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角岑生（日文：おおすみ みねお，英文：Mineo Osumi，1876年（明治9年）5月1日－1941年（昭和16年）2月5日），日本海军将领、政治家、华族、重臣（前官礼遇）。日本海军大将、正二位·勋一等·功五级·男爵。出身爱知县，先后就读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历任驻外武官、军令部参谋、海军省军务局长、第3战队司令官、海军次官、第2舰队及横须贺镇守府长官、军事参议官等职。1931年至1936年间先后任日本犬养内阁、斋藤内阁、冈田内阁海军大臣。20世纪30年代日本海军派阀斗争（昭和海军大分裂）期间，是舰队派清洗条约派的得力干将。大角岑生曾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多次参加希特勒、墨索里尼主持的轴心国会议，参与策划扩大世界大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中主张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最狂热分子之一。1941年，大角岑生在中国视察时坠机殒命，是日本在中日战争中阵亡官阶最高的海军将领。

大角岑生出生于1876年（明治27年）5月1日生于爱知县三宅村（现稻泽市平和町），原籍高知县。幼名亲一，爱知第一中学（现爱知县立旭丘高等学校）毕业后进入攻玉社（海军兵学校预备校，二战后为攻玉社中学校·高等学校）。1894年（明治27年）11月24日进入海军兵学校。1897年（明治30年）10月8日毕业，在海兵第24期毕业生中排名第3位，同期次席的是海军元老山本权兵卫的侄儿山本英辅海军大将。

毕业后，大角岑生以海军少尉候补生的身份参加了比睿号巡洋舰的远洋训练，明治30年（1897）11月5日被编入严岛号防护巡洋舰（三景舰的二号舰）乘组，同年12月26日被编入八岛号战列舰（富士级战列舰的二号舰）乘组。1898年（明治31年）4月1日被授予海军少尉军衔，同年10月1日服役于千代田号防护巡洋舰乘组。1899年（明治32年）5月1日任吾妻号装甲巡洋舰回航委员，赴法国接收吾妻号（日俄战争前向法国订造）。同年9月29日晋升海军中尉。1900年（明治33年）3月14日被编入吾妻号乘组，同年10月29日归国。1901年（明治34年）3月23日任天龙号单桅海防舰分队长心得（代理）。1901年（明治34年）9月4日任横须贺海兵团分队长心得，同年10月1日晋升海军大尉，任横须贺海兵团分队长。同年10月4日任浅间号装甲巡洋舰分队长。1902年（明治35年）1月24日任济远号防护巡洋舰航海长、分队长。1903年（明治36年）5月25日任济远舰航海长。日俄战争时期。1904年（明治37年）5月8日转任松岛号防护巡洋舰航海长，并在第三次旅顺口闭塞作战时，指挥釜山丸号的沉塞行动。1905年（明治38年）3月15日任满洲丸号通报舰航海长。

1905年（明治38年）8月5日任海军兵学校航海术教官、监事。1906年（明治39年）1月25日入海军大学甲种班第5期，研修航海术的指挥。同年9月28日晋升海军少佐。1907（明治40年）12月18日毕业后任海军省军务局员，从此踏入军政官的仕途。1908年（明治41年）12月10日兼任海军大学教官。1909年（明治42年）1月27日派驻德国。1911年（明治44年）12月1日晋升海军中佐。1912年（明治45年）3月1日返国。

1912年（明治45年）7月12日任军事参议官副官（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附属）并海军省出仕。1913年（大正2年）4月22日任元帅府元帅副官（元帅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附属）并海军省出仕。1913年（大正2年）5月24日任筑波号战列巡洋舰副长。1914年（大正3年）4月21日回到海军省，同年5月27日任军令部参谋、海军省军务局员、海军教育本部员，同年12月1日任海军省出仕，12月11日任海军省副官，海军大臣秘书官。1915年（大正4年）12月13日晋升海军大佐。自大正3年（1914年）至大正6年（1917年）的3年间，在八代六郎处理西门子事件、加藤友三郎实行“八八舰队”计划时为两任海军大臣之侧近（亲信），后来因加藤友三郎舍弃他亲自推进的八八舰队计划而决定接受《华盛顿海军条约》，时任驻法武官的大角岑生离开了加藤，而加藤所具备的长处和优点他什么也没学到。1917年（大正6年）12月1日任朝日号战列舰舰长，并曾参与1918年英、日联军登陆海参崴的战役（西伯利亚干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8年（大正7年）12月1日派驻法国。1919年（大正8年）3月1日任驻法国大使馆附海军武官兼造船造兵监督官，同年3月10日兼任巴黎和会全权委员随员。1920年（大正9年）9月13日任国际联盟海军代表随员。同年12月1日晋升海军少将，任军令部第三班班长。1921年（大正10年）7月1日奉命归国，同年10月1日补军令部出仕兼海军省出仕。1922年（大正11年）1月10日任横须贺镇守府附。1922年（大正11年）5月1日任海军省军务局长。1923年（大正12年）12月1日任帝国海军第3战队司令官。1924年（大正13年）12月1日晋升为海军中将，补军令部出仕。1925年（大正14年）4月15日任海军次官兼将官会议议员，辅佐海军大臣财部彪。在次官任内，由于并未参与裁军条约，也未插手条约派与舰队派的派阀纷争，使他得以全身而退。1925年（大正14年）5月4日兼任学习院评议会会员。昭和元年12月25日任大丧使事务官。

1927年（昭和2年）2月4日任大正天皇灵柩供奉。6月出席了“东方会议”，参与制定侵华计划。同年12月30日任大礼使参与官。

1928年（昭和3年）10月29日任大礼使供奉。1928年（昭和3年）12月10日依愿免官，补任帝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长官。1929年（昭和4年）11月11日任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兼将官会议议员。1931年（昭和6年）4月1日晋升为海军大将，与他一同晋升大将的还有山本英辅。1931年（昭和6年）12月1日任军事参议官。

1931年（昭和6年）12月第二次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职，前任海军大臣安保清种海军大将依照惯例推荐大角岑生继任。1931年（昭和6年）12月13日-1932年（昭和7年）5月26日任犬养毅内阁的海军大臣。当时海军内舰队派和条约派的抗争仍在持续，条约派强硬人物·军令部长谷口尚真大将的更迭已定，安保大臣不得不向大角做出让步，将后继人事全权委托。大角岑生考虑到闲院宫载仁亲王元帅就任陆军参谋总长，推举伏见宫博恭王大将为军令部总长，这一人事安排显然在于消除陆军凭借皇族总长之威光来压制海军的企图的可能性。昭和7年（1932年）伏见宫受封元帅，在东乡平八郎元帅死后成为海军最后的长老。这样的布局却在日后将大角岑生自己逼入窘迫的境地。

大角岑生在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同时，在中国上海制造了侵略中国的一·二八事件。

1932年1月28日，大角岑生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及水雷舰4艘从本土载陆战队队员，分批登陆上海。同日夜11时多，盐泽幸一率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一二八事件爆发。日机也开始由航空母舰起飞，对上海市狂轰滥炸，炸毁大片建筑和多处桥梁，炸死炸伤中国军民和外侨无数，战火迅速蔓延。2月初，大角岑生匆匆来到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官邸，急匆匆地向荒木贞夫提出：“上海情势危急，我们希望您能增派1个陆军旅团，划归海军指挥。”促成日本内阁做出了向上海增派陆军兵力的决定，植田谦吉率领第9师团增援上海日军。可以说，大角岑生主持的日本海军是一二八事件的急先锋，对此次事件及事件给中国人民和外国侨民带来的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角岑生任海相仅仅半年，由于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犬养毅首相被海军中尉三上卓所率领的袭击队刺杀身亡，因此大角岑生引咎辞职。1932年（昭和7年）5月26日回任军事参议官。现役的海军将校结党暗杀首相，作为当时的海军大臣本应被编入预备役，但由于当时的舆论同情暗杀者，大角岑生也得以继续保留现役。

1933年（昭和8年）1月9日，大角又回任海军大臣。因此，冈田的任命被认为是大角政治盘算下的安排，日后受到许多批判。1934年（昭和9年）2月3日任资源审议会副总裁，同年1934年（昭和9年）7月8日任冈田启介内阁海军大臣。

大角岑生回任海军大臣后，虽然倒向舰队派，但在面对舰队派的领袖、军令部次长高桥三吉海军中将要求战时需将海军省的部份权力在和平时期也转移给军令部时，这当然引起官僚气质十足的大角岑生的不满，对于要他放弃既得权力很是恼火。海军省与军令部的协商谈判从最初的课长级的对骂合战，上升至局长部长与次官次长之间的激烈论争，最后延伸为大臣与军令部长之间的争论，演变成大角岑生与伏见宫博恭王之间的博弈，而伏见宫则大耍他的皇族王爷的威风。在伏见宫的威光前，大角无力抗争，只好同意得到军令部撑腰的舰队派的要求。

此外，军令部还提出将可能妨害到未来的扩军路线的将官放逐的要求，大角岑生海相在舰队派的压力下，不得不将日本海军中属于条约派的高级军官，包括谷口尚真海军大将，山梨胜之进海军大将，以及担任过海军次官、军务局长的寺岛健、堀悌吉、左近司政三等海军中将、军事普及部部长坂野常善海军中将，用大角自己的名义与以解职，史称“大角人事”。“大角人事”的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葬送了未来的海军大臣的后继人选，对于全体海军来说是重大的损失，更成为日美战争的远因。山本五十六曾发出了“一个巡洋舰战队和堀悌吉究竟哪个更重要”的疑问，对海军的“大马鹿人事”深感痛愤。山梨胜之进回忆道：“海军之人事决于大臣的抗争无济于事。大角屈从于伏见宫和东乡元帅的压力，只可惜东乡的晚节不保”。

随着职务升迁，大角岑生的侵略扩张野心也不断膨胀。大角任内以废弃伦敦海军条约，以及扩大海军预算为主要的任务，并毫不掩视其主战观点。1935年他与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大将一同要求帝国议会将国家税收的一半拨用为战费，他说：“即便日本国民只能喝稀饭，也要扩建海军 。”同时，在外交上迎来重大变局。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招致日本的反弹，退出国际联盟的论调甚嚣尘上。枢密院的实权人物伊东巳代治、海军大臣大角岑生都认为日本如果退出国联将失去通过巴黎和会获得南洋岛屿的委任统治。大角岑生更是采取行动极力阻止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原本与伊东巳代治达成协议，不过因为陆军进占中国热河省的计划被大角岑生察觉，海军的全力反对招致引发政治混乱的反论，激怒了主导枢密院的伊东，从而使其脱离大角的阻止行动，因此协议破裂，日本最终还是退出国联。

1935（昭和10年）12月26日，大角岑生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大将因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而受封男爵，列入华族。但大角和海军并没有参与事变，他之所以受封的理由仅是“事变勃发时的海军大臣”，这件事受到海军内部的嘲笑，陆军内部对此事更是愤恨不平。这显然又是昭和天皇为平衡陆海军各派阀而施展的帝王制衡之术。1936年（昭和11年）1月31日，大角岑生兼任议定官。大角岑生没有坚定的信念，领导力欠缺，为在内外和风波中立足而处心积虑，逐渐暴露出其弱点，最终在当年处理二·二六事件时的无能颟顸而辞职下台。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海军出身的首相冈田启介、内大臣斋藤实、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遭到袭击，海军省内主张镇压叛乱的彻底抗战论涌起，大角岑生在处理应对上显得举止失措，而素为大角所轻视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高桥三吉率第一舰队进入东京湾，采取用舰炮瞄准叛军占据的据点的临战态势。加藤隆义率领第二舰队封锁大阪湾。在横须贺镇守府，代替司令长官米内光政（事变时身处东京）留守的参谋长井上成美命令海军陆战队集结待命，做好突击东京的准备。与现场准确、迅速的行动相反，大角所下的命令却是按兵不动。在被问及是否收到首相冈田的生死下落的情报时，大角的回答是“什么也没听到”，也没有如何救出冈田的打算。叛乱被镇压后，大角岑生被迫让出海军大臣之位，由永野修身大将接任。1936年（昭和11年）3月9日任军事参议官，并被赐以国务大臣之前官礼遇，成为重臣。1936年（昭和11年）3月28日兼任高等技术会议议长。虽然他本人在海军的现役大将中的排序仍是在总长伏见宫殿下之下的次席之位，不过在1940年（昭和15年）末，伏见宫博恭王辞去军令部总长一职时，按照序列排名，本应为下届总长的大角岑生让位于永野修身，相对于历任海军大臣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永野修身所积累的实绩，大角被认为是过气的人物。

大角岑生虽不担任日本海军大臣,但其侵略野心一直没有消退,台前幕后,奔走于侵略活动之中。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大角岑生参与指挥日本海军舰艇封锁和骚扰中国商船的海上运输和渔民的捕鱼活动,协助陆军进攻上海、天津等地,并时常派出飞机轰炸中国沿海及周边地区。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大角岑生就来到南京,视察了战斗最为惨烈的光华门一带,为侵略南京的日军官兵打气加油。

1941年（昭和16年）初，大角岑生代表日本最高军事当局来华策划扩大侵略战争，先后飞抵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与侵华日军高级指挥官接触。1941年2月5日晨，大角岑生搭乘日本海军的大型运输机“微风号”，率高级幕僚从广州飞往海南岛，在那里组织南谴舰队为进攻香港和东南亚做准备。谁知，大角的座机在途经伶仃洋上空时，突遇旋风，运输机引擎失灵，被迫折返珠江口西岸，拟就近迫降三灶机场修理，不料又遇上大雾，飞机迷路后闯入中山县第八区中国军队的阵地上空。国民党军挺进第三纵队防空观察哨发现了日机，即报纵队司令袁带，袁当即下达射击命令。于是，我三纵机枪群战士便以密集火力射向敌机，运输机中弹后摇摇晃晃向前飞去，接着传来“轰轰”的巨响。村民们循声望去，只见黄扬山的山腰上有一股浓烟腾空，还不断发生爆炸，前后持续了大约半小时。不久，中国搜索部队赶到，在坠机地点展开搜索。在现场找到了几具血肉模糊的日军尸体，其中2具穿着日本海军将军服装。从捡得的证件上发现，头部中弹、额头炸裂者正是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

1941年2月7日，日军为抢夺尸体、飞机残骸和文件，从江门派出海军陆战队1500多人分乘舰艇多艘，在大赤坎登陆后入侵斗门。八区抗日游击大队和广游二支队第一大队分别在月坑村北松山和风流桥阻击敌人，迫使日军绕道进入黄杨山收拾残骸。当日下午，日军将大角岑生等人的尸体抬到大赤坎村边的小荒丘焚烧。2月8日，日本海军省发表通告，中国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中共新华日报和港澳各大报刊、电台几乎同时从不同角度播发了这一消息。大角岑生的死，和日军阴谋侵略南洋各国的所谓“南进”计划的暴露，一时间成为轰动世界的特大新闻。

大角岑生命丧黄杨山，是中国抗战史上发生在斗门的一件大事。建国后，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纂的《民国广东大事记》等诸多史书均有记载；当年坠落于黄杨山的“蜜蜂”号日机照片被收入《珠海市志》一书，并被收藏于珠海市档案馆，成为日军侵华的又一铁证。日本最初不承认有飞机被中国武装击落，直到1941年2月20日，才为大角岑生举行了葬礼，墓所在东京都港区南青山二丁目的都立青山灵园。

1941年初，大角岑生为密谋策划扩大南侵东南亚及发动太平洋战争做实际准备，专程来到中国。大角岑生先飞抵 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与日军中国派遣军高级指挥官进行必要的接触。尔后，在日本海军驻中国南京伪国民政府（汪精卫）军事顾问、著名的“中国通”须贺彦次郎少将陪同下，到达广州。

2月5日上午，广州天气晴好，大角及其随员乘坐海军运输机“微风号”在6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向海南岛飞去，机长 为黑濑寅雄。飞机起飞10几分钟后，在途经伶仃洋上空时遇到旋风，而此时飞机引擎也发生故障，被迫折返珠江口西岸。

在返航经过广东省中山县大赤坎乡时，被中国驻军第12集团军挺进第3纵队发现。纵队司令袁带当即下达命令，重 机枪群立刻用密集火力一起向机群射击。运输机被多发子弹击中，失去控制，在两名机上人员跳伞后，坠落于黄杨山的山坳中 。

袁带率领部队迅速赶到坠机地点，先行封锁了三条进山的路口，接着进行搜索。在徐徐的余烟中，官兵们找到了10 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其中有2具佩戴着日本海军将官服饰。从证件上查明，一名是海军大将大角岑生，他的头部中弹，额头炸裂，鲜血染红了雪白的海军将官礼服。另一名是海军少将须贺彦次郎，他被烧灼得脸面全非。

1941年初，大角岑生偕有名的中国通领贺彦次郎少将来华，代表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策划扩大侵略战争，并准备赴海南岛就任南太平洋舰队司令官。2月5日凌晨，大角一行从广州乘海军巨型运输机起飞，由6架战斗机护航，飞往海南岛。在途经伶仃洋上空时遇到旋风，飞机引擎发生故障，被迫折返珠江口西岸。坠落于黄杨山。事后，第四战区挺进游击队第3纵队司令袁带官兵赶到现场。

1941年2月5日清晨，大角岑生乘坐日本海军的大型运输机（机长黑濑寅雄），率幕僚从广州机场起飞，由6架战机护航，前往海南岛就任南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为进攻香港和东南亚做准备。不料，大角的座机在伶仃洋上空突遇旋风，引擎失灵，被迫折返珠江口西岸，拟迫降三灶机场修理。之后又遇大雾，飞机迷航后闯入中山县第八区（大赤坎乡）中国挺进第三纵队的阵地上空。

挺进第三纵队的防空观察哨发现日军运输机后立即上报纵队司令袁带，袁带当即下达射击命令。日军运输机随即遭到地面机枪火力的密集射击，多处中弹失去控制，最终坠毁在珠海市斗门县黄杨山的山坳中。之后，坠机地点发生剧烈爆炸。

不久，袁带率领部队迅速赶到坠机地点，先行封锁了三条进山的路口，接着进行搜索。在徐徐的余烟中，官兵们找到了10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其中有2具佩戴着日本海军将官服饰。从捡得的证件上发现，头部中弹、额头炸裂者正是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成为抗日战争中被中国武装击毙的最高级海军将领。另一名日本海军少将须贺彦次郎则被烧得尸体焦黑，面目全非。

搜索部队还在现场发现了日军的军用地图、笔记本、指挥刀及镍币，以及装有大量日军绝密文件的2个保险箱。此后不久，三纵部队将这些东西装在2个大木箱中，运到了粤北的中国第七战区司令部。

大角岑生的座机被击落后，日军曾紧急出动飞机100余架次，组成多个搜索救援编队，在中国珠海和新会沿海进行低空拉网搜索，企图寻找飞机残骸，却一无所获。几天后，日军山崎部队派兵从江门乘舰艇入侵斗门，企图到现场处理后事。在月坑北松山、塘基遭到刘登队长率领的广东游击二支队和陈伟民带领的挺进第三纵队第八支队等抗日武装的猛烈阻击。之后，日军又在大赤坎村强行渡河登陆，遭到冯扬武率领的游击队阻击。日军行动受阻后，随即避开斗门墟，绕道进山，但仅找到飞机残骸，大角岑生的尸体无处寻觅，最后只得撤离。

据称，大赤坎村民估计日军会来收尸，遂于当天下午即由仵工把所有的尸体运至山下，晚上用麻包袋将全部尸体装运到安丰围的黄扬河边，沉入水底。后来，尸体漂到下游，村民怕日军寻踪而至，将尸体捞起深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