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学西迁是指1955年初，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现状，支持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自1956年首批师生开赴西安，到1959年迁至西安的交通大学主体部分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交大西迁历时四年，迁校总人数达一万五千余人。

交通大学西迁，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并为改变旧中国遗留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现状，同时也为支持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国务院决定将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至西安的历史事件，时间跨度为1955年至1959年。

1955年3月30日，国务院二办收到高教部上报中央《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加强内地高校的任务，其中涉及到交大由上海迁往西安，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的内容。交通大学西迁随之定调。

但是，在迁校过程中，极少一部分交大师生畏惧“荒凉落后”陌生的大西北，“不愿割舍大上海”的情愫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交大西迁。这既违背了党和中央政府决定交通大学“整体搬迁”的初心，也使得交通大学后续只能“主体西迁”，并最终导致了交通大学的分裂。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正式下发《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分别独立成校的批复及教育部的报告》，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由此产生，此即标志着交通大学西迁历史事件的正式结束。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15位交大老教授的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大西北建设的交大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祝大家健康长寿、晚年幸福。也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2020年4月22日，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安交通大学，走进交大西迁博物馆，参观交大西迁的创业历程和辉煌成就展，亲切会见了14位西迁老教授。总书记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2021年9月，西迁精神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2023年1月，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和西安市档案馆联合申报的“交通大学西迁档案文献”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955年3月30日，国务院二办收到高教部上报中央《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加强内地高校的任务，其中就有交大由上海迁往西安，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陈毅、陈云、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周恩来7位中央领导人审阅了这个报告。4月7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电话通知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彭康。后来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文教会议，正式提出了交大西迁任务。文教会议文件经毛泽东批示下发全党。

决定交大迁校有两大因素：第一，国家要加快工业化，但上海形势紧张，高校的作用难以发挥，而上海又是全国高校最集中的一个城市；第二，“一五”建设已经启动，西安成为机械电力工业基地，进入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大建设时期，但是西安高教力量薄弱，工科尤甚，整个西北也只有一所设在咸阳的西北工学院。

交大的情况是这样：新中国高教重点发展工业和师范教育，1952年起，一批综合大学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改办工科，老牌工科大学只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院系调整后工科大学实力最强的3所：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交大最多。迁校当然首选交大，要在西安第一个建万人大学，要发展原子能等尖端专业。因此，迁校在当时的交大师生看来是受重视的体现，是很光荣的。

交大由整体搬迁西安到一校分设西安、上海两地，同样是出于中央后来的精神，这也是由国家建设大局决定的。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因为形势缓和，国家急于建设，内地管长远，沿海有效率，既然打不起来就先建起来。重新启动沿海建设给上海的任务很重，上海希望交大迁校后帮他们再建一所机电大学，高教部在1956年下半年后开展这项工作，这就给迁校带来影响。在1957年发生迁校争论后，周总理提出了一校分设两地的意见，后来经过讨论，决定大部分迁西安，新兴专业设在西安，交大的西安部分朝理工大学的方向发展，小部分设在上海，其中有老的机电底子，也有内地无法发展的造船、运输起重等专业学科。

正是由于交大的重要性，总理在1957年5月—6月间拿出很多时间来处理交大迁校问题，并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就交大迁校及未来发展发表长篇讲话。这在周恩来年谱中有记载，也是任何一所大学所没有的经历。

1957年8月到1959年8月，整整两年间，交大是分为西安、上海两个部分的，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7月30日高教部向国务院提交两校分设报告得到批准。9月彭康任命为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司法部副部长谢邦治任命为上海交通大学同一职务。10月1日在西安国庆节大游行中第一次打出了西安交通大学校牌。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交大迁校重要决定，周恩来亲自处理迁校中遇到的矛盾，陈毅副总理说：迁校对不对，十年后看结果。

在此期间西安交通大学成为首批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1959年）。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邓小平当年是对迁校报告圈阅过的，胡耀邦1965年任职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时来交大讲过话，习仲勋两度来过交大。

在此期间西安交通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所高校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单位（1984年）。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在担任总书记期间，1989年、1993年、2002年三度来校，离任后2009年还来过一次。他写给沈尚贤的题词“举家西迁高风尚”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曾庆红出面解决部分西迁教职工住房问题。

在此期间西安交通大学首批进入“211”（1996年）、“985”（1999年）工程，成为“985”第一层次建设的2+7高校之一。

在1955年中央决定交大西迁后，高教部长杨秀峰曾再三表示：“交通大学到西安，将担负起在上海不能担负的任务”，“中央是把重大任务交给交大”。

时隔25年，1981年4月，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西安交通大学发表讲话指出：“交通大学的迁校，是我国在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方面一个成功范例”。

再过25年，2006年4月9日，教育部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迁校50周年纪念座谈会，周济部长发表题为《继承弘扬西迁精神，为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的长篇讲话，其中指出：“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战略比作一盘棋的话，交大西迁则是党中央在这盘棋局中摆下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棋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重心进一步向中西部转移，当年这着棋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早已充分显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交大西迁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十分重要的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正是交大的西迁，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变了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西安交通大学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引领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

虽然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与未来相连接。可以想见，在新丝绸之路建设中，在西部大开发之际，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西安交通大学必将承担起更加重要的使命与责任。

交通大学西迁而诞生的的西迁精神承前启后、卓然而立。它与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张思德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等，共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脊梁中光芒万丈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