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集体化（俄语：Колхоз），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为宣导共产主义，于1930年1月5日所推行的政策。1934年苏联政府宣布农业集体化基本实现。苏联农业集体化（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是通过合作社把个体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并引导农民走向集体经济的过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依据K.马克思与F.恩格斯关于不能暴力剥夺小农，必须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把个体农民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的生产和占有的思想，制订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通过合作社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

对于把食物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来运用，苏联的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fStalin）绝非生手。当他在1924年掌权后，便推动了一项急速工业化的计划，目标在于赶超西方的工业化国家。食物在其计划中占有核心地位。当时，苏联是主要的谷物输出国，而且，它打算增加这类出口产品的数量，借以筹措资金，向外国购买工业机械。本来由个别农民及其家人经营的小型农场，将被压缩在一起，形成由国家拥有的“集体”农场。斯大林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农耕置于国家掌控之下，将可提高产量。

斯大林在1929年公布其计划时宣称：“大约在三年之内，我们的国家将成为全世界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甚至就是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这种做法将产生额外的谷粮以供外销，赚取更多强势货币，以资助工业化的计划。斯大林设定目标：5年之内，要让钢的产量加倍，铁的产量增加为3倍。其计划若是成功——在一起工作的农民生产出更多食物，苏联则快速工业化——便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就某些方面而言，他的计划试图复制曾经发生在西欧而肇始于英国的状况——在英国，先有农业生产力的急速提升，然后才出现工业化。这种发展将劳动者从土地中释放出来，使他们能够成为产业工人。正因如此，亚当·斯密称工业活动为“农业的后裔”。但是，苏联的取向非常不同，因为，在英国的工业化发展中，国家所发挥的策划作用非常有限；英国的工业化并不是刻意筹划的结果。相对地，斯大林的工业化计划是一项由国家来规划的努力，其募集资金的方法，则是将农场“集体化”，意味着这些农场的产品属于国家，因此，政府能够更名正言顺地拿去外销。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农民本身对这项新政策并不热衷。实际上，生产力较高（因而也较富有）的农民尤其不愿接受这种安排。在某些案例中，他们宁可选择焚烧农作物或宰杀牲畜，也不愿被迫将它们交给集体农场。斯大林下令，由于所有的作物、牲畜和农产品如今都属于国家，任何拒绝交出它们的人，或是摧毁它们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或阴谋破坏者，应当被驱逐到苏联的劳动改造营。

由于生产力最高的农民最可能反对集体化，新制度对于农业生产力的冲击可想而知。既然他们的农产品都属于国家，农民便不再有尽力提高产量的动机。干旱、恶劣的气候，以及缺乏马匹在田里工作等因素，也导致1931年和1932年的收成比平常少。结果是，正当斯大林需要更多农产品来资助其工业化计划的时刻，粮食生产的水平却下降了。但是，对于苏联领导层来说，要承认集体化的措施降低了农场的生产力，将是件不堪设想的事。斯大林反而坚称粮产有空前的大丰收，只是某些农民将产品藏匿起来，以免被迫上缴。这个解释将国家持续收取大量谷物的做法合理化，但它也意味着许多农民最后落得没有足够的食物可吃。而且，那些达不到谷物缴交额度或是被怀疑藏匿谷物的人，所遭受的惩罚是让政府把其他农作物当成“罚金”拿走，留下更少的食物给他们。另一方面，城市里的产业工人有丰足的粮食可吃，谷物出口加倍，让外面的世界以为斯大林的方案正按照计划进展。

平均而言，农民最后能留给自己食用的谷粮，比他们在集体化之前所拥有的少1/3。但在某些地区，情况要更糟得多。特别是在乌克兰——这个富庶的农业区所生产的谷物一向远超过所需——政府设定了非常高的收取额度。当预期中的大丰收没能实现时，地方官员奉命加强搜索被藏起来的存粮。斯大林下令，即使只保留一穗小麦不交给国家，也将处以死刑或10年监禁。一位参与者回忆：“我自己也参加了这场行动，在乡村搜索，寻找藏起来的谷物，用铁棒在地上探查松软之处，有时可循此找到藏匿的谷物。我和其他人一起掏空乡民的储物柜，对于儿童的哭喊和妇女的号啕声充耳不闻。因为我深信自己正在完成乡村的转化。”当人民开始挨饿时，士兵被派去守卫大仓库，里面存放着政府搜来的谷粮。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Grossman）记录下农村饥民的绝境：“人们的脸、腿和胃都肿胀起来……现在他们已饥不择食。他们捕捉小耗子、大老鼠、麻雀、蚂蚁、蚯蚓。他们把骨头磨成粉来吃，也将皮革和鞋跟如法炮制；他们把旧皮毛切细，做成面条般的东西，他们煮胶水。当青草长出时，他们开始挖出草根，吃叶子和新芽。”

在1932年11月的一场演讲中，斯大林论称，搜集谷粮之所以如此困难，都是阴谋破坏者和“阶级敌人”所造成的。他认为农民故意阻挠他的集体化方案，借以挑战政权的威信。他宣称：“某些集体农场和农民如此打击国家，对此，共产党员若不回以致命痛击……那就太愚蠢了。”1933年2月的另一场演讲中，斯大林赞同地引述列宁（Lenin）的名言：“不劳动者不得食。”一份3月的官方报告陈述：“农村组织不折不扣地采用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让他们去死吧！”斯大林的本意并不是要执行集体化而导致人民挨饿，但若那些拒绝变革的人饿死了，那将是他们自己的错，因为他们太过懒惰，以至于没能种植足够的食物来喂养自己。

1933年初，苏联实施国内护照的制度，以防止人民从乌克兰和北高加索闹饥荒的村落逃往城市。一份俄共政治局的备忘录抱怨“在乌克兰的偏远地区，搜集谷粮的行动完全失败，十分丢脸”，并呼吁官员“粉碎阻碍谷粮搜集的阴谋”，而且要“根绝面对阴谋破坏者时所怀的消极、自满心态”。1933年3月，负责乌克兰集体化计划的斯坦尼斯拉夫·柯希欧（StanislavKosior）在呈交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指出，农民尚未从饥荒中得到足够的教训。柯希欧宣称：“在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为播种所做的准备并不令人满意，这表明饥饿尚未将正确的判断力教给许多集体农场的农民。”

乌克兰的一位高级官员哈塔耶维奇同志（ComradeHatayevich），将这场饥荒的政治性质赤裸裸地勾勒出来。他解释，1933年，“饥荒夺走了好几百万条人命，但集体农场制度会在此延续下去。我们打赢了这场仗！”饥荒结束于1934年。当时，斯大林缩减国家收取的谷物量，并勉强让步，允许农家拥有一小块田地种植蔬菜，饲养一头牛、一头猪，以及至多10只羊。接下来50年，为国家提供大部分粮食的是这些私有土地，而非集体农场。

1927年－1928年，由于苏联国家规定的粮食价格太低，农民并不急于卖粮，使粮食收购出现短缺。斯大林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富农阶层的蓄意破坏，他不顾布哈林等人的反对，一方面采用特殊手段打击富农，强迫他们按指定价格卖出余粮；另一方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1927年12月，斯大林又提出了“消灭富农”的口号，命令没收富农的财产并将他们放逐，不准他们加入集体公社。

由于对“富农”概念缺乏准确界限，集体化开始时国内“富农”占农户总数不到3%，而最后被剥夺的农户却达到农户总数的6%－8%，部分中农和贫农也被当作富农剥夺。1929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开始全盘集体化，从此集体农庄的规模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两个月内集体农庄的比例从15%增长到59.3%），执行过程中，底层执行者经常采用威胁、恐吓等手段强迫农民入社。

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批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违反农民自愿原则的过火行为，于是引发了大规模退社的浪潮。1930年6月，集体农庄的比例已经由60%降到了23.4%，斯大林不得不在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再次改变态度，赞扬全盘集体化的成就并批评反对者是“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人”，又一次掀起了集体化运动的高潮。到1933年底未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仅占0.2%，至此全盘集体化的目标基本实现。

农业集体化政策引起了很多农民的不满，他们在入社前屠杀和出售牲畜，到了1933年，苏联的牲畜总量将近损失了50%。部分农民在绝望中毁坏工具、焚烧谷物，还时常参与纵火、暗杀等破坏活动。全盘集体化也没有给农业生产效率带来明显提高，1932年－1934年之间，苏联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3%。而且在1936年－1940年集体化完成后，农业总产值也只是维持在1924年－1928年的水平。

苏联1928年－1934年间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谷物的总产量下降了7.8%，而同期的国家收购量却增加了150%，这直接导致了波及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的严重的饥荒。

在此次饥荒中死亡的人数大约在600万－1000万之间，其中以乌克兰大饥荒最为惨重（饿死250万－500万人）。为了控制农民向人满为患的城市转移，政府恢复了沙皇时代的内部护照制度，宣布农民不经许可滞留城镇为非法行为。在此期间国内数以万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苏联当局不得不使用正规军以剿匪的名义镇压反抗农民。

1947年二战结束后，苏联再次出现了饥荒，约有100万－150万人因此而丧生。

1918年1月通过的《土地社会主义化》法令,提出在农业中发展集体经济的任务。1923年1月,列宁发表了《论合作制》一文，从理论上论证了合作社的性质，具体地规定了改造小农经济的途径。 　

集体农庄的初期形式：初期，苏联的集体农庄有三种形式：①农业公社。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公有，实行“按需分配”，实际上是平均分配。②共耕社。社员在播种、中耕、收获时共同劳动，生产资料（除土地外）仍归社员私有。③农业劳动组合。基本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土地属国家所有，但拨给农业劳动组合永久使用)，加入劳动组合的成员从事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分配,同时允许农民保留一定数量的宅旁园地，经营家庭副业。但直到全盘集体化运动前夕，苏联的集体农业仍为数甚少。据统计，1929年7月，苏联有各种形式的集体农庄57000个,参加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3.9%,在各种形式中,共耕社占60.2%,农业劳动组合占33.6%，农业公社占6.2%。

全盘集体化：20年代后期，苏联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实施，开展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业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激增，建立在个体劳动基础上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越来越不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1926年以后，出现了粮食危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1927年12月2日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尽快发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1929年11月联共(布)中央决定加快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向各州提出了全盘集体化的任务。

随后，对各类地区规定了完成集体化的期限：主要产粮地区（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要求在1931年春季基本完成；其他产粮区（乌克兰、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要求1932年春季基本完成；其他地区（中央非黑土地带、白俄罗斯、中亚、南高加索），则要求在1933年末基本完成。于是集体化速度大大加快了。1929年10月，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7.6%,1930年为23.6%,1931年为52.7%,1932年为61.5%,1933年为65.6%,1934年达71.4%。苏联在1934年宣布农业集体化基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