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洋鬼子，名词，指说中国话却穿洋人军服的华人兵勇，最早出现在1862年，出自《阿Q正传》。

假洋鬼子最早源于1862年，即同治元年，创始于上海。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组成所谓“常胜军”（The Ever Victorious Army），带兵军官是真洋人，而普通兵勇全为华人。其义为沾染了“洋味”的中国人，不是真的洋人，故称“假洋鬼子”。

自鲁迅的《阿Q正传》问世，假洋鬼子与阿Q一样，大出风头，成为某几类人物的代名词。这部作品里，作者完美地解剖假洋鬼子的灵魂并从主要三个方面向世人展现了其可笑、可恶的嘴脸：搞假革命、摧残革命和压制革命的反动本质。

一部成功的作品中的主要艺术形象，往往千百年地流传，载诸人民的口碑。但是也有些人物，在作品里并不占很大的篇幅，没有笔酣墨饱的描绘，同样能在社会上存在，在生活中发挥着审美、认识和教育作用。《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就是这样。作品中他只正面出现过两次，而且都是寥寥几笔，另外就是从别的人物口中，只言片语地提到他。可是自从这篇作品发表后，假洋鬼子这个人物就在社会上活跃开了，似乎历时越久，这个形象越显出他艺术的光彩。有那么一个时候，人们每天念叨着，甚至他的大名竟然被引用到报纸的大字标题上。可见这个人物的社会概括性和艺术生命力。

假洋鬼子这个形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他有着明显的社会的时代的色彩。“洋鬼子”是个贬词，原来是指外洋人说的。既然是人，为什么叫“鬼子”呢?这是因为在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压迫，造成了严重的民族灾难和危机，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恨。所以，中国人民除了奋起抵抗这种野蛮的侵略外，把外洋人一律叫做“洋鬼子”，表示对他们的仇恨和辱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种社会现象。他说：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封建统治者敲骨吸髓的榨取，人民的生活日渐困窘起来。“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因此，所谓“洋鬼子”的说法，就是在这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中产生的。

假洋鬼子也是产生在这样的时代社会中。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灾难，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急，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的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狂潮中，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孙中山、鲁迅这样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也有些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迎合新的形势的官僚地主的子弟，混入留学生的队伍，只不过是投机趋时，猎取虚名而已。《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就是这样跑到东洋的。作品中说假洋鬼子“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回国之后，手中拿着黄漆棍子，头上拖着假辫子，行为蛮横霸道，衣着不伦不类，说话怪里怪气。他是土绅士与洋绅士的混血儿，既有封建性，又带着洋奴气味。这种人，装腔作势，在人民面前是暴君，在帝国主义者脚下是奴才。阿Q们称他“假洋鬼子”，是“里通外国的人”。实质上，就是说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真洋鬼子是一路货色，而和那些“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是有根本区别的。

在民族矛盾尖锐，风云瞬息万变的年代里，假洋鬼子这个人物的特点，首先是具有善观风向的反动的政治敏感。他住在偏僻的未庄，却能察觉到时代的动向，顺应它发展的要求。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的风吹起来了，知识分子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何去何从，都要作出审慎的抉择。年轻的假洋鬼子，竟然违背了传统的成见，放弃科举，走进学堂。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种行动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是经过得失权衡、认真思考后的决定。“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呐喊·自序》)假洋鬼子也确实因为进洋学堂、留学东洋、剪掉辫子遭到过“奚落”和“排斥”。阿Q们骂他为“秃驴”，家庭中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老婆跳了三次井，母亲也煞费心机地到处为他剪辫子的“罪责”开脱。而假洋鬼子本人倒对这种社会的非难似乎不大在意，依然穿着一身乌黑的“洋衣”，装着假辫子，满市招摇。鲁迅说，辫子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它“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头发的故事》里的N先生曾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被长毛杀!”待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来，辫子又给人民带来极大的麻烦和灾难。为了辫子的问题，《风波》中的七斤家，曾闹过一场轩然大波。可是，假洋鬼子却非同一般，在他的生活经历中，总能顺应着环境的变化，将辫子时而剪掉，时而留起。留学东洋的时候，他不像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描写的速成班的那些公子哥儿们，头上盘着大辫子，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或散开辫子，盘得平平的，油光可鉴，而是断然剪除。当然，他的剪辫并不像鲁迅那样，表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民族民主的革命献身精神，而只是为了投机趋时。所以，回国之后，又留起头发，装上一条假辫子。革命浪潮到来了，他又放下假辫子，并把留到一尺多长的头发散开披在肩上。如果未庄的人们为了表示革命，“秋行夏令”，将辫子盘起“是万分的英断”的话，假洋鬼子这种拆散辫子是更高过一筹了。因为这既可以显示他是久已剪过辫子的“老革命”，而且一旦有变，又可以将辫子盘起，成为忠于皇清的顺民。进攻退守，无往不利。对于辫子的剪留，他没有很深的成见，既不看得那么轻，又不看得那么重，不像赵秀才那样视若珍宝，因辫子被剪掉而愁苦、痛心、大哭号啕，以至于逐渐“发生了遗老的气味”。所以，假洋鬼子奇形怪状的装扮，绝对不能单纯看作衣着爱好，而是反映了他的思想，反映出他对社会政治形势的态度。他和赵秀才都是未庄地主的少爷，是他那个阶级利益的维护者，但对新的事物，新的社会思潮，两个人有不同的认识并走着不同的道路。赵秀才更为守旧，不知变通，死抱着封建主义的僵尸，对新起的革命只是愚蠢的仇恨和排斥，幻想沿着科举的扶梯，爬上天子的殿堂，飞黄腾达起来。而假洋鬼子则看到，新的革命浪潮势不可挡，要想保存自己的社会地位并谋求发展，只有顺应，不能顽抗，于是就因势乘便，打入新的阵营。他们平常“不相能”，原因可能有种种，但其根本分歧就在这里。从他们的阶级立场来看，假洋鬼子比赵秀才要通达、敏感，也就是说要狡猾，并善于投机得多了。

其次，当革命风浪波及未庄的时候，假洋鬼子的活动，更充分暴露了他阴险的假革命、反革命的本质。假洋鬼子和赵秀才都是政治投机分子，但在革命高潮中，假洋鬼子显得活跃主动，胸有成竹，随机应变，轻而易举地把革命引向变质。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说得好：不管官僚和绅士们怎么千方百计狠毒地反对，“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坟》)这就是赵秀才革命前后形象的写照。他平时对阿Q勒索敲诈，阿Q从“中兴”走向末路的时候，又恶狠狠地吩咐地保，把他赶出未庄，气焰何等嚣张。但是，听到革命党进城的风声，便坐卧不安，怀着忐忑的心情到大街上观风向。可巧碰上阿Q只是酒醉后的一通“造反了”的嚷嚷，便把他吓得六神无主了。在未庄，他的“声望”本来是远在假洋鬼子之上的，而“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并托他为自己奔走，千方百计设法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从城里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秀才这样慌忙地、低三下四地向假洋鬼子投靠，固然显示了他的投机钻营，但也应该看到革命风声到来之际，他惊恐惶惧的心理。相形之下，假洋鬼子却是另一付神态。他对于赵秀才的前来靠拢，不动声色，慨然释却前嫌，对赵秀才简直有求必应，亲自跑到城里，推荐他参加了革命党，并主动给他代买了一块“银桃子”。假洋鬼子为什么不乘机抬高身份，摆摆架子，为难一下秀才呢?我们想这绝不是他的宽宏大度，而是别有用心。因为，假洋鬼子本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分子，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在革命的风浪中他和秀才的利益是一致的。风雨同舟，理应和衷共济。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也很容易理解。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原来“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可是革命风声传来之后，举人老爷到乡下遣散财物时，举人老爷虽然没有到，“却有一封长信，和赵家排了‘转折亲’。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箱子留下了，……”假洋鬼子也出于同样的心理，当赵秀才移尊投靠时，他就欣然同意，认为“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从来阶级斗争都是极其微妙复杂，垂死的阶级总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还要千方百计地阻挠时代车轮的前进。鲁迅和那些狂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从赵太爷为举人老爷在革命风暴中藏匿财物，到假洋鬼子和赵秀才言归于好并“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的事实，证实了鲁迅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刻性。这里我们看到了在革命高潮中，反动势力的头面人物集结起来，并进而狼狈为奸，──他们接过革命的口号，挑着旗帜，也要“革命”了。

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起来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赵秀才和假洋鬼子，他们本身就是大地主，就是革命的对象，可笑的是这些人竟然也要“相约去革命”了。革谁呢?革王胡、小D、阿Q这些一贫如洗的受压迫者的命么?不，假洋鬼子没有那么愚蠢，他不干这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于是这两个反革命的阴谋家，挖空心思地“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静修庵里去革命。”是的，庵堂寺院本来是旧社会搞封建迷信的地方，那里住着的老尼姑和小尼姑，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负隅顽抗，并且确有一块颂扬清王朝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到那里去革命，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假洋鬼子到静修庵革命，不但师出有名，也没有流血牺牲的危险，并保证可以旗开得胜。于是他们便大摇大摆地闯进静修庵，“因为老尼姑来阻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清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历史上的一切反革命分子，他们在进行阴谋活动坑害人民的时候，总离不开帽子和棍子，也就是要捏造罪名，给以镇压。假洋鬼子们竟然把老尼姑“当作满清政府”，而且“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这是多么荒唐野蛮的行为，但他们就用这样滑稽透顶的事实，宣告未庄的命已经“革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假洋鬼子们的玩弄下，用变戏法的手段，张冠李戴，烟消云散。鲁迅深刻地研究了中国的社会历史，感慨地说：“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华盖集·补白》)这里，他用辛辣的讽刺和夸张的手法，勾画了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的狼狈为奸，使革命变质，“变得合于自己”的阴险的行为；也为我们认识这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留下了真实的历史画卷。

第三，假洋鬼子搞假革命，必然要摧残革命、压制革命。《阿Q正传》里，作家用专章写了“革命”与“不准革命”的矛盾。这两章主要是写革命高潮冲击着未庄的时候，阿Q要起来革命，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我们姑且不讲阿Q对革命的认识多么模糊，这里实质上写出中国民主革命时代，农村两种势力的斗争。原来，阿Q对革命是很反感的，但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和未庄的人众恐慌不安的神情，他心里像六月里喝了雪水似的高兴。他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于是就乘着酒兴，在大街上“造反了，造反了”的一通嚷嚷。回到土谷祠，“酒已醒了”。他躺在自己的小屋里幻想着：“造反?有趣，……”怎么个有趣呢?就是他再不像现在那么贫穷、憋气、饿肚子，可以随意杀人、打人、抢东西、找女人，……可见阿Q的革命认识，还是很糊涂的，和真正的民主革命的要求，可以说很少有共同的地方。但在他这些糊涂和愚昧的想法中，却也不自觉地透露出一些可贵的思想因素。就是说他的革命理想，虽然只是像毛泽东同志说的，“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但是，他杀人、抢东西的时候，却要杀掉赵太爷、假洋鬼子，要抢赵家的、钱家的这些大地主的财物，想到找女人时，也敢于在秀才娘子、假洋鬼子的老婆身上打主意。他在大街上“革这伙妈妈的的命”“造反了”的呼喊，是不自觉地在酒后流露出他对社会的不满、怨毒和复仇的决心。他在土谷祠里那些对革命可笑的幻想，事实上也是要搅乱旧的社会秩序，而旧社会秩序的任何破坏，都是动摇赵、钱这些大地主的统治，对人民都是有利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假洋鬼子这个反革命分子，从他的立场出发，也很懂得这条阶级斗争真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团结谁，打击谁，敌我界限他清清楚楚。他清醒地意识到，举人和赵太爷、他和赵秀才之间的矛盾，是阶级内部的事，在共同利害的基础上，是可以调和、可以消除的。因此，革命风暴来临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产生共同的观点，并携手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而阿Q迫切地要求革命找不到门路，来投奔假洋鬼子的时候，他却是另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作家独具匠心地描写了这个场面：

“唔，……这个……”阿Q候他略停，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又并不叫他洋先生。

……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投……”

“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尽管阿Q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而假洋鬼子却不容他说一句完整的话，便无情地扬起棍子把他赶了出去。这和赵秀才来投靠时的亲切、融洽的场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知道阿Q是他的“对头”，是他真正的敌人，是绝对不能准他革命的。阿Q被赶出钱府大门之后，心里便涌起了忧愁，“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一个落后农民从内心燃起的革命火花，就这样遭到扑灭。

鲁迅在写到假洋鬼子的时候，总要着重刻画他手中的黄漆棍子。革命前阿Q曾遭到这根棍子的毒打，投奔假洋鬼子要求革命的时候，又看到它在眼前挥动。对于假洋鬼子的这根棍子，鲁迅是极其厌恶的。在《头发的故事》里，鲁迅曾借着N先生的嘴感慨地说：“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得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这个博士，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分子的嘴脸，所以N先生说：“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假洋鬼子继承了这个真洋鬼子本多博士的衣钵，手中拿着那条黄漆棍子，既表现了洋奴性，也表现了在人民面前的野兽相。“革命”和“不准革命”，在《阿Q正传》中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不论阿Q的革命有多少荒唐可笑的成分，但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就是对农民革命的镇压。因为他完全清楚，如果让阿Q们起来革命，就等于在自己身边燃起了烈火，他就要在这烈火中葬身。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那些不准他人革命的人，必然是包藏祸心的反革命阴谋家。特别是不准别人革命这种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严重地腐蚀了我们的民族。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扬起棍子把他赶了出来，阿Q也不准小D革命，甚至要“批他几个嘴巴，聊且惩罚他忘了生辰八字，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和阿Q不准小D革命，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其思想病根是相通的。这种病态的思想流毒极为深广，以至在作品发表三十多年后，毛泽东同志还说，在不准他人起来革命这一点上，我看“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论十大关系》)假洋鬼子这个艺术形象顽强的生命力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吧。

最后，谈谈假洋鬼子到哪里去了。假洋鬼子在未庄人的心目中，本来不是最显赫的人物，革命一来，骤然威风起来，成了未庄第一号的革命家。赵秀才匆匆忙忙向他靠近；曾经骂他“秃驴”的阿Q也来投奔；就是平常围着赵家转的他们的真本家赵白眼和那些闲人们，也都聚拢到假洋鬼子的周围了。他在钱家大院中怪声怪调地论革命，赵白眼和那些闲人们其实都似懂非懂，莫名其妙，但却都“挺直的站着”，“必恭必敬”地聆听。他胡扯什么革命如果按照他的办法“早已成功”，洪哥“再三再四”地请他上湖北，显然都是吹牛皮，夸大其词。可是，他野心勃勃，不愿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也是多少有几分可信的。因为从他一贯的行径来看，是个不甘寂寞，权势欲望极强的活动分子。革命之后，他上窜下跳，奔走于城乡之间，和城里的革命党混得很熟，很不费力地给赵秀才搞到一个“银桃子”。“银桃子”把举人、秀才和假洋鬼子联系起来，从城里到未庄，结成一个反革命的黑帮。他们互相勾结，先发制人，在未庄搞了一场尼姑庵的“革命”。可见假洋鬼子这个投机分子很懂得政治，懂得斗争的策略，懂得权力的重要，很有一套反革命的经验。这种人，是非往新政权里钻不可的。可是后来却无踪影了。阿Q受审的时候，县府大堂上的官员，有满头剃得精光的，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肩后的，奇怪的是不见假洋鬼子。他到哪里去了?作家没有写。我们想，这个人物不会安分守己地呆在未庄，而要混水摸鱼，乘机捞权的。他也许钻到更高的政权机构中去了吧。后来鲁迅经过了许多事变，总结革命经验的时候说：要“防被欺”。中国的旧官僚和绅士，对革命者诬蔑、陷害，甚至到官府告密，其手段之残酷、卑劣，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可是，历史的潮流不是几个反动分子所能逆转的。

那些官僚绅士们，立刻惶惶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在“咸与维新”的那些官僚绅士们，立刻惶惶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在“咸与维新”的口号下，许多诸如假洋鬼子之类的反动分子，投机潜入到新的政权里。所以革命刚赶走一条“狐狸”，而大大小小的“桃偶”又粉墨登场了。他们从内里将革命蛀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形象，所提供的革命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