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鹿部，即奇勒尔部，《清通考》“索伦达呼尔，为东北最远之部，散处山林，以捕貂为业，亦称土中人，至于鄂伦春一名奇勒尔，其所居益为辽远，使马鄂伦春在诸部之外，使鹿鄂伦春又在使马之外，距齐齐哈尔城复千余里，”按清代于黑龙江置总管，管辖索伦达呼尔、使马使鹿鄂伦春地方户属，今之在江北者已属于俄，惟使鹿之俗，自西伯利亚一均有之，有独鄂伦春一部也。“

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是在300多年以前从贝加尔湖附近的列拿河畔俄罗克屯迁到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当时有700余人。在列拿河时代，他们就开始了驯养和使用驯鹿。后来由于列拿河一带猎物少了，尤其是俄罗斯族人大举东侵，进入了他们的生存区域。鄂温克人认为自己是中华族源，不属于白色人种的同根，不甘受辱，于是举族东迁。他们顺着石勒喀河来到了大兴安岭西北麓的额尔古纳河流域，在这里继续游猎。他们常年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穿兽皮吃兽肉，住“撮罗子”，受外界影响较小，在解放前基本处于一家一户或以氏族公社为单位，从事单一的、靠自然支配的丰欠不定的狩猎生产。

大兴安岭在鄂温克使鹿部猎民的心中是神圣的，因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繁衍的热土。他们深深地懂得山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山林一旦遭到破坏，他们将无法生存下去。他们珍惜大兴安岭的一草一木，爱护大兴安岭的山珍野兽，保护大兴安岭的山山水水。这种朴素的环保意识，已经深深渗透到他们的生产、生活中。他们烧火做饭取暖尽量用枯木倒木，搭建“撮罗子”木杆都取材适中，过大过小的均不砍伐。为了避免发生森林火灾，他们生火做饭都远在河边沙滩上，饭后将余火灭净。每年的春秋两季防火期间，猎民在林中打猎都自觉巡视对上山人员主动检查防火证明，对无证人员一律劝其下山防止意外。林区开发建设五十年来，他们扑灭了无数次森林火灾，受到林业部门多次表扬和奖励。使鹿部的猎民在放养驯鹿时，从不让驯鹿在一个地方采尽吃干，以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

是我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驯鹿驯化史和使鹿部的民族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古代，驯鹿是使鹿部主要猎取的对象，是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随着弓箭的使用，狩猎规模的扩大，猎产品有了剩余，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储存方式。有的兽肉晒成了肉干；有的打死母鹿，把死兽和小崽一起带回来。从前把这些小崽吃掉，后来把小兽饲养一段时间，作为另一种储存食物，从而把野生驯鹿养成最初的家畜。使鹿部饲养驯鹿的过程，据传说，古代祖先有8个猎人在山中打猎，捉住了6只野生驯鹿，放在栅栏内，用苔藓喂养成为家驯鹿，在驯养达到驯化的程度才利用驯鹿驮运东西和乘骑代步。

使鹿部迁徙到大兴安岭，同时也把驯鹿带到了大兴安岭。这些驯鹿成为当代中国的唯一驯鹿群，丰富了我国的物产。大兴安岭是森林的海洋，驯鹿入林如船行海上，穿林海、翻山越岭，驮猎肉、运物品、乘骑代步，营养丰富的鹿奶可增强体魄，驯鹿成为使鹿部一天也不能离开的好伴侣、好朋友，被称为“林海之舟”。

敖鲁古雅的生活

根据鄂温克老年人的回忆，约在250多年以前，他们共有700多人，由于疾病、日寇侵略等原因，鄂温克猎民人口急剧下降，到1945年只剩100多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尊重鄂温克猎民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意愿，特许鄂温克猎民继续用枪狩猎，并于1965年 组织引导鄂温克猎民从中俄边境的额尔古纳河畔搬迁到距铁路沿线较近的敖鲁古雅，实现定居。

呼伦贝尔市根河市的大兴安岭山林地区。

1.玛利亚·索，鄂温克族使鹿部落最后一位女酋长，90多岁高龄。曾上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第20110219期节目。

2.董联声。1975年3月，从空军某部复员的董联声，被分配到位于大兴安岭森林腹地的林区小城额尔古纳左旗（今根河市）计委，担任秘书一职。几年后董联声调到了旗委宣传部担任了新闻兼文艺干事。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曾常年在深山密林中过着原始的游猎生活，饲养着中国唯一的驯鹿种群。他们所走过的悠悠岁月，在北方森林民族中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是鄂温克民族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宝库。作者董联声1975年开始潜心研究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历史。根河市文化主管部门在深入调查认证后将其20余年研究成果编辑成专著出版。《“使鹿部”——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全书近30万字，共九章。其中《历史上的人口发展变化与定居四十年现状》、《大兴安岭西北麓“使鹿部”鄂温克语地名》、《历史上的氏族制度与狩猎区域的划分》、《鄂温克猎民的宗教信仰与图腾崇拜》、《四大氏族族谱》等为独家研究成果，氏族族谱更是弥足珍贵，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

这是一座以林业生产为主的林区小城，是国家重点林区之一。又因为这块土地上居住着一支历史上一直从事狩猎生产、饲养驯鹿、刚刚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庭公社解体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神秘而古老的民族而蜚声海内外。额尔古纳左旗境内敖鲁古雅河畔密林深处，住有一支民风独特、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老民族———被称为“使鹿部” 的鄂温克猎民。这部分鄂温克猎民的远祖曾游猎于贝加尔湖周围和勒拿河上游苔原地带，17世纪中叶开始东迁，19世纪40年代越过额尔古纳河来到大兴安岭西北麓即近代狩猎区。他们是鄂温克族中人数最少、最为贫困的部落群，始终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庭公社解体阶段，被称为“雅库特”人，清光绪年间被清廷称为 “使鹿部”。千百年来，他们钻野林、吃兽肉、住“撮罗子”、牵着驯鹿（一种处于半野生状态的鹿科动物）在深山密林中游猎，追逐着出没无常的野兽。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帮助他们在额尔古纳旗（时称，今额尔古纳市）奇乾乡实行了初步定居。1965年，政府又拨出巨款，统一建造“木刻楞”房屋，帮助他们在额尔古纳左旗北部敖鲁古雅河畔实现了全部定居。这支狩猎民族的古老民风和神秘历史，吸引着初识这个民族却对民族历史一无所知的新闻工作者董联声。他决心了解这个民族，决心一下调查研究工作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时间竟长达30年之久。以狩猎为唯一生产方式的这部分鄂温克猎民，虽然实现了定居，但仍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狩猎区域方圆几百平方公里，各狩猎点间相距几十公里，猎民平时在狩猎点狩猎，闲暇之余才回到定居地。要调查了解鄂温克猎民的民族历史，就要深入到各狩猎点采访老一辈鄂温克猎民。于是，大兴安岭西北麓各狩猎点的“撮罗子”里、林阴间、小溪旁，均闪动着董联声调查采访的身影，留下了他辛劳的足迹。

根据大量翔实数字和有力的事实，通过对所取得大量口碑资料进行研究和分析，董联声撰写出长达近3万字的长篇论文《使鹿部鄂温克人历史上的人口变化和定居40年人口现状》。文章认为：这部分鄂温克人历史上的民族人口发展变化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十九世纪中叶至日本侵略者投降的1945年为人口急剧下降阶段；1945年至正式实行定居的1965年为人口徘徊阶段；1965年至1985年定居后的前20年为人口回升阶段；1986年至2005年定居后的后20年为人口缓慢发展阶段。文章对鄂温克猎民历史上的人口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后认为：历史上人口急剧下降出现猛跌锐减的根本原因，一是肺结核、伤寒病、麻疹病等传染病曾多次在他们之中肆虐流行，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二是严格氏族外婚制和本民族内婚制影响人口繁衍；三是因躲避传染病和反**本侵略军的血腥统治而成批外迁返回祖居地使民族人口不断减少；四是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造成了巨大的民族灾难，使民族人口惨遭涂炭，这是造成历史上鄂温克人民族人口急剧下降的根本原因。文章同时对1965年至2005年定居40年间人口徘徊不前、缓慢发展根本原因进行了探讨，对人口生活现状、受教育状况、婴儿出生率与死亡率、家庭组成情况，婚姻状况和生育能力等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得出结论：高出生、高死亡是实现定居后影响民族人口发展的根本原因。高死亡的原因一是心脑血管疾病、各种癌症死亡率过高；二是因饮酒导致的各种死亡和事故等非正常死亡率过高。

鄂温克人民族人口研究成果的完成，填补了我国人口研究的一项空白，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使鹿部鄂温克人历史上的人口状况和定居后人口现状，为国家制定民族人口保护和发展政策提供了宝贵的依据。文章初步完成后，立即得到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蔡文眉教授的首肯。蔡教授曾多次给董联声来信进行指导，1986年盛夏又千里迢迢专程来到敖鲁古雅民族乡。在蔡教授的帮助下，董联声的文章《使鹿部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历史上的人口变化与定居40年人口现状》全文发表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学报《人口研究资料》1986年第2期。黑龙江省大型专业刊物《北方文物》闻讯后，王德厚、杨茂盛两位编辑立即约稿，多次书信往来，探讨文章内容，最后在该杂志上全文发表。2001年，董联声退休后，有了属于自己的充裕时间，他数次专程赶赴敖鲁古雅民族乡，对人口资料进行补充调查，在对上述文章修改充实进行完善的同时，短短几年内便整理完成了《使鹿部鄂温克人死亡原因分析》及《死亡人员情况表》、《几个历史年段鄂温克猎民家庭人口组成情况调查》、《鄂温克人对外通婚情况调查》和《对外通婚情况表》等一大批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挖掘、抢救、保护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破解了部分民族人口发展变化之谜。由于当年依靠的鄂温克老猎民已经先后离世，再进行挖掘调查已不可能。因此，这批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十分珍贵的民族历史资料永存于世。

2007年8月，在由根河市人民政府主持召开的“董联声使鹿部鄂温克人民族历史研究成果认定会”上，阿来克、热妮娅（古香莲）、苏拉克（何海青）、得克莎、达玛拉、古金生等猎民代表纷纷表示感谢：董联声为我们鄂温克人做了一件大好事，使我们了解了自己本民族的历史，我们永远记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