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步芳（1903年～1975年7月31日），字子香，回族，甘肃临夏人，为中华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军阀马家军重要人物。

马步芳，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韩集镇阳洼山人，字子香，甘陕回变首领马海宴之孙，马麒之子，马步青是其兄长。

马步芳早年在西宁东关大清真寺当“满拉”，经名“呼赛尼”，入宁海军官训练团。

1917年结业后任宁海巡防军帮带（营副）（管带为其兄马步青）。

1921年任宁海边防第十五营管带（营长）。

1926年随父马麒投西北军。

1928年后，任副旅长、旅长、师长。中原大战前后，马麒、马步芳一面暗中活动，大肆扩军；一面积极搜集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双方的情报，两面下注。交战初期，马麒派马步芳率骑兵一旅随冯军进军陕西，并以“前防接济费”名义向冯每月勒索“军饷”五万元。

1930年9月东北军入关，冯、阎失利，马麒父子立即拥蒋反冯。马步芳以在西宁组成的青海暂编第一师为资本，布置对国民军余部的进攻；又征得蒋介石方面同意，参加追剿马仲英部的战斗。先以所属第九混成旅第一团由西宁开凉州（今武威）。

1931年又亲率部众，自西宁经门源、扁都口进占甘州（今张掖）和肃州（今酒泉）。马仲英被迫退处敦煌、安西、玉门，后进入新疆。同年7月，马麒病死，经马步芳等人软硬兼施，南京国民政府遂改变由王玉堂继任的初衷，发表马麟为青海省主席，任马步芳为新编第九师师长。

1932年1月马步芳又兼青海省政府委员，旋又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当时胡宗南的中央军第一师进驻天水，有收复青海的意象。马步芳感到压力，遂挑起“青藏战争”，大造舆论，致使蒋介石不得不委令马步芳出兵打退藏军。胡宗南收复青海的计划也只好搁浅。

1933年，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孙率部经包头西进。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对此横加拦阻干扰，迫使蒋介石收回成命。但孙殿英不肯示弱，遂与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在宁夏血战。

1934年3月，孙殿英失败。宁夏作战期间，马步芳乘机大肆扩军，又派人在何应钦、陈立夫、朱绍良等处打点活动，1将其所部新编第九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军，他任军长兼第100师师长，后又先后兼任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总长官。

1936年曾担任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派兵“围剿”中共工农红军西路军。

1938年3月，以出任青海省政府主席为交换，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2军，他仍任军长兼第100师师长，

194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挤走兄长马步青，并兼并其国民革命军骑兵第五军。

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46年镇压新疆起义和青海玉树起义。

1949年5月代理西北军行政公署长官，7月正式任职，积极参加反共内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后，马步芳及马步銮、马继援等逃往台湾，后经埃及到沙特阿拉伯，出任台湾当局驻沙特阿拉伯大使。

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于1933年6月发表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发给10万元开拔费，令其到“青海西部柴达木地区”去屯垦。为此，南京政府行政院还特意通过了《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组织条例草案》。孙殿英欣然率部前往。

孙殿英率6万人的军队西进青海的消息，使青海军阀马麟、马步芳叔侄受到极大震动。而孙殿英进军西北，宁夏首当其冲，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由于害怕孙殿英使用“假途灭虢”之计，也于此时发出拒绝假道宁夏、抗议孙殿英部西进的通电。

“宁马”和“青马”之间，青马内部马麟与马步芳叔侄之间，马步芳与马步青兄弟之间也常常争权夺利，但此时大敌当前，不得不暂弃前嫌，共同对敌。蒋介石见甘、宁、青三省军政大员一致反对孙部西进，便于1933年底宣布撤销孙殿英“青海西区屯垦督办”职务，让他“暂住原地，再待后命”。

1934年1月，进退维谷的孙殿英孤注一掷，向部队下达了进攻宁夏的命令。西北绥靖主任朱绍良立即拼凑起一支“联军”，以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诸部为左翼军，以甘肃地方部队邓宝珊部等为右翼军，以中央军胡宗南第一师为总预备队，共同抗击孙殿英。实际上，联军中的右翼军与总预备队仅是遥为声援，真正与孙殿英作战的，只有“四马”的左翼军。四马拒孙总兵力约6万余人。而孙殿英也有6万余人的兵力，双方旗鼓相当。孙殿英前后攻城一月有余，始终未能攻下银川城。孙殿英见内无粮草，外无援兵，遂于3月19日下令总退却。孙殿英残部后来被阎锡山和蒋介石等人收编。

马步芳急令手下抢在马鸿逵前面追击，在石嘴山截住孙军的后卫，俘获6000余人，缴获六五口径步枪6000余支、马枪200余支、高射机枪2挺、大炮6门、炮弹5000余发。马步芳只给马鸿逵送去1挺高射机枪，其余枪炮弹药都作为自己的战利品。孙殿英一走，马鸿逵立即借口战争结束，对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部队一律停发给养。马步芳只得率领部队退回青海。途经甘肃靖远县时，驻扎在此的邓宝珊部紧闭城门，还向马步芳部队开枪射击。

1936年8月，马麟出国赴麦加朝觐，马步芳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并就任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

10月26日，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等部，组成西路军，从靖远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马步青部韩起禄旅防地，沿河西走廊节节推进。蒋介石急电马步芳星夜调遣大军，配合马步青骑五师堵击红军，马步芳当即调遣马彪骑兵旅、马朴骑兵旅及马占成、马宗林、马秉成所率三个骑兵团，又配备步兵3000余人，加马步青3000余骑兵、步兵4500余人，共步、骑兵2.4万余人。马元海任步、骑兵总指挥，马彪任骑兵总指挥，在河西走廊与红军展开激战。在凉州西四十里铺战斗中，红军打死打伤马部官兵800多人，在永昌四十坝的一个庄院中，马步銮团包围红军一个文工团，除牺牲者外，被俘的30余名男女文工团员被解送西宁。马元海指挥步骑兵，在甘州高台县城拼力进攻红五军、红九军部分部队，经七八个昼夜的激战，红五军、红九军主要领导大部分壮烈牺牲，高台红军伤亡殆尽。马彪、马朴、马禄的部队攻入高台县城。马元海又率步骑兵和民团进攻驻守临泽县城的西路军总部和所属单位，经几天激战，红军乘夜晚突围，与驻守甘州西乡倪家营子的红三十军会合。

1937年2月，马元海指挥步骑主力和民团猛攻驻守倪家营子一带各庄堡的红三十军主力和红五军、红九军的部分部队，以及从临泽撤出的部分红军部队。经几昼夜激战，红军放弃倪家营子，转移到西洞堡、龙首堡一带。马步芳派手枪团和宪兵团增援，令继续围攻红军，时值寒冬，红军给养无着，处境十分困难。红军撤到梨园堡，马元海率骑兵穷追不舍，马步芳又从西宁派兵在安西堵击，红军千余人突围进入新疆戈壁沙漠，河西战役结束。河西战役中被俘的红军战士被押抵西宁后，惨遭活埋和屠杀的上千人，大部分女兵被“赏”给官兵做妻妾，余者3000余人编为补充团，押送到循化、化隆一带做苦力。

1937年5月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酒泉文殊庙被俘，押送西宁后马步芳令马忠义在西宁东关敦庆号后院秘密杀害。

西路军的失败，是解放军军史上少有的几次大失败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余人；战死者约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过去，只是对马步芳的残暴凶狠有所耳闻，通过西路军的遭遇，有了切身的体会。尤其是马步芳杀害了西路军被俘虏的战士，仅在张掖，就杀害了3200多人。杀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

据亲眼目睹马家军暴行，后来被营救回延安的西路军战士揭露，马步芳纵容手下残酷虐杀战俘，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如抽肠扒肚，就是把被俘红军的肚皮用刺刀割开，将肠子拉出，拴在马尾上，然后打马奔跑，受害者肠肚拉出，痛苦到死。有些马家军的官兵听说用人血蘸馍吃可以治病、壮胆，就拉出红军被俘战士当场砍死，拿热馍蘸着人血吃。马家军还拿被俘红军战士当活靶打，练习枪法或打赌取乐。对被俘女红军战士，还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党中央和毛泽东，为把西路军从马家军的魔掌中解救出来，想尽了办法。面对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的告急电文，毛泽东和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令马家军停止军事进攻外，并于2月27日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以原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与第28军、第32军和骑兵一个团组成“援西军”，向西开进，以接回西路军。

西路军失败后，为保存西路军余部，3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等讲和，中共中央愿以10万到20万的银圆，请马家军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4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要他向顾祝同提出：如果马步芳俘虏了徐向前、陈昌浩及其他干部，应严令其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4月5日，毛泽东又致电叶剑英，要他进一步向顾祝同交涉，令马步芳把集中在凉州的红军被俘人员全部调到平凉，经国民党第25师驻地，转交红四方面军，并制止马步芳再残害与压迫红军被俘官兵。

1937年4月，西路军剩下的700多人，在李先念的带领下，从安西星星峡退入新疆。执行分散游击的部队中，李先念运气很好，没多久就意外收到中央电台的呼号，于是按中央指令北折新疆，陈云在星星峡迎接了他们。1937年底，林伯渠到西安任驻陕党代表后不久，即营救了1500余红军失散人员返回了自己的部队。原来，马步芳准备将俘虏西路军编成的新兵团，拨交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中共驻兰州代表谢觉哉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派人与国民党军方交涉放人，一面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到新兵团驻地，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随时准备回到革命队伍。不料国民党军方佯称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暗地里却命令这个团偷偷提前开拔了。谢觉哉立即将此事电告了林伯渠。林伯渠马上向有关方面交涉，新兵团一到西安，就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些红军失散人员纷纷要求归队。后来，这些西路军战俘开到三原县安吴堡，分别编入了八路军各部队中。当总指挥徐向前辗转到达援西军驻地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说：“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的为革命奋斗到底。盼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红军西路军最终惨败于马家军之手。

当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204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58%，城市的63%，土地面积的73%。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但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毛泽东决定，以第一野战军为主，加上解放太原后的华北野战军第18、第19两兵团，向西北进军。

1949年5月26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18、19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18、19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电文中的“胡”指胡宗南，“马”指的是马步芳和马鸿逵。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往来的电文中，“马”、“二马”、“两马”、“青、宁‘二马’”都是指的马步芳和马鸿逵。

6月中旬，解放军第18、19兵团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咸阳等地，与第一野战军在关中会师，准备参加彭德怀指挥的扶眉战役。

按照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决策，第一野战军采取“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首先集中力量与胡宗南主力决战，然后集中主力与青、宁“二”集团决战。彭德怀将详细的作战计划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负责执行钳制“二马”任务的杨得志19兵团如何使用极为关注，特意给彭德怀打来电报，说：“杨(得志)兵团应立即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6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他们以部分兵力钳制两马，集中主力采取迅速行动以包围并歼灭胡宗南部四五个军。毛泽东还不放心，次日又致电提醒彭德怀：“如二马只作小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为费力；如两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较远，就实行钳马打胡。”人们可以感受到，从来往文电的字里行间，从对麾下爱将的反复叮咛中，毛泽东流露出对“二马”的高度警觉。

此时，胡宗南部已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于从1949年7月11日至7月14日，在扶风、眉县地区，发起“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部4个军4.4万余人；胡宗南部退守秦岭一带，二马继续往西撤退至平凉地区。由此，解放军作战方针调整为“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彭德怀选择了平凉地区作为与“二马”决战的战场。未想，“二马”却不战而退。平凉虽为甘、宁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作战计划一出台，“宁马”马鸿逵立即察觉“青马”马步芳要保存实力的企图，急电部下退守宁夏，以图保存实力。宁马一撤，青马也无奈地急忙往兰州撤退。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暂不占领汉中，集中兵力歼灭二马。彭德怀决定以周士第兵团两个军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以另外10个军追击二马，20余天前进千余里，把青马逼进了兰州城内。

马步芳退守兰州后，又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构筑的国防工事进行加修加固，主要阵地构筑了钢筋水泥碉堡群，外斜面有高6至10米的环形人工峭壁，腰部修有暗藏的侧射火力点，外有两层3至6米的外壕，壕内遍布地雷，铁丝网。阵地之间有公路、交通壕连接。马步芳视兰州会战成败为其生死存亡的关键，不仅主力全部集中兰州，而且在城内屯集了大量粮食、弹药并作了精心周密的部署，以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军和两个骑兵旅，共5万余人，重点守备南山各要点与城区；以两个军3万余人，控制在兰州东北黄河两岸地区，保障兰州左翼安全；以新编成的骑兵军2万余人，控制在临洮，临夏地区，保障兰州右翼安全。兰州城下，彭德怀遇到的困难也不少。

从西安到兰州，1400多里的漫长补给线，只有一条路面极差的西兰公路，远远保障不了供给，部队只得就地筹粮。仅有10多万人口的兰州周围，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的部队，人的口粮、牲口的饲料，都很难满足。阵地上的战士们，只能吃囫囵豆子，啃生山药蛋充饥，还得勒紧裤腰带去冲锋。没有房子住，不少连队只得住进刚挖成的土洞里，再加上长期连续奔袭，战士们极度疲乏，身体虚弱，非战斗减员也逐渐在增多。兰州战役，利在速决。毛泽东来电指示：“集中兵力，充分准备，继续进攻，攻克兰州，坚决歼灭青马。”毛泽东完全同意彭德怀的作战计划，并乐观地对彭德怀说：“只要能歼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同时，毛泽东专电强调指示彭德怀：“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麻痹轻敌，疏忽大意。”马步芳决心守兰州，这是彭德怀求之不得的，他说：“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怕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

1949年8月4日，第一野战军发布进攻兰州的作战命令。

1949年8月21日，第2、第19兵团出动9个团的兵力，对兰州外围诸要点发起攻击，马家军凭借坚固工事和有利地形，以猛烈火力顽抗，并趁机向解放军的侧翼实行反冲击。解放军激战一日，不仅没有夺取一个阵地，而且消耗了大量弹药和人员较大伤亡。就在部队强烈要求继续攻击时，彭德怀司令员断然下令全线停止攻击。他认为攻击受阻，主要原因一是轻敌，准备不够，步炮协同不好，二是敌人工事坚固，敌人顽强。为此，他要求各部队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动员，克服急躁轻敌情绪，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仔细侦察地形敌情，开展军事民主，研究进攻的战术，扎扎实实做好准备工作，待命总攻。8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马步芳既然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兰州战役。并须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摸清了马步芳的部署、工事构筑和地形情况以及作战特点后，彭德怀重新调整了部署。在此之前，解放军第1兵团解放了临夏。临夏是青宁二马出生和起家的地方，丢了临夏，等于马家的老窝子被抄，大大动摇了兰州守敌的军心，迫使马步芳从兰州前线抽调骑兵第8师两个骑兵旅回防西宁，从而减少了进攻兰州的阻力，也保障了野战军主力的侧翼安全。马步芳感到兰州危急，一面急电广州国民党政府，火速督催胡宗南、马鸿逵出兵解围；一面派亲信马骥专程飞到银川，向马鸿逵求救。马鸿逵比马步芳长11岁，是马步芳的长辈，却因争权夺利而长期不和，乘机故意刁难，讨价还价，最后勉强拼凑一支贺兰军，进驻宁甘边境，坐山观虎斗。而此时胡宗南自身尚且难保，不肯出动一兵一卒去兰州解围。马步芳知道援军不会来，兰州亦不保，便于8月24日只身飞往西宁，再携眷逃往重庆，所部交由儿子马继援指挥。

8月25日拂晓，解放军攻城部队发起总攻。经激战，攻占被称为“兰州锁钥”的沈家岭、狗娃山、古城岭、马架山和皋南山最高峰营盘岭，兰州城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炮火之下。兰州城防指挥官马继援，见外围主阵地一日之内相继失守，伤亡又惨重，外面援军无踪无影，同马步芳密商后，决定于当日乘夜幕全线秘密通过黄河铁桥，向西宁方向撤退。但是，黄河铁桥迅速被解放军控制，除马继援等人率一部逃走外，余部成了瓮中之鳖。一路上满目溃兵，人马争道，车辆横冲直撞，自相践踏，死伤累累。至26日12时，解放军全歼兰州残敌，解放兰州。

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第一野战军以伤亡8700余人的代价，歼灭敌人2.7万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打开了进军青海、宁夏、新疆的门户。

马步芳于8月19日从台湾飞回西宁以后，立即以重金雇用陈纳德的飞机9架，从西宁忙运黄金、财物、家族家属至广州，着赵佩和马德清及张骥等人料理一切。当时马德清飞奔于西宁、重庆、广州之间，专为马步芳及其家族逃走而效劳。

兰州战役后，27日马步芳携眷逃往重庆，后逃台湾。

8月25日兰州撤退后，马步芳在西宁暗嘱高文远散布“将军队撤往草地打游击”的谎言，籍以稳定军心和民心，以防发生不测。并指示冶成荣急速收拾贵重财物，忙用飞机急速外运。马步芳本人一面催促家属准备行装，一面亲自决定外逃的家族成员，经过两天两夜的忙乱准备，于8月27日飞经重庆，转飞广州。马步青暂住重庆上清寺原青海省同乡会南院中。不久，马继援亦由重庆来广州。当时聚居于广州河边爱琼酒家十四楼上。先后赶到的有赵佩、马骥、马绍武、马步瀛、马步康、马步銮、马步鳌、马禄、詹世安、马庆（马呈祥的父亲）、马朝选（马步芳的岳父）、马继援、高文远、赵珑、马璋、马子英（省地政局局长）、马世俊（马步芳的亲信管家，原西安办事处长）、马耀宗（马步芳的族孙子，是私人管家，曾任炮兵团团长）等人。冶成荣在成都处理“德兴海”在四川的财产，事后去香港。

9月下旬，所有到香港的人员和家属，都住在英皇大道100号。英皇大道原名“皇后大道”，是北临海湾、南靠香港山脚下最繁华的一条大街。

在此期间，10月上旬，蒋介石电召马步芳去台湾。马步芳无奈，不得不遵命到了台湾。他把西北战场失败的全部责任完全推到了马鸿逵的身上，而蒋介石却命他重返西北，收拾残部，继续同解放军对抗。西北战局已无法挽回，这实际上是叫马步芳去送死，马步芳不寒而栗，遂萌生去意。

10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第五十二次会议以马步芳擅离职守，给予“撤职议处”处分。

马步芳感到此生作恶太多，再在台湾呆下去后患无穷，决定离开。他施展了惯用的“黄金外交”，以2000两黄金贿赂了能在蒋介石面前说得上话的国民党元老吴忠信，由吴向蒋周旋，才获准暂不返回西北。马步芳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恶人先告状的做法难以持久，一旦马鸿逵赴台，一定会同他算账。

1948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头等战犯名单，被列入该名单的人计43人，其中马步芳名列第40名。

为了办理出国手续，马步芳一行在香港逗留了20多天，有时马德清奔走于广州香港间。最后包了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3架，大人小孩共计200多人，从香港飞往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由于种种原因，一日可达的航程，经3天才算到达。

马步芳飞抵利雅得后，沙特阿拉伯国王特地接见他，并赠送小汽车一部，马步芳婉言谢绝。同时私自购卖小汽车4部，和一些亲属前往麦加去朝觐，并到麦地那朝拜穆罕默德陵墓。朝觐毕后，由于当地气候太热，都避暑于塔伊夫省。两个月后马步瀛因中暑去世，马步芳和随行人员又从塔伊夫省迁住于吉达海港。不久，马步芳前往埃及开罗。

马到开罗不久，购置了产业，做起了寓公。

1957年，通过其在台湾的儿子马继援活动，台湾当局给了他“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头衔，1960年辞职后侨居该国。

1975年，马步芳因病死于沙特阿拉伯。

马步芳阴沉持重，极富心计。在二十多年的政治军事生涯中，无论是操控内部还是周旋中央政府，他处事果决，思虑周密，诸事分寸把握有度，拿捏得当，同时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踢开叔父兄长，独揽青马军政大权，恩威并重统驭宗亲部属；外，授封疆大吏，以甘、青为根据地，浸染新疆西藏，征伐藏区，追堵红军。他做的每件事都可为自身和其“团体”攫取最大利益。

马步芳是个政客，虽自幼就混迹于行伍，但军事指挥上没什么建树，他只参与战略决策，除了征讨藏区因离得近管管筹划外，其他很少具体介入战役战斗指挥，也很少上前线。这一点和他的父亲马麒不同，马麒喜欢“亲征”。打西路军马步芳请出老将马元海挂帅，解放战争陇东战事中则干脆把军队交给儿子指挥。但他决不是不过问，对前线战事，他通过现代通讯工具时时了解情况并督导。

50年代末，台湾当局想乘国际反共反华、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矛盾和青海藏区、甘南地区发生过一些民族纠纷和冲突的机会，妄图策划“反攻大陆”。马步芳也抓住机会吹嘘，由他指挥的游击队仍在大西北坚持反共斗争。他还诡称，大陆来朝拜的人员当中就有他的游击队代表和联络员，是来接受他的指示，并再三请他回去领导反共大业的。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因张国焘的分裂思想导致宁夏战役流产。无奈之下由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的红军西路军渡过黄河，独自踏上了西征的道路。

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穷凶极恶的敌人，刚刚经过万里长征，粮弹奇缺的西路军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浴血拼杀。初期，红军进展较为顺利，在干柴洼第一仗，就击溃了马家军的精锐骑五师和马步芳的起家部队一百师。但在攻克古浪后，九军遭到绝对优势的马家军的拼命反击，虽然重创敌军，自己也损失巨大。

随后，由于作战任务的几经变迁，西路军时驻时走，不但没有完成战略任务，反而给了马家军集中兵力的时间。诸马先后调集了十七万人的大军，对西路军进行了疯狂的攻击。马家军的骑兵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结。面对英勇作战的红军，马家军在屡次吃亏后及时总结了战术：在进攻时驱赶民团冲在前面，精锐部队积蓄力量待机；攻击时每人仅带两三排子弹，打完了乘马回去取，以防红军得到补充；攻城时往往“围三阙一”，红军撤退时，以骑兵穷追；红军一驻就打，不给其发动群众、安置伤员、整补力量的时间；作战时采用人海战术、波浪战术，决不给红军稍作喘息的时机。

对于转战万里的红军来说，河西走廊无疑是最不适于作战的地域。地广人稀的、一马平川的地理环境，骑马作战、来去如风的敌人，都使我军最擅长的运动战、夜战、伏击、奇袭等难以施展，而被迫多以阵地战和敌军拼消耗，并难以获得补充。经过永昌、高台、倪家营子、三道流沟等多场血战，在给予马家军多次重创的同时，自身伤亡殆尽，五军军长董振堂、九军政委陈海松、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等先后阵亡，余部退入祁连山。部分部队在李先念、程世才的率领下到达新疆，仅余420余人。

西路军失败后，马家军诸头目在狂欢庆祝的同时，一面向蒋介石致电邀功，一面对西路军被俘人员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

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余人；战死者约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过去，只是对马步芳的残暴凶狠有所耳闻，通过西路军的遭遇，有了切身的体会。尤其是马步芳杀害了西路军被俘虏的战士，仅在张掖，就杀害了3200多人。杀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

据亲眼目睹马家军暴行，后来被营救回延安的西路军战士揭露，马步芳纵容手下残酷虐杀战俘，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如抽肠扒肚，就是把被俘红军的肚皮用刺刀割开，将肠子拉出，拴在马尾上，然后打马奔跑，受害者肠肚拉出，痛苦到死。有些马家军的官兵听说用人血蘸馍吃可以治病、壮胆，就拉出红军被俘战士当场砍死，拿热馍蘸着人血吃。马家军还拿被俘红军战士当活靶打，练习枪法或打赌取乐。对被俘女红军战士，还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

1956年修建西宁烈士陵园时，曾从西宁南门外万人坑等处，掘出西路军烈士头骨1800个，其中有女性和未成年者。刽子手马英(马步芳之表弟)，解放后曾有如下口供：1937年春，他曾两次参与屠杀西路军被俘将士，都在西宁南门外万人坑处。屠杀前数日不给西路军被俘将士吃饭，使其失去反抗能力。屠杀时在深夜，先以为西路军将士看病为名，将其诱至万人坑处；然后一刀一个，砍入万人坑中。有不死者，补之以枪弹和乱石；再后，以土埋之。数日后，坑上浮土仍起动不已。待到夏季，尸臭难闻，又复以土盖之。屠杀时，马英曾亲自听到，西路军将士有大骂马步芳匪徒者，有高喊共产党万岁者。当时的《青海日报》某编辑曾目睹，剑子手将一七、八岁小孩，绑在一女红军身上，然后一刀将女红军砍入坑内，小孩大叫一声“妈”也堕入坑中。其惨烈之壮，使人目不忍睹。更有甚者，在抑解西路军被俘将士到青海的途中，马步芳之弟马步瀛竟将三十名红军的“活人胆”取出，做了眼药。

马步芳为人荒淫无耻，在国民党上层中少见。

在大陆时，他曾公开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部属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难逃他的魔爪。在埃及，马步芳仍然难改其风流本性，酒店的女侍、舞厅的舞女、随他到开罗谋生的部属的家眷，都被他奸淫。甚至连他的外孙女，也遭其强奸，后生下一个儿子。为了掩人耳目，马步芳亲手将这个婴儿杀死。据后来旅居中东的回族侨民向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控拆，包括汉、回、满、蒙、藏、哈(萨克)、撒(拉)等各族女性在内，被马步芳蹂躏过的，不下5000人。

马步芳刚到沙特时，也常带着一群姨太太去麦加朝觐。阿訇见了大起诧异，认为一个男人不可能有这么多妻妾，必定是他拐了别人的老婆。因此当面骂他道：“你这人带别人的太太来朝觐天房，把天房亵渎了。我要打你的耳光，赶你出去，还要报告政府，驱逐你出境！”吓得马步芳赶快把太太们就近送人，别人说养不起，他又贴上一点钱。等到朝觐结束后，又去硬讨回来，被人传为笑料。

1961年春，马步芳为台湾当局的“外交事业”制造了一起大丑闻。起因是五姨太马月兰的反戈。马月兰是马步芳的堂弟马步隆的女儿，马步芳去开罗时，她和家人随行。马步芳看上了侄女的美貌，要纳她为妾，还威胁马步隆夫妇说：“你们不把她给我，我要你全家都活不成！”就这样，马月兰成了伯父马步芳的玩物。

马步芳来沙特当“大使”后，马月兰被关在吉达海滨的住宅里，不准与任何男人接触，还常遭到马步芳的殴打，而其父母和弟妹，则远远避开。不料后来，马步芳又瞄上了马月兰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妹妹，要她写信召她们来马公馆“一同生活”。马月兰无法忍受这种母女姊妹同受蹂躏的耻辱，断然拒绝，于是马步芳更竭力折磨她。

刚巧，这时台湾当局又给自己驻沙特“大使馆”派来一个“参赞”宋选铨。宋的妻子是外国人，思想开明，很同情马月兰的处境，于是帮助她逃出虎口，藏身于自己的住宅。接着，马月兰不断向台湾“外交部”、“监察院”、“立法院”等处发出控告信，要求他们责成马步芳速将她被扣押的护照发还，好让自己去台湾控诉这位伯父兼丈夫的“大使”的罪行。

马步芳知道后，下令在“大使馆”内挖了个坑，准备活埋宋选铨，又亲自带领数人去砸宋的家门。宋选铨和马月兰跑到阳台上向外大声呼救。沙特警方立即派来警察，当场将马步芳一行人拿下。但是马步芳是“外交使节”，享有豁免权，而其余的人则被送往警局关押。

这时，台湾当局“外交部”派来调查此事的官员闻讯赶到，力劝马步芳以“党国声誉”为重。马步芳马上向其下跪磕头，请他不要把“党国”和“家事”混淆。接着，马步芳爬起来，与站在阳台上的马月兰对骂。

马月兰会讲阿拉伯语，忽而用中国话回骂马步芳，忽而用阿拉伯语向围观的沙特行人作公开揭露。当时约有近800人围在现场，造成了交通堵塞。最后，由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出面调停，把马月兰护送出境。接着，从黎巴嫩直至港英当局，马月兰一路控诉，一路为之大开绿灯，竟使马步芳原以为她到了贝鲁特便无法动弹的盘算落空。

不久，马月兰逃到台湾，出现在台湾“监察院”的控诉席上。继而，沙特华侨的联名控告信似雪片飞来。台湾报纸上尽是“踏花归来马蹄香，风流大使太荒唐”、“后宫多佳丽，侄女充下陈”等标题。“监察委员”们亦纷纷以“败坏邦交，贻误国是”、“乱伦逼婚，迫害侨胞”等罪名，提出劾马案，直至要追究“外交部”、“行政院”的责任。

马步芳自然不会送上门来受审，台湾当局更是想尽可能遮盖丑闻，最后，由马步芳“自请辞职”了事。马步芳在沙特弄得声名狼藉，中东各国也不欢迎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丑类。从此他就一直躲在公馆里消磨时光。

沙特华侨很多，都是虔诚的穆斯林。马步芳还想再过“土皇帝”的瘾，于是行贿台湾当局，最后谋得了台湾当局驻沙特的“全权大使”。可是马步芳的阿拉伯语讲得很差，也最怕参加任何“外交宴会”，每日很少去“大使馆”办公。他的汉字水平也很差，接近文盲，一应公文都写个“阅”字，再交秘书们核办。

马步芳压迫当地侨胞的手段相当毒辣。沙特的华侨多以缝衣制帽为生，马步芳把所有的缝纫机都买下，迫使侨胞用高价向其转购。各国的华侨来麦加朝圣，也遭其盘剥，否则就诬以“通匪”等“罪名”，让沙特方面不予签证。而原先就在沙的侨民，护照大多被其扣押在手，更使其颐指自如。

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大做走私生意。过去国民党政权拨给他的大批军费，都被他兑换成黄金后私吞了，听说黄金在印度黑市上值钱，便组织偷运倒卖的勾当。

随着国民党在各个战场军事上的失败，西北的局势亦岌岌可危，此时，三马亦开始了分化。马鸿宾于1948年7月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后，国民革命军第81军军长职务由其子马敦靖接任。1949年初，蒋介石想以第八十一军和甘肃白海风的骑兵师合编为固海兵团，以马敦靖为司令，希望马鸿宾部配合马鸿逵、马步芳部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对蒋介石的命令，马鸿宾不能不执行，但是，此时，马鸿宾已愈来愈感到前途无望，他约束部队，静观局势发展再作出抉择。

1949年4月，张治中作为国民政府方面和谈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谈判，遗下西北军政长官一职，成了马鸿逵与马步芳争夺的目标。西北军政长官一职，在二马的眼中，就如同“西北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宝座，虽然在蒋家王朝分崩离析之际，二马仍不放过这一机会。当时，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以副长官名义暂时兼代理军政长官职务。马鸿逵认为，要想获得西北军政长官之职，必须要到兰州活动，同时，要想办法挤走郭寄峤。于是，4月下旬，马鸿逵以养病为名住到兰州，每日宴请各方大员，请他们为自己制造舆论。他还邀请马步芳、马鸿宾来兰州，共商西北大局，俨然以“西北王”自居，但马步芳、马鸿宾并不买他的账，来电拒绝。与此同时，马鸿逵抓住郭寄峤准备发行三百万元公债一事，大肆揭露和指责，弄得郭寄峤狼狈不堪。就在马鸿逵得意洋洋，以为大功告成之际，忽然从广州方面得到消息：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打算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

原来，就在马鸿逵在兰州大肆活动的时候，马步芳却悄悄地走上层路线，施展“黄金外交”。青海生产黄金，马步芳依靠手中掌握的黄金，很轻易打通了李宗仁、阎锡山等的门路，李、阎等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在此“戡乱”的紧要关头，只能用野马。当然，黄金有很大的效用，而马步芳的实力胜于马鸿逵，这也是李、阎任用马步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马鸿逵比马步芳长十一岁，是马步芳的长辈，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1945年12月即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军衔、职位都比马步芳高，败在马步芳手下，令他十分恼怒。然而，自己的实力终逊一筹，只得让步，另做打算。5月上旬，马鸿逵约马步芳到西宁与兰州之间的享堂会面，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协定：马鸿逵保举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保举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并且将宁夏兵团开赴陇东，与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领的青海兵联合作战，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以保住甘宁青。于是双方各怀鬼胎分了手，马鸿逵回到兰州后，一面致电国民党中央保举了马步芳担任西北军政长，一面电令宁夏国民革命军第128军军长卢忠良出兵陇东，与青海兵团组成宁夏联合兵团合力进攻陕西。

国民党行政院明令发表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不久又实任）。马步芳率领自己的一套班底从西宁赶到兰州上任，原长官公署的要员几乎全部撤换，只留下属桂系的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等人。另外，马步芳故意留下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抵制马鸿逵，等时机成熟再逼他让位。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发动各地大肆献马献旗，派代表来兰州祝贺，为自己大造声势，完全把马鸿逵撂到一边。

马鸿逵在兰州左等右盼，也不见马步芳保举自己当甘肃省主席，一怒之下电令宁夏兵团往后撤。此时，宁夏兵团近十万人由马继援指挥，正在进攻陕西，但由于二马交恶不和，彼此无法协同行动。马继援在进军时，故意把宁夏兵团摆到正面第一线，而宁夏兵团则只听命于马鸿逵，对马步芳父子的命令根本不理。这样，宁夏兵团进攻陕西很快遭到失败，两部争相往后撤退。青海兵团撤退在先，想截住宁夏兵团退路。宁夏兵团一夜猛冲，冲过了马继援的警戒线。

马鸿逵当不成甘肃省主席，心里感到很气愤，又无从发泄，还是最得专宠的四姨太刘慕侠给他出了主意，趁马步芳暂回西宁之机，到广州见李代总统。马鸿逵到了广州，见到李宗仁，但李宗仁并不支持他，想飞往台湾见蒋介石，但李宗仁又不予批准。马鸿逵唯有再电令宁夏兵团继续后撤，结果，很快丢失了长武、泾川、平凉等重镇。

马步芳公馆始建于1942年6月（民国31年），耗资3000万大洋，次年6月建成，为马步芳私邸，取名为“馨庐”。在马公馆里许多建筑的墙面镶有玉石，故人们亦称为“玉石公馆”。公馆由多个院落和不同形式的房舍以及花园组成，各个院落的房舍布置有序，结构严谨。构成了统一和谐的整体。位于公馆南端的后花园栽种了名贵的花卉和树木，还有亭榭，著名的“晓泉”也在其内。

“马步芳公馆”是青海省保存最为完整的民国时的建筑，也是全国唯一一座选用玉石建造的官邸，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浓郁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1986年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馆”保留下来的院落占地近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800余平方米，共有房屋298间，分别由前院、中院、南院、西一号院、西二号院、西三号院以及后花园等7个独立而又联系的院落组成。

公馆的六个院落，第一个是办公和接待宾客的院子，这个院子里有玉石厅，贵宾厅和东西两厅等；第二个院落是正院，是马步芳居住和工作的地方，这里是当年青海省的政治、军事中心，这个院子里有马步芳居室，他儿子马继援居室；马继援夫人张训芬居住的小楼；另外还有副官、参谋楼及北会议厅和南接待厅；第三个院子是女眷楼，它是女宾住宿的地方，是古典廻廊木结构的中式二层楼四合院，一楼是女佣住的，二楼是女宾住的，这个楼当年绝对禁止男人入内；第四个院子是小花园，大伙房和小伙房也在此院；第五个院子是马步芳亲信警卫部队的驻地，称为“警卫楼”。院子里还有古油坊，古水磨；第六个院子是仆役、车夫住的地方，现开辟新作为游客的用餐场所。

2004年将公馆修复，开辟为西宁市市区内唯一的人文古迹旅游景区，在这里游客可以通过实物，了解到青海近百年的一段历史和马步芳及其家人在青海的生活情况。

景区2007年已经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2016年12月，马步芳公馆4A级景区被摘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