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前后，薄一波等六十一名党的高级干部被捕。1936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对此，中共中央早已有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于1967年3月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这是一起重大的错案。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为这一错案作了彻底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遭受残酷迫害，被认定为“六十一人反革命集团”。在草岚子监狱“自首”也被严厉批判。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江青、康生一伙首先指令“彭真专案组”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然后，在8月18日“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又私下授意红卫兵代表，揪斗这些老干部。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了1936年8月30日，《华北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题为《徐子文反共启事》的影印件。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1936年说起。

1936年三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历经艰险，来到华北，作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并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到天津后，面临新的工作和所处的环境，深感“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华北党组织连续造成的严重损失。这里党组织遭破坏，党员干部被捕，干部严重不足。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外，其他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眼下，特别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就更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

1936年4月的一天，刘少奇见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两人谈了华北的形势，刘少奇陷入深思。这时，柯庆施灵机一动，突然想到，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因地处北平草岚子胡同，通常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而被捕的。他们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到1936年时，还有六十多人被继续关押着。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这批幸存下来的干部，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能将他们营救出来，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而且，日本侵略者进攻华北已不可避免，如果让这批干部落入他们之手，将很难生还。

于是，柯庆施对刘少奇说：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考虑到抗战缺少干部，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的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刘少奇闻言，低头沉思，他当然清楚所谓“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更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最后他点点头，缓缓地说：我个人同意。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措施，有利于党的事业。但他也深深感到，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责任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刘少奇立即请示中央。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

在1931年,原中共河北省委被破坏,省委负责人陈原道、郝清玉、周启敦、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等被捕。1931年2月,殷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委从天津迁到北平。6月省委秘书长郭亚先(果振祥)、军委书记廖划平、团省委书记李国玉、河北省互济会党团书记赖德被捕叛变。中共北方地下党组织,包括顺直省委即后来的河北省委、省军委、青年团省委及北平、天津市委,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殷鉴、杨献珍、薄一波、刘澜涛、董天知、韩均、张友清、赵林、李楚离、田星云、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冯基平、王鹤峰、李力果、刘有光、刘格平、侯振亚、唐方雷、傅雨田、扶屏、黄建纯、马辉之、朱则民、孔祥祯、赵明新、高仰云、王德、徐冰等300人相继被捕入狱。

1936年6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去执行。柯庆施当即派地下党员徐冰（公开身份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同孔祥祯取得联系。孔祥祯1931年被捕，入草岚子监狱，曾任监狱中的秘密党支部书记，1932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以家庭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孔祥祯设法给当时监狱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的殷鉴秘密送去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

1936年7月，北平军人反省院。高高的围墙上安着电网，四周和大门都有岗哨，戒备森严。当时正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员刘澜涛、殷鉴，收到北方局要他们履行出狱手续的密信后，正疑虑重重。他们担心这是敌人设下的又一个圈套，于是同少数骨干商议，决定不予执行，也不在党员中传达讨论。

北方局送信到狱中已三个月，仍不见回音。刘少奇决定，通过孔祥祯给狱中党支部写第二封信。信中说：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去信后不见你们的行动，现再做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反共启事”司空见惯。正因为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所以你们更有条件，这是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决定，不是常例。党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这时，狱中党支部已经改选，支部书记是赵搏，支委是杨献珍、张友清。他们同骨干分子讨论后，考虑到党的纪律，准备将中央指示付诸讨论，征求狱中全体党员意见。

为了证实这两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随信还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

支部终于判定:确系中央指示。他们作出了“准备执行”的建议，交全体党员讨论。讨论结果，一致同意服从组织决定。

1936年9月上旬的一天，薄一波等9人第一批出狱了。

北平，太庙茶馆。熙来攘往的人流络绎不绝，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喊成一片。薄一波同孔祥祯并肩走向茶馆，他是来和北方局党组织接关系的。到了茶馆门口，孔祥祯留在门外了望，薄一波一个人走了进去。迎接他的正是徐冰。两人紧紧握手，徐冰问了薄一波的住址，向他交代了接头的暗语，然后匆匆离开。

按照地址，柯庆施找到了薄一波，说：“让你们出来是刘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呀！”言毕，哈哈大笑。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分作九批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陆续出狱。出狱后他们被中共党组织分配到山西、河北、天津等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开始新的工作，从而大大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

1944年3月，抗日战争已开始局部反攻。党的七大准备工作正着手进行。

宝塔山下，春风杨柳，红旗飘飘。

薄一波作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从晋冀鲁豫解放区赶到延安。住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参加统一的学习和审查。当时，他还是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刘伯承。

从草岚子监狱出狱的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12人，候补代表2人。

薄一波到延安第二天，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5年半的狱中斗争，毛泽东连连赞赏。之后，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又找薄一波谈话，说：你们出狱，中央完全知道。

薄一波提出，应把他们1936年出狱的问题向七大作出报告，把过程讲清，作结论。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正式说明了这件事。委员会对薄一波等人的出狱问题，作出明确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过。

当时，康生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还曾当面对薄一波赞扬说: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

这段历史中共中央早有定论，但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康生一伙，却又将它作为一桩历史疑案，重新提出，别有用心，无事生非。他们为了借机陷害这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的浪潮，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此，还搞假证，进行诬陷，欺骗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欺骗各中央委员。在他们煽动下，经毛泽东同意，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期间，这批人尚有四十人健在，其中有二十二个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职务。薄一波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文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人事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刘锡五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杨献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廖鲁言任农业部部长；李楚离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周仲英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徐子荣任公安部副部长；李力果任一机部副部长；刘有光任七机部副部长；马辉之、彭德任交通部副部长；胡锡奎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德任中南局候补书记；赵林任吉林省委书记；王其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鹤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傅雨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高仰云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当时不但这四十位老同志惨遭迫害，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友，老部下几乎全部受到株连，据说受审查受迫害的人数有成千上万。这起冤案就是这样造成的。

更有甚者，他们怕张闻天如实说出当年中央批准北方局建议的事实经过，还对其进行了威胁和关押监护。

1968年4月的一天，两名干部模样的人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找到了张闻天。庐山会议后，张闻天便被罢免了一切职务，离开政坛，在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特邀研究员。来人自称是“康老”派来的，他们严厉地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人出狱的案件，被你从中把水搅浑了。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原来，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此之前曾向张闻天追问薄一波等人出狱的问题。由于事隔多年，张闻天为了慎重起见，将回忆的情况，先给康生写了封信，请他查查中央原来的档案，以证实当时的情况。

给康生连写了两封信，均杳无回音。张闻天无奈，只好决定由他个人负责，承认是自己批准的。于是，祸从天降。 1968年5月16日下午，一个排的武装士兵将张闻天夫妇带走，实行关押监护。直到1969年的10月20日，监护才被解除。

1978年，由曾彦修作证，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顶住种种压力，积极拨乱反正，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因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一特大冤案很快得到平反。这批老同志也才从“叛徒身份”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1978年12月，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会后，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左”的思想的长期束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