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末尔主义，形成于1919—1931年，土耳其的政治经济理论体系，由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建者凯末尔所倡导。

1919凯末尔主义可于阿塔土克改革运动里找到其意义，即寻求缔造一个现代、民主及世俗的国度。凯末尔主义是基于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及启蒙时代的科学及教育进程所引导的。

凯末尔主义的历史可追溯至鄂图曼帝国的二次立宪时期。鄂图曼帝国时期的政治经验，包括鄂图曼帝国一次立宪时期及坦志麦特改革运动，都被凯末尔主义吸纳。

1923年9月9日，阿塔土克创立共和人民党，距共和国立国的10月29日不远。凯末尔主义正是该党的象征。

1931年年7月23日凯末尔在东部各省护权协会代表大会上，最初阐述了凯末尔主义的原则，共和人民党三大通过的新党纲将其思想概括为六项原则，共和人民党党徽上以六个箭头标志这六项原则的基本内容。

阿塔土克的现实主义及实用主义是凯末尔主义最根本的元素。凯末尔主义共有六个基本的理论。世俗主义及改良主义是最后两个被写入宪法的理论。凯末尔主义被认为是神圣及不可改变的，但凯末尔主义并非阿塔土克的处世原则。有人批评凯末尔主义与实用主义有所偏差。

凯末尔主义的共和主义（土耳其语：Cumhuriyetçilik）取代了君主政体的专制主义，以人民主权和公民道德建设作为重点，实行自由公民。凯末尔主义认为，所有的法律应该要基于地球上国民生活所需而定。凯末尔主义相信只有共和体制才可以代表人民的希望。在众多的共和体制里，凯末尔式的共和政体是代议民主制，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及政府首领任期有限。总统没有行政权，但有否决权，并有权在公民投票中角逐。总理及各部长负责营运政府。政府由国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产生。行政、立法及司法权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行使，没有任何个人及团体有绝对的权力。

民粹主义被定义为一种社会变革，由某些精英代表人民的普遍共识来引导变革。凯末尔主义使土耳其采用了西方式的法律，特别是瑞士民法典，改变了妇女的地位。

1934年，妇女有权投票。阿塔土克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声明人民是土耳其的真正统治者，事实上，这不能完全反映事实，是一个目的。 凯末尔主义代表土耳其人民的最高利益。有自尊心的人民需要心灵上的鼓励，使他们更努力工作，以达到统一意识及对国家的认同。

凯末尔主义所说的世俗主义，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不受宗教力量影响的政治环境，整固公众教育、政府补贴及法律事务。世俗主义并没有引伸到不可知论或虚无主义，即从宗教思想及宗教体制独立出来。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并没有鼓吹无神论。这是理性、反教权主义的世俗主义。凯末尔主义变革亦即是世俗主义变革。

来源

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可追溯至鄂图曼帝国，特别是坦志麦特（Tanzimat）统治时期及二次立宪时期。在二次立宪时期，鄂图曼帝国不欢迎阿拉伯人民，导致政治局势紧张。当时的国会提出一种政策，使“国家对宗教的仇视意识在反政变时期更强烈，国会世俗政策成功‘去伊斯兰’后，阿拉伯人民便以之为政治把柄。”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阿拉伯暴动的一个因素。凯末尔主义不想再重韬覆辙，不想再将伊斯兰教推向对立面，开始容纳伊斯兰教。

阿塔土克曾经就革命社会主义作出解释，意思是指国家应该以现代的体制和意识取缔传统的体制和意识。这原则主张社会变化需要革命来达致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在凯末尔主义的角度上，革命的核心是一个既成事实。从这个角度来说，被认为是落后的古旧制度是不可能再次出现的。

在阿塔土克的在世时期，革命社会主义比起改革更受到欢迎。阿塔土克不认为革命的实施会有停顿的机会。在现代，这理论可以被解释作主动修正。根据凯末尔主义，土耳其社会仿效西方的体制必须加入土耳其特色，使之融入土耳其文化。土耳其特色的变革是经历过多个世代的社会及文化经验累积(由土耳其国民的集体记忆所得)。

来源

凯末尔民族主义源自社会契约论，特别是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凯末尔主义对社会契约的认知是受鄂图曼帝国崩解的影响，那是鄂图曼帝国模式及鄂图曼主义的失败。经历了鄂图曼帝国的崩解后，凯末尔民族主义视社会契约为“最高理想”。 凯末尔民族主义的社会内容不接纳任何先于民族的事物，谴责基于种族、宗教、极权及法西斯主义的民族统一，就领土扩张方面，凯末尔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致力推动国内及世界和平。

目的

“无条件、无限制的主权属于国民”雕刻在大国民议会的讲台后。凯末尔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由鄂图曼帝国遗留下来的土耳其人缔造一个民族国家。土耳其语Türküm经常被误解为形容一个种族，意思其实是指在国民在民族宪章里的义务。Turkishness（土耳其国民）就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奠基石。

凯末尔主义将土耳其人定义为“那些保护及促进土耳其民族道德、精神、文化及人道价值的人”。凯末尔主义又将“土耳其民族”定义为爱护和提升家庭、国家及民族，理解法律、人权及列入土耳其宪法条文里有关国民对民主、世俗、社会的义务责任的民族。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说“构成土耳其共和国的民族即是土耳其民族”，这一说法清楚地显示Turkishness是指土耳其国民，更加适合于指一个种族。

意义

凯末尔民族主义是凯末尔西洋化运动的延续，以对抗酋长、部落领袖及伊斯兰教的政治控制。最初，共和国的宣言理解为“回到先哈里发时代”。不过，凯末尔民族主义想将政治正统由独裁（鄂图曼帝国）、神权政治（回教国王）及封建制度（部落领袖）转移至公民的主动参与。“人民的意愿”得以在共和国政府及土耳其国民上体现，而不是以往的任何形式。

凯末尔民族主义认为，土耳其人享有共同语言、共同的历史价值、对将来共同的意识。凯末尔民族主义并不仇外。出生在国内及有血统关系都可被认为土耳其人的一份子。国籍受土耳其国籍法保护，只有不忠行为才会被褫夺国籍。任何国内的国民都被认为是土耳其人，不论种族（突厥族、库尔德族）、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性别、学派等。

凯末尔民族主义认为，由领土及人民构成的土耳其是不可分割的，即“国民统一”，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主权。凯末尔主义取缔“泛突厥主义”成为官方的国家意识，注目于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不再关注“外突厥”。泛突厥主义是种族中心主义而凯末尔主义是多中心的。凯末尔主义想与主流世界文明接轨。

泛突厥则强高突厥人的优越性，欲联合所有突厥人。凯末尔主义追求平等，目的不是要联合其他突厥国家里的土耳其人。凯末尔主义对泛突厥对不感兴趣，并在1923年至1950年间作出强硬的反应。

凯末尔主不但取缔了泛突厥主义成为官方国家意识，它还着眼于在现存及历史的文化以及安那托利亚内的土耳其人。泛突厥主义将民族置于中心，作为突厥人民（蒙古族、通古斯民族、马扎尔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及琉球人）的联合体，由东亚的阿尔泰山脉伸延至博斯普鲁斯海峡。凯末尔主义对语言有较狭窄的定义，它想移除安那托利亚内使用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希腊语、拉丁语等。泛突厥的领袖如伊斯梅尔·恩维尔则想一种所有突厥人民都通用的语言，以减少差异及同化。

阿塔土克提到，土耳其的完全现代化要取决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凯末尔国家社会主义理论解释，国家会调节经济活动，会从事一些私人企业不愿意进行的活动，或认为私人企业不适合从事，又或国家利益所需。国家社会主义的应用不仅限于经济活动，还适用于国家主要行业的拥有者。

迪特里希·容及禾芬哥·皮寇利叙述“凯末尔主义结合了泛突厥主义的一些元素，以构建一个全新、具凝聚力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据当·贝瑞兹所说，土耳其民族主义已从种族主义脱离出来。

至1999年，库尔德人一直受土耳其化影响。土耳其的学生必须朗诵“称自己是土耳其人的时候是多么愉快”。近来，土耳其参谋部表达了一些尝试破坏土耳其世俗社会的关注，声明“任何反对这意识的都会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敌人”。

在1920及1930年代，土耳其政府尝试推广土耳其语作为伊斯兰教使用的语言，甚至强使伊玛目用土耳其语宣礼。传统的宣礼是使用阿拉伯语的，这对土耳其的穆斯林社会带来了莫大的冲击。“宗教被视为凯末尔民族国家的潜在威胁”，所以“国家会尽量减少在宗教上的角色”。土耳其基于西方模式构想的意识，向国民灌输世俗主义观念。

穆斯林女性在公众场合穿戴头巾的禁令在世俗主义得到开释。欧洲议会成员及土耳其综合议会委员会主席朱斯特·拉亨代克曾经公开批评那些对穆斯林女性的衣着限制，然而欧洲人权法庭却裁定在公众建筑物及学院里的衣着限制并不构成侵犯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