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门是罗马帝王为纪念各种重大事件而创造出的纪念性建筑物。罗马共和时期的凯旋门建立不多，到了帝国时期，几乎每一次重大战役的胜利都要建立凯旋门。后为欧洲其他国家所沿用。凯旋门常建在城市主要街道中或广场上。用石块砌筑，形似门楼，有一个或三个拱券门洞，拱肩及上楣部分装饰浮雕。提图斯凯旋门是帝国前期提图斯皇帝去世后他的弟弟，继位的图密善为纪念前王而建立的。是罗马城中保留下来的最典型的三座凯旋门之一。

提图斯凯旋门是帝国前期提图斯皇帝去世后他的弟弟，继位的图密善为纪念前王而建立，始建于81年。这座凯旋门主面的台基与女儿墙都较高，给人以稳定、庄严威武雄壮之感。建筑物用混凝土浇筑，大理石贴面，檐壁上雕刻着凯旋时向神灵献祭的行列。

凯旋门是罗马帝王为纪念各种重大事件而创造出的纪念性建筑物，通常横跨在一条道路上单独建立。罗马共和时期的凯旋门建立不多，到了帝国时期，几乎每一次重大战役的胜利都要建立凯旋门。提图斯凯旋门就是罗马城中保留下来的最典型的三座凯旋门之一（另外两座是塞维鲁凯旋门和君士坦丁凯旋门）。

提图斯凯旋门是为纪念帝国前期提图斯皇帝镇压犹太人的胜利而建立，高14.4米，宽13.3米，深6米，上面装饰着精美的浮雕作品。其中以拱门内壁两侧墙上的浮雕最为精彩，内容是颂扬提图斯和他的军队镇压犹太人凯旋而归。浮雕上，提图斯皇帝亲自驾着四马战车浩浩荡荡从耶路撒冷返回，胜利女神为他戴上胜利的花冠，他的军队则是正抬着从耶路撒冷掠夺来的战利品，兴高采烈地走在象征胜利的凯旋门前。浮雕的面积虽然不大，人物也不多，但层次分明，具有强烈的运动感，在平面中创造了有纵深感的空间，气势雄伟。作品体现出当时高超的构图和人物塑造技巧，并表现出古罗马的浮雕正努力向绘画空间发展，这对提高浮雕的表现力具有很深刻的意义。

提图斯凯旋门上的浮雕为大理石浮雕，约创作于公元81年，现存于罗马市内。这块浮雕,表现提图斯的军队正抬着从耶鲁撒冷神庙里缴获的重要战利品——黄金圣案、烛台和银喇叭，兴高采烈地走在象征着罗马的凯旋门前。浮雕布局和造型运用虚实相间的手法，创造出真实的空间感。由于着意表现人物的动势，浮雕中的人物虽不多，却给人以气势宏伟之感。

12世纪时，弗兰吉帕尼（Frangipani）家族为控制罗马，将古罗马广场旁的大斗兽场转变为了一个堡垒，在毗邻的帕拉廷山丘（Palatine）及古罗马广场上修建了许多军事碉楼及军营。提图斯凯旋门两翼也被拆除，在两侧建起了宫邸。人们还在门洞两侧打了很多大洞，放置横梁，在门洞上部修建了一个类似传达室的房间。提图斯凯旋门由此成为了通向弗兰吉帕尼家族城堡的一个城门式入口。凯旋门此后遭到了不断破坏，很多部分佚失殆尽，只剩下了中央拱门，固定大理石外墙的青铜箍也不见了。

法国人撤离后，罗马的首个主要修复工程就是提图斯凯旋门。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包括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1508-1580)在内的许多人都提出过它的重建方案。法国统治期间，为了实施卡匹托尔广场规划，弗兰吉帕尼家族建在凯旋门东侧并为之提供一些支撑的宫邸（当时已演变为了一个残破的修道院）被拆除了，凯旋门的状况由此变得更为糟糕。1817年，斯特恩（RaffaeleStern，1774-1820）、瓦拉迪埃（GiuseppeValadier，1762-1839）和康波雷西（GiuseppeCamporesi，1736-1822）组成了修复委员会，并由斯特恩负责修复。1818年，他任命了一个名为拉瓦基里尼（GiuseppeRavaglini）的工匠负责实施砖石修复部分。起初的想法是比较单纯的加固式修复，用螺栓将散落构件重新固定归位。但人们发现凯旋门破损严重，轮廓参差不齐，不可能将原构件简单归位，于是决定拆解拱顶，进行必要的加固后再重建起来，实际上采取吉索尔以前的建议：在加固的同时以简化的形式进行补遗：“这将比那些不成形的支撑花费多不了多少，但其结果是将这个人们兴趣所致的纪念性建筑重新竖立起来。即使只是粗略的、整体的，它将依旧能给出尺度和比例的准确概念。”

到1818年10月，工程进展顺利，此后因斯特恩病重，工程陷于停滞。斯特恩于1820年去世后由瓦拉迪埃接手了修复工程，并在1823年完成修复重建（图4～6）。原始构件被仔细打上戳记后一块块拆解下来，在一个新建的砖制内核上重新组合归位，并用石灰华新建了大量佚失部分。新的石灰华表面比原来的大理石略浅，既与原件不同，又保持了相对协调。新建部分虽复原了大致体量与形式，但省略了复杂的装饰，浅浮雕或柱式上的凹槽，朴素无华，由此区分了新旧关系，不误导观察者。

瓦拉迪埃后来以经济限制为修复中采用石灰华而不是大理石辩护。像先前的一些项目一样，人们对此褒贬不一。维斯康提（FilippoAurelioVisconti）认为修复极其优雅，而司汤达则认为完整的原始古迹已没有了，如今的只是个复制品。红衣主教孔萨尔维（Consalvi）和帕卡（Pacca）在1822年11月就已对修复的逻辑基础十分质疑。他们惊恐地发现“不是必要的保护，而是拆解后重建，这个建筑可被称为庇护凯旋门（ArchofPius），而不是提图斯凯旋门了，工程也导致一些原件破裂，损坏了部分浅浮雕。”

费阿虽在正式场合表示并不赞同这种修复，但尽管他每天考察工地，他却并未向上通报。瓦拉迪埃辩称斯特恩所做工作已经太多，他只能继续以前的路线。尽管有种种质疑与责难，但提图斯凯旋门的修复为处理历史性建筑的现代原则奠定了某些基础，直到今天仍常被作为参考的典范。

图斯凯旋门的修复可谓是差异性完形最为典型且杰出的典范。它在某种意义上辨正否定了以前半个多世纪认为古迹完全不能修复、只能加固的矫枉过正式的保护理念。将一个残缺严重的古迹修复到多少能够一窥真颜的完整形式，有利于人们理解并欣赏古迹。它还应用了我国所谓的落架修复方式，为那些损毁严重、不拆解难以修复的古迹扫清了理念上的障碍，今天人们对于必要的落架修复已无异议。它在修复中首次大规模应用了与原件不同的材料及简化的形式，和而不同，既明晰保存了原真性，又复原了“原貌”，不作伪地表明了修复事实，而以往的模仿式修复往往作伪式地混淆了史料。在如今的古迹修复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差异性完形的广泛影响。

1832年卡特勒梅尔德昆西（Quatremèrede Quincy，类型学的鼻祖）在“词典（Dictionnaire）”中定义“修复”时显然受到了提图斯凯旋门的影响。按其说法，修复首先意味着整修一个历史性建筑的工作，其次是对一个破败的历史建筑的原貌进行图解：“修复应能足够将佚失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修复部分的）细部可不考虑，如此观者就不会混淆古代部分和仅是为了完成整体形式而进行的修复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