倓虚法师（1875—1963）中年出家，随近代天台宗高僧谛闲法师修学，在兴办佛教教育，建设佛教道场方面有突出贡献。1925年，谛闲老和尚向倓虚传天台宗第44代法卷，倓虚法师成为天台宗第44代传人。

在清末民初那一段时间，华北（包括东北在内）的佛教非常衰微。并不是华北没有寺院，也不是寺院中没有僧宝，而是僧宝不弘法，才造成了佛教的衰微。华北的佛教，历来都以北京为中心，在倓虚法师所着的《影尘回忆录》一书中，有一段民国初年北京佛教情况的记载：

据佛教会登记调查，全北京城，大小有一千一百多处庙，在这么多庙子里，没有一处请法师讲经的，而且听经的时候，他们连听都不听。因为清朝以来，北京的旧风气，都是以经忏和交际为主，如果能经忏佛事拿得起来，再能交上某督抚，或提督或王爷，就成功了。所以，他们的生活都很舒服，然而却没有人发心来弘法。

首善之区的北京如此，偏远之地的东北可想而知。一直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出身于四明山观宗学社的倓虚法师到东北“办僧学”，东北广大地区才有了弘法的法师。要了解倓虚在东北弘法的经过，须先自他早年出家说起。

早年出家

释倓虚，俗姓王，名福庭，出家后法名隆衔，法号倓虚，他是河北省宁河县北河口北塘庄人（解放后一九五五年隶属天津市塘沽管辖），清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出生。

宁河县位于天津百里之遥的海滨，由于靠海，所以土地碱性重，不能耕作，居民世代以晒盐为生。后来由于人口增多，盐滩不够晒，一部分人改行捕鱼，一部分人泛船贸易，往返于山东、奉天一带贩卖粮食。倓虚的父亲王德清，就是以泛船贸易，到各地做买卖为生。

倓虚的母亲张氏，在未生倓虚前已生了七、八胎，都没有养大，三十六岁时又生了倓虚，倓虚是他父母唯一存活的儿子。到了十一岁时，才进入私塾读书，本来当地人家的孩子，多数不入塾读书，小时候游荡，大一点就随大人干活。倓虚是独子，他母亲怕他随着村童去打鱼摸虾出意外，才送他入学塾中。倓虚的天分不高，常因背不出书捱老师的打。他人又老实，不敢逃学，只有常常装病不到学塾去。就这样，断断续续读了四年书。

十四岁时，母亲送他到一家字号益隆智记的铺户学买卖，学了半年，他觉得乏味，就辞职回家。在家赋闲了两三年，看了不少的章回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榜》等。十七岁时，他母亲为他娶了亲。那时是光绪十七年盛暑，当地闹时疫（霍乱），村中死了很多人，他一家人命大，没有被传染。婚后数年间，他迷上了外道，想学「长生不老」之法。什么金丹道、西华堂、归依教，以至于基督教、天主教他都入过；什么炼丹、运气、点窍也都学过，最后他发现全是骗人的，所以都放弃了。

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时间，他做过买卖，到军营中当过差（记帐），逃过难，做过工，还摆过卦摊。其间经过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侵、日俄战争等事件，直到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他才有一分安定的工作，那是在营口一所宣讲堂任宣讲员，后来转任督讲。

在以上十年间，他家庭中也发生了极大的变故，他二十岁时父亲逝世，二十六岁时母亲病故。在此期间，他的长女、长子也相继出生，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他把家眷也迁到营口。他在宣讲所那几年，有暇就看医书，在中医药方面颇有心得。家眷迁到营口，生活担子加重，为了生活问题，他离开了宣讲所，凑钱开了一家中药铺，字号是东济生。他在药铺里，一方面行医，一方面看善书，也研究佛经。

他那些年朝夕研读的，是《楞严经》。还有几个志同道合，一同研读《楞严》的朋友，其中最热心的是刘文化。刘文化曾特别到北京嘉兴寺去请《楞严》回来大家阅读，到后来他就有了出家的心愿。四十岁时，曾到北京附近的怀柔县红螺山资福寺，向宝一老和尚请求出家，但别人对宝一说：“他是营口的名医，有妻子儿女。”宝一和尚没有接受。到了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他已经四十三岁了，感觉到人命在呼吸间，世网萦缠，终无了期，便毅然放下一切，假藉回家修坟墓，就这样离家到了天津。

他到天津的清修院，找到一位他在红螺山认识的清池和尚，要求出家，清池以他已研究佛经多年，应该拜一位尊宿为师，就带他到涞水县的高明寺，求纯魁禅师代他已入寂的师兄魁印禅师收倓虚为徒弟。这位俗名王福庭的中医先生，就在高明寺剃度出家了。剃度后，仍随清池回到天津清修院，他虽然年已四十多岁，但未受过戒，仍是沙弥身分，在清修院打鼓撞钟，收拾佛堂，打扫院子。

倓虚出家那一年的秋天，宁波观宗寺的谛闲法师传戒，倓虚认为机会难得，于九月间南下宁波，在观宗寺受具足戒，受戒后就留在谛闲法师所办的佛学研究社，学习天台教法。他在社学习期间，发愤忘食，十分努力。很受到谛老的重视。事实上，谛老也因为弟子多是南方人，北方佛法衰微，他希望能培育出几位北方弟子，以复兴北方的佛教。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三月，北京的佛教居士们发起“戊午讲经会”，推徐蔚如居士专程南下，请谛闲法师到北京讲《圆觉经》。谛老以倓虚是北方人，带着他去，语言沟通上方便些。另外同去的，还有仁山法师和戒莲法师。谛闲在北京，一部《圆觉经》讲了三个多月，蒋维乔和江味农两位居士记录了一部讲稿，谛老为之题名为《圆觉经亲闻记》。七月间，谛闲师徒南返，当时的交通总长叶恭绰、铁路督办蒯若木合赠了二千银元，其它居士也各有馈赠，谛闲后来以这笔钱把观宗寺的“佛学研究社”，改为“观宗学社”，成为当时一所很有名的僧教育机构。这次的北京之行，倓虚也和叶恭绰、蒯若木、蒋维乔、江味农、徐蔚如等诸大居士缔交。以后他的弘法事业，得到这些人的护持与支持。

倓虚回到观宗寺，在观宗学社又苦学了两年。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秋间，三年修学期满，辞别谛老行脚参访，与观宗寺派往北京请藏的禅定和尚同行。禅定为了筹募请藏时要缴的印费，偕倓虚向当时的段执政祺瑞募化了一千元。以后请藏的事有禅定办理，倓虚应北京佛教筹赈会主任马冀平之请，到河北省井陉县城（现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天长镇）的显圣寺讲经一个月（井陉是倓虚大师讲经生涯的开端）。请经结束，回到营口，探视先前一同研究《楞严经》的朋友和妻儿。后来他的妻子也皈依念佛，翌年第四个儿子王维翰也发心出家，就是后来在北京极乐寺任住持的大光法师。这都是这次回家的度化之功。

他和禅定和尚到北京时，原本是禅定介绍他到奉天的万寿寺协助方丈省缘办僧学，结果到了营口，他早先宣讲所的朋友和一同研究《楞严经》的朋友，如王志一、陆炳南、于春圃等，都鼓励他留在营口弘法，大家支持他建立一所楞严寺，以为他们当年共同研究《楞严经》的纪念。因缘诚然不可思议，他那班朋友都没有什么经济力量，但无意中得到一位信佛的善士姜轶庵资助，以六千元买下一块七十亩的土地，这样建寺的事就有了头绪。但以建筑费一时尚无着落，他先到奉天万寿寺去办僧学堂。在东北他又认识了几位居士，都捐了钱，陆炳南等人在营口也找到一些慈善人士捐助，这样楞严寺就开始兴建了。前后经过了十年之久，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楞严寺》竣工了。倓虚不去任住持，他推荐了时任宁波天童寺方丈的禅定和尚，到营口楞严寺充任十方选贤的首任住持。

另一方面，他在奉天万寿寺佛学院任主讲，前后三年，讲完《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等十部经，其间到过东北如哈尔滨、海城等大城市去讲经，还收了许多皈依弟子。东北以往没有讲经的法师，他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这使他在东北声誉日着。

极乐寺担任住持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放寒假后，他在万寿寺主讲三年已满，应哈尔滨信众之请，讲《楞严经》。这时，佛教的大护法朱子桥将军，担任东北护路总司令兼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开会欢迎他。当时哈尔滨有一位时任中东铁路稽查局长的陈飞青居士，早在一年多前就和倓虚商议过，要在哈尔滨建一所寺院。这时他到了哈尔滨，机缘成熟，建寺的工作已经开始，他就出任了这座“极乐寺”的首任住持，并负起继续兴建的责任。

极乐寺的兴建，在朱子桥、陈飞青、以及北京的叶恭绰等大护法的支持下，工程进行得很顺利，到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八月就全部竣工了。不但如此，还在山门内两侧空地上建了十多间瓦房，办了一所极乐寺佛教学校。

倓虚在极乐寺担任了六年住持。其间，营口的楞严寺还没有竣工，在长春又兴建了般若寺。奉天万寿寺的佛学院、北京弥勒寺的佛学院也都请他去讲经。他就在这几个地方往来忙碌。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四月间，还在极乐寺传了一次戒，请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和尚到了东北，担任得戒本师和尚。倓虚在观宗寺的观宗学社受学时，谛老以他系北方人，在社中品学兼优，对他十分重视，目的就是希望他将来能在北方弘扬佛法。如今他果然达到了老和尚对他的期望，自然十分欢喜，亲写了一统嫡传天台宗第四十四代法卷传给他，倓虚于此继承了天台宗的法嗣。

传戒结束，送走了谛闲老和尚，他六年住持期满，准备退座，与地方诸大护法开会，推多年在极乐寺协助他办事的定西法师继任住持。定西法师就是与他在营口一同研究《楞严经》的于春圃居士，依宝一老和尚出家，初名如光，后来改名定西。

协助般若寺修建

交卸了哈尔滨极乐寺的住持，倓虚又到长春去忙般若寺的兴建。般若寺兴建的起因，是早在他数年前到长春讲经时就种下了。那次他在长春讲《金刚经》，地方护法居士丁树敏、张子元、马靖东等发起建寺。以建寺之缘由于讲《金刚经》，所以就定名为“般若寺”。但由于筹款不易，工程断断续续。中间一度因为长春开马路，原先建的为社会局赔款征收，又选了一块地重建。直到倓虚去住持后，工程才加速进行。同时有一位早年在奉天万寿寺作学僧的澍培法师，在般若寺协助照应。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占领东北，倓虚以般若寺工程未了，一时不能脱身。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二月，他接到朱子桥由西安发来的电报，促他到西安去弘法，他借机把般若寺的住持交由澍培法师继任，偕同一位景印涵居士经北京到西安去了。

那时西北的佛教有两位大护法，一位是辞官不作、专办赈济事业的朱子桥居士，一位是陕西当地人，曾任过财政厅长的康寄遥居士。那时西北的佛教十分衰微，由于朱、康两位居士的提倡，加以倓虚到西安讲经，还和当地的一位华清法师在大兴善寺办了一所佛学院，所以西安的佛法一时有兴旺起来的迹象。他在西安停留了半年多，由于是年七月谛闲老和尚在观宗寺圆寂，他接到通知称九月发龛，要他务必参加，他就离开西安到宁波去了。

开创青岛湛山寺

到宁波奔过谛闲老和尚的丧，叶恭绰居士在上海设斋欢迎他，席间叶居士请他到青岛去兴建一所寺院。青岛早年是一个小渔村，后来辟为商埠，就日益繁荣。德国人占驻后，大力建设，使青岛成为国际商港。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叶恭绰和陈飞青两位居士到青岛避暑，见青岛市面繁荣，耶稣教和民俗外道盛行，独独没有中国寺院。他和当地人士开会讨论，要在青岛兴建一所寺院，他并当场认捐一万元。当时的青岛市长胡若愚还拨了一块公地。叶居士那时曾函约倓虚到青岛去负责筹建，倓虚以长春般若寺工程未完而辞谢了。这一次在上海见面，叶居士旧话重提，倓虚推辞不得，就承担了下来，这就是他到青岛去开创湛山寺的因缘。

青岛的湛山寺，规模极其庞大，自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动工，直到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才告一段落。这其间，有无数的佛教信士发心施助，众志成城。最感人的，是一位军人出身的王金钰居士。他独任了兴建大殿的费用，还把他青岛市区一幢高级住宅，捐给湛山寺作为精舍。还有佛学家周叔迦居士，他们弟兄几个捐建了湛山寺的药师塔和藏经楼。一位台湾人林耕宇居士，独立建了山门，并捐款数十万元，做了寺内各大殿的台阶、栏楯等环境工程。可是到了湛山寺工程完成的时候，大陆内战也糜烂不堪，翌年——三十七年三月底，倓虚离开青岛，经上海到了香港，从此未再回过湛山寺。万法无常，于此可见一斑。

赴港设立华南佛学院

他赴港的因缘，也是由叶恭绰居士而起。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大陆许多学僧逃难到香港，无所归依，有些被诱入了基督教的道风山宗教研究院。后来，乐渡法师发现早年宝静法师创办的“弘法精舍”空置未用，乐渡与精舍董事王学仁、黄杰云、林楞真等，一同找到了在港隐居的叶恭绰居士，相商在弘法精舍设立佛学院，以收容在港学僧，请倓虚法师主持。后来由叶恭绰和乐渡分别致电青岛，倓虚始由山东飞锡南下，在弘法精舍中设立了“华南佛学院”。

佛学院由叶恭绰、王学仁、黄杰云、楼望缵、林楞真五位居士组成董事会，每月支持佛学院经费港币一千元。倓虚任院长兼主讲，原预定收学僧十名，后来以大陆涌入香港的学僧过多，都想进入佛学院，这样就增加到二十一名。倓虚要求董事会每月又增加了三百元的经费。学僧们种菜打柴，以补经费之不足。是年，倓老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除授课外，每星期日到东莲觉苑讲《法华经》。他为每次节省一毫洋的渡船费，买二等站票渡海，精神令人感动。

一九五二年，第一届学僧毕业，老和尚向董事会辞院长职。董事会恳留，佛学院又续办了第二期，也招收了二十多名学僧，到一九五四年毕业，是年老和尚已八十岁，再向董事会辞职。各董事恳请老和尚常住弘法精舍，佛学院改为研究性质，学僧在院以自修为主。

创立中华佛教图书馆

一九五八年，老和尚创立了“中华佛教图书馆”，搜购得七部《大藏经》及散装经书二万余册，全日开放，任人借阅。这时老和尚已八十四岁，每星期日在图书馆讲《楞严经》，风雨不误，而听众座无虚席。

圆寂

一九六三年春间，一部《楞严经》讲完，又应四众之请，继续讲《金刚经》。讲到夏历五月，感到身体疲惫，气弱胃呆，饮食减少。《金刚经》讲到第十七分就停讲了。夏历六月初一，度过了他八十九岁的生日，二十二日下午，在大众念佛声中，结跏趺坐入寂。是时为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一日。世寿八十九岁，僧腊四十六年。

老和尚一生所兴建的寺院，除前述的营口楞严寺、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青岛湛山寺外，经他手复兴的，还有吉林的弥陀寺、天津的大悲院、沈阳的般若寺、永安寺等。他所兴建的寺院，均附设有佛学院。他一生设立的佛学院有一十三处之多，而他在国内造就的僧才及度化出家的僧伽，难以数计。

老和尚一生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复兴东北佛教，使东北缁素两众闻知正法。蒋维乔居士曾说：“天台一宗盛弘于北方，此乃智者大师创教以来所未有也。”

佛学著述

老和尚是近代佛教的教育家，著述甚多，主要的有《金刚经讲义》、《心经义疏》、《心经讲义》、《大乘起信论讲义》、《天台传佛心记释要》、《始终心要义记》、《普贤行愿品随闻记》、《楞严经讲义》、《影尘回忆录》等，后来为弟子辑为《湛山大师法汇》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