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秋（1904-1968），1904年生于浙江省崇德县石湾镇（现桐乡市石门镇）。她是红军长征时期级别最高的女将领，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等重要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担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1904年11月15日，张琴秋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石门镇的一户小康人家。1912至1920年，张琴秋在石门振华女校读了8年书。在这里，张琴秋结识了她的小学同学孔德沚，这对她的第一次婚姻乃至一生都发生了重要影响。从振华女校毕业后，张琴秋先后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和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校读书。在上海读书期间，张琴秋经常去看望也在上海的孔德沚，很自然地认识了孔德沚的丈夫沈雁冰（茅盾），接着也认识了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

早在1921年4月，沈泽民就经沈雁冰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在沈雁冰的支持下，张琴秋考取了南京美术专科学校。正巧，党派沈泽民去南京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两人于是同行。入学不久，张琴秋由于家庭困难，便辍学回到母校振华女校担任代课教师。

在半年多的代课日子里，张琴秋开始真正接触到社会，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她看到了军阀统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感到非常茫然。张琴秋把自己郁积在心中的烦恼和苦闷，全盘写信告诉了沈泽民。她的直率和富于反抗的见解使沈泽民深为感动，他发现年轻的张琴秋是一位有志向，有理想，善于思考的青年，便多次热情写信帮助，并先后寄去《社会科学概论》等许多进步书刊。在沈泽民的帮助下，张琴秋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努力追求真理与光明。这一时期，他们通信频繁，感情也日渐升温。

1924年初，张琴秋辞去母校的代课教师，来到上海，寄宿在沈雁冰家。恰巧沈泽民此时也已回上海担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泽民建议张琴秋报考上海大学。张琴秋听从了他的建议，顺利地考取了该校社会学系，与时任该系系主任的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同为社会学系的同学。1924年4月，经杨之华和中共上海地委负责人徐梅坤的介绍，张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1月转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张琴秋与沈泽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25年11月，张琴秋与沈泽民举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礼。婚后与沈雁冰夫妇、瞿秋白夫妇比邻而居，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充实的生活。不久，杨之华又介绍孔德沚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沈雁冰夫妇、沈泽民夫妇都成为共产党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

1925年11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张琴秋与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一百多人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春，沈泽民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国职工代表团来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大会，会后也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5月，张琴秋生下了女儿张玛娅。由于生孩子，张琴秋留了一级，与博古、杨尚昆、李伯钊等成为同学。

1930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学生回国分配工作。1930年4月，周恩来同志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邀请，赴莫斯科。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沈泽民和张琴秋绕道法国，乘法国邮船回上海。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毅然决定把孩子留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医院。

在1931年1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沈泽民被刚取得中央实际领导权的王明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王明派沈泽民作为中央代表，并担任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但不久，在党内资历很深的张国焘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

在去鄂豫皖苏区的路上，张琴秋和沈泽民化装成巨商夫妇，一个是西装革履的阔老板，一个是雍容华贵的阔太太。1931年5月上旬，他们来到苏区的中心金家寨。在鄂豫皖苏区，张琴秋任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张琴秋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腰束皮带，斜挂短枪，显得英姿飒爽。当时红军女战士屈指可数，而女指挥员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年仅27岁的女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显示出了文武全才。张琴秋组织宣传队时，亲自教姑娘们跳苏联海军舞、乌克兰舞。后来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她又组建了四方面军剧团，给大都是童养媳出身的演员们上文化课，并编写剧本。在带剧团慰问部队和伤病员时，张琴秋自己也登台演出。

1932年秋，在蒋介石20万大军的“围剿”下，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在决定红军的行动方针的黄柴畈会议上，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负责人都赞成红军主力跳出鄂豫皖根据地，越过平汉线，伺机歼敌后再返回根据地。但沈泽民却不愿走，表示要留下来坚持斗争。他说：“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我的岗位在苏区，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我的职责是和苏区人民在一起，坚持武装斗争，保卫苏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张国焘最后同意将沈泽民留在根据地，此时已担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师长王树声）的张琴秋随大部队转移。客观地说，当时转移是正确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转移保存了革命力量。但沈泽民舍不得离开根据地，为自己埋下了后患。

由于长期的劳累，而营养又不良，沈泽民的肺病复发了，经常吐血不止，这让张琴秋非常担心。大部队转移前，张琴秋与沈泽民见了一面。张琴秋要沈泽民先去上海治疗肺病，但沈泽民已和鄂豫皖苏区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不愿意离开。

张琴秋没有料到，这一别，竟成了他们夫妻的永别。主力红军转移后，在敌人的严密“围剿”下，留守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沈泽民又感染上了疟疾，生命垂危。沈泽民对工作满腔热情，却缺乏领导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徐向前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谈到沈泽民时说：“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工作热情积极，是个好同志，但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派幼稚病。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的很。”经过实际斗争，沈泽民已认识到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并给中央写了工作报告，分析了失败的原因。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还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沈泽民勇敢地承认错误，决心转变，还提出了正确的方针，这是很难得的。弥留之际，沈泽民将瞿秋白送给自己的怀表转赠给徐海东，留作纪念。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病逝，年仅33岁。为了纪念沈泽民，当时由瞿秋白任校长，毛泽东、林伯渠等任校务委员的“苏维埃大学”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

1963年4月15日，沈泽民的迁葬追悼仪式在红安隆重举行。张琴秋携女儿玛娅参加了迁葬仪式。抱着沈泽民的墓碑，张琴秋泪雨纷飞，心如刀绞。在回顾沈泽民时，张琴秋曾深情地说：“泽民同志是我一生中的良师益友。通过他，使我找到了党。从此，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救出了我这条温柔的、又好似迷途的羔羊。否则，像我这样的人，至多不过当一名贤妻良母罢了。没有党的引导和帮助，决不会走上革命道路。这是我永远也忘怀不了的。”建国后，张琴秋在北京担任领导工作，在她的床头，一直放着沈泽民的两张照片，寄托了她对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丈夫的无限思念。

1932年10月1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转移，向西挺进，转战了三千多里，最后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转移途中，在小河口会议后，张琴秋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大巴山区立足稳固后，张国焘开始秋后算账，罢免了曾对自己独断专权提过意见的张琴秋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一职，贬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江县（今通江县涪阳坝）县委书记。

1933年夏，张琴秋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后任妇女独立团团长兼政委，1935年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6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会师后的红二、四方面军，张琴秋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20人任西北局委员，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1936年7月，在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结婚，开始了她的第二次婚姻。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已怀孕的张琴秋作为组织部长，担负着繁重的干部调配工作。不久，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要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张琴秋送到西路军总医院，以使她能安全分娩。

但在临泽守卫战失败后，西路军后勤单位被迫撤离。在撤离途中，“马家军”的骑兵穷追不舍，张琴秋恰巧在这个危急时刻分娩了。由于战场的特殊环境，这个婴儿没有存活下来。这次分娩给张琴秋留下了严重的妇科病，使她此后再没有能够生育。

由于敌众我寡，西路军虽英勇杀敌，但仍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包括张琴秋在内的20多位师团级干部参加。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宣布，他和徐向前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余下的部队组成几个支队，就地分散活动。当晚，陈昌浩和徐向前悄然离开了部队。临别时，由于西征失败，陈昌浩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与张琴秋说什么话。

张琴秋在分散突围中不幸被俘；“马家军”审讯她时，战友怕她那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抢着替她回答说叫苟秀英，四川人，45岁，伙夫。就这样，张琴秋在战友的掩护下，暂时躲过了劫难，被押送到西宁羊毛厂做苦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了。当敌人知道她原来就是早已闻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时，顿时欣喜若狂，感到“立大功”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派人悄悄地把她和其他两位女战士一道押送南京邀赏。

1937年8月，张琴秋被押解到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不久，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经与国民党交涉，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接出狱。10月，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回到延安，张琴秋犹如久离母亲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倍感到党的亲切、组织的温暖。她看到延安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激动得热泪盈眶，迫不及待地向组织要求工作。

在张琴秋的多次请求下，她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进行短期的学习。1938年春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任生活指导处主任，后调抗大女生大队任大队长。1939年“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倡导建立女子大学。不久，张琴秋又调到王明兼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任教育长。她不仅是个经验丰富的组织领导者、训练有素的军事教官，而且也是个出色的教育行家。张琴秋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火一样的工作热情，深入浅出的教学艺术，以及高超的组织才能，都给在女大工作和学习的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大家赞扬她说：“我们的教育长又能文，又能武，真是个文武双全的女将军。”

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辗转回到自己的故乡武汉，后来回到延安，在中宣部当了一名普通的科长，同时在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兼课。在延安，他们夫妻团聚了。每逢周末，张琴秋就到陈昌浩那里，并悉心照料着陈昌浩与前妻刘秀贞的小儿子陈祖涛。陈昌浩过去的老部下王树声、李先念、李天焕等，这时也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节假日也常到陈昌浩居住的窑洞里去看他和张琴秋。

由于过度劳累，陈昌浩的胃病复发，久治不愈，在缺医少药的延安无法根治。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骑马时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共中央于8月20日作出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医治。同时毛泽东也批准陈昌浩可以携陈祖涛一同去苏联治病。8月27日，周恩来、陈昌浩、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以及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高岗之子高毅、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在延安机场登上了一架道格拉斯飞机。张琴秋也到机场为陈昌浩送行，两人依依惜别。

在陈昌浩去苏联治病并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而无法回国不得不长期滞留苏联后，他与张秋琴的婚姻便名存实亡，组织上同意了张琴秋与陈昌浩解除婚姻关系的请求。和陈昌浩解除婚姻后，张琴秋在对待陈昌浩的前妻和孩子上，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对他们进行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受到人们的赞扬。

1943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苏井观结为夫妻。

苏井观是河南潢川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入党。1931年春，张琴秋与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时，苏井观已在红军卫生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张琴秋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被张国焘解除后，调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担任政治部主任，和苏井观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巧的是，苏井观此时也蒙受不白之冤，不再担任医院的领导职务，被降为医院附设的卫生学校校长。

张琴秋担任医院政治部主任之后不久，就主持审议了苏井观的“案情”，确认他在政治上是清白无辜的。然后报经上级批准，在全院召开的党团员大会上，宣布恢复已被停止了一年半的党籍。不久，苏井观被任命为总医院院长。他们相互配合工作，关系就更为密切了。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时而分开，时而相聚，并都经历了红四方面军长征时三过草地、两爬雪山和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的全过程。这两段经历，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张琴秋在河西走廊兵败之后被俘，苏井观则要比张琴秋幸运一些。他跟随李先念指挥的支队，终于冲破敌人的重围，走出祁连山，到达新疆星星峡，被奉党中央指示来接他们的陈云接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去苏联。

1941年苏井观从苏联回延安以后，知道张琴秋和陈昌浩的婚姻已经解除，他和张琴秋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每逢节假日，苏井观都要派警卫员陈明镜牵着马，去把张琴秋接到柳树店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卫生部来相会。

1943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苏井观和张琴秋结为夫妻。婚礼在苏井观居住的窑洞里举行。徐向前和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许多老战友都赶来向他们庆贺。新房的墙壁上张贴着原红四方面军老战友撰写的一副对联：“两位老家伙，一对新夫妻”。

这副对联令人颇多回味。此时，新郎苏井观已经三十八岁了，而新娘张琴秋还比他大一岁，都已不再年轻。无论是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是在革命的征程中，他们都经历了艰难曲折和酸甜苦辣，老战友们都是完全了解与深切同情的。

与苏井观、张琴秋交往很深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未能参加他们的婚礼。1943年7月，周恩来、邓颖超由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当时延安的一家饭馆里宴请了苏井观和张琴秋，向这对新婚夫妇表示庆贺。周恩来和苏井观频频举杯，相互敬酒。对他们的婚事，周恩来感到很满意。

建国以后，苏井观、张琴秋夫妇双双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部长：一个在卫生部，一个在纺织工业部。他们相敬相爱，过了一段十分美满幸福的生活。

1962年，苏井观被发现得了癌症。怕妻子担心，他一直将自己的病情瞒着张琴秋。其实医生在确诊之后，便通知了作为病人家属的张琴秋。出于同样的心理，张琴秋也对苏井观“守口如瓶”。就这样，夫妇俩人就相互保守着同一个已不成为秘密的“秘密”。

1964年5月26日，苏井观终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而病逝。苏井观和张琴秋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如今苏井观先她而去了，但他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张琴秋的眼前，许多往事也不时涌现心头。为了寄托她的哀思，并让更多的同志了解苏井观，张琴秋写了一篇悼念苏井观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井观同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我影响很深。二十多年来，我从未看到他愁眉苦脸过。什么艰难困苦，他都能忍受得住。别人有苦恼，经过他的开导，往往如释重负，心情变得愉快起来。”

张琴秋在纺织工业部工作了近20年，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祖国的纺织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就是这样一位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的女将军、女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坠楼自尽而亡）。

张琴秋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又曾是陈昌浩的妻子，西路军失败后还被俘过，尤其是发生在50年代初期的一件事，更使她蒙受不白之冤。有一次，张琴秋听毛泽东作的内部报告。当毛泽东讲到“有些人‘夜郎自大、好大喜功’”时，张琴秋就顺手把这八个字写在自己笔记本扉页毛泽东像的上边。没想到“文革”期间，张琴秋就因此被定为“反党分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琴秋的冤情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6月23日，党中央为张琴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先念、王震、余秋里、陈锡联、胡耀邦、徐向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徐向前元帅亲自主持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给予张琴秋以很高的评价：“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她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忘我地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张琴秋化装刚刚潜入鄂豫皖根据地时，同志们都说沈泽民带来一位漂亮的夫人，对这个洋学生出身的女人能否当好军校政治部主任还有怀疑。

不过张琴秋第一次出场，就给普遍出身于农民的干部学员留下了突出印象。早操集合时，她身着灰军装扎着绑腿，英姿飒爽地出现在彭杨军校的操场上，以非常标准的军人姿态和响亮的口令使大家感到惊叹。进行政治动员时，她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和雄辩的口才更令人信服。原来，张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便预见到回国可能带兵，她不仅在校内的队列训练中非常认真，还同男人一样在夏季去搞野战演练，从摸爬滚打一直学到连、营、团的战术指挥。

这位27岁的女政治部主任，还显示出了文武全才。张琴秋组织宣传队时，亲自教姑娘们跳苏联海军舞、乌克兰舞。到了川陕后，张琴秋又组建了四方面军剧团，给养媳出身的演员们上文化课、编写剧本。在剧团慰问部队和伤病员时，张琴秋也登台演出。

1933年，川陕苏区反“围攻”时，一次，川军一个团从小路包抄到四方面军总医院附近。当时，张琴秋身边只有地方武装妇女赤卫营500人和医院保卫科的几十个男同志。她沉着地根据高山狭谷的地形安排了一个包围阵，待敌军进入山谷中突然卡住两头，然后她带领身边的人进行喊话宣传，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敌军进退不得，平时受军阀欺压的士兵又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宣传，都停止开枪倾听喊话。恼怒的敌团长以手提机枪扫射不肯开枪和前进的士兵，激起了反戈相向。

张琴秋乘敌内乱，率领妇女赤卫营冲下去，将全团敌军缴械。此事很快在全川传扬，《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都登载了“五百农妇缴一团”的奇闻。国民党的一些报纸，还把张琴秋说成“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能人。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攻占炉霍。在总部驻道孚其间，张琴秋与我军优秀的高级将领陈昌浩结婚。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及骑兵师、妇女先锋团等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组成“西路军”，转战河西，承担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并接通“远方”（苏联）的任务。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张琴秋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王定国老人回忆起他们俩位感叹道：“这对革命夫妻当时让多少人羡慕，他们双双都是留苏的学生，人长的漂亮，用现在的话那绝对的是俊男靓女。而且他俩都是我军的高级将领。但是在那残酷的战争年代，他们的命运都很坎坷。每每想起来，都觉得十分惋惜。”

2006年8月22日，92岁的刘鹤孔在北京家中接受记者专访时说：“我当时是西路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是张琴秋的部下。她这个人工作能力强，人品好，我们大家都很敬重她。在河西走廊与敌人血战时，张琴秋正怀着孩子。”倪家营子血战中撤离出来的西路军将士，正在向东急进。这时，挺着大肚子的张琴秋要生孩子了。“我们当时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手忙脚乱的不知所措。苏井观当时是西路军卫生部长，他叫我们赶快找来大衣、布单子，几个人背对背围成一个圈。孩子生下后，哭声非常响亮……”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老人依然显得很紧张，嘴里不停地说：“那可是陈昌浩和张琴秋唯一的儿子，可当时敌人就在后面追，没有办法，只能把孩子扔在了雪地里……” 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警卫员告诉了我，我立即命令他和挑夫一起，把马驮的一部分文件烧掉，能扔的都扔掉，去驮张琴秋。后来他们回来告诉我，生了一个男孩子，很好看，可那时正值西路军惨败，在弹尽粮绝的冰天雪地之中，只好把孩子丢在雪地里了。他们走了好远，还能听见孩子的哭声……” 张琴秋产后非常虚弱，吴生霭想弄个担架来把她抬上，都没有办到。只好将她扶上李卓然送来的马上，她满含泪水，顾不上自己的孩子，骑上战马，随部队继续向前。刘鹤孔说：“天亮了，坐在马上的张琴秋，脸色苍白，但神情坚毅。血染红了她骑的马鞍。” 由于敌众我寡，西路军虽英勇杀敌，但仍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王定国回忆说：“张琴秋在分散突围中被俘，敌人在审讯她时，我们怕她的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抢着替她回答说叫苟秀英，四川人，45岁，是个做饭的。”就这样，张琴秋暂时躲过了劫难，被押送到羊毛厂做苦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了。当敌人知道她原来就是赫赫有名红军女将领张琴秋时，欣喜若狂，立即派人悄悄地把她和其他两位女战士一道押送南京邀赏。1937年8月，张琴秋被押解到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

不久，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经与敌人交涉，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营救出狱。10月，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

从新中国成立起，张琴秋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近20年，是第一代女部级干部中的佼佼者。

红军老战士王定国回忆说：“1955年授军衔时，张琴秋已转业到了纺织工业部任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虽然她失去了授军衔的机会，但是大家都称她是没有授衔的女将军。”她的丈夫苏井观则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夫妻两人都是部级领导，这在当时还是凤毛麟角的。

张琴秋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但她从不以领导自居。1953年，她率领纺织工业代表团去苏联访问，翻译人员不够，她就主动给随她出访的工程技术人员当翻译，回国后，“部长当翻译”一事于是传为美谈。

她根据20年代在上海动员纱厂女工的经验，又研究了解放后的新情况，多方设法解决女工的困难，以调动她们的积极性。

张琴秋到哪个工厂，都同职工一起在食堂就餐，她去世多年后，党内老一代人谈起张琴秋，都发出由衷的赞叹，她的光辉形象和传奇般的经历长留于大家心中。

第一任丈夫：沈泽民，育有1女：玛娅；

第二任丈夫：陈昌浩；

第三任丈夫：苏井观。

在红军重要将领中，张琴秋是唯一的女性；虽然邓颖超、蔡畅、刘英、贺子珍、钟月林、邓六金等老大姐也参加了长征，但从事的大多为机要、秘书、及党团妇女工作，没有在红军作战部队中担任高级职务。

1955年授衔时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少将军衔），在红军时代担任的最高职务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而在红军时期，张琴秋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陈赓、陈再道、王宏坤、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王新亭、刘华清等这些威名赫赫的共和国的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当时都曾是她的部属。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组成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两个方面军，张琴秋与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二十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同为西北局委员，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而她的这一职务往往容易被人忽视。

2000年出版的《张国焘传》，将张琴秋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傅钟等人并列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

由于建国后张琴秋担任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没有在部队工作，所以1955年没有给她授衔。否则的话，以张琴秋红军时代的资历，是完全可以授中将乃至上将以上的军衔的。

在《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由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介绍我军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将领的《解放军将领传》中，张琴秋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权威的《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认定张琴秋是红军唯一的女将领。

建党80周年前夕，北京一家著名报纸在“80位共产党员的故事”中，称张琴秋为“红军唯一的女师长”。但这是不准确的，张琴秋并未担任过其所说的“妇女独立师”的“师长”，而是“妇女独立团”的团长。但她后来所担任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却是远远高于师长。

从上海大学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张琴秋走上了革命道路。

张琴秋在纺织工业部工作了近二十年，她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祖国的纺织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长夜难明的中国千年封建社会，妇女一直受到君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四大压迫，直至五四运动才发出女性解放的最早呼声。张琴秋作为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不仅在求学和投身革命运动方面不让须眉，还跻身于过去一直是男人世界的战争领域，在铁与火的考验中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英勇战斗的精神。

近代火器战争使妇女可以作为辅助人员投身战场，组建独立的女子作战部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强调妇女解放时的创举。30年代前期，海南岛曾建立过“红色娘子军连”。川东北地区的男性多受烟毒之害，女性承担起艰难家庭劳动的主角，使她们具备了参军所需的体力和精神上的有利条件。张琴秋领导的妇女独立师（长征途中缩编为独立团），便是在此基础上解放妇女的一次尝试。尽管该团多数同志后来浴血祁连山下，其业绩却永留中国妇运史册。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央军委根据红军时期的经验教训，要求不再建立单独的妇女部队（应该说这是适合女性特点及残酷战争环境的规定），红军时期的女兵作战建制单位在人民军队历史上就此成了空前绝后的篇章。以往的组织形式虽然不再，然而当年张琴秋和她所率领的女战士们英勇战斗的无畏精神，却作为光荣的接力棒，传给那些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奋斗的一代代有觉悟的女性。

张琴秋，是红军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将领。她在革命战争及和平建设时期都有出色的业绩，是我党第一代革命新女性中的突出代表。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女党员，留学莫斯科五年回国，先后成为红军中唯一的方面军女政治部主任、唯一的女师长，解放后又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