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监狱陈列馆位于黄浦江畔的长阳路147号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内。提篮桥监狱是由10余幢楼房组成的建筑群，始建于1901年，启用于1903年5月，后经陆续扩建、改建，直到1935年才形成如今规模，并使用。由于建筑精良，规模宏大，提篮桥监狱曾号称“远东第一监狱”。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先后投入300多万元资金，将提篮桥监狱一幢6层高的十字监楼改造为上海监狱陈列馆。陈列馆于《监狱法》颁布实施五周年之际的1999年12月29日正式开馆。

上海自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建县起，就设有监狱。陈列馆内有复制的清代监舍的场景、木笼、木枷、手扔等实物，还有历史上对犯人实施答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的图片和斩首、凌迟、枷刑等照片。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从1843年开埠起到1943年止，上海相继形成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块相对独立的统治区域，并建有三套司法和监狱系统。为了保存历史遗迹，上海监狱陈列馆在各界支持下，把启用于1870年的上海公共租界第一座外国监狱——厦门路监狱的大门(包括门框、窗户、青砖墙、奠基的青石地等)作了整体搬迁，移建到了上海监狱陈列馆序厅的左侧，给陈列馆带来了浓厚的历史氛围。

在旧提篮桥监狱内建有防暴监房，即橡皮监。监室呈八角型，地坪、房门和四壁全是橡胶制品，可防止犯人自杀。还有叫“风波亭”的禁闭室。这种监室设在监楼的顶层，每间面积仅3．2平方米，设有木门、铁门双重警戒。房顶开有风窗，冬天寒风裹着雪花飘落室内，异常寒冷，夏天关上两道牢门，室内酷热难熬。这些国内罕见的特种设施仍保存，参观者都可在陈列馆内作一番亲身体验。监狱陈列馆还有大量的特色展品。如锁和钥匙，提篮桥监狱内的门锁外形象一本杂志的合订本，厚厚地固定在铁门上，有三道锁舌；钥匙有30多厘米长，系英国伦敦·赫脱公司制造。这些锁和钥匙仍能正常使用，完好如初。

1946年初，美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奉命在中国上海组建美军军事法庭，审判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杀害美国空军被俘人员的有关案件。军事法庭设在华德路（今长阳路）147号提篮桥监狱（时称“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又称“上海监狱”）内一幢6层监楼中。这幢监楼建于1933年，建筑面积5600平方米，有监舍140余间。它原先是狱内专押外籍男犯的地方，每间面积8平方米，采光和通风条件较好，室内配有固定的单人床、小桌、凳子和抽水马桶，设施较完备，时称“西人监”（现为上海监狱陈列馆馆址的十字楼）。

上海监狱陈列馆内的中国监狱史料展厅有展区面积240平方米，反映了中国4000余年的监狱史料，融知识性、资料性、历史性于一体。展厅分为中国古代监狱、中国近代监狱和非司法系统监狱三个部分。展出的史料下限止于1949年10月底。

中国古代监狱部分，扼要地介绍了上起夏、商、周，下至元、明、清历代监狱的狱名、别名及大量模型、照片，复制了宋代的囚车，展现了明代山西洪洞监狱内的虎头牢、狱神庙、灌沙墙、死囚洞、天罗网等实景及河南内乡县衙监狱使用的“匪类墩”等。

中国近代监狱部分陈列了辛亥革命后湖北武昌模范监狱的平面和立面模型，1925年在河南开封建造的呈放射状分布的“八封楼监狱”模型，同时还展示了清末和民国时期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安徽、云南、湖北、澳门、香港等省、市、地区的监狱建筑、犯人生活、劳动作业等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中国非司法系统监狱部分主要介绍了国民党当局的江西上饶集中营、贵州息烽集中营、重庆渣滓洞、白公馆，以及辽宁大连日俄监狱等情况。展厅中还陈列了上饶集中营内对关押人员使用的带有铁刺的单人木笼、双人木笼，日俄监狱犯人囚服和囚帽，以及各地旧监狱、集中营使用的刑具、狱具等。

中国监狱史料展厅的展品所反映的内容体现了上海监狱陈列馆立足上海、辐射全国的宗旨，为社会各界人士形象直观地了解中国监狱的历史沿革，了解中国历代监狱的建筑特点、行刑思想、刑罚执行、囚犯生活等方面提供了一个教育场所。

中国的“海牙”

中国境内首次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上海监狱陈列馆的馆舍建于30年代初，从1935年9月起是关押外国籍犯人的“西人监”。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先后关押过几百名日本战犯，如日本驻台湾总督、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等。在这幢监楼内，每间8平方米，没有固定的铁床、铁桌、铁凳和抽水马桶的监舍依然按原样陈设。

陈列馆二楼的大厅就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境内第一次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所在地。1946年1月至9月间，先后共有47名日本战犯在此监楼内受到盟军美军军事法庭的审判。受审人员中有日本第13军军长泽田茂中将、日本驻台湾第10军区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日本第34军司令、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第34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等。1946年4月22日上午，镝木正隆等5名日本战犯就在这幢监楼的室内刑场(绞刑房)内执行绞刑。上海监狱陈列馆特地辟建了日本战犯关押、审判和处决的展示区，通过图片、文字、实物向参观者揭示了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1997年8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如今提篮桥监狱日本战犯关押、审判、执行处已列为上海市抗日纪念地，并立碑存史。

在上海监狱陈列馆的三楼，参观者可以看到一间18平方米大小的房间，三面都是钢骨水泥，一面开有气窗，地板中间有一个1.8平方米的方孔，方孔两侧有两块活动地板。活动地板合上可任人跳动，扳动手闸，活动地板就“轰”然一声向两侧分开，显出一个方子L，二楼也有同样的装置，可以直通一楼的停尸房。活动地板的顶上装有一根绞刑架，并配有绞索。这就是国内罕见的室内刑场(绞刑房)。绞架、活动地板等均是50多年前的原物。解放后该绞刑房虽长期改作办公室。房梁上的绞架却没有拆除，地板上的方孔和活动地板都原物保存着，仅在上面又铺上一层地板，因此这座国内罕见的西洋式的行刑设备才完好地保存。如今这里是陈列馆最引人注目的场地之一。

特殊的大学校

上海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中心之一，又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还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九·一八”后上海又是爱国救亡运动的前哨。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上许多人物均在上海活动和工作过，其中有的被敌人杀害，有的被囚禁在上海的各监狱。上海监狱陈列馆通过实物、照片和文字等形式，对旧提篮桥监狱、江苏第二监狱(位于上海漕河泾)、马斯南路监狱曾经囚禁过的部分志士仁人和革命者作了比较系统的专题布展介绍，如曾被关押在昔日提篮桥监狱的任弼时同志、曾被关押在司法行政部直辖第二监狱(位于上海北新泾)的李士英同志、曾被关押在马斯南路监狱的著名诗人艾青等，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直观和形象的课堂，以旧提篮桥监狱为例，中国近现代有许多知名人物留下了他们不平凡的足迹。其中有一生曾七次被通缉，三次入狱的章太炎，谦称“马前卒”、写下《革命军》的邹容，中共早期马列主义理论家杨匏安、皖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江上青，延安时期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任粥时，全国解放以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上海市市长曹获秋，福建省委书记许亚，化工部副部长吴黎平，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袁也烈和刘鹤孔，著名作家、全国文联秘书长阿英、著名作家、湖南省文联主席周立波，以及在监狱刑场(如今该处已被列为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英勇就义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工人、共产党员王孝和烈士等。

新中国改造

上海监狱陈列馆综合馆内展出了上海解放以来，监狱机关惩罚改造罪犯、维护社会稳定所作出的工作成果。50年来，上海监狱系统共收押、改造了40余万名罪犯。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废除旧监狱对犯人的体罚制度，实行文明管理，建立各项纪律制度，严格各项管理，充分利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教育手段改造罪犯。陈列馆把上海监狱依法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通过大量的实物和图片向参观者展示。陈列馆内还陈展了上海各主要监狱的建筑模型和分布位置。过去这些一直属于内部机密的材料，公布于众，供人参观，体现了监狱机关执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在监狱陈列馆的二楼展厅里，陈列了罪犯在狱中创作的书法、美术和工艺品。一幅幅飘逸潇洒的书法、一帧帧色彩滨纷的绘画，一件件造型别致的工艺品，让人置身于艺术的殿堂。

反映上海监狱百年风云沧桑的上海监狱陈列馆，已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浓厚兴趣，参观者络绎不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等领导同志先后前来视察，并给予充分肯定和评价。

审判日本战犯

1946年4月22日上午8点，上海提篮桥监狱十字楼三楼的绞刑房打开了，日本第三十四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在几名美国宪兵的押解下，走进了这个18平方米的房间。美军汉姆上尉用日语大声宣布了死刑通知，随后是15分钟的宗教仪式。

8点15分，镝木正隆踏上绞刑房中间的活动地板，行刑人员将他手脚绑住，用黑布袋蒙住头部。镝木正隆的头顶上有一根管状型绞架，宪兵用绞架上的绳索将其颈部套住扎紧。

宪兵拉动手闸，镝木正隆脚下的两块活动地板向两侧分开，他从三楼透过方孔坠落，吊入一楼的停尸房。这个1938年进入中国、曾经残杀过无数中国百姓的刽子手瞬间毙命，成为在中国被处决的第一个日本战犯。

如今，监狱依旧，绞刑房依旧，当年镝木正隆脚下的活动地板依旧。当中国监狱协会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徐家俊为记者再次模拟活动地板打开的过程时，摄人心魄的巨响仿佛是一声怒吼，久久回荡。

1944年，战争胜利在即，盟国战犯审判委员会在伦敦成立，拟订了《国际战犯法院公约》和《联合国引渡战犯公约》，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表示要严惩战犯。

1946年初，美国中国战区兼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奉命在中国上海组建美军军事法庭，1946年1月24日上午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十字楼二楼开审。首批受审的就是以镝木正隆为首的18名日本战犯。数十名记者到庭旁听，庭审问答通过现代通讯设备向全世界播放。2月18日的又一次开庭，原美国空军飞虎队司令陈纳德也到庭旁听，军事法庭特地为他设立了首席旁听席。

1946年2月28日，法庭作出了判决，判处包括镝木正隆在内的5人死刑，12人徒刑，1人无罪释放。

通过时间和事实比对，这个法庭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境内第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

从1945年底开始，中国国民政府先后在北平、上海等10个城市成立军事法庭。上海军事法庭共审判日本战犯116人，其中判处死刑14人，无期徒刑22人。当时中国境内处决战犯的主要刑场，就是南京的雨花台刑场、上海的提篮桥刑场和广州的流水桥刑场。

1946年4月－1948年9月间，先后有19名日本战犯在提篮桥监狱中被处决，其中5人被美国宪兵队执行绞刑，14人被中国法警在室外刑场执行枪决。

不公平的刑法标准

从1946年1月到9月间，美军军事法庭在提篮桥监狱内共审判了8批共47名日本战犯，根据当时新闻媒体报道的情况统计，判处死刑10人，其中实际执行的为6人。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个法庭在相对集中时间内，收集证据，惩处战争罪犯，伸张正义、顺应民意。而且，这些审判在时间上又先于中国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为中国各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审判实践。

但是，美军军事法庭的审判同时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更多的注重日本战犯是否对美军或者美军盟友菲律宾人民犯下罪行。而许多日本战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则被忽略了。

比如，1940年4月发生在青浦的“青东大屠杀”中，被枪杀、刺死、烧死、酷刑致死的有名有姓的中国百姓就有803人，烧毁房屋4400间。这一重大惨案的首犯、侵华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却只被美军军事法庭判处5年有期徒刑。

当时的媒体报道这样写道：“各犯接受判令后，喜出望外，彼等初不料受刑如此之轻也。泽田茂弯腰领其同僚向法官深深一躬后，微笑而退，其后被告之辩护律师频频向法庭道谢，感其大恩。”

另一个史实是，不少被判处徒刑的日本战犯并没有按照实际的宣判年限服刑。如10名原被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只有6名执行死刑，其中1名还是被中国政府的军事法庭所枪决的。

历史的见证

上海提篮桥监狱始建于1901年，曾经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共有监室3900多间，曾被称誉为“远东第一监狱”。

根据史料和《申报》等当时媒体报道统计，在这里关押过的战犯前后有数百名。从1946年4月到1948年9月，先后有19名日本战犯在这里被处决。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中将、日本驻香港总督矶谷廉介中将、68师团师团长长堤三树男中将等一批日军高级将官都曾经在这里被关押过。

如今，当年关押日本战犯的牢房旧址仍在，每间大约有8平方米，安装着固定的铁桌、铁凳子、铁床和当时还比较稀少的抽水马桶。

1946年4月19日深夜，日本驻台湾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就在这样的囚室内，给冈村宁次写完了最后一封信，吞服密藏的毒药自杀，这是侵华战争中在中国自杀的日军最高将领。同年11月28日，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在提篮桥监狱脑溢血死亡，成为在中国境内病亡的最高将领。

上海解放后，监狱内那座绞刑房曾经在活动地板上铺设一层地板、一度成为监狱管理员的办公室，奇迹般地保护，并被修复如旧。

如今的提篮桥监狱仍然关押着犯人，当年审判、关押日本战犯的十字楼已经改为监狱博物馆。作为历史的见证，这里将永远记录着侵略者的可耻下场，记录着中国人民历经血与火后赢得的来自不易的正义审判。

汪精卫老婆被囚之谜

中国政法大学监狱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史志办原主任徐家俊先生，在查阅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撰写了此文。本刊现呈给读者，希望还历史以真实。

近十多年来，不少报纸、网络刊登过有关“陈璧君终身被囚之谜”一类的文章，其内容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在客观上也抬高了汉奸陈璧君的人格地位，在海内外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下面笔者根据所掌握的史料，撰写了解放后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的真实的陈璧君一文，以期还原真相，匡正史实。

我自1972年10月起，一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和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工作，并于1990年1月开始，从事上海监狱的编史修志工作，主持了《上海监狱志》和五本《上海监狱年鉴》的编撰出版，参与了《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等书籍的编写，参与了上海监狱陈列馆和上海公安博物馆的筹建。我全面查阅了陈璧君的改造档案，看了她在监狱中所写的全部材料，还访问了管理过陈璧君的有关干部，对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的服刑情况比较了解。我还访问过常到狱中探视陈璧君以及全程处理陈璧君后事的陈之长媳谭文素（陈璧君长子汪文婴之妻）的弟弟谭文亮先生。为匡正史实，笔者把真实情况概述如下。

陈璧君因犯“通谋敌国、谋图本国罪”，于1946年4月被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先后关押于苏州狮子口监狱、苏州长春巷吴县看守所、苏州司前街公安局看守所。1949年7月1日移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女监。她因高血压和心脏病，并发大叶性肺炎，于1959年6月17日晚上9点15分病亡于提篮桥监狱医院。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关押期间，先后5次在监狱医院住院治疗，累计前后共计1791天。这也就是说，她生命的最后的近10年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监狱医院里度过的。当时陈璧君的子女（三男二女）都在境外，陈璧君兄弟姐妹共11人，陈排行第四，当时在大陆的人员中，有其同父异母比她小11岁的妹妹陈舜贞，她先后住在上海巨鹿路和陕西南路，1958年11月迁南京（1963年病故）。陈璧君的后事是由谭文亮处理的。1959年6月22日，陈的遗体经尸检，在西宝兴路殡仪馆火化后，由谭文亮领回骨灰，通过邮局寄往广东。

宋庆龄、何香凝为陈璧君于1949年9月25日找毛泽东和周恩来一事没有事实根据。查《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和《宋庆龄年谱》均无记载。可以查到的是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出席新政协会议，当天晚上在中南海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问题协商座谈会。宋庆龄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期间出席了新政协全体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26日，宋庆龄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礼堂的集会，纪念苏联科学家巴普洛夫诞辰100周年。另外，各媒体上也没有1949年9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为陈璧君特赦之事找毛泽东、周恩来的内容，亦无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宋庆龄、何香凝的记载。

另外，按照监狱管理规程，政府机关来文或亲属来信，首先要经监狱管理人员签收。经审阅后，再转交给服刑的犯人。特别是对时任国家重要职务，极有社会影响的宋庆龄、何香凝的来信不可能不做记载。如果有来信，首先要通过监狱管理人员看阅后，再交给犯人。如果中央领导机关或中央领导对陈璧君有什么具体批示，在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都应该有备案。上海政法机关保存完好的档案材料中，根本找不出宋庆龄、何香凝写给陈璧君的书信的抄件和任何线索。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保存着的陈璧君服刑时的各种档案中也反映不出宋庆龄，何香凝写信给陈璧君的情况，更没有要陈璧君发一个认罪声明的原件或抄件以及相关的线索资料。甚至陈璧君狱中所写的各种自传和思想汇报中，都没有提到宋、何向她写信的任何情况。经核实1949年7月～1959年6月间，管理过陈璧君的人员也从未听到过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写信给陈璧君一事。

多年来，上海监狱系统对陈璧君的管理十分重视，提篮桥监狱及其上级部门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常有专报、简报上报或转送市公安局领导，并抄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如1956年9月2日，当陈璧君病情稍有恶化，思想有颓唐倾向时，劳改处就向上海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杨光池、马金铮送发简报。同年9月27日，劳改处又向市公安局领导报告陈璧君的病情。当1959年6月，陈璧君病亡后，上海市公安局党组还写报告给上海市委反映具体情况。

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在押提篮桥监狱服刑的陈璧君等汉奸犯没有被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他们仍持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的判决书。所以陈璧君在监狱服刑期间最大的思想问题，是表示不接受国民政府的判决，希望能更换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她多次说过、也书面写过这样的话：“我申请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我，我愿死在人民的判决下，不愿偷生在蒋介石所判的无期徒刑中。”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的服刑中其思想有一个转变过程，开始她不认罪，存在有“成王败寇”的思想。后来她经过学习和通过多次的生病住院治疗，切身感受到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感到人民政府确实是关心她、挽救她。在1955年7月书写的思想汇报中，她这样写道：“1949年7月1日，我到女监。初期是很不能心平气和的。以为成王败寇。但每天的《解放日报》和我幼子（指汪文悌，笔者注）送进来的书，令我心平气和。知道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后来见到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我更心悦诚服了。更后来，我挚友龙榆生（注：万载人，曾是陈璧君子女的家庭教师，中国著名词学家，解放前曾与陈璧君一起关押在南京。解放后在上海博物馆工作。）又送来许多进步书来给我学习，且每月寄一封勉励我努力改造的信来，我更加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了……。启发我的第一个思想转变的人是我的幼子和龙弟（指龙榆生）了。我从书报的学习、吸收、反省和先生们（指监狱管理人员，笔者注）的教育，更从广播的教育中得到更多的事实道理了。关于改造犯人思想的材料很丰富，有深奥的、有通俗的，都能适合各犯人的文化程度。我是一个自问很努力学习的人，也觉得恍如置身于革命大学，但可惜我的病亦随着我的年龄增加。”在她留下的各种文字中，完全看不到她拒绝认罪，准备一辈子坐牢的任何痕迹。

提篮桥在上海是一个享有盛名的地方。“送侬到提篮桥”是句拐弯抹角的骂人话。

这座当年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的著名监狱，已有100多年历史。这里曾囚禁过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其中包括章太炎、邹容，以及共产党人任弼时、张爱萍等。

抗战胜利后，这里还曾关押过数百名日本战犯。如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驻香港总督”田中久一、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等，都死在提篮桥监狱。

系统记录提篮桥监狱历史钩沉的《提篮桥监狱》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狱事沧桑”、“炼狱精英”、“毙狱终极”、“狱史钩沉”等多个角度叙述了这座著名监狱的身世和历史、典故和人物、往事和现状，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

该书作者徐家俊曾是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史志办公室主任，在提篮桥监狱工作多年。为完成这部历史读物，他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查阅了大量档案、报纸资料，并寻访了众多见证人。

徐家俊告诉中新社记者，最初研究提篮桥监狱史，是怀着抢救史料的目的，因为坊间流传的一些近代历史人物“秘史”，虽部分真实，但也有大量“艺术发挥”，其中一些是可查阅提篮桥监狱的相关档案史料予以澄清的。

提篮桥也被形容为“中国的‘海牙’”。徐家俊介绍，提篮桥监狱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境内第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1946年1月至9月间，先后共有47名日本战犯在此受到盟军美军军事法庭的审判。该审判地后来被改建成上海监狱陈列馆。在这幢监楼内，每间8平方米，设有固定的铁床、铁桌、铁凳和抽水马桶的监舍依然按原样陈设。

徐佳俊认为，提篮桥不仅是一座监狱，也是特殊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见证地。同时还是位于上海的一处重要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地。他说，关于提篮桥监狱的历史还不断有新的史料发现，有机会他会再写出更全面的狱史增补本。

上海市黄浦江畔的长阳路147号

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在首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位于虹口区长阳路147号的上海监狱陈列馆是上海进入名录的两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