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权分立，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1866～1925）提出的一种政治主张。他认为中国从前实行行政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的流弊很大，而西方各国所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也不太完善，因此，提出采取西洋各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宪法的长处，并融入中国古代考试权和监察权独立的优点，而创立了以五权分立概念为核心理念的宪法。避免行政权兼考试权会造成私自用人，以及立法权兼监察权会造成议会专制的问题。

孙中山所提出的这套五权分立理论，后来将其纳入中华民国宪法当中，实际应用到中华民国政府的组织架构当中，在总统之下设立五院，分别是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及考试院。

《中华民国宪法》在民国36年（1947年）颁布后，五院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最高层级机关。

国民大会（国会）——任免权，通否权（通过权，否决权），监督权，创制权

立法院——立法权，审核权，宪法起草权

司法院——审判权，检察权，宪法解释权

行政院——行政权

考试院——考核权，裁撤权

监察院——监察权，弹劾权

国民大会是台湾地区依据1947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代表“中华民国”全国国民于中枢行使“政权”的机构，为“中华民国”五权宪政体制中的最高权力机关。

五权分立的思想是为了防止个人独裁，确保政府行使治权时的分权和制衡。 在三权分立之中，考试权是附在行政上的，弹劾权是附在立法上的，孙中山在此基础上借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考试、监察二权的科举取士制度，将这二者独立出来，赋予其与其他三权平等的地位。因为孙中山认为考试制度最为公允，可避免盲从滥选和任人唯亲的弊端，有利于人才的选拔，而独立的监察制度也有利于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建设。按照孙中山的说法，就是“以五权分立救三权鼎立之弊。”

国民政府的五院制是共和理念在国家政体上的具体实践，其理论来源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的思想。作为国民政府的政权组织形式，五院制是逐渐发展并完善的。

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因当时的战乱环境，政府一切均受国民党领导，立法与司法并没有分离。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为扩大民主，防止独裁，未设主席，而是采取委员制，政府机构有所扩充。“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以军政时期政权由军人掌握，国民政府的一切实际大权均由蒋介石掌握。在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恢复设立政府主席，增设监察院、考试院、审计院、最高法院等机关，但五权分立体制仍未形成。

1928年6月，胡汉民、孙科等在巴黎联名提出一份《训政纲领草案》，提出国民党重心转移至训政，此时“以五权制度作训政之规模，期五权宪政之最后完成”，建议建立五院。这个主张一方面是为了践行孙中山“五权宪法”的理念，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限制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的蒋介石，实行分权共掌，而且这也为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所接受。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政治问题议案》，议决“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应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训政大纲》，并正式公布了五院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从而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的基础。以上五院相互独立，各自行权，五院正、副院长由国府委员担任。凡国民政府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均需由主席会同五院院长共同署名。

在《训政大纲》中还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这实际上将国民政府的组织架构纳入到了国民党统治之下，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提供了依据。

虽然五院制架构已经形成，但是在此后的20多年间内，国民政府组织法又经多次修改，而且这些修改大多都是以蒋介石为中心，这主要是体现于国府主席与行政院长之间的权力消长。当1928年10月蒋介石就任主席时，他为了集中自己的权力，在1931年6月修改了政府组织法，将五院正、副院长的任免权集中在自己手里。而在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时，又重新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削减主席实权，主席只是作为中华民国元首，不负任何实际政治责任。此时的实际权力由行政院长蒋介石掌握。1943年林森病死后，蒋介石重新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并又再次修改政府组织法，恢复主席的实际权力，规定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可以说，在这些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背后，都是为了蒋介石的实权，以便其能掌控整个国民政府，实现其个人独裁。

可见，实际操作中，五院制政府并没有做到五权分立。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以及后来实行的五院制都是为了权力制衡，体现了共和理念，但是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五院制政府成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斗争的场所，也成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牺牲品，五院制与孙中山的初衷背道而驰，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