组建了近百人的中医队伍，采集、自制中草药，使大批伤病员恢复健康，重返战场，受到方面军总部的表扬。作为中医部主任，丁世方不仅做好医务组织和训练工作，还亲自看护、开处方，对伤病员倍加爱护，且热心、细致。一次，他查过病房后顺便到太平间看看，见红十师二十九团连指导员潘峰躺在里面，他用手摸摸，发现这位“死人”的心脏还有微弱的跳动，便立即找人将他抬回病房抢救。原来，潘峰战斗负伤后，又染上了伤寒，高烧几天几夜，奄奄一息。一个护士以为他没有气了，便把他抬到太平间去。在丁世方的关心下，潘峰“死”而复生。建国后，潘峰和丁世方一样成为了开国少将。反敌三路围攻胜利后，川陕苏区不断扩大，红四方面军由原来的4个师发展到4个军，丁世方和总医院的领导又整日忙于协助部队组建医疗机构。到8月，总医院下设的分院已增加到7个，各军、师、团都组建起比较正规的医疗机构，军、师设医院，团设医务所，营、连配卫生员。同时，在医务人员培训班的基础上办起卫生学校，丁世方担任中医班主任。他除了自己讲课外，还聘请当地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当教员。在工作中，他坚持把卫生工作同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把积极预防同提高救治技术水平结合起来，把中医理疗与西医治疗结合起来，始终把保障部队的战斗力和最大限度地减少发病率、伤亡率，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当时，由于敌人的封锁，药品和医疗器械非常缺乏，除了从缴获敌人的战利品中补充外，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土法上马、自制自给。他带领医务人员挖掘和研制适应战场救治的中药配方，并就地取材，办起制药厂，以中草药为主要原料，制成口服药和外用药，克服了药品缺乏的困难。8月11日，红四方面军召开全军医务工作会议，丁世方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进一步加强部队和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做出了有关规划和决定。不久，总医院中医部改建为中医院，由丁世方担任院长。这时医生已增加到32人，护理员达60多人。由于战事频繁，中医院的伤病员经常在千余人左右，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中，曾骤增到2000多人。在医护人员少、病房拥挤的情况下，丁世方按部队编制，把伤病员分成12个连。一至三连是重伤员，四至六连是轻伤员，七至九连是已好转即将痊愈的，十至十二连是不再用药即将出院的，各连均配若干医务员管理员。这种有序的管理，保证了战时的治疗工作有条不紊，使大批伤病员较快地恢复健康。为了对伤病员高度负责，增强医生的责任感，丁世方对中医院医生的治疗工作要求得相当严格。凡入中医院治疗的伤病员，都要由丁世方根据伤势程度和病情编入相适应的病号连。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如发现病情恶化，要及时报告，请求会诊。会诊时，丁世方不仅要了解伤病员的病情，还要详细询问整个治疗过程，检查主治医生开的处方，考察诊断和处方是否适当。伤员病势转危还要填危症表。如果因为工作不负责任而延误治疗，医生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对护理员，丁世方要求不仅要热情周到，细心护理，还要抽时间给伤病员唱歌、讲故事、跳舞，使他们忘记伤痛，体会到红军队伍的温暖和阶级友情。医院除了收治红军伤病员外，也收治当地群众和受伤的国民党俘虏。群众只要有苏维埃政府的介绍信就可免费入院治疗。而国民党俘虏在红军“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经过教育改造后加入到红军队伍中。当时，川陕边区地方病非常严重，丁世方根据方面军领导人的指示，一面抓好医院的救治工作，一面组织医务人员深入乡村开展调查研究，宣传卫生知识，传授防病治病的基本常识，并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组建医院、医疗所。丁世方还十分注重团结并发挥地方老中医的作用，在当地聘用了10余名知名老中医。丁世方对他们既团结尊重，又信任重用。如副院长杨成元是地方知名中医，医术高明，虽当过伪国府职，但聘用后，真心为红军服务。他刚到医院时，医生对特别病房的危重病人都认为很难救治。他看过后说，除了一人无法挽救，其余的都可以挽救。结果，那些重病号吃了他开的几副药都治好了。从此，丁世方规定：凡要抬入特别病房的危重病人，都必须最后经杨成元检查确定，并向政治部推荐他担任副院长。杨成元也一直跟随红军，后来在长征中牺牲。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潜心竭力为部队和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为配合支援红军部队作战，做了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

1935年3月，丁世方参加红四方面军发起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北上长征。长征途中，丁世方任红四方面军中医院院长。他率领医护人员运送药品、器具，组织运输队、担架队，运输药品器材和近千名重伤员越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于1936年10月到达陕甘宁根据地。

1936年11月，丁世方参加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与国民党马步芳部队浴血奋战5个多月。在西路军，丁世方既当战斗员，又当救护员。每次战斗，他和医护人员冒着密集的弹雨，不顾一切地抢救伤员，紧急时，又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奋勇杀敌。在倪家营子战斗中，他率领医护人员与指战员一起浴血拼杀，子弹打完了，就用枪托砸，用大刀砍，许多战友倒在了血泊中，每位牺牲的战友身旁都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的尸体。在河西走廊的数月苦战中，部队几乎每天都是白天与敌人血战，夜晚紧急转移，斗争极其残酷。最让丁世方揪心的是药品的奇缺。血战倪家营子时，面对血肉模糊的伤员，却没有药品医治，有时甚至连代替绷带的旧布都没有。有些伤员伤口没有包扎，但一听到敌人又进攻了，便挣扎着爬上火线继续战斗。

1937年3月，梨园口战役后，在弹尽粮绝后的突围中，丁世方随红四方面军卫生部政治委员徐立清等人率卫生人员、伤病员和随军家属1000余人向西线山区行动，吸引敌人，掩护西路军余部突围。这支队伍后来被敌人包围，一部分家属分散打游击。丁世方在与部队失去联系后，独自一人在森林里隐蔽40多天，多次躲过敌人的追捕，每天都要同难以忍受的饥饿与寒冷抗争。4月下旬，他化装出山，以游方郎中身份行医，住在临泽县明麦渠一位名叫魏振卿（铎臣）的老百姓家里。在群众的掩护下，他一面宣传红军的抗日宗旨，一面为当地的老百姓治病。行医4个月后，他矢志要寻找部队。

1937年8月，丁世方在群众的护送下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辗转到达兰州，找到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谢觉哉与他进行了诚挚的谈话，并安排他和吴建初等一道返回延安。到达延安后，丁世方和几位西路军回来的同志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使他深受鼓舞。9月，丁世方进入抗大学习。这是他第一次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在抗大，丁世方抓紧一切可用的时间，认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取了可喜的成绩。8个月的学习，使他的军政素质和理论水平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1938年5月，丁世方抗大毕业，任军委第三后方医院院长。在延安，中西医人才荟萃，丁世方身为医院院长，没有系统地学过医学理论，对西医也知之不多。面对抗战的新形势，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使他深感自己在理论和技术上的不足。

1940年底，在丁世方的一再要求下，他带职在延安医科大学学习4年。几年中，他既当院长，又当学员，在延安医科大学勤学苦钻，取得了优异成绩。一次，老战友肖邦宁到延安野战医院看望他，见他正在手术台给病人做外科手术，而且技术精巧、娴熟，深感惊讶、敬佩：一个在皖西山区仅学过3年中医的军人，现在已是具有中西医结合两套本领的优秀专家了。此间，他还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认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多次聆听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报告和讲话，对全国抗战的形势和党独立自主领导抗战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认清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危害性，在改进领导方法、提高领导艺术上获益匪浅，政治理论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之后，丁世方又调任第二后方医院院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主任。

1944年冬，组织上又安排丁世方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5月，丁世方随延安南下干部大队挺进中原。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丁世方又奉命奔赴东北，前往南满地区工作。

1946年4月上旬，辽东（南满）军区部队在保卫本溪作战中两度击退敌人的进攻，歼敌4000余人。下旬，又血战6天，英勇抗击了敌人5个师兵力的疯狂进攻，予敌以大量杀伤后，主动撤出本溪。在三次保卫战中，丁世方领导下组建不久的军区各级医疗机构，在战场抢救和后方治疗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共救治伤员800多人。9月，丁世方任辽东（南满）军区卫生部部长。他迅速稳妥地接管了辽东地区十几所伪满医院，先后改造了本溪以下中小城镇医院40多家，团结、教育、改造了一大批伪满医务人员。同时，在军区七八万人的部队中很快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医疗卫生机构，在通化、宽甸、丹东等地创建了根据地医院，以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他还组织干部走城镇、钻深山，很快收集到日伪溃退时隐藏和丢弃的大批药品、器具等，改善了辽东（南满）军区的医疗条件。

1947年，在四保临江和夏、秋、冬季攻势作战中，丁世方指挥医务人员克服流动性大的困难，团结奋战，出色地完成了伤员救治任务。

1948年1月，丁世方任安东军区卫生部部长（至1949年4月）。在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中，丁世方亲率医务人员组成前方野战医院，不畏艰险，全力救治伤员，使大批伤病员较快地重返战场，为战役的全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丁世方曾任中国医科大学第三分校校长。

1950年，丁世方调到北京，先后担任海军卫生部副部长、部长。丁世方是海军卫生工作的奠基人、开拓者。当时海军是新组建的兵种，各级卫生组织还是空白。在海军党委的领导下，他满腔热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迅速组建起领导机构和工作班子的同时，丁世方不辞辛劳地找上级机关，跑各大军区，请求支援，商调干部，很快把海军卫生部的医疗处、防疫处、药材处、体检处和干部处组建起来，从而使海军卫生部的工作尽快运转起来。接着，他又深入海军部队，认真调查研究，制定方案和规划。他认为海军的医疗卫生建设一定要适应本军种的特点和需要，必须建立以医疗预防、教学与科研三结合的保障体系。他还亲自到沿海各海军基地，为海军医院、疗养院选址，并在征得各基地领导人同意的基础上，统筹规划，上报海军总部决定。为尽早建立起正规的医疗、教学、科研机构，他废寝忘食，辗转奔波，先后在北京建起海军总医院，在南京建起海军医学院，在上海建起海军医学研究所，后又创办了海军第二医科大学。为解决技术力量和管理人才的缺乏，丁世方一面请求上级支援，一面选拔医务人员进行培养。1951年，上海医学院和同济大学分来30名毕业生，他不仅热情地接收下来，而且又将他们送出去深造。这批人才后来都成了海军医疗卫生事业的骨干力量。对从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老同志，丁世方同样重视对他们的培养和使用，或送医大学习，或送出国培养。这些久经考验、富有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毕业后都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为海军医疗卫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丁世方任海军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

1955年，丁世方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2年，丁世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1965年6月23日，丁世方在北京游泳时因心脏病溺水不幸逝世，终年53岁。丁世方逝世后被批准为烈士。

魏铎臣救过丁世方一命，丁世方却救过魏铎臣两次命。1937年，红西路军西征失败后，部分或伤或病，与大部队失散的红军指战员，在张掖人民的掩护救助下，辗转回到延安。红西路军总医院院长丁世方就是在张掖明麦渠百姓魏铎臣的救助下转赴延安的。魏铎臣虽为明麦渠一农民，但因其祖上累年勤耕，家道十分殷实。魏铎臣读过私塾，不仅能断文识字，还在当地传为奇人。奇在他将《奇门遁甲》看得烂透，善于玩弄玄虚。看熟了玄学，魏铎臣信奉了“一贯道”，很快就做了“点传师”。加之他又是掌管明麦渠系的龙官，在当地有一定势力，也有救助红军的条件。为了救助丁世方，魏铎臣费尽心思，堂屋的夹墙里、院中的榆树上、房后的窑洞里都藏过丁世方。还让大儿子魏天玉与丁世方结拜为异性兄弟。也因为救助丁世方，年近半百的魏铎臣被抓被打被赔钱，受尽了酷刑。在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的《红西路军史料》第四辑中有这样的记载：“西路军总部医院院长丁世芳（应为方）同志失散后，被张掖县地主魏铎臣营救送往高金城的福音堂医院，在地下党支部和高金城先生的掩护下，安全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后转赴延安。”1951年土地改革，魏铎臣被划为地主，土地、房屋分给了穷人，魏铎臣家道开始败落。魏天玉也常在信中向丁世方诉说家境困难，家父和自己都有病无法医治，要丁世方帮助，丁世方时常寄钱、寄药，还延请驻张掖的解放军三军后勤卫生处杨清秀关照。1951年取缔“一贯道”，已经是“点传师”的魏铎臣被抓了起来，在临泽县政府受训（明麦渠时属临泽县），他托人给丁世方写信，丁世方给临泽县政府发公函，给驻张掖的第三军写信，证明魏铎臣救红军有功。经核实，魏铎臣除救了丁世方还救过另外两个红军，将功抵过，魏铎臣被放回家劳动改造。1960年，国家出现暂时困难，反动会道门又乘机开始复辟活动。这期间，因魏天玉死于饥饿，魏铎臣就公开谈道务、播谣言，说“天下要大乱”。或在家烧香磕头，或画符念咒给人“治病”。他造谣惑众再次被抓，丁世方再次发来公函，魏铎臣又被释放。1970年，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清查多年来隐瞒反革命身份的一贯道头子，75岁的魏铎臣被枪毙。这一次，丁世方却救不了他了，因为5年前，丁世方早已离世。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丁世方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负党的信任和委托，为中国人民军队卫生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立场坚定，原则性强，善于团结干部和联系群众，富有自我批评精神，思想作风正派，生活艰苦朴素，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红军时期，丁世方是最早实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带头人；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是海军卫生工作的奠基人、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