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清帝第一书》，为康有为所撰，写于1888年12月10日（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康有为鉴于中法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陲，以及“洋务变动”开始破产，上书请求变法，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政府提出的建议。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以后又易号更生，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1858年3月9日）生于广东省南海县银塘乡敦仁里一个官僚簪缨世家，他五岁即从叔伯们读唐诗，能诵数百首，六岁开始读四书五经，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父亲去世后，十一岁的康有为即跟着祖父住在连州官舍里，由祖父亲自执教，并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扎实的旧学基础，在祖父任职处，他还看到了不少清廷发到各地的“邸报”，渐知朝廷政事。康有为自幼胸怀大志。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开口闭口不离圣人，乡邻戏呼其“圣人学”。

他又喜欢杂览群书，写那气概纵横豪宕的诗文，对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却很是厌恶，十四、五岁时两次考秀才皆未中，1874年他见到了讲述各国史地风俗的“瀛环志略”、“海国图志”和地球图，开始接触“西学”知识，十九岁至二十一岁到九江礼山草堂从学于广东著名学者朱次琦，系统学习经史典籍，接受“济人经世”的实学，这对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可以说，这三年的苦读钻研在他一生的思想上烙有深深的印痕，然而，作为一个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青年，面对国家和民族遭到的厄难，他深感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找不到可以解救鸦片战争后江河日下的国势和使祖国富强振兴的答案，产生了传统学问“究复何用”的怀疑。

1878年冬，他离师而去，避入当地名胜西樵山中，潜心佛道之学，可仍然未能解决他心中的疑惑和苦闷，后来，他结识了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他俩“过从累年”、“谈学最多”、“博闻妙解，相得至深。在张鼎华的指引下，他开始接触到近代的改良思想，了解“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眼界为之一开。不久，他先后游览了香港、上海，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的一些侧面，深感“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头脑中的传统偏见开始动摇了，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要比封建制度优越。自此，购买、阅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经过翻译的西书，大讲西学，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程。萌生非变革不足以救国的思想，他对中国的旧文化和旧风俗也日益厌弃了，在家乡创办了“不裹足会”，制订会章条例，发动亲友参加，这是康有为第一次对封建势力和传统陋俗进行的冲击。

1884年（清光绪十年）的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康有为受到强烈的刺激，经过长期的探索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把中国传统的哲学跟西方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的哲学体系，还把《公羊传》上的“三统”、“三世”的变易观点发展成“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的历史进化观，并认为人类社会是由“据乱世”向“开平世”再向“大同世”发展的，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体系正式形成了，他不无自满地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以布衣身份向清光绪帝上书，极陈列强相逼，中国危难之状，请求变法以挽救国家危亡，他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变法纲领，这就是《上清帝第一书》，希望光绪帝取法泰西、日本，自上而下改革，由于封建体制的限制和旧守官员的层层阻扰，这封书并未到皇帝处，康有为反因布衣（平民）上书而受打击嘲讽，谣谗四起，但原稿在一些倾向变革的官员和士大夫中流传，恰如在一潭死水中扔进一块大石，在朝野引起很大的反响，播下了变法的种子，人们都知道了广东有个不怕闯祸，上书言变法的康有为，这也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潮由理论研究发展成实际政治活动的第一次尝试。

《上清帝第一书》开篇就提出了众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必欲瓜分而后快的严峻形势，十九世中叶开始，资本主义国家侵入中国，用军舰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封建的清王朝无力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次又一次打了败仗，由于中国长期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发展缓慢的的状况，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近代面临着亡国的巨大的危难。从鸦片战争（1840年）开始，列强纷纷在中国强占我领土和进而划分势力范围，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政治，中国遭到愈来愈厉害的掠夺和奴役，清朝政府的封建政权也日益成为外国侵略者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中国被瓜分的惨祸已临眉睫了。

“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近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今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臣到京师来，见兵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经纲教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恭贺太平，顷河之决不塞，兖豫之民，药折愁苦，沿江淮间，地多苦旱，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大灾也。”

当时的清王朝实在是内外交困，却一味尚且偷安，溺于“兴土木”，“习宴游”，康有为进一步指出，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危难局势已到了不容忍视的地步。“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竟，合内同我，其非常之变局也，日本虽小，然其君臣其得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剪朝鲜向窥我边。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则诰罕，今三路分筑，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德罗堡都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英之得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矣，滇五金之矿，垂涎已久矣，其窥藏卫也，在道光十九年，己阴图其地至今乃作衅焉。”

康有为鉴于中法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伸入中国西南边陲的事实，揭发了其狼子野心：“法既得越南，开铁路以通商，设教堂以诱众，渐得越南之人心，又多使神父煽诱我民，今遍滇、粤间，皆从天主教者，其地百里，无一蒙学，识字者寡，决事以巫，有司既不教民，法人因而诱之。又滇、越、暹罗间，有老挝，了家诸小国，及棵苗诸种，法人日煽亡，比闻诸夷令尊法神父为总统焉。法与英仇，畏英属地之多也，近迹遍觅外府，攻马达加斯加而不得，取埃及而不能，乃专力越南以窥中国，数年之后，经营稍定，以诸夷数十与我从教之民，内外并起，分两路以寇滇、粤，别以舟师扰我海疆，入我长江，江楚教民从焉，不审何以御亡？”针对这样的形势仍有人苟安旦夕，“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然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康有为“日夜忧惧”，提出了改革主张，即“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在论述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引用了前朝历代先例的加以佐证。

“今论治者，皆如其弊，然以为祖宗亡法，莫之敢言变，岂不诚恭顺哉？然未深思国家阶级之故也。今之法例，虽亡承列圣之旧。实皆六朝，唐、宋、明之弊政也，我先帝抚有天下，不同满洲之法典而采前明之遗训，不过因其俗而已，然则世祖章皇帝已变太祖，太宗之法矣，夫治国亡有法，犹治痛之有方也，痛变则方亦变。若病既变而用旧方，可以增疾，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范围，董子曰：“为政不和解而更张之，乃可以理。”吕览曰：“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设今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贝勒旧法，分领天下，则我期定能一统久安至今日乎？故当今世面主守旧法者，不独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圣治世之意也。”

康有为用治病要对症下药来作比喻，说明时代变了，法律制度也要随之改变，否则只会“危国”，这是变法的必要性，而为了证明变法的可行性，他不但援引了中国历代变法先例，而且在下文同日本成功明治维新的事实来加强佐证。“日本崎岖小国，近者君者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具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向其莫敢伺。”

以后几年中，康有为著书讲学，从事变法理论的研究，培养出一批具有改革思想的青年其间几次上本，包括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这些都使变法运动深入人心，而成为一股有一定力量的政治潮流了。

《上清帝第一书》手迹：见《南海先生遗稿》。有正书局印本，刊印较早的是《救时刍言》和光绪二十二年上海时务报馆印的《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此外，《皇朝经世文新编》、《康南海书牍》等也都登载，今据手迹录出，手迹“臣”字，沈曾植批云：“篇中不必作臣字”，“南海先生四上书记”，“臣改为生”。康有为的政治论文，以他上清帝的前后七封书和戊戌变法时期的奏议为代表作。这些文章都是直接地“为时而作”的，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战斗性，饱含政治热情、放言高论，笔锋犀利，言人所不敢言，故能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如《上清帝第五书》中有力地指出：“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职员狂言获罪，虽死亡日，犹生之年也，否则诏吴之祸立见，裂晋之事即来，职诚不忍煤山前事也。瞻望官阙忧思愤盈，泪尽血竭，不复有云。

书中关切国家命运，对很可能到来的亡国惨祸抱着忧愤的心情，议论亢直，大声疾呼，的确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连光绪帝读了都感动得“垂涕湿纸”，作者的笔锋带着强烈的爱和恨，爱的是祖国，爱的是人民，恨的是外来侵略者，恨的是国内的顽固派，文章中描述顽固派卖国投降的心理活动，真是入木三分：以为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则都畿能保，不割则都畿震惊，故苟从权宜，忍于割弃也。又以群议纷纭，虽力摈和议而保全大局终无把握，不若隐忍求和，犹苟延旦夕也，又以为和义成后，可数十年中无事，如庚申以后也。左右贵近，论率如此，故盈适之言，虽切而不入，议臣之说虽辱而易行，所以甘于割地弃民而不顾也。

《上清帝第二书》作者要求对顽固派严厉惩处，“或明正典刑以寒其胆，或轻予褫革以散其事，诏告天下，暴物罪状。”

康有为的政论散文“逻辑严密，说理透辟，为了阐自己的论点，作者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揭示出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列举大量古今中外的事实，层层深入去分析问题，使文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在《强学会序》中，一开头就说“俄北瞰，英西法南瞵，日东映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指出中国处在列强虎视眈眈的危险境地，接着举出印度，土耳其等或亡国或丧权失地的例子，说明守旧之国不能瓦全的道理，最后是号召国人同心同力，为挽求国家危亡而奋斗。故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改革起源”中评论本文说：“康有为撰此开会主义书痛陈亡国以后惨酷之状，以激励人心，读之者多为之下泪，故热血震荡，民气渐伸”，因此往往康有为的文稿一出，便不胫而走，很快就在士大夫阶层流传开来，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大笔淋漓，雄奇瑰伟，是康有为的文章风格一大特色，如著名的《上清帝第二书》，洋洋万余言，一气呵成，汪洋恣肆，很能代表他的政论的独特文风，他自己，当应考时，由于自己的“策论瑰伟”，连考官都能辨认出来说：“此卷当是康某。”康有为的文章，摆脱了传统的古文形式的束缚，也没有受到盛极一时的桐城派讲求“义法”，“雅沽”的空洞模式的影响，文章的内容充实，言之有物，在行文上或骈或散，信笔所至无一定格，有时喜欢运用一连串的排句和偶句连类引发，气势甚盛。

这种宏伟壮阔的文章风格得到梁启超的继承和发扬，形成风靡一时的“新民体”，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宣传家们就是利用这种新的文体跟僵化的八股文体进行较量的，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益发显出它的优越性。康有为文章的语言跟内容配合得很恰当。一般来说，大多数的政论都写质朴得明白，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说，以便读者了解和接受，而康有为的哲学论文的语言却都比较幽深古典，文艺论文的语言又比较新奇瑰丽。我们纵观康有为的全部著作，则可发现作者在掌握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技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康有为是清代未期的散文大家，原是当之无愧的。

上清帝第一书

光绪十四年十月

奏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恭折仰祈圣鉴事。

臣闻言事有越职之禁者，所以定名分也;辟门有传言之典者，所以采刍荛也。定分以靖臣下之心，采言以通天下之气。臣猥荷天慈，蒙被荫典，入监读书，虽复疏贱，然自祖父世受国恩，区区之私，常怀报称。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顷河决久不塞，兖豫之民，荡析愁苦，沿江淮间，地多苦旱，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大灾也。

而尤可骇痛者，奉天大水，山涌川溢，淹州县十余;甚至冲及永陵山谷，哆圮坍坼，凡十八山，形势全改，今上海新报馆绘图募赈，遍传各省。伏念永陵为我朝发祥之地，岸谷告变，震动非常，以为皇太后、皇上闻此奇变，必悚惶震悼，戒励群臣，痛哭戒誓，乃伏处下风，未闻有恐惧责躬，求言恤民之特诏;亲臣重臣，卿贰台谏，受国厚恩，亦未闻有直言极谏痛哭入告之封章。内而侍臣，外而藩僚，不闻一言，下而部寺司员，亦不闻一言。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箝口结舌，坐视莫敢发，臣所为忧愤迫切，瞻望宫阙而惓惓痛哭也。

伏读世祖章皇帝圣训曰：“近来条奏，多系细务，未见有规切朕躬者;朕一日万几，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良由诸臣畏惮忌讳，不敢进谏耳。朕虽不德，于古帝王纳言容直，每怀欣慕，朕躬如有过失，诸臣须直谏无隐，言之过戆，亦不谴责，钦此。”此真开国圣人省身求言之极则也。

伏惟皇太后、皇上聪听彝训，乐闻谠言，臣窃慕汉、宋时大学生刘陶、陈亮有上书之义;近咸、同时，监生周同毂、贡生黎庶昌递折言事，荷蒙列圣嘉纳，故敢不避斧钺之诛，披沥血诚，忘其僭越，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窃维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方今中外晏然，上下熙熙，臣独以为忧危，必以为非狂则愚也。夫人有大疠恶疾不足为患，惟视若无病，而百脉俱败，病中骨髓，此扁鹊、秦缓所望而大惧也。自古为国患者，内则权臣女谒，外则强藩大盗而已。今皇太后、皇上端拱在上，政体清明，内无权臣女谒阉寺之弄柄，外无强藩大盗之发难，宫府一体，中外安肃，宋、明承平时所无也。臣独汲汲私忧者何哉?诚以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不自强政治而能晏然保全者也。

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德罗堡都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英之得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矣，滇五金之矿，垂涎久矣。其窥藏卫也，在道光十九年，已阴图其地，至今乃作衅焉。

法既得越南，开铁路以通商，设教堂以诱众，渐得越南之人心，又多使神父煽诱我民，今遍滇、粤间，皆从天主教者，其地百里，无一蒙学，识字者寡，决事以巫，有司既不教民，法人因而诱之。又滇、越、暹罗间，有老挝、万象诸小国，及猓苗诸种，法人日煽之，比闻诸夷合尊法神父为总统焉。法与英仇，畏英属地之多也，近亦遍觅外府，攻马达加斯加而不得，取埃及而不能，乃专力越南以窥中国，数年之后，经营稍定，以诸夷数十万与我从教之民，内外并起，分两路以寇滇、粤，别以舟师扰我海疆，入我长江，江楚教民从焉，不审何以御之?

夫敌国并立，无日不训讨军实而虞敌之至也。迩者德法之争，十三日失和，十七日德以兵二十四万渡礼吴河而压法境矣。兵势之速如此，而我兵不素练，器不素备，急乃徐购募以应之，虽使廉颇、韩信为将，庸有幸乎?又美人逐我华工，英属澳大利亚随之，将来南洋诸岛纷纷效尤，我民出洋者千数百万，中国漏 于洋货久矣，稍借此补其尾闾，若不保护，还无所业，必为盗贼，金田之役，将复起矣。

昔甲申之事，法仅以一、二舟师惊我海疆，我沿海设防，内外震动，皇太后、皇上宵旰忧劳，召问诸臣，一无所措，乃旁皇募兵购炮，所费数千万计，而安南坐失矣。且是时犹有左宗棠、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冯子材、曾国荃、岑毓英、刘锦堂、王德榜等，皆知兵宿将，布列边外，其余偏裨亦多百战之余，然已兵威不振，人心畏怯如是。今则二三宿将重臣渐皆凋谢，其余旧将皆已耄老，数年后率已尽，即偏裨之曾列戎行者亦寡，而强邻四逼于外，教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我既弱极，则德、奥、意、丹、葡、日诸国亦狡焉思启，累卵之危，岂有过此，臣所为日夜忧惧也。

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有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然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譬彼病痿，卧不能起，身手麻木，举动不属。非徒痿也，又感风痰;百窍迷塞，内溃外入，朝不保夕，此臣所谓百脉败溃，病中骨髓，却望而大忧者也。今兵则水陆不练，财则公私匮竭，官不择才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下患无学，此数者，人皆忧之痛恨焉，而未以为大忧者也。

夫先王之治，于理财至精也。《周礼》：“三农生九谷，园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泽之材，薮牧养蕃鸟兽，又有草人、稻人化土宜焉。”善乎《礼记》之言曰：“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管子日：“慎民在举贤，慎富在务地。”夫有土此有财，而以政事纬之。地利既辟，于是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材任能，岂有以中国地方万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众，物产二十六万种之多，而患贫弱哉?故臣皆不以为大忧也。臣所大忧者，患我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而已。

伏惟皇太后、皇上敬天勤民，法祖宗，用耆旧，圣德之美逾越今古，臣敢以为无欲治之心何也?窃.见与强夷和后，苟幸无事，朝廷晏安，言路闭塞，纪纲日隳。顷奇灾异变，大告警厉，天心之爱至矣，不闻有休惕修省之事，上答天心。又古者灾异策免三公，枢臣实秉国钧，亦无战兢之意，未闻上疏引罪，请自免谢，泄泄如是。而徒见万寿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凌寒戒旦，驰驱乐游，电灯、火车奇技淫巧，输人大内而已。天下将以为皇太后、皇上拂天变而不畏，蓄大乱而不知，忘祖宗艰大之托，国家神器之重矣。天命无常，而民穷难保，栋折榱坏，谁则能免，臣所为夙夜忧惧，不敢畏而自隐也。

伏惟皇太后.、皇上恭俭忧勤，临政之日，不为浅矣，所以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雪列圣之仇耻，固万年之丕基，宜有在矣。乃事无寸效，而又境土日蹙，危乱将至者何哉?以为所任非其人欤?则以皇太后、皇上之明，岂敢谓尽非其人;以为所由非其道欤?则以皇太后、皇上之圣，岂敢谓尽非其道;而遂以致此者，得毋皇太后、皇上志向未坚，无欲治之心故耶?今天下所忧患者，曰兵则水陆不练，财则公私匮竭，官不择材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下皆无学。臣虽痛恨之，皆未以为大患，独患我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而已。夫诸苑及三山，暨圆明园行宫，皆列圣所经营也，自为英夷烧毁，础折瓦飞，化为砾石，不审乘舆临幸，目睹残破，圣心感动，有勃然奋怒，思报大仇者乎?若有此也，臣欲銮驭日临之也。然亦未闻有兴发耸动之政焉。天下则以为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也。以皇太后聪明神武，临政二十年，用人如不及，从善如流水，当同治初年，励精图治，起翁心存、李棠阶相机务于内，用曾国藩、左宗棠治戎事于外，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韩超并由道员擢受巡抚，刘蓉且以诸生超授抚藩，开诚心，布大度，孜孜求治，用能芟夷大盗而至中兴。臣每伏读穆宗毅皇帝圣训，未尝不感极起舞而至于流涕也。

又光绪八九年，用人行政，赫然有兴作之意，臣窃谓皇太后、皇上有光明圣德，可与为尧、舜之治也;所以倦勤者，得无以励精已久，而致治无期耶?臣维同治初年，大乱甫定，上下肃雍，中外望治，譬大病新愈，补之自强，此中国图治第一机会也。然圣意勤勤，而未足振弱者，不变法故也。

光绪八九年，宫廷赫然求治，士风大变，譬久病稍起，非更加医药，不能骤廖，此中兴第二机会也。不幸法夷入寇，于是复蹶.得无有谗匿之口，间于左右，以为臣下能言者不周于用乎?夫人各有能有不能，通治者未必知兵。夫天下多才，不能以一人偾事，而尽疑天下之才。岂圣意以为尝图治矣，而辅相无人，因而渐怠耶?生谓中遭事变，所以不竞厥施者，不慎选左右故也。如使皇太后、皇上优危惕厉，震动人心，赫然愿治，但如同治、光绪初年之时，本已立则末自理，纲已举则目自张，风行草偃，臣下动色，治理之效，必随圣心之厚薄久暂而应之。臣所欲言者三，曰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

夫法者，皆祖宗之旧，敢轻言变者，非愚则妄。然今天下法弊极矣。六官万务所集也，卿贰多而无所责成，司员繁而不分委任，每日到堂，拱立画诺，文书数尺，高可隐身，有薪炭数斤之微，银钱分厘之琐，遍行数部者，卿贰既非专官，又多兼差，未能视其事由，劳苦已甚，况欲整顿哉?故虽贤智，亦皆束手，以为周公为今冢宰，孔子为今司寇，亦无能为，法弊至此，求治得乎?

州县下民所待治也，兵、刑、赋、税、教、养合责于一人，一盗佚、一狱误、一钱用而被议矣，责之如是其重，而又选之极轻，以万余金而卖实缺焉。禄之极薄，以数百金而责养廉矣。其下既无周人虞、衡、牧、稻之官，又无汉人三老、啬夫之化，而求其教养吾民，何可得哉?以故外省奉行文书，皆欺饰以免罪;京朝委成胥吏，率借例以行奸。他若吏部以选贤才也，仍用签除;武举以为将帅也，乃试弓石;翰林以储公卿也，犹讲诗字;其他紊于法意，而迂于治道，舛乱肴决，难遍以疏举。是以皇太后、皇上虽有求治之心，而无致治之效也。

今论治者，皆知其弊，然以为祖宗之法，莫之敢言变，岂不诚恭顺哉?然未深思国家治败之故也。今之法例，虽云承列圣之旧，实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我先帝抚有天下，不用满洲之法典，而采前明之遗制，不过因其俗而已，然则世祖章皇帝已变太祖、太宗之法矣。夫治国之有法，犹治病之有方也，病变则方亦变。若病既变而仍用旧方，可以增疾。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董子曰：“为政不和，解而更张之，乃可以理。”《吕览》曰：“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设今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贝勒旧法，分领天下，则我朝岂能一统久安至今日乎?故当今世而主守旧法者，不独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圣治世之意也。

今之时局，前朝所有也，则宜仍之，若知为前朝所无有，则宜易新法以治之。夫治平世，与治敌国并立之世固异矣。昔汉臣魏相专主奉行故事，宋臣李沆谓凡人士上利害，一切不行，此宜于治平之世也。若孙叔敖改纪，管仲制国，苏绰立法，此宜于敌国并立之世也。今但变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采周、汉之法意，即深得列圣之治术者也。皇太后、皇上知旧法之害，即知变法之利，于是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实，变通尽利，裁制厥中，如欲采闻之，则农夫耕而君子食焉，臣愚愿尽言于后也。 尤望妙选仁贤，及深通治术之士，与论治道，讲求变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变，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

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莫敢伺，况以中国地方之大，物产之盛，人民之众，二帝、三王所传，礼治之美，列圣所缔构，人心之固，加以皇太后、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哉?臣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君上之尊宜矣，然自督、抚、司、道、守、令乃下至民，如门堂十重，重重隔绝，浮图百级，级级难通。夫太尊则易蔽，易蔽则奸生，故办事不核实，以粉饰为工， 疾苦不上闻，以摧抑为理。至于奸蠹丛生，则虽良法美意，反成巨害，不如不变之为愈矣。

今上下否塞极矣。譬患咽喉，饮食不下导，气血不上达，则身命可危，知其害而反之，在通之而已。古者君臣有坐论之礼，《大学》之美文王曰“与国人交”，《诗》曰：“哟哟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言恳诚发乎中礼，群臣若嘉宾，故群臣尽心，下情既亲，无不上达，则奸消弊缩，虽欲不治，何可得哉?通之之道，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周有土训、诵训之官，掌道地图、地慝、方志、方慝，汉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议郎，专主言议：今若增设训议之官，召置天下耆贤，以抒下情，则皇太后、皇上高坐法宫之中，远洞万里之外，何奸不照，何法不立哉?以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宜通下情久矣。然今犹壅噎底滞者，得无左右皆宦官宫妾，壅塞聪明，而无学士大夫与论治耶?即有其人，亦皆谗馅面谀之人，而非骨鲠直亮之士耶?不然，以圣德之茂，何未能日缉熙于光明也?

古者师傅以傅德义，史官以记言动，侍御、仆从罔非正人，绳愆纠谬，格其非心，所以养之深而培之密者如此。故君德易成。暨于汉制，君臣犹亲，袁盎、汲黯入内燕见，而唾壶、虎子、执戟皆妙选良士，如东方朔、孔光、扬雄为之，犹有古义也。明年皇上大婚礼成，亲裁庶政，春秋鼎盛，宜慎声色之防;圣德日新，宜慎近习之选。所谓慎者，辨忠佞而已。伊尹曰：“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志，必求诸非道。”故承颜顺意者，佞臣也，弼违责难者，忠臣也;逢上以土木声色者，佞臣也，格君以侧身修行者，忠臣也;欺上以承平无事者，佞臣也，告上以灾危可忧者，忠臣也。《书》称“毋以侧媚，其惟吉士”。孔子称去谗贱货，所以修身。伏愿皇太后、皇上熟辨之，去谗慝而近忠良，妙选魁垒端方通知古今之士，日侍左右，兼预燕内以资启沃，则德不期修而自修矣。皇上正一身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士节自奋，风俗自美，余事何足为哉!

臣伏惟念祖宗辛苦经营，休养生息，有此天下，置之安危，在今日矣。今不筑金汤之，而筑丹雘之宫，不游勋华之世，而游薮囿之内，臣窃为皇太后.、皇上惜之。故从臣之言，及今亟图，犹为可治，律朝廷益尊，宗社益固，令德神功，播闻后嗣。否则恐数年后，四夷逼于外，乱民作于内，于时乃欲为治，岂能待我十年教训乎?恐无及也。今皇太后、皇上即不自为计，独不为天下计乎?即不为天下计，独不为列祖、列宗计乎?即幸而天命眷顾，仅能图存，设令敌人割我尺土寸地，皇太后、皇上何以对列祖、列宗乎?《易》日：“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孟子》曰：“盘乐怠敖，是自求祸。”伏愿皇太后、皇上念列圣付托之重，答天心警示之勤，无忘庚中之变，震悼祖陵之灾，特下明诏，引咎罪己，誓戒群下，恐惧修省，求言图治，则宗庙幸甚，天下幸甚。臣草野愚贱，罔识忌讳，竭露愚诚，干冒宸严，不胜战栗惶悚之至。伏惟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察。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