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田启介（おかだ けいすけ，1868年2月13日—1952年10月17日），日本第31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出生于日本福井藩（今福井县）。海军大学毕业，日本海军大将。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1936年2月26日在二·二六事件中因兵变而倒台，从此开始了日本军部统治一切的历史。

冈田启介是越前藩郡奉行冈田喜藤太和冈田波留之间的长男。1889年4月20日毕业于海兵学校15期。同期生有小栗孝三郎、竹下勇、财部彪。

1890年7月9日，任海军少尉；

1892年12月21日，海大丙号学生；

1894年12月9日，任海军大尉；

1898年4月29日，升入海大乙种学生班；

1899年3月22日，升入海大甲种学生班；

1899年9月29日，晋海军少佐；

1901年6月7日，毕业于海军大学，任教官；

1904年7月13日，晋海军中佐；

1906年5月11日，海军水雷学校教官；

1908年9月25日，晋海军大佐，任海军水雷学校校长；

1910年7月25日，任装甲巡洋舰春日舰长；

1912年12月1日，任战列舰鹿岛舰长；

1913年12月1日，任海军少将；

1915年12月13日，海军省人事局长；

1917年12月1日，任海军中将；

1920年10月1日，舰政本部长；

1923年5月25日，任海军次官；

1924年6月11日，任海军大将、军事参议官；

1924年12月1日，接替铃木贯太郎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官兼第一舰队司令长官；

1926年12月10日，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

1927年4月20日，任田中义一内阁海相，接替财部彪；

1929年任军事参议官；

1931年，五一五事件，犬养毅首相被海军中尉三上卓所率领的袭击队刺杀身亡，海相大角岑生引咎辞职，冈田在继任首相斋藤实内阁中任海相；

1932年5月26日，因年满65岁，到达退役年龄卸任；

1934年7月8日—1936年3月9日，由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接替斋藤实海军大将而成为首相。

冈田出生的这一年，适逢延续了二百六十多年的幕藩体制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10月23日，政府改年号为明治。他的出生地若狭国在藩阀制彻底废除的明治二年实现了版藉奉还，明治4年实现废藩设县。在这里要提到的是，冈田以前的首相中出生于明治年间的只有第二十八代首相浜口雄幸（明治三年1870年）一个人，他之后的首相中出生于明治以前的只有第三十五代首相平沼骐一郎和第四十代首相铃木贯太郎两个人。从这层含义上看，明治、大正年间的首相并非出生于明治年间，首位出生于明治年间担任首相的是浜口雄幸。在另一层意义上，在冈田出生前后的大正、昭和时期，从原敬到冈田的历任首相都出生于幕府体制末期向明治时代大转换的波浪漩涡之中，他们出于对历代天皇效忠，为构筑近代日本国家体制和而努力奋斗。战后的总理大臣中没有出生于明治时期的。

冈田受命组阁的时期，虽比不上明治维新和战败投降这样的历史时期重要，但也是左右了日本命运的昭和大转换期，各种凶变接连不断地发生。他在这个背景下登场，不久又因“二·二六事件”而倒台。不仅如此，相继发生在该内阁阁僚身上的悲剧仿佛象征着为日本敲响丧钟。该届内阁中因病死于任上或辞职的阁员共有五人（藏相藤井真信、文相松田源治、继任文相川崎卓吉、邮政相床次竹次二郎、书记长河田烈），另有一名被暗杀（藏相高桥是清），还有一名在战败投降后被处以极刑（广田弘毅外相）。

从冈田及冈田内阁的经历来看，“凶变不断发生的时期”与所谓昙花一现的民主“大正德谟克拉西”相重合，也正是原敬内阁过渡到冈田内阁的时期。这期间日本共经历了12名首相和13届内阁，包括“大正民主主义第三期”在内，前后延续了将近十八年时间。其间共有6位首相（除冈田外，还有原敬、高桥是清、浜口雄幸、犬养毅、斋藤实五人。而且原敬、高桥、犬养是政友会总裁，浜口是民政党总裁）因恐怖事件丧命；有2名首相病死于任上（加藤友三郎、加藤高明）。这几位首相都是宪政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恐怖事件与病魔不仅夺起走了这些人的生命，也扼杀了由他们维系的护宪体制和民主主义萌发。

原敬被暗杀后的二十天，即1921年11月25日，访问欧洲半年而归的皇太子裕仁亲王开始摄政，日本事实上进入了昭和时代。当时处在大正天皇服丧期，加之“经济萧条和来自各大国的心理压力”等难题如山。摄政年龄尚小（1901年出生），元老们又相继去世（大正11年山县有朋死去，13年松方正义死去），只剩下西园寺公望一个人。

理论上政策与政局是分开的，但事实上两者又存在密不可分的连动关系。如果不认识到到这一点，就会认为冈田内阁的政策完全屈服于军部压力，是对军部要求的全面妥协和让步。西园寺等“维持现状派”对斋藤实和冈田等“过渡内阁”的期待是不要和军部发生对峙，不挑起事端，全力抑制军部的暴走。如果不能抑制就要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程度，把危机发生的时间尽量向后拖，为此不惜向军部妥协让步。军部的作法是，要求内阁作出妥协和让步，然而自己却从不妥协，甚至为实现自己的主张不惜把天皇卷入政治斗争之中。

冈田内阁在位1年8个月，召开过三次议会，实施了一次总选举。特别值得提到的政策有五个：在满（州）机构改革、（藤井、高桥）财政政策、单方面废止华盛顿条约并退出伦敦裁军会议、（广田弘毅）外交政策、建立内阁审议会制和设置内阁调查局。此外，对政局或政策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事件还有陆军省新闻班发行15万部“国防本义及强化的主张”（所谓“陆军省手册”）、排除、打击美浓部达吉“天皇机关说”和国家体制明证声明、更换皇道派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统治派的核心军务局长永田铁山惨遭刺杀、陆相林铣十郎引咎辞职、第十九次众议院选举和之前进行的府县会选举以及最大的压尾事件——“二·二六”流血事件。

有关改革在满洲机构问题，陆军在斋藤内阁时代曾提出方案，得到军事参议官支持。林铣十郎陆相向冈田首相再次提出这个构想，施加压力，要求内阁实现这个方案，并将此作为他留任的条件。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冈田一直兼任负责殖民地事务的拓务相一职。当时日本在满洲国的机构各有各的命令系统和政策目标，关东军（负责维持治安和日满共同防卫）、驻满大使馆（负责外交）、关东厅（负责行政、经济）成三足鼎立之势。

虽然由关东军司令、陆军大将武藤信义（昭和8年死后由菱刈隆大将接任）兼任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但机构间鼎立的关系使管理运作不顺畅。陆军企图以理顺管理、精简机构为名控制陆军儿子一般的满洲国的军事、外交、政治、经济等一切权力。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内阁提出妥协案，由关东军司令兼任驻满特命全权大使，形成两位一体体制，同时在内阁设立对满事务局，由陆相兼任总裁。关东厅被撤消，拓务省在这场争权夺利中完全败北。这件悬案解决之后，冈田起用儿玉秀雄担任拓务相。陆军实现了插手军政、军令之外的行政机构的目的，而且在新领域中的地位居文官之上，把满洲变成他们随心所欲的试验场。

环境背景

自原敬内阁之后，国家财政政策一直由高桥是清、井上准之助、浜口雄幸三人为主制定。冈田接受了高桥的推荐，任用时任大藏省次官的藤井（曾历任主税局长、主计局长）为藏相。作为大藏省和藤井本人的希望，由奉行健全财政主义政策的大藏省主导制定了昭和十年度预算案。但是陆海军方面以目前处于非常时期为借口，固执地要求增加预算。恶劣的经济环境（没有大规模自然增收，公债赤字难以消化）也成为制定健全预算的绊脚石，而且藤井病魔缠身。尽管如此，藤井也没有放弃制定收支平衡预算的决心，极力抑制各省厅要求增加预算的要求，决定用增税手段弥补减少发行国债造成的财政缺口。昭和十年度预算案经大藏省通过后提交内阁审议。与上一年度相比，这个预算案总支出减少了9千万日元，国债发行额减少了2亿零7百万日元。各省厅都不接受这个预算案，财界也对突如其来的增税案感到震惊。陆海军、内务省、农林省等部门强烈要求恢复原来预算，使得预算案前后经过四次内阁审议也无法过关。铁道相内田信也建议冈田作为最后一手牌把铁路收益加入预算，终于使预算案和增税案在议会得以通过。之后政府立即更迭了藏相，由高桥代替藤井。藤井在两个月后因病去世。

偏重军事费用

昭和十年度预算的特征是偏重军事费用。由均衡财政和偏重军事费用两个支柱支撑的预算案表明了藤井和大藏省主导权的局限性。在第六十六次临时议会上，面对议员们“与内务、农林两省相比，预算案偏重军事费用”的质询，林陆相在答辩中流露出军部把军事预算神圣化、国防预算绝对优先的思想。即使是以不怕军部而著称的高桥藏相，也对军部特别是废除裁军条约后的陆海军也失去了牵制能力。

缔结伦敦海军裁军条约

缔结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之时，首席全权代表若槻礼次郎和财部彪海相受到海军部内“舰队派”的猛烈攻击，当时冈田对他们施以援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冈田内阁成立不足半年就决定单方面退出华盛顿条约，并在“二·二六事件”爆发前批准了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全权代表永野修身关于退出会议的请示，作出脱离会议的命令和声明。这是继斋藤内阁退出国际联盟之后日本再次选择国际孤立化的道路，此举对日本在与列强关系中的孤立地位起到决定性作用。前任首相斋藤早已将冈田视为最合适的后继人选，虽然是推测，大概在斋藤内阁的五相会议（首相、陆、海、外务、大藏）上已经讨论并通过退出裁军会议的决定。因此，大角岑生海相把要求冈田落实这一决策作为留任的条件。对冈田来说更为不利的是，以东乡平八郎元帅为领袖的舰队派要求财部海相辞职，后任大角上台后即对条约派进行肃清，将财部、山梨胜之进（当时任海军次官）、堀悌吉（当时任军务局长）等全部清除出现役，让舰队派中心人物加藤宽治（当时任军令部长）担任军事参议官，末次信正（当时任军令部次长）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官，并拥立伏见宫博恭王为军令部长。虽然天皇和侧近集团对日本的国际孤立化表示担心，但大角表示即使天皇发出圣谕海军也不妥协，其强硬态度没有丝毫后退的余地。冈田唯恐连累天皇，只得孤军奋战，但他并不知道、也不掌握对抗的方法。被广田弘毅委以全部外务省事务的外务次官重光葵站在反对退出条约的前沿。然而广田外相在内阁中提出在不刺激列强的前提下，宣布废除通告是不得以的。日本选择了孤立化，从此进入不论远近东西，对周围一切都心怀警戒的“经常性非常状态”，在确立扩充军备和总动员体制的道路上狂奔。冈田内阁时代具有鲜明代表性的事例有：陆军发行陆军手册、排斥、攻击“天皇机关说”、国体明证运动和“二·二六事件”。

日华亲善论

广田弘毅外相在第67次通常国会会期中的1935年1月发表了日华亲善论，并在数日后发出“在我任中没有战争”的断言。同年10月，政府对中国驻日本大使提出作为日华合作前提的对华三原则（停止排日运动、承认满洲国、防止赤化）。这一年是日俄战争30周年，日本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回顾性的、充满自负和爱国情绪的纪念活动。政治活动家桐生悠悠评论道：“这些活动倒是壮观痛快，可是与这种痛快相比，不应忘记苏俄对此的不快感。”从这种观点上看，广田对华政策的调整不会真正起到协调关系的效果。但将广田政策与军部政策作比较时，广田外交的协调性又是客观事实。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军部批判对中国积极协调的政策是“软弱外交”，他们的立场是对不与日本合作者及抗日运动予以坚决严惩。问题在于广田所说的协调外交不是站在日中平等的立场之上的，不如说是“日本单独对华外交”，这才是它的本质。即：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是日本一家的责任，列强也应该承认这一点。不能让列强降低中国对日本的依存度，或者以经济、技术援助手段有意使中国远离日本，走向独立。在这种认识上广田与军部间没有太大差异，所以广田没有脱离军部执行单独的外交政策，被军部牵着走成了他的悲剧。

采取措施

内阁审议会议的最大特点在于这个想法不是由军部和新官僚而是由党人（山本条太郎、床次、町田忠治等）提出的。这种想法正好与冈田的心思相符，他是想通过内阁审议会将所有人材聚集在一起，制定不受内阁更迭影响的连贯性政策，这是冈田当时的一个期待。由于冈田内阁成立时没有得到立宪政友会的支持，组阁也没有完全实现“举国一致”，他想通过成立内阁审议会把政友会拉进来。但是政友会拒绝了冈田的邀请，只有望月圭介、水野炼太郎在脱离政友会后担任了审议会委员。内阁审议会的会长是冈田，副会长为高桥是清，委员包括重臣（曾经担任过首相的人）、贵族院议员、各政党代表、众议院前议长、财界代表等共15人。为了使这个组织不单纯停留在审议会的水平上，在其下设立了内阁调查局，调查局长官由吉田茂（内务省人员）担任，并从包括陆军省在内的各省选拔中坚力量充任调查官。内阁审议会是个短命的机构，但内阁调查局却在之后经过企画厅发展为企画院，成为担当策划充实、扩大综合国力，落实国家总动员事务的重要政府部门。从此党人和官僚可以在政策制定阶段就参加进来，发挥重要作用。除了若干重要阁僚外，阁内外党人参与制定核心政策的道路被堵死了，而基层官僚却得以发挥作用。这也是冈田在日后抒发内阁审议会构想失败的感慨的原因所在。内阁审议会制好不容易看到实现的希望就凋谢在萌芽阶段了，只有内阁调查局得以存续发展。

施加压力

军部围绕政局发展向冈田施加压力（如提出陆海相留任条件，如果不从就不留任，并且不再选派后任人选），强烈提出要求（如满洲机构改革问题、退出裁军会议问题、废除裁军条约问题、要求增加预算问题等），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坚持到底。不仅如此，军部向冈田内阁和西园寺等宫廷侧近集团挑衅，发行“陆军手册”和挑起“天皇机关说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国防本义与强化国防的主张》

1934年10月1日，陆军省以新闻班名义发表题为《国防本义与强化国防的主张》的文章，指出“本文是《跃进的日本与列强的重压》之姐妹篇，旨在申明国防之真正意义，提倡强化国防力量，以此敦促国民要有应对非常时局之思想准备”。内容分为：对国防观念的再研究；战争的意义；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等章节。文章通过永田军务局长审阁，由林铣十郎陆相批准发行。小册子共有本文四十六页，附有附录。小册子鼓吹通过合法的改造国家运动构筑“国防国家”，完全是诱导舆论的政治宣言，也是一场政治运动，鼓吹日本在陷于国际孤立化的现实背景下，与国际社会进行战争是日本民族的宿命，强调退出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废除裁军条约的正当性，对海军的做法表示支持。主张日本目前正处于非常时期，为与“世界的非常时期”相适应，建设“国防国家”是当务之急。作为发行这个小册子的时代背景，当时陆海军极力渲染所谓“1935年、1936年危机论”，宣称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之后两年将开始生效，并且由于废除裁军条约而开始军备竞赛，同时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军事力量开始强大，这些因素将使日本在1935年或1936年面临危机。强调为克服危机，不仅军人，所有政界、官界、财界以及全阶级、全社会必须团结一致，日本号巨轮的罗盘针迫在眉睫地指向“军界财界团结”、“举国一致、全民总动员”的航向。在这里要提到的是，大约在同一个时期，海相发出了“对昭和十年度海军裁军会议预备交涉的舆论引导要领和方法”的命令，指示官方要努力向国民宣传废除华盛顿、伦敦两个裁军条约的合法性和进行军备竞赛不足为惧。

产生的影响

政党方面对此做出了敏感反应。10月3日政友会发表声明谴责发行小册子，并在第六十六次议会中向林陆相发难。声明的主要内容是：1.小册子内容过激，要求对现在的政治、经济构造进行根本性改革；2.陆军没有不经过内阁决议而发表国家基本方针的权限，制定、建议基本国策的责任在政府而不在陆军；3.陆军不允许别人对其事务进行干预，却对陆军以外事务说三道四，这是自相矛盾的。高桥藏相在接受关于“何为国策根本”的质询时阐述了自己见解，指出所谓“非常时期”正是现在这种煽动民众制造“非常时期”的做法，所谓“举国一致”就是为化解“非常时期”必须团结一致，表现出他决不后退的刚毅性格与过人胆识。在过年后召开的第六十七届议会上，民政党的斋藤隆夫再次就陆军手册和预算案偏重军备问题发起猛烈攻击。军部方面不但没有后退，态度反而更加强硬起来。这种变化明显表现在林陆相的答辩相中，起初他辩称小册子内容只是陆军新闻班的草案，后来态度一转，推翻先前所说，称小册子内容就是陆军的意见。还有一些事情显得很奇怪，比如社会大众党在小册子事件中全面支持陆军主张。另外，在小册子发表的第二天，全国各报都做了大幅报道，唯有《朝日新闻》一家报纸保持沉默，据说是因为报社在是否刊登问题上拿不定主意。天皇身边的宫廷集团主张遵守宪法，维持、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关系。但是陆军要求对国家构造进行根本性改造，积极容忍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企图确立全民总动员、举国一致的体制，在不让步妥协的情况下克服国内外危机。之后，陆军在贵、众两院中借批判天皇机关说打击宫廷集团。

基本概述

“天皇机关说事件”是由众、贵两院议员江藤源九郎（众议员，陆军少将）和菊池武夫（男爵，原奉天特务机关长，陆军中将）——特别是后者在贵族院会议上批判、攻击美浓部达吉（原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法学博士，贵族院敕选议员）的“天皇机关说”而引发的。菊池指责“天皇机关说”是“学匪”为破坏国家体制而对宪法作出的解释，包含慢性谋反和反逆的的意图，要求政府对此应作出相应处理。江藤对美浓部攻击狂热的天皇崇拜者蓑田胸喜提出质询。对此，美浓部在25日的正式会议上进行了辩驳。当天的《东京朝日新闻》晚刊以《断章取义，何为反逆》为题全文刊载发言记录，评论“美浓部的答辩条理清晰，观点鲜明，全场听众无不肃静侧耳。”3月5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宫泽俊义在朝日新闻学术文艺专栏“论坛时评”中发表“美浓部达吉论”，称“博士有启蒙之功”，断言“如果有人因听了博士的说明，或因执有博士的学说而逆反国家体制者，他一定是个无知之徒，或是借“国体”之名行中伤他人之事”，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当时舆论界尚没有完全死去。此时枢密院副院长平沼骐一郎会见了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指示说对此等重大问题不可等闲视之。第二天，真崎召见教育监部本部长，要求对美浓部问题进行研究并明确态度。4月6日，真崎向全军下达国家体制明证训示。同时，政党三派（政友会、民政党、国民同盟）和军部共同站在攻击美浓部的前线上。贵、众两院一致通过国家体制明证决议案。在众院，由政友会总裁铃木提出决议案并做说明，反映出政党在议会中的活动堕落为“蠢动”，与军部、在乡军人会及右翼势力之间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对冈田首相在议会表明反对天皇机关说和政府两次发表明证国家体制声明还不满足，进而要求对美浓部作出处分。结果政府作出禁止美浓部的三部著作发行，其它作品也要进行改版的处分。不仅如此，第二年2月，美浓部寓所遭到暴徒袭击，他本人也受伤。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在当天就遭政府封杀，而且持续了长达一年三个月。1935年的7、8两个月是对天皇机关说进行攻击高潮，林陆相罢免了教育总监真崎。大约在一个月后，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在陆军省办公室内惨遭杀害。内务省在当天即禁止向陆军以外发表有关消息。在对外居高临下的陆军省内部的“皇道派”和“统制派”之间的对抗陷入泥潭，面临崩溃和丧失权威的危机。陆军省在乌云密布中迎来昭和11年。

另有隐情

与“天皇机关说”相关还有一段伏笔，就是平沼向真崎发出指示一事。长年以来，“天皇机关说”原本已成为学术上的定论，突然被打为异端邪说，不能不说是反常的事态。在缔结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之际，军令部攻击政府的做法侵害了天皇统帅权，政友会就借用“天皇机关说”为自己辩解。当时支持浜口首相、若槻全权代表和财部彪海相的元老西园寺、宫廷侧近集团和冈田军事参议官也都从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中找缔约条约不侵害天皇统帅权的理论依据。美浓部在大正十三年发表《宪法撮要》，特别以侵害统帅权为焦点，于昭和五年先后写了《海军裁军条约的成立与统帅权的界限》（东京朝日新闻）和《围绕伦敦条约的争论》（东京帝大新闻）两篇文章，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封闭在象牙塔一隅而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学究。美浓部的学术观点与其恩师一木喜德郎一脉相承，因此在缔结条约问题上失败的“舰队派”有借攻击美浓部之机直指宫廷侧近集团的意图。这就是平沼对真崎暗示的含意，也是这次事件中的伏笔。冈田对“天皇机关说”事件最大的忧虑是一木甚至宫廷集团受到牵连。在处理了美浓部之后事件便告收场，冈田松了一口气。1935年12月末，内大臣牧野伸显以神经痛并发疹子为由而辞职，斋藤实接任。一木也在“二·二六事件”后从枢密院议长的位子退下来，辞去一切公职。

永田铁山军务局长遇刺身亡的消息是陆军省在1935年8月12日傍晚对外报道的。当天上午9点40分，一名中佐突然闯进军务局长办公室将永山刺成重伤，当时因公正在办公室中的东京宪兵队长上前阻拦，结果也负了伤。接着传出已被晋升为中将并被封为四品的永田于下午4点死去的消息。13日，陆军方面报道称犯人是陆军步兵中佐相泽三郎，他将被交第一师团军法会议进行予审，已于前一天夜里被东京卫戍刑务所收监。同时报道中提到了一些事件经纬，称“犯罪动机尚不清楚，好像是妄信了街头巷尾关于永山中将的流言蜚语所为。此人在本月1日由步兵第四十一联队被调至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商业学校服务，他在办完赴任手续后于11日晚来到东京。”这篇报道是军事课高级课员武藤章中佐煞费苦心之作，在使用“妄信街头巷尾误传的流言蜚语”一词的表现程度上，武藤一方面对皇道派进行了刺激与牵制，一方面也照顾了统制派的慷慨与愤怒情绪。在此要指出的是，相泽来到东京后投宿在西田税（在“二·二六事件”中被判死刑）寓所。至于永田被刺的原因，真崎被罢免了教育总监之后，针对永田的匿名文书和造谣中伤就一直没有停止。主要意思是说高桥藏相和重臣、政界财界巨头们秘密商量如何抑制军部，永田也参加了，罢免真崎就是他逼迫其傀儡林陆相作出的决定。真崎在被免职后，直接或通过一位少将间接地向追随他的青年军官讲了被更迭的经纬，村中、矶部等人以此资料写了《教育总监更迭真相》一文，秘密流传。西田、山田、龟川等人也写了题为《军阀重臣们的大逆不道》的不负责任的文章，指责永田以林陆相为傀儡排挤真崎，并将文章秘密发送给全国各地的同伙。永田对于这些造谣中伤并没有胆怯，在他遇刺前一天夜晚写给陆相的建议书中写道：“面对诬陷、中伤与攻击，我拒绝作出交换和妥协”，“以统制治军的愿望尚未实现，为了这个目标我不惜官职甚至性命”。永田一直是皇道派青年军官们攻击的目标，陆军次官提醒他时刻注意身边情况，多带些宪兵以充实警卫力量，或先到外边躲一躲，永田都没有同意。前边提到过的村中和矶边都曾在1934年的“十一月事件”（4）（又称士官学校事件）中受揭发，被连座收监，虽然之后被免予起诉，但作为行政处分被停职。停职期间，他们于第二年七月写出“关于整肃军队的意见书”，向全军分发，结果被免官，分别降为步兵大尉和一等主计。两人深信被免官是永田捣的鬼。后来村中和矶边作为“二·二六事件”的主谋被处以死刑，山口和龟川也被判无期监禁。永田事件之后发生了更加悲惨的事件。事件发生时，兵务课长恰好正走出局长室去叫军事课长，与相泽在门口擦肩而过，据说他看到相泽拔刀便慌忙逃跑了。他本人对此没有做任何解释，在永田死去百日祭时在自己家中剖腹自杀。

和“十月事件”时一样，相泽被交付第一师团军法会议处置。军法会议长官是“十月事件”时第一师团长柳川平助中将（1935年任台湾军司令，因“二·二六事件”转为预备役），深受皇道派青年军官、被免官的村中、矶边和西田税信赖。审判长是佐藤正三郎陆军少将（第一旅团长，因“二·二六事件”而停职待命），审判员之一是皇道派的小藤惠（“二·二六事件”时任步兵第一联队长，后停职待命），这种人员组成对皇道派十分有利。在公审过程中，遇刺身亡的永田被形容为穷凶极恶、毫无人道的人物，和永田同期进入陆军的一些人在法庭上要求审判长出庭，对永田作出正 确评价。“二·二六事件”就发生在皇道派总头目真崎大将作为证人出庭的第二天。后来“二·二六事件”首谋军官们都在法庭上提到该事件与相泽事件有紧密联系。就在永田遇刺当日，矶部浅一在陆军省前看着来来往往的军人们感叹，如果有两三个志同道合的军官实施突袭，一定能占领陆军省。犬养毅遇刺使政党政治进入黑暗的时代，永田遇刺事件则使陆军内部的对立、斗争喷发出来，照明了黑夜。到了第二年的2月26日，更象火药库爆炸一样发生了重大事件。

在这期间，九、十两月时隔四年举行了的全国府县议会选举。这次选举是在过去四年间政党政治闭塞得快要窒息的情况下举行的，是政党政治能否起死回生的试金石，也是即将到来的总选举的前哨战，颇为引人注目。这次选举是在内务省欲借政党政治奄奄一息之机大搞选举肃清运动背景下进行的。当时的党人缺乏政党政治所必需的经纶、抱负和政策，陷于为求私利进行野合。选民蔑视政党，认为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各党政策雷同，相互附和，执行愚民政策，从这个角度说倒是有必要从更高层次进行选举肃清。结果政友、民政两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多数议席（85%以上），而且无产阶级阵营超出预料，议席增加了3倍，政党恢复了活力和自信。对军部造成打击的是，在“陆军手册事件”中支持军部的社会大众党在选举中以坚决批判增加军费、要求减轻国民负担为政策中心，取得大胜。府县会选举结果给军部在昭和十一年（1936年）度预算案中提出体现“广义国防论”的财政要求造成冲击，军部的焦躁和忧虑进一步加深。

1936年11月21日，第六十八届通常议在距届满还不到一个月时宣布解散，2月20日进行了总选举。这次总选举的特点是军部和内务省两方面都对大选进行干预，他们打着整顿选举运动之名，施全面干预选举之实。围绕选举，议会政治和来自军方、官僚的干预形成怪异的组合。干预是十分露骨的，比如1月25日，陆军次官向各师团参谋长发也通令，要求“利用选举排除反对军部的政策动向”，指示：第一，动员在乡军人会“选出非常时期可以信赖的优秀议员”；第二，“监视议员候选人的演讲活动，如有影响国防思想的内容，应适时采取必要措施。”内务省则严厉揭发、处分违反选举规定者。警视总监、检察官巡视各自管辖的警察署，检举违反规定案件少的主管警察就被指责为怠慢公务，要进行严厉批评。刑讯逼供和暴力成为常用的手段，完全是一种官宪恐怖主义，结果造成参加选举的人数萎缩，弃权者增加。虽然如此，24日公布的选举结果表明，现有两大政党得到支持，但在议席方面政友会和民政党发生逆转。作为执政党的民政党获205个议席，成为第一大党。政友会议席数从选举前301席骤降至171席。连政友会的党首铃木喜三郎也落选。发生“二·二六事件”前夜，在首相官邸举行了小型宴会，庆祝执政党民政党的胜利。这次小型宴会成为在官宪恐怖和军部恐怖夹缝中的一个幽梦。而高桥是清在宴会上犒劳指挥选举的町田忠治和内田信也的欢声笑语显得更加可悲。

1936年3月日，评论家桐生悠悠在他自己办的小型刊物《他山之石》上发表评论说：“所以不是说过了吗？与明证国体相比，军敕明证在先；所以不是说过吗？一部分国民对五一五事件的犯人抱有盲目的同情和赞许，所以无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所以不是说过吗？如果不警惕军部的轻举妄动，其危害是无法预测的；所以，我们一生中都向军部和政府提出逆耳忠言，不知何时就会遭到发行禁止的厄运。”桐生由于1933年8月11日在《信浓每日新闻》上发表了题为《讽关东大演习》的评论，被迫辞去主笔之职，回到名古屋老家创办了个人杂志《他山之石》，成为以此为阵地发表言论和军部进行战斗的评论家。

直到“二·二六事件”发生后十五个小时，即当天晚八点十五分，外界才通过陆军省发表的消息和临时广播新闻得知此事。这天正午的广播只报道了东京、大阪两地股市暂时停止交易的消息。但是报社却不受这个限制，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各种零星消息传到报社，如牧野遭袭击、高桥被暗杀等。东京朝日新闻社在早晨六点左右接到内务省警保局电话命令，禁止发表一切有关消息。九点钟前后，结束了对首相官邸和藏相私宅袭击的几名军官及约五十名士兵对“国贼”朝日新闻社发起袭击，冲入二楼排版车间，把活版箱和排版工具全部捣毁。之后，他们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关于此次事件的声明，挨家到各主要报社要求刊登。不久戒严司令部就传来禁止报道此事的命令，所以没有刊登出来。

之前陆军发表的消息称“一部分青年军官在凌晨五点左右”发动袭击，报道了袭击的地点、对象和结果，并引用了一部分声明内容来解释这些人发动事件的目的。报道中有两点错误，一是称冈田首相当场死亡；二是称高桥藏相负伤。前一个错误是因为把别人错当成冈田首相，后者则是考虑到对经济界的影响故意这样报道的。由此可以看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左右日后处理这次事件的重要因素，值得关注。再有，海军三位元老成为暗杀对象，必须顾及海军为此对陆军怀有的对抗心理。这两个因素不允许陆军领导层在处理这次事件上长时间的优柔寡断。川岛义之在29日内阁会议时还抱着不用着急的态度，但听完兼任藏相的商工相町田忠治的发言后颇感惊惧，态度马上转为坚决立即镇压。町田让川岛惊恐的发言主要内容是：“如果事件处理长期化将出现挤兑，银行不得不支付储户提款，势必蒙受毁灭性打击。外币兑换也将受到影响，日本将在国际经济界完全崩溃。”对此天皇的认识非常敏感和正确，这一点可以从本庄繁2月29日的日记中清楚看出。他记道：“陛下根据28日町田代理藏相的上奏，担心事件对经济造成影响，以至海外外汇交易中止。今天体会到圣上希望早日收拾局面，将影响降到最小程度的心思。”海军方面，上午十点左右，海军省中判任官以上的军官被召集到大楼一层正门处，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王在台阶上向大家披露了天皇的意思，表明将要对事件采取强硬方针。正午前后，伏见宫向正在土佐近海进行演习的联合舰队发出紧急无线电暗号，联合舰队四十余艘战艘在旗舰长门号率领下于第二天下午四时驶入东京湾台场近海，一字排开，将舰炮瞄准东京市区。横须贺第一水雷战队的陆战队在东京芝浦一带登陆。镇压事件的实际行动展开了。晚上八点刚过，丰田副武参谋长就“陆军大臣告示”提出强硬抗议。

这一年、这一月最初的降雪是四十九年以来的大雪，雪下了整整一天一夜，积雪达至21.8厘米。参与“二·二六事件”的各部队在丑时（深夜1-3点）集合整装，于凌晨五点到达各自袭击目标位置（但袭击渡边教育总监的队伍和袭击斋藤内大臣的一部大约在一个小时才开始行动）集结，以“山、川”“尊王、除奸”为暗号口令。他们携带着大量武器（包括重机枪25挺，轻机枪43挺，步枪1044支，子弹9万5千发），威风凛凛地走出营门，投入风雪之中。其中有皇道派尉官21名（另有在乡军官1人，非军人1名），他们率领着大约1400名下士和士兵，包括第一师团步兵第一、三连队的各中队（主力是第一师团第一、三连队的1300多人）、近卫团步兵第三连队、野战重炮兵第七连队所属一个小型中队（由13人组成的运输队），此外还有负责袭击牧野前内大臣的别动队。除袭击牧野和渡边的部队以外，其它部队都是步行到达攻击目标位置。袭击的“成果”是：斋藤实前首相、高桥是清藏相、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三人分别在各自寓所遇刺当场丧命；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在官邸身负重伤；当时冈田首相在官邸，牧野前内大臣住在汤河原的一家旅馆中，他们都没有受到伤害。当叛乱军人大喊大叫地冲入首相官邸的院子时，这位早已听说过政变传言的68岁首相瘫在床上，宿命地说：“他们终于来了。”但是，冈田的秘书兼妹夫松尾传藏却不肯让他坐以待毙。松尾硬是把冈田从床上拽了起来，和一名警卫一起把他推进了洗澡间，然后跑到院子里，高呼“天皇万岁”。由于松尾长相与冈田相似，因此叛军将他误认为是首相，负责带队的栗原中尉当即下令开枪将松尾打死。他不放心，又找来女佣辨认，女佣确认死者就是冈田。第二天下午，在东京警视厅的救助下，冈田戴上口罩和墨镜，化装为吊唁人，混在送葬队伍中，从被叛军占领的首相官邸中逃脱。牧野伸显是因为所住旅馆被点燃后，袭击队指挥官误将发出的爆音当成了击毙牧野的枪声。实际上造反的军队要袭击的真正目标是首相、内大臣、待从长三人，高桥和渡边是在制定暗杀计划最后阶段加进去的。这样看来“成果”很小，除了斋藤之外，冈田、铃木、牧野（除冈田外都是宫廷集团成员）都保住了性命。

逃出官邸的冈田躲进位于驹入蓬莱町东本愿寺派的真净寺，他的秘书官福田在大学毕业后曾住在该寺主持家中，因此代为安排了这个地方。这里是过去朝鲜志士金玉均曾经藏身之处。在主人热情接待下，冈田喝了一碗热粥，心里安稳了一些。福田认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会有危险，于是在傍晚时分，冈田又转移到佐佐木二郎寓所。佐佐木是一名实业家，福井县人，早年和冈田相识，他还是尾崎行雄的女婿，冈田出逃时用的汽车就是佐佐木的。佐佐木爽快地接待了冈田。冈田在这里住了一夜，他一心想尽早到宫中参见天皇，向天皇认罪，因此急着安排进宫。但在他的秘书官迫水看来，目前各阁僚的反应还不能让冈田放心。大多数阁僚对冈田入宫参见天皇反应消极，表面上是担心冈田进宫参见天皇会招致兵变部队把枪口调向宫中，而本意是以冈田的苟且偷生为不齿，或者是不想有两名首相存在（当时已由后藤担任代理首相）。事实上反对冈田参见天皇最坚决的正是“代理首相”后藤。冈田的同期生竹下勇大将当初以为冈田已经死去而进行悼念，在得知冈田生还后他与冈田绝交数年。28日冈田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内阁调查局长官吉田茂到佐佐木家探访冈田，要求冈田在拟好的因病辞职书上签字，并要求他在参见天皇问题上慎重行事。冈田虽然在辞职书上签了字，但内心很不平静。下午二时许，福田给迫水秘书官打来电话，冈田在电话里向迫水表示，如果到今天傍晚还不能参见天皇，他“将有重大的准备和决心”。当时冈田在身边藏着一把刀。觉察到事态严重的迫水和町田商工相商量，决定同意冈田参见天皇。

武官长本庄繁听说冈田要来参见天皇后出宫确认消息真伪，回到武官室不久，就从里面传出反对的声音。在冈田去参见天皇的车中，由宪兵司令官岩佐陪同，出来迎接他的白根竹介书记官长拉着冈田的手痛哭不止。冈田首先向各位阁僚寒暄，官僚的反应各种各样，有人为冈田得以生存而高兴，也有人阴沉着脸。之后到学问所参见了天皇，此时冈田的心情就象当年的乃木希典大将一样。他向天皇就发生此次事件表示道歉，并表诚惶诚恐。天皇向冈田表示慰问和挽留，并让他照看政务。后来待从长广幡解释说，当时天皇这样安慰冈田是看到他平安无事而感高兴，并担心冈田要以自尽为此次事件负责。参见从七点开始，持续了几分钟。冈田退出之后，阁僚们为天皇说的“照看政务”指的是谁发生争执。有人认为是指冈田，有人认为是指后藤，双方相持不下，得不出结论。后经广幡询问天皇的真意，传出是指冈田的圣旨，从而后藤的“临时代理首相”被解职。在晚十一时之前几分钟，冈田再次参见天皇。冈田退出后，广幡叫来迫水传达天皇指示：现在冈田满怀感谢，十分兴奋，要让他多注意周围情况，不要判断失误，在事件彻底平息前就住在宫中为妥。天皇对冈田的关照也体现在参见之时，他命冈田等没有了危险再来进宫参见。

29日召开内阁会议作出决定，认为叛乱部队已被镇压，在下午五时对外宣布冈田首相平安无事的消息，宫内省也几乎在同时对外发布消息，之后再通过电台临时新闻向外界公布。在处理此次事件的四天当中，因为该内阁是一个记者对其期待甚少、而且苍白无力的内阁，结果小道消息满天飞，媒体一时间显得格外活跃。沉重的寂寞感包围着冈田，他每天闭门在家，追悼事件中的死者，过着谨慎的日子。同时，他虽不是俘虏，但住在女官的房间里，感到莫大的耻辱。为什么冈田本人、冈田周围的人、以至整个社会，对冈田奇迹般的生还不报庆幸和高兴呢？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欧美，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天皇看到冈田平安无事而感欣慰并关照冈田，表现出与世人不同的“近代”气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日本独特的拥戴天皇的文化传统中，反而是天皇最具有鲜明的近代思想。在这里要提到的是，西园寺与天皇想法相近，他认为冈田不应剖腹自杀，如果让他剖腹就是认输了，不应该向暴力低头，冈田可以用别的方法对事件负责。3月9日，内阁总辞职。元老们主张的“责任论”经过十年以后终于在冈田身上得以实现。1937年4月，七十岁的冈田被赐予“前官礼遇”的荣誉。1938年1月21日，正式退役。

牧野伸显在1935年末以健康理由辞去内大臣之职，其后任斋藤实在“二·二六事件”中丧生。侍从长铃木也在事件后退职。不仅如此，1940年，一木喜德郎的后任、由宫内大臣接任斋藤实的内大臣汤浅仓平和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也相继去世，日本有一种形将朽木的气氛。以西园寺为中心的一代宫廷集团全部消失了。在“二·二六事件”中得以奇迹般生还的铃木贯太郎和冈田两个人，日后却有一种大树将老仍发新芽的意味。两人都是“二·二六事件”中“讨奸”的对象而被袭击，却得以生还，都对年轻的天皇怀着忠诚和敬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两人形成如同表里的关系共同辅佐天皇。他们还同是毕业于庆应义塾的海军军人。这两个象征着过去的一个时代的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重新发挥了作用。其中铃木后来还担任了战前最后一任首相，其盟友冈田也为推翻东条英机内阁而奔走，亲自联络了末次信正和米内光政这两个死敌联合起来，把号称东条的副官的岛田繁太郎赶下台去，全力帮助铃木结束了战争。牧野的女婿吉田茂也参加了冈田等人的倒阁终战工作。1952年10月17日 ，84岁的冈田死去 。

曾经有人回忆：冈田启介先生也是一点都不讨厌新闻记者、杂志记者。因为是做过海军大臣、首相的提督，新闻记者不分昼夜的来采访。在记者看来，来谈话的话，会附上50钱、70钱的烟钱。然后，他们一出现就爽快地回应，“啊，上来上来。”对尖锐的问题，就拿出酒来说，“别说那些不通人情的话，喝酒！”可是他本人却因为某种疾病而被医生禁止饮酒。一对一谈话的时候他的千金会端茶来，于是他说，“不是那个，拿葡萄酒来。”记者说，“没关系，我不喝酒。”然后，他千金要退下去的时候，他会发怒，“在这里的不就是你一个人吗？”（生气她女儿不拿酒来）然后，他还会说，“如果你们有女儿的话都嫁给海军士官好了。平时不在家，可以保持夫妇关系的新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