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浚（濬，同“浚”）（1595—1656），字文水号海王（一说字海王号文水），益都（今山东淄博）人，崇祯辛未进士，明末清初贰臣，官至刑部尚书。入《贰臣传》甲编。

任浚（1595—1656年），字海王，号文水，博山区南博山镇下庄村人，崇祯四年（1631年）成进士。

崇祯十一（1638）年二月，崇祯帝听完经筵讲学，召集大臣询问保举、考选二法哪一种能更好地选拔人才，各大臣借机互相指责。有人说任浚与时任首辅的淄川人张至发是儿女亲家，二人有私情，张至发欲推荐重用任浚。张至发奏曰：“请敕山东抚按勘验，臣与任浚结亲，或现在，或已亡，有一于此，治臣之罪。”崇祯帝曰：“谁没个儿女亲家，这也不在此！”并下谕说“不必与辩”。（见《烈皇小识》）

崇祯十二年（1639年），任浚担任河南监军御史、总督豫楚的职务。他调度军需，部署防御，登城指挥，使李自成的百万之众久攻不下，只好撤退转移，而任浚也因“中铅折肱”而“得告还里”休养。

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时任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总督的任浚，北上抗击李自成的义军。二十二日，明廷接到河南巡按苏京的上疏，报告李自成军队逼近泽州，要求催促任浚快速到任。二十四日，李自成军里应外合，攻陷长垣县，将守卫南关的任浚俘获。大顺将士劝降任浚不成，便将他绑缚起来，用长矛刺破他的头颅，致使头皮翻落，遮避了眼睛，鲜血一直流到胸膛，昏死了过去。后来义军解除了绳索，他才苏醒了过来。这之后，义军把他装进囚车，计划解往北京。在押解的路上，任浚乘押解士兵抢拿财物之机逃脱，辗转千里，逃回家乡。内阁大学士孙廷铨曾到任浚家拜访过他，亲眼目睹其惨状。“昔甲申之变，公（任浚）自贼中逸归，父老奔问官守，余适从之，因得其死生情状，观其创痕自发际垂于眉末，殷然尚未复也，心甚壮之。”任浚被俘后，由于战况混乱，消息不灵通，明廷根本不了解长垣的战况，二十九日，崇祯帝还谕令兵部：任浚久报赴任，一味退缩，俱着革职，充为事官管事。可见当时明廷秩序十分混乱，对于前线战况一无所知。

顺治元年（1644）五六月，由于兵部侍郎刘余佑的极力推荐，清廷召回任浚任户部右侍郎，管理钱法，他提出了几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不数月，因其母亲有病回乡侍候。母死后守制期满，再度出山，迁任左侍郎，总督京城钱法。当时自明末遗留下的粮食征收、运输、储藏、支配等问题极为混乱，任浚利用三年时间，终于理顺了关系。因政绩卓著，被升迁为刑部尚书。任浚任刑部尚书时，《大清律》与案例多有不符，且对满、汉两族人治罪不一，他请求核定划一。“满汉堂官专领其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准于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着为令。”任浚也为《会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见。这样，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动之中。

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61岁的任浚以年老有病告退还乡，第二年正月即病故。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中记录了任浚出生时的异常情况，虽说荒诞无稽，但不妨一读。任浚“生时与一蛇同产，（家人）送蛇入山。太夫人（任浚之母）殁，大蛇忽至，吊客惊避，（大蛇）至柩前俯仰其首，若甚哀者。公（任浚）抚之使去。”

《清史列传》

任濬，山东益都人。明崇祯四年进士，累官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流贼李自成陷京师，濬被执不屈，贼释之。

本朝顺治元年，以兵部左侍郎刘馀佑荐，授户部右侍郎，督理钱法。二年，乞假省亲。八年，丁忧服阕，补原官。寻授仓场侍郎，加右都御史。驾幸通州，赐貂裘等物。十一年，刑科给事中陈忠靖劾濬不能禁革陋规，有负简任。濬回奏，部议免罪，迁刑部尚书。十年正月，疏言：“律多不备，例出随时添注，殊欠折衷。又八旗事多用靠例，如律杀人者抵，而例有义愤自首减免之条，给主埋葬，而例有赔人之条；盗贼未获赃，而例有追产赔主之条；律有五刑，而例自大辟以下，皆止鞭一百。如此类颇多，律例不符，满汉互异。乞皇上敕满汉堂官专领共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潍者请旨裁定，靠例可更者一凖用途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著为令。又大辟有立决、监候两等，按律所言，决不待时，谓不待秋决，非谓招成不待覆奏，即处决也。查会典凡在外绞斩凌迟监候者，依期俱差官处决，如有决不待时，重囚详议具奏。即差官前去审决，盖恐立决中尚有疑情，可临时三覆详慎人命。嗣後凡奉旨依拟立决在内者，三法司仍会审覆奏行刑，在外者宜复差官审决例，庶无冤滥。”下部议行。

二月，以年老致任。十三年，卒，赐祭葬如例。

《博山县志》

任浚，字海王，号文水，明天启甲子举于乡，又六年，崇祯辛未成进士。初知芮城，继调榆次，芮城固弹丸而榆次严邑也。其令榆次不惮其烦，犹令芮城不厌其简。居三年，以卓异擢仪曹，寻改御史，按视苏松。苏松沃土也，其俗，文辩而巧，其吏，舞文而多猾，其长令，攫金满籯，而善事上官，故为难治。比公为之，期年报政，载鹤二、石二、书画百卷以归。

时，闯贼煽祸，已燔秦烁晋，震动蜀、楚，直走大梁，大梁者，中都陵寝之屏蔽，又周、潞诸藩连封接轸，宗器存焉，固贼操之为已亟。适公按吴复命，未几诣阙，复以御史监军大梁。受事两月，方简师徒，修战具，誓师励众，擐甲登陴，而贼势凭陵，百万之众蜂屯蚁附于汴城之下矣。公遂激厉亲藩，调和文武，扶勉百姓，明信赏罚，手剑而从之，城赖以完。贼退，公亦以中铅折肱，得告还里。无何，贼焰燎原，中原板荡，公复以总督应招，闻命疾驰，欲图国难。至长垣，迂寇被执。从者皆警相失，独许尚忠不肯去，遂俱驱至彰德。啖之不屈，胁之不屈，执而兵之，铍交于颅，反皮障眼，血流被胸，愤绝不复自觉。已而解缚复苏，槛车北去。比至都，则贼之前队已陷都城，争取子女玉帛，不复他顾，遂得间逸。

归清定鼎，趋起送入京，授户部右侍郎，督理钱法。时，廪藏焚劫靡遗，而百费取给。公收括铜料，招拦工匠，躬督率之，以是用罔不赡。旋丁内艰，服阕，起补前职，寻迁左侍郎，总督仓场，又晋都察院右都御史。先是明末漕政弊坏，京军缺饷，以致不支。而开国之初，需漕倍重。王公勋爵则有禄赐，文武官僚则有岁俸，八旗甲士未授田者则有月饷或授田矣，而灾伤水旱，则又有涝粮，是皆於漕平取之。而明朝领运，皆卫所世官，其旗甲则其军馀也。改命之后，悉已就裁，更置流官，卫设一人，又时或缺焉，类多委署，而旗甲听其自招，往往聚游手而付之。以故需漕日亟，而浸漕日甚。比其抵通，或复收兑不时，仓蠹为奸，间有运粮万计，而一粒无交者。公以公廉自律，而群下无敢干焉，挂欠遂减。又漕粮抵坝，正兑悉入京庾，改兑则入通仓。其入京庾者，五闸盘剥有费，入廒尖耗有加，此皆於正粮外，兑之於南，登之於北。明末，闸坝冲决，船袋耗折，历兹复京运迟留，待哺者急不能徐期。以故，改京仓为河兑，千艘万车云集坝上，其盘闸、尖耗之数，遂不复问之。仓与漕蒙，官与旗市，利归官胥而亏在公家矣。公时疏驳正，收其半以实京庾，舍其半以宽漕力。自是公储耗米岁增十万有馀。

三岁，迁刑部尚书。凡有大狱，原情引律，务得其平。以疾告归，寻卒，赐祭葬。

《资政大夫刑部尚书任公浚墓志铭》

吾党多士大夫，而其孝友有称闻，老而儒慕不衰者，文水最著。昔甲申之变，公自贼中逸归，父老奔问官守，余适从之，因得其死生情状。又见其创痕自发际垂于眉末，殷然尚未复也，心甚壮之。自是又复十年，公为大司寇予告以归，方招余为林泉之游。曾几何时，而遽闻其没也。令太公年八十余，千里移书问其志。余盖发书而叹，甚伤其意也，为述其略焉。按状：

任氏之先出于黄帝，其在成周，则薛伯足征也。汉唐以下，历世久远，或见或隐，靡得而详。明洪武初，有曰全者，始自乐安徙居益都之南鄙。五世滋大，又一传而昌，曰经，则公祖父也，乐善羞行，施于乡党，是生太公曰克明，则彬彬儒行，比迹康成、太丘之间矣。而夫人曰杨氏，明诗习礼，严毅有风裁，家法最善，首举维公，名浚，字文水。及长，状貌魁异，髯而轶群，综博贯穿，细大兼举。为文峭拔，如云举岳峙。与人交，意豁如也。少游诸生，谈经折角，又独留意古今治平大略，或慷慨谈时，虽当世之能臣无能易其说也。而独承欢子舍，浣濯厕牏，则婉如也，愉如也，似不能言者。

年三十，举于乡。又六年，赐进士第。初，除知芮城，又调榆次。芮城固弹丸，而榆次严邑也。其令芮城，劳之来之，不厌其简。其令榆次，劳之来之，亦不惮其烦。居三年，署循吏卓异上考，擢仪曹。寻改御史，按视苏松。苏松之沃土也，其俗文辩而巧，其吏舞文而多猾，其长令攫金满籯而善事上官，故为难治。比公为之，期年报政，载鹤二、石二、书画百卷以归。其民似释负也，其吏似行霜也，其长令似洗髓而易肠也，而吴之土顾又似瘠者。

而是时，闯贼煽祸，已燔秦烁晋，震动蜀、楚，直走大梁，大梁者，中都陵寝之屏蔽，又周、潞诸藩连封接轸，宗器存焉，故贼之操之为已亟。而前此捍御之策，又虚无具，则危道也。适公按吴复命，中途抵里，未及诣阙，而当宁议守大梁者，皆推毂公，于是复以御史监军大梁。受事两月，方简料师徒，修饬战具，誓师厉众，擐甲登陴，而贼势凭陵，百万之众蜂屯蚁附于汴城之下矣。公遂激厉亲藩，器甲授之弓人，宝玉出于王府，调和文武，抚勉百姓，明信赏罚，手剑而从之，城以内百万户莫不振振然，而城之下百万贼无能狡焉以逞者。悉锐不克，贼老自归，而公亦以中铅折肱，得告还里。

无何，贼焰燎原，中原板荡，莫可收拾，公复受命起复总督，闻命疾驰。方欲匹马渡河，号召忠义，招集往日守汴部曲僚属，共图国难。未至河一日程，夜宿长垣。适贼以偏师潜行，呼于城下，其门自开，公尚未之觉也，披衣问之，则贼在阈中矣。公既被执，从者皆惊相失，独二仆不肯去，遂俱驱至彰德。啖之不屈，胁之不屈，执而兵之，铍交于颅，反皮障眼，血流被胸，愤绝不复自觉。贼惊相顾，自相语也。已而解缚复苏，槛车北去。比至都，则贼之前队已陷都城，争取府库，掠民间子女，狺狺相争，不复他顾，遂得间逸归，则所为见其疮痕自发际垂及眉末者也。

未几，大清入关，歼贼定鼎，使者四出，访求蓍旧。或以其名上闻，趋起送入京，授户部右侍郎，督理京省钱法。时，大命初集，百费繁兴，公私廪藏，焚劫靡遗。公收括铜料，招拣工匠，躬督率之，以是仓卒取给，用罔不赡。数月，以太夫人病剧，得请归省，旋丁内艰。服阕，复补前职，寻迁左侍郎，总督仓场，又晋都察院右都御史。

先是明末漕政弊坏，京军缺饟，以致不支。及大清开国，需漕倍重。王公勋爵集于京师，则有禄赐；文武新旧官僚九职以上，则有岁俸；八旗甲士未授田者尚多，则有月饟；或授田矣，而灾伤水旱之不获，斧戕、车甲莫取资焉，官家计丁而偿者，则又有涝粮。是皆于漕平给之需之如此其亟也。而明朝领运，皆卫所世官，其旗甲则其军余也，官有常职，旗有见丁，更番而来，不烦改设。兹改命之后，悉已就裁，更置流官，卫设一人，又时或缺焉未补，领运无人。或多委署，既未必贤矣，而旗甲听其自招，又往往聚游手而付之。以是需漕日亟，而浸漕日甚。比其抵通，或复收兑不时，仓蠹为奸，吏有征求，官无勾考。或有运粮万计，一粒无交者，亦将借口焉。公以公廉自律，而群下无敢干者，挂欠遂骤减于前。又漕粮抵坝，正兑悉入京庾，改兑则入通仓。其入京庾者，五闸盘剥有费，入廒尖耗有加，此皆于正粮之外，兑之于南，登之于北。自明末来，闸坝卫决，船袋耗折，历兹复京运迟留，辇下百万之众待哺者，急不能徐期。以故，改京仓为河兑，千艘万车云集坝上，日不暇给，又其盘闸、尖耗之数，遂不复问之。如是，则仓与漕蒙，官与旗市，利归官胥而亏在公家矣。公特疏驳正，收其半以实京庾，舍其半以宽漕力。自是公储耗米岁增十万有余。

三岁，迁刑部尚书。凡有大狱，原情比律，手自定拟，有锻炼周内者绝勿听，以是称平。

无何，遘疾怀归，以原官致仕，优游田野，半岁，卒。天子悼之，特遣行人临祭营葬事焉。迹其行事，则可为公忠者乎！若夫其天性之笃，著述之富，生没之年，子女姻娅之谱，则有厥弟注之记载存，他人言之勿肖也，故不复附焉。铭曰：

骑箕尾乎，道将藏；为雷雨乎，泽将长。惟君与父，何用不臧；有废而兴，天道难量。攀龙坠髯，求死不得乎，为我心伤；乘云归矣，而慭遗一老，宛然在堂。悠悠千载，谁相望；且归休乎，山之阳。

——清·钱仪吉·碑传集·卷十·部院大臣220页－223页（中华书局出版）

耙和尚的故事

在博山东南郊区，流行着两句关于僧道的歇后语：“圣水寺的和尚——耙（罢）了”；“三皇庙的道士——贼骨头”。

清朝初年，和尚在博山的威信不高，人们常喊他们为“霸和尚”。他们有的行霸一方为民所恨，恨不得用耙（家具）把他们耙下头来。

耙和尚的故事流传邻近数县。哪寺的和尚被耙？传说几种：圣水寺（源泉村北五里）、铁塔寺（郭庄）、井峪村（南博山镇井峪村）、云龙寺（南博山镇上瓦村）、河山寺（莱芜常庄）、荆山寺（沂源），以及泉河头村东和尚峪的什么寺。

是谁耙死了和尚？传说是下庄的任尚书任浚。

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和尚骗动民女藏于密室，被任浚去游玩时发现。任浚欲除之为民解恨。在面谕皇帝时，皇帝反起怜悯之心说：“出家人青灯孤影，就此罢了。”任尚书绝顶聪明，便借谐音回答说：“那说遵旨耙了”。于是返乡将和尚列队埋入土沟中，仅露出脑袋，用黄牛拉起耙地的铁耙将和尚们的头一个个耙了下来。

任浚当尚书是清顺治皇帝时。顺治皇帝时。顺治信佛，可能同情和尚而主张赦免一死。但若可怜和尚们深夜无伴，劫民女不当治罪，怕也不象顺治能开此金口。“耙”死一酷刑实属荒诞。任浚持重谨慎，既不会发明此刑，也不可能假传圣旨，以招欺君之罪。只不过是人想象中惩治坏人的一种寄托而已。

遗址掌故

位于南博山村与北博山村之间的辰巳山上，今存明嘉靖重修石碣数方，其中《重修宣圣庙碑》立于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撰书者虽无名气，文章也斑驳无法卒读，但捐资名单中有两行并列为：“刑部尚书任浚诰封夫人冯氏、兵部尚书孙廷铨诰封夫人宋氏”，冯是任浚的原配，宋是孙廷铨的续妻。查任、孙履历，立碑这年二人都在北京当尚书。这说明在当时的益都县西南山区有两位“部长”级官员在皇帝身边，这是值得乡民自豪的。

位于南博山镇下庄村西的云行山，系尚书任浚早年读书游乐之地。山顶玉皇殿有古碑数块。其中的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石碣，文字已不可读，却是博山地区仅见的元代刻石。山阿中有庙叫“西庵”，在绿树掩映的玉皇山南阿，平旷处有一残破庙群，曾是姑子庵，因在下庄村西，故名。据《博山县志》载：“西庵，在下庄云行山阿，尚书任浚读书处，原为三教堂，浚又创建关帝庙，同治年立忠义祠。”现尚存碑五块，最早者乃天启五年(1625年)《创修三清庙碑》，但文无可取。嘉庆九年和宣统三年都是关帝庙重修碑。二碑都说是任浚和李闯王打仗，因关羽显灵而得救，并且都说是引自孙廷铨的《颜山杂记》，查此书，未见此说；检点任浚遗文，也无一字提及此事，况任浚也不信神。据本地文人所说，庙前曾有任浚撰文碑，似乎并未叙说关羽显圣事，碑已毁于战火，无法证明以上故事。县志上说的忠义祠是西殿，也倾记不堪，那是咸丰十一年博山县令率领地方武装在沂水县打捻军遭到惨败的事，这一仗，下庄、南博山、盆泉等村的民团战死72人之多，樊文达撰文立碑以褒扬之，碑也不见踪影了。仅有南殿吕祖庙改作烈士祠尚存。庙西梯田上有清初和尚“本玟”墓，他和任尚书基本同时代，顺治间曾任辰巳山住持。再往西，越过玉皇山西峰到井峪村，解放前有井峪寺遗址，传说建寺甚古“先有井峪寺，后有博山村。”解放战争时将该寺的唯一遗物——大钟也炼成手榴弹了。可能任尚书到井峪寺上游玩过，民间故事就把他和“霸和尚——耙和尚”一事紧紧拴到了一起。当地有传言他晚年修千人洞造反、冤案被杀等，皆失之史实。

云行山阳南博山北有任浚祖茔，历经战乱与“文革”，仅存其祖父墓碑，碑心有双钩大字“皇明待赠君北川任公墓”。下庄村民存有任尚书府石狮一对，系以寒武纪竹叶石刻制；另有圆形石池一个，直径1.5米，高0.5米，传为任尚书荷花池；又有古镜一枚重80斤，今为上海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