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事件，又称“帝都不祥事件”或“不祥事件”，是指1936年2月26日发生于日本的一次失败兵变。日本帝国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级成员中的“统制派”与反对者进行刺杀，最终政变遭到扑灭，直接参与者多被处以死刑，间接相关人物亦被调离中央职务，皇道派因此在军中影响力削减，而同时增加了日本帝国军队主流派领导人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影响力。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农村，许多农民除了夏季紧张的耕耘土地外，冬季则须进城作工，即使如此，一年所得除去租税，往往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生活。有些农民，特别是长野县信浓川一带的山区农民，不得不全家人背井离乡随政府组织的开拓团到我国东北的鸡西、勃利、桦南、依兰地区垦地谋生。在城市，有劳动力的青年男女进厂作工，尽管十分勤劳，所得微薄之工资，仍难以养家糊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本的向外侵略，日本广大劳动者的生活却愈益贫困化。

与日本劳苦大众相反，一些日本社会上层人物及其政党，却不时地相互攻击，争权夺利，把广大民众之疾苦置于脑后；日本各财团势力以其产业、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残酷地剥削劳动群众，而且极力影响着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

总之，此时的日本存在着资本主义贫者越贫、富者更富两极分化和资本垄断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面对着日本社会的各种病态，因而也就产生了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各种主张。其中以军队的激进分子的主张最为突出，酝酿的时间也最长。

自从1934年以后，由于统制派的主张得到日本陆军大多数中上级军官的支持，他们在与皇道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1931年12月荒木贞夫就任陆军大臣后，皇道派的青年军官曾期待他实施“革新”，荒木也成为这些人的后台。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缘，才得以阻止青年军官卷入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这些军官有恃无恐、言行动辄越轨的后果。

1934年1月，荒木贞夫辞职，由林铣十郎大将接任陆军大臣。他得到宇垣派和南次郎派的支持，把统制派中坚人物永田铁山提升为军务局长和少将，这是仅次于陆军大臣和次长的实权职位。至此，统制派取代皇道派，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支配权。

在制订日本全国“统制化”的计划时，需要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支持，因此统制派幕僚曾向官僚、财界和学者求援，逐渐同政界和财界的上层建立了紧密接触。永田铁山就是这个接触网的中心人物。可以说，他就是统制派的核心。

控制了军部以后，为保持军队上下一贯的统制、争取合法掌握政权，统制派不断寻找机会打击皇道派。1934年8月，混入皇道派内部的统制派间谍佐藤胜郎向宪兵队告发了皇道派军官的政变阴谋，致使皇道派成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片冈太郎等人被捕。虽然此后陆军军法会议以“证据不足”为由未起诉这些人，但陆军省还是以“在士官学校散发怪异文书 ”为由免去村中和矶部的职务。皇道派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统制派一手制造的阴谋。

统制派打击皇道派的行动并未就此停止。

1935年7月，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借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调离枢要部门、转任战地军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调动就是免去了皇道派头面人物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罢免真崎得到了昭和天皇的暗中支持，他长期以来一直不满真崎对少壮军官的危险影响，曾在私下表示“我一直希望他提出辞职，但他不干”、“连常识都没有”。

真崎下台后，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皇道派少壮军官把矛头指向了永田铁山。

1935年7月19日，驻扎在福山县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来到东京陆军省，要求永田辞职，遭到拒绝。当他返回福山后，接到了调往台湾的调令，被激怒了的相泽遂决定刺杀永田。

1935年8月12日，他再次返回东京，身佩军刀，直接闯进了永田铁山的办公室。当时，永田正在同东京的秘密警察头子会谈，见相泽杀气腾腾地闯进来，厉声喝道：“干什么的？”相泽并不答话，而是直接抽出军刀，向永田劈去。永田敏捷地避过了这一刀，跳起来向门口跑去，但是曾担任过剑道教官、精通剑术的相泽并没有给他逃生的机会，猛冲上去，一刀砍在永田的背上。当永田挣扎着去开门时，相泽又挥刀从背上直刺过去，贯穿前胸，将其钉在门板上，结果了永田的性命。大概是觉得永田的死相很难看，相泽摘下自己的军帽，盖在他的脸上，准备下楼再去买顶帽子，直到这时才被闻讯赶来的宪兵抓住，此次事件被称为“相泽事件”。刀劈永田铁山的事件令天皇极度震惊。当侍从长本庄繁向他禀报这一事件时，裕仁当即表示：“这样的事件竟在陆军中发生，真是非常遗憾。请进行调查，并把详情向我报告。”在为永田举行的隆重葬礼上，裕仁还令宫内省送去鲜花。

永田事件之后，统制派幕僚军官为了打击皇道派的嚣张气焰，于1935年12月趁陆军人事定期调整之际，把第1师团长、铁杆皇道派成员柳川平助调任台湾驻屯军司令官，接着又命令驻守东京长达30年之久的第1师团调往满洲。第1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这一决定无异火上浇油，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促使他们加快了“异动”的步伐。

1936年1月，冈田启介内阁因政友会提出不信任案而倒台，日本政局出现动荡。同时，第1师团军法会议开始公审相泽中佐。皇道派少壮军官错误分析了形势，认为公众舆论对公审持批评态度，趁此局势动荡之际，政变“有九成胜利的把握”。此外，第1师团将在3月开赴满洲，因此政变必须在2月底之前发动。

为了获得上层的支持，政变集团骨干矶部浅一大尉两次拜会了新上任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从他那里得来的印象是“突然发生什么事件的时候，（陆军上层）不会实行镇压”。矶部还拜访了罢职在家的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真崎对来者的意图甚为明了，但是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为了从将来的麻烦中把自己撇清，便在矶部开口前说“要是（因为这次谈话）引出什么事的话，我就什么也不跟你说。”矶部见对方避而不就，于是转口说为了帮助相泽的公审辩护，需要一些钱。真崎说，我穷，没有钱，但不知需要多少。矶部说，有1000日元就行。没有这么多的话，500元也可以。真崎爽快地答应了，说道：“就这些吗？如果这么多，卖些东西也给你凑上。”矶部将此看作是真崎等皇道派高层人物对他们行动的默许和鼓励。

政变开始

1936年2月25日，日本东京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将被鲜血染红。有人向警方告密，说：“驻扎在东京即将调往中国东北的陆军第一师团一些青年军官要发动叛乱，刺杀政府要员。”日本当局十分紧张，草木皆兵。首相官邸的门窗用钢条加固，并安装了直通警视厅的警报器。

1936年2月25日深夜，天降罕见鹅毛大雪，东京城一片寂静。26日凌晨5时，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等9名政变核心军官带领千余名官兵，从驻地武器库中夺取了步枪、机枪等武器，然后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1师团驻地出发，踏着厚厚的积雪，分头去刺杀“天皇周围的坏人”。

袭击首相官邸

击杀冈田首相的步兵第1联队机关枪中队，由其中队长栗原安秀中尉率领，共4个小队。即栗原自兼小队长的第1小队，池田俊彦少尉的第2小队，林八郎少尉的第3小队，尾岛健次郎上士的机枪小队。该袭击队总共约300人，计有重机枪7挺，每挺子弹2000多发；轻机枪4挺，步枪100多支，子弹10000多发；手枪20支，子弹共2000多发，以及发烟筒。

这个中队于26日晨4时30分从六本木以北的驻地向东，经溜池于5时到达首相府。各小队长命令部队上好刺刀。随之，栗原安秀指挥部队打开大门，林八郎的第3小队首先冲入院内，这时院内的警铃已响，担任警卫的村上嘉茂左卫门巡查部长、巡查馆喜代松、土井清松、清水与四郎即与攻击部队发生枪战，结果这4名警察全被林八郎的小队击毙。

首相冈田启介戏剧性地逃过了刺杀。叛军粟原中尉和一名宪兵一马当先冲到了首相官邸的正门，这时候，大门旁屋内的警察睡得正香，他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经绑了起来。暴乱士兵冲进官邸大厅，一阵乱枪，把厅内的吊灯全部打碎，枪声惊醒了首相的秘书（也是首相的妹夫），他急忙给警视厅打电话求援，不料警察早被叛军打退，逃之夭夭，首相秘书的电话半天没人接；秘书急得团团转，但是左思右想，除了求助，别无他法，只好再次给警视厅打电话，这次的电话倒是有人接，可惜那正是叛军。秘书马上又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可是宪兵队表示已经无能为力。秘书气得“啪”地一声把电话摔到地上。当叛乱军人大喊大叫地冲入首相官邸的院子时，这位早已听说过政变传言的73岁首相瘫在床上，宿命地说：“他们终于来了。”但是，冈田的秘书兼妹夫松尾传藏却不肯让他坐以待毙。松尾硬是把冈田从床上拽了起来，和一名警卫一起把他推进了洗澡间，然后跑到院子里，高呼“天皇万岁”。由于松尾长相与冈田相似，因此叛军将他误认为是首相，负责带队的栗原中尉当即下令开枪将松尾打死。他不放心，又找来女佣辨认，女佣确认死者就是冈田。第二天下午，在东京警视厅的救助下，冈田戴上口罩和墨镜，化装为吊唁人，混在送葬队伍中，从被叛军占领的首相官邸中逃脱。

刺杀内大臣

袭击内大臣住处的是步兵第3联队的第1、第3中队各1部，由第1中队长坂井直中尉指挥，约200人，有重机枪4挺，每挺子弹2000多发；步枪约130支，子弹约6000发；手枪10多支，子弹约500发，以及发烟筒等。

这位77岁的海军大将在头天晚上刚携妻子出席了美国大使格鲁举办的晚宴，当政变军人冲进住宅时，他还在酣睡之中。政变军人破门而入，被斋藤实的妻子拦住。当斋藤醒来并穿好睡衣时，这些人已闯入了卧室。三名军官对准站在妻子后面的斋藤同时开枪，斋藤应声倒地。斋藤夫人见状扑在丈夫的尸体上，紧紧抱着，泣不成声。青年军官们无法把斋藤夫人拉起，便将枪伸到她的身下，向斋藤继续射击。斋藤浑身上下弹痕累累，一共中了47枪。凶手们得手后，高呼三遍“天皇万岁”，然后呼啸而去。5时15分，这批激进分子离开了斋藤的住宅，开向皇宫西南附近的陆军省。

杀害教育总监

日军中的激进分子认为，在陆军会议上辨明真崎甚三郎私藏政变计划，心怀险恶，并继真崎甚三郎出任教育总监的渡边锭太郎大将是“统制派”的有力人物，应当将他铲除。

打死斋藤实以后，步兵第3联队第1中队的小队长高桥太郎、安田优率领部队约30人，带轻机枪4挺和若干步枪乘由市中心运送野战重炮兵第7联队人员参拜“靖国神社”的一辆卡车直开杉并区上荻洼的渡边住处。

渡边住室是日本式木房，当纸糊的活门被拉开后，激进分子即以手枪、机枪一齐对着里面开火。渡边锭太郎这个62岁的枯瘦老人拿起手枪勇敢的还击，但被机枪打成马蜂窝，从楼上滚下来。高桥太郎少尉对已死的渡边怒气未消，拔出他的军刀砍下了渡边的头，然后才率部队去陆军省与在那里的坂井直第1中队会合。

财政大臣被害

财政（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的住宅，在皇宫西南约两公里的地方，其东南距近卫步兵第3联队的营区仅400米左右的距离。高桥是清由于坚持削减上一年的巨额军费而遭到少壮派军官憎恨。

担任袭击高桥是清住处的是近卫步兵第3联队之第7中队，由中桥基明中尉、今泉义道少尉以及炮兵学校的学生中岛莞尔少尉率领。他们于早4时集合，携带4挺轻机枪、100多支步枪，约120人，在讲解了所执行之任务与昭和维新的关系，并历数了财政大臣袒护财团、搜刮平民百姓等罪行之后，规定了执行任务的方法。随即将部队分为两部，一部由今泉义道指挥，向以东的皇宫方向警戒，以防皇宫内的近卫部队出动；一部由中桥基明、中岛莞尔率领，向财政大臣住处开进。

晨5时，到达高桥住宅的第7中队在其院墙外部署了严密的警戒之后，其余人员翻墙入院，抓住高桥家的管事人员，迫其领至二楼的高桥卧室。当叛军冲进他卧室的时候，这个悲惨的老人还在打着节奏分明的呼噜。一名中尉一脚踢开他的被子，朝他一连开了数枪。紧接着另一名军官跳上去，挥起军刀一刀砍下高桥的右臂，既而又把刀刺进他的肚子里。恶狠狠地左右乱捅。中桥直冲入卧室，掀开被子，高呼“天诛”，对着高桥连开三枪；其他人也用刺刀、军刀在他身上乱砍乱捅。高桥当场气绝身亡，凶手们随后彬彬有礼地对造成的混乱向高桥的家属道歉，说：“真是打扰了。”

侍从长被杀伤

在激进分子的心目中，日俄战争的海军英雄，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是和英美勾结的的代表。 击杀铃木贯太郎的部队是由步兵第3联队的安藤辉三大尉率领。该中队出动了150人，加上机关枪中队共为204人。携带轻机枪5挺、重机枪4挺、步枪130多支，手枪10多支。这支部队于晨4时50分到达麴町三番町铃木的住处。第1小队直接突至院内，第2小队则位于大门警戒，在院内及大门口各架起两挺重机枪。 他们在侍从长官邸门口遭到了卫兵的坚强抵抗，交火10分钟后才冲进去。叛军冲进来时，铃木镇静地要大家安静，并问道：“你们这样做必定是有原因的。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他和叛军谈了10多分钟，谈不下去了，铃木便说：“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安藤说：“没有了，长官。”铃木说：“那就打吧。”上士永田走上前去，说：“为了昭和维新，请阁下做出牺牲吧。”说完连开三枪，一枪打空，一枪击中下腹，一枪擦心脏而过。有人要求再补一枪，见铃木夫人扑到在丈夫身边高喊“别再打了，对老人你们也下的去手，把我也一起打死好了”，由于铃木夫人是当代著名的教育家，还是昭和天皇的保姆，是天皇视若比亲生母亲还要亲的人物，士兵没人敢动手，加上平素敬佩铃木为人的安藤大尉说“那太残忍了”，然后喊道：“统统有，向铃木阁下行举枪礼”，说完就带队离开了铃木的官邸。安藤没有想到，身负重伤的铃木几天之后竟被人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

对元老的袭击

前内大臣牧野伸显虽然已经75岁，又是明治维新功臣大久保利通的儿子，但激进分子认为他是昭和维新的死对头。当时牧野伸显住于东京西南较远的汤河原伊藤屋旅馆。击杀牧野的任务，由步兵第1联队之河野寿大尉组成八人的精干小分队前往执行。他们携带轻机枪3挺及步枪、手枪，于黑夜中乘两台出租汽车到达汤河原，随即在旅馆的前门、后门架上了机枪。

刺杀西园寺公望公爵和牧野伸显伯爵的计划没有实现。由于西园寺是明治维新以来仅存的一位元老，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政变士兵不愿加害于他；带队的坂垣中尉也不愿意执行这一任务，见部下拒绝从命，便取消了这一行动。牧野伸显伯爵，这位明治维新功臣大久保利通的后代，在政变发生时正在神奈川县的汤河原温泉休养。当叛军攻来时，牧野的卫士枪杀了领头的军官，叛军又枪杀了那个卫士，然后乘势放火烧旅馆，意在迫使牧野跑出来。在20岁的外孙女吉田和子的帮助下，牧野伸显利用士兵抵抗所争取的时间，溜出旅馆后门。旅馆后面是一座峭壁，这位老先生在外孙女的帮助下爬到岩面的突出部，就再也爬不动了。不久之后，火光照亮了峭壁，就像探照灯一样把牧野和和子照得清清楚楚。山下的叛军举起了枪。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和子展开了她自己的和服，挡到外公的面前。士兵们看到这种英勇的姿态，便把枪放下不打了。

封锁陆军省、参谋本部

日本陆军省，是陆军部队的军政机关，负责提出和实施国防政策，隶属政府；而参谋本部则是陆军的指挥机关，负责提出用兵方案和依照天皇旨意指挥调动部队作战，隶属天皇。

陆军省、参谋本部，位于紧靠皇宫西南侧的三宅坂台地上，陆军大臣的官邸亦在其附近。实际这里是陆军的中枢地区，因而在日本国内，有把“三宅坂”作为军方的代名词，如“三宅坂”的态度，即陆军的态度，亦如“霞关”动向，即指位于三宅坂东南约1公里霞关的外务省的动向一样。

包围陆军大臣官邸

封锁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包围陆相川岛义之大将官邸的是步兵第11中队约170人，由其代理中队长丹生诚忠中尉指挥。第1旅团的副官香田清真大尉和安藤辉三大尉、竹岛继夫中尉，原大尉村中孝次、原主计矶部浅一、山本又也随其行动，准备与陆军的机关和首脑进行联系和会谈。

这支部队携带两挺重机枪、4挺轻机枪、150支步枪。12支手枪，并带足了弹药。

丹生诚忠率其部队于26日晨4时20分离开步兵第1联队的营区，在向陆相官邸前进途经溜池一带时，听到攻击首相府的枪声，于是即加速步伐，于5时左右到达了陆相官邸。随之即对就近的陆军省、参谋本部连同陆相官邸，进行了包围和封锁，在这些地区的大门口，架上了机枪，派出了哨兵和战斗小分队；对通向这里的各条路口均派出步哨，禁止行人通过，违者即予以射击。

包围警视厅

考虑到警视厅的警察佩有武器，而且其位置在皇宫正门——樱田门的旁边，激进分子对该地使用了约500人的队伍，携带8挺重机枪，10余挺轻机枪，数十支手枪，数百支步枪。他们除了占据警视厅外，还准备根据情况突入皇宫。

26日晨4时30分，步兵第3联队的第3、第7、第10中队，由野中四郎大尉率领离开营区，5时到达警视厅前，随即派出部队封锁樱田门与法务省附近的几处通道，架起了机枪；并向三宅坂、虎之门、日比谷公园方向派出步哨，还在警视厅周围的屋顶上架起了机枪。对警视厅进行了平面和立体的包围与封锁。进入院内的部队，当即占领了电话总机室，切断其对外、对内的联系，并向警察传达了起事的宗旨，要其停止行动。

总之，激进分子所率约1500人的部队，在2月26日天明之后，已经封锁和占领了皇宫西南的三宅坂、平河町、霞关一带的日本政治、军事、警察等国家权力中枢机关。

占领几处重要设施的计划在凌晨5时前就顺利完成了。政变军人先是占领了赤坂的山王饭店，清空了住在这里的客人，控制了饭店的电话交换台，将此地作为政变指挥本部。接着，政变部队顺利的控制了陆相官邸和霞关的警视厅。在陆相官邸，政变军人要求川岛陆相出来谈判，但川岛以身患重感冒需要休息为由，答应起床后再进行谈判。

天亮之后，叛军的刺杀活动已经全部结束。他们占领了东京五大报纸的报社、要求各报刊登他们的《崛起宣言书》，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张贴“尊皇讨奸”、“七生报国”等标语，并勒令影院剧院关闭、电台停播文娱节目。整个东京笼罩在恐怖之中。

日本上层的活动

激进分子所率之部队形成上述占据态势后，即按预定计划，于2月26日早6时30分左右，派出第1旅团副官香田清贞大尉和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大尉为代表，在陆军大臣的官邸与川岛义之进行会谈，这帮人不顾他们还在吃奶的时候，川岛已经在战场上为国流血的事实，像训孙子一样的教训陆军大臣，说明此次起事之目的；要求撤换惩治军内“统制派”人物；要求任命“皇道派”首领担任重要军职；要求召集在各地的“皇道派”人物入京共商善后；要求陆军大臣将起事部队进行昭和维新、忠君爱国之本意上奏天皇等等。在会谈过程中，门外的激进分子及杀死渡边后到达这里的一部与附近的各部队，不住地高呼天皇万岁和高唱军歌。矶部浅一大尉是一个思想缜密又能适应环境的人，所以他的实际作用等于起事部队的参谋长。

陆军大臣告示

对日本陆军的领导，正常情况下由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负责。此时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因病已回至东京西南的小田原，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刚被激进分子杀死，此时的陆军最高领导人，仅有川岛义之一人出面。

川岛义之是继林铣十郎于1935年9月5日任该职，他是“皇道派”、“统制派”均可接受的人物。

川岛义之接受起事部队代表的呈述，并于26日上午11时入宫上奏后，随之在宫内召开了军事参议官、三总部主要负责人、皇族代表会议，研究确定处理善后的步骤。下午3时20分，向起事部队下达了陆军大臣的告示，其内容为：

陆军大臣告示

2月26日午后3时20分　于东京警备司令部

（一）关于起事之宗旨，已上达天听

（二）承认诸子之行动，为基于体现国体之诚意

（三）所提显现国体之真情（包括弊端）不甚惶恐

（四）各军事参议官已一致商定，依照上述宗旨实行

（五）其它有待圣谕

接着下午7时20分，由第1师团下令，占据樱图门外政府机关、军事机关的起事部队，即由第1联队长小藤惠大佐指挥，担任该地区之警备。

以上这些，对起事部队来说，似乎是向好的方面发展，而实际上参谋本部进行镇压起事部队的计划正在实施。

“二·二六事件”发生时，日军参谋本部的工作由参谋次长杉山元主持。对该事件，参谋本部一开始就认为这是叛乱，是破坏部队的指挥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因而定下了“断乎弹压”的方针。

此时三宅坂的参谋本部，已被起事部队占据，杉山元知道这一情况后，即移至紧靠皇宫北侧的宪兵司令部内，并同意参谋本部作战课提出、由作战班长冈本清福中佐一再坚持的镇压计划，即调第1师团驻甲府的步兵第49联队、驻佐仓的步兵第57联队、驻习志野（东京东郊）的战车第2联队以及驻宇都宫市第14师团的3个步兵大队等，于当天先后进入东京市内。接着于2月28日又调驻仙台的第2师团一部与14师团另一部进入东京。27日上午8时20分，杉山元面见天皇，得到镇压的许可后，即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近卫师团、第1师团下达了起事部队须撤离占据机关，返回营区的命令。此时裕仁天皇在宫内亦表示：朕将亲率近卫师团以行镇压。

起事部队在2月28日上午9时左右，先后接到了须返回营区的命令，因而开始紧张。有的主张抵抗到底，有的主张自决，但最后还是做了反击的部署。

政变爆发40分钟后，天皇侍从武官本庄繁大将就从副官中岛铁藏少将那里得知出事的消息，他让中岛立即给天皇的贴身侍从甘露寺守长打电话。甘露寺连忙叫醒尚在睡梦中的裕仁天皇，简要汇报了局势突变的情况。裕仁一边嘟哝说“终于还是干起来了”，一边穿上缀有四颗星的陆军大元帅军服，起身前往皇宫政务室。

早6时，本庄繁、宫内大臣木户、内相汤浅、侍从次长广幡全都赶到皇宫，向天皇汇报情况。本庄已经吓得嘴唇上一丝血色都没有，他告诉裕仁，首相、藏相、内大臣和侍从长等重臣都已遭到袭击，生死不明。36岁的天皇皱着眉头，气愤地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不祥之举。要立即平息，使军队恢复正常。”然而，本庄并没有按照裕仁的指示迅速镇压叛乱。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思想上同情叛乱军人，而且还因为他的女婿山口太一郎大尉也卷进了叛乱活动。

上午9时，被香田大尉扣押在陆相官邸的川岛陆相在和政变军人谈得唇焦舌敝之后，终于获准赶到皇宫觐见天皇。他带来了叛军的宣言书，并转达了叛军的七条要求：必须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力；逮捕反皇道派的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和宇垣一成等“元凶逆臣”；为威慑俄国，立即罢免林铣十郎，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等等。奏完之后，川岛趁势建议说，请陛下姑念起事者系奉陛下之名、秉承统帅之意去行动，完全是一片为国尽忠的赤诚，请陛下予以谅解。

川岛的话还没说完，裕仁便以盛怒的口气说：“先不论他们的精神何在，他们之所为首先就有伤国体的精华。杀害朕的股肱老臣，如此残暴的军官，无论其‘精神’如何，也不应予以任何宽恕。我绝不允许凶暴的将校胡作非为。要尽快将这一事件镇压下去！尽快！”见天皇震怒，川岛只好咋舌而退。裕仁犹余怒未消地自语道：“陆军简直是在掐朕的脖子！”

天皇下达的镇压命令没有立即执行，因为由陆军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事参议官会议是由荒木和真崎所操纵的。川岛陆相根据参议官会议的决定，先是发了《陆军大臣告示》，要求政变部队自行返营，并伪称“关于崛起之意图，已上奏陛下，承认诸君的行动是出于谋求显示国体之诚意”。但是叛乱者坚决要求，在产生新内阁之前不能撤兵。

对于皇道派的叛乱，统制派的幕僚军官们当然恨不得立即镇压而后快，但是由于无法直接调动部队，他们只得求助于天皇的最高权威。26日下午，枢密院决定由陆军宣布戒严，进行镇压。陆军虽不愿意，但还是在27日凌晨颁布了戒严令。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被委任为戒严司令官。此外，在外地的第二师团长梅津美治郎和第六师团的谷寿夫、关东军副参谋长东条英机明确表示了坚决镇压的态度。

与陆军上层心怀鬼胎的观望态度相反，由于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和斋藤实三名海军大将遭到袭击。海军在第一时间内就定下了对政变坚决镇压的方针。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当天就召集幕僚，明确说明了镇压的态度。26日中午12时，联合舰队司令高桥三吉向正在土佐冲演习的舰队发布命令，要第一舰队进入东京湾，第二舰队进入大阪湾。当时任海军军务局局长的丰田副武咆哮“陆军没这个意思的话，就由我们来动手！”。海军省办公楼前摆了一地的高压水龙，以防万一。海军陆战队奉命加强对海军各岸上设施，包括海军领导机关办公楼和退役高级将领私宅的警戒，另外还打算把天皇接到舰上，以免受陆军叛兵的挟持。26日下午，横须贺镇守府司令米内光政的第一水雷战队把陆战队经芝浦送上岸，堆起了沙包工事，摆出准备战斗的态势。

27日一整天，裕仁天皇都是在焦急不安中度过的。此时第一舰队已经在旗舰“长门”号战列舰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东京湾，各舰都将炮口对准了陆上的叛军阵地。“长门”号瞄准的是被叛军占领的国会议事堂，负责测定标的的第九分队分队长长光大尉用测距仪很细心地测出，从“长门”舰到国会议事堂的距离是19公里。加藤隆义统率的第二舰队也在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的带领下于27日上午9时许抵达大阪湾，开始实施警戒。

虽然海军已经把舰队开进了东京湾，但陆军还是迟迟按兵不动。愤怒的天皇几次将本庄繁召开催问：“讨伐部队出发了吗？”“交上火了吗？”本庄繁含含糊糊地答道：“因为居民尚未撤离……”未等他把话说完，天皇便厉声喝道：“如果陆军大臣无能为力，朕就亲率近卫师团去平定叛乱！快快备马！”

裕仁天皇的焦急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刚刚获悉，在弘前第八师团任大队长的秩父宫雍仁亲王已动身搭乘火车前往东京。秩父宫向来与皇道派军官来往密切，在思想上倾向与皇道派的主张，并因此与天皇对立，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叛乱发生后，叛军已公开宣称“秩父宫是我们的首领”。如果他站到叛军一边，形势将更加难以控制。日本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有天皇之弟干下的篡位之事，多得不胜枚举，例如神武天皇的后继者绥靖天皇就是弑兄自立的。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可怕的情况，宫内省派东京大学著名的右翼历史教授、曾给秩父宫讲过两年《日本政治史》的平泉澄前去拦截雍仁。他在上越线的水上车站登上雍仁乘坐的火车，一路上向其详细说明了情况，并恳求秩父宫不可轻举妄动。秩父宫神色凝重地听着，一言不发。火车一达到东京上野车站，秩父宫就在大批军警“护送”下被带入了皇宫，与叛军隔离开来。见情势如此，秩父宫只好在当天晚上拜谒了哥哥，并做出了服从天皇的保证。

28日，在天皇的一再催促下，犹豫不决的军部终于下了镇压的决心。陆军次长杉山元得到天皇同意，发布了《奉敕命令》指示戒严司令官迅速使占据三宅坂的军官及部下撤离现场，归复各所属部队。奉敕命令随后正式传达给第1师团。戒严司令部决定29日完成镇压的准备工作，并开始讨伐叛军。

参加镇压政变的部队有近卫师团和第一师团各7000人，另外从仙台和宇都宫调来了第2、第14师团所属部队6000人，总数近24000人。29日上午，荒木、真崎两位陆军大将为避免叛乱部队遭到武装镇压，前往戒严司令部进行交涉，但遭到拒绝，戒严部队参谋石原莞尔将两名大将赶出了司令部。在他们离开后，香椎司令官再次提出避免“日军自相攻击”，但杉山元坚决不同意，要按天皇敕令以武力讨伐。东京街头的坦克车装上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NHK著名播音员中村宣读的《告军官士兵书》。这份由戒严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称：“现在归复原队，仍为时不晚；抵抗者全部是逆贼，射杀勿论；你们的父母兄弟在为你们成为国贼而哭泣。”与此同时，飞机在政变部队上空盘旋撒下《告军官士兵书》的传单，劝诱政变部队回归营房。

叛军此时已在严冬中坚持了3天，疲惫不堪，士气消沉。在听到广播、拾到传单后，纷纷脱离了叛军，返回原部队。策动叛乱的军官见大势已去，也未加以阻拦。这些军官随后被戒严部队拘捕，集中到陆军省大院。关押他们的统制派的军官冈村宁次预想并期待他们自尽，已让第一卫戍医院的护士兵准备好消毒药水和脱脂棉，还准备了30多口棺材，但叛乱军官拒绝自尽，想要通过公审来“揭露军阀的阴谋”。

陆军首脑部吸取相泽案件公审的教训，对政变主谋实施军法审判，审判过程不公开，不设辩护律师，一审即终判。由于二二六事件直接威胁到了天皇的统治权，因此对叛乱军官的处置也异乎寻常的严厉。7月5日，军法会议判处在政变中起领导作用的矶部、香田等17名军官死刑。有意思的是，宣判里一点没有提到谋杀罪，判刑的唯一根据是，这些军官犯了未经天皇批准而擅自动用军队之罪。在幕后支持暴动的北一辉和西田税，以及砍杀永田的相泽三郎也被处死。其余的士官和士兵则被免予处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遵从上级的命令。这次对政变军人惩处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此前历次的处理，明显的带有彻底根除皇道派及北一辉影响的意图。在军部上层，在寺内寿一主持下，统制派也趁机进行了大规模人事“整肃”。荒木、真崎和川岛陆相被解除现役，所有倾向于皇道派思想的军官均被从陆军核心部门清除出去。至此，统制派彻底掌握了陆军实权，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控制。

讽刺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时所积极追求的目标，例如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在政变失败后反而得以实现。这不仅是因为同属法西斯派别的统制派牢牢掌握了军部大权，而且内阁也被以新首相广田弘毅为首的文官法西斯集团所控制。

对于日本陆军在二二六事件中的角色，以及在随后日本法西斯化中的作用，抱有左派观点的井上成美海军大将在日本投降前曾经有过一番很有意思的讲话：“陆军动辄把自己大肆吹嘘成什么‘皇国的中流砥柱’，事实上，正是陆军……最终把日本拖入了灾难。所谓的‘中流砥柱’，就是中国的黄河上有几块挺立在河中、顽固阻挡潮流前进的顽石。从这个意思去理解的话，陆军也不愧是真正的‘中流砥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