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镛（1826年－1899年），名介康，字冠军、贯经。因排行第三，人称“刘三东家”。浙江湖州府南浔人，祖籍浙江绍兴上虞。实业家、慈善家。南浔 “四象”之首。

刘镛（1826—1899年），字贯经，因排行第三，人称“刘三东家”。被誉为四象中的“刘家的银子”。祖籍浙江绍兴上虞，清康熙初，远祖刘尚迁居吴兴（今湖州）南浔，在大桥湾泰安桥下设小铜匠铺。刘家发家的第一代人叫刘镛，生于1826年，此前，刘家是一家贫苦的庄户人家。刘镛年轻的时候当过铜匠，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为人家修补铜勺铜锅，以贴补家用。南浔的老人回忆说，当年刘家的家庙里，曾陈放着一副铜匠挑子，即是指此，刘家后人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当然，靠这点小手艺活儿自然是无法安身立命的，后来，他转入了镇上一家棉绸布店当学徒，指望将来能做点生意。

那时学徒什么杂活都得干，寒冬腊月老板叫他到冰冻了的河边洗鱼洗菜，他手已冻裂，鲜血顺着菜叶流到河里，又怕被老板见到呵斥，出入均不敢出声。他早起晚睡，拼命干活，一天只能挣十文钱。他用三四文买点吃的，其余归其母。可是后来得知，店家的管家一年的薪金也才不过百缗（100串铜钱），心想此处非久留之地。后来由亲戚介绍，他进入镇上谈德昌丝行打工，每年也只赚10元银洋。老板认为他勤快能干，年终又奖励他6元银洋回家，全家人已高兴得不得了了，认为是了不起的收入了。不出几年，刘镛凭自己的精明，已经悟出了经营丝业的门道，明白了其中的关键是要有资本，只要有资金就能在当地大量收购蚕丝，再转卖给从上海来湖州收丝的洋行买办，这样，一进一出，顿时可赚大钱。湖州历来就是鱼米之乡，老百姓家家植桑养蚕，有的是生丝，货源稳定、充足，只要有收购生丝的钱，生意即可做大。可问题是资本从哪里来呢？四年后，刘镛脱离了谈德昌丝行，与另外两个同乡合作，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丝行，资本由三个人东借西借，凑在一起也才不过200银元，但这毕竟是刘家基业迈出的第一步，那年刘镛整20岁。那时正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大肆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之时，南浔作为浙北蚕桑业的中心市镇之一，又离上海市近，交通上有太湖和运河之便，丝市贸易自是盛况空前，所谓“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番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温丰《南浔丝市行》），正是指此。刘家的发家正是得此天时地利之助。后来人们才明白，除天时地利之外，“人和”也许是更为关键的一个因素。

刘镛财势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因为自其合伙经商算起，仅仅过了16年，也就是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刘镛36岁的时候，200元的资本已连续翻跟斗，上升到了数十万之巨，而且已从南浔发展到上海，在上海租界内购地造屋。据汤寿潜说其：“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这个“数十万”的概念，如果当20万解的话，那就是资本翻了1000倍；如果是当40万解的话，那便是翻了2000倍！况且，在此过程之中，其中一个合伙人已撤资离去，另一合伙人不幸去世，丝行的业务，全由刘镛“一手出纳”，刘镛何来此“翻天”的本领？那就是官府里有熟人照应，经常跟洋人作生意，打交道。再说刘镛到上海的这一年，正是曾国藩、曾国荃围攻太平天国的天京的年头，两年后，天京城破，曾国藩在清廷的授意下大办江南盐业，发售盐票（即经营盐业的执照）以充实国库，小票值200银元，大票要500银元。刘镛又不失时机地盐、丝并举，移师淮扬，遂又成为淮扬一带盐业的巨头，同时又投资典当业……最终积累资产2000多万银元，成为“南浔四象之首”。

小莲庄为南浔景致之最，原是“四象之首”、清光禄大夫刘镛的家庙和花园。传说因为主人钦慕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建于湖州的莲花庄得名。有人估算，刘镛的家产，在19世纪90年代时达到了2千万两白银，这是什么概念？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是7千万两白银。1885年，通奉公刘镛59岁，开始修建私家庄园“小莲庄”，他准备在庄园里修整一个十亩的荷花池，再在池边建几座亭台楼榭，以便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赏荷、垂钓，安享晚年。这时候的刘镛，已居南浔“四象”之首。也许，他希望静对荷花池时，能回忆起自己的一生。或许，他会想，人这一辈子，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只要你的心足够大。此时的刘镛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绵绸布庄的小学徒。那一年他15岁，由于家境贫寒，刘镛在布庄帮工，他起早贪黑，从厨房到澡堂，什么事都干，但辛苦一天却只能得到十文点心钱，即使像他师傅，身为店中执事，岁俸也不过百缗（一千文为一缗）。

对于处处留心想要自己起家创业的刘镛而言，每日十文的酬劳是远远不够的，他开始考虑着，要往丝业上发展。南浔，倚天目诸山之胜，揽太湖苕溪之秀，所有的灵气凝结为一缕缕蚕丝，绵软柔韧，质地晶莹，名闻遐迩。当时正值“欧洲诸国开商埠于上海，大购湖丝，岁出口八九万包，业丝者赢获过多”。这一切皆被刘镛看在眼里，不禁为之心动。若想开创自己的事业，从丝上着手，当是一条捷径。于是，1842年，16岁的刘镛“跳槽”到谈德昌丝行当伙计。丝行的待遇比绵绸布庄大有提高，不仅“年贴膳洋银十圆”，年底，谈老板因刘镛勤快能干还“酬洋银六圆”。（岁月几经变迁，人世几度沧桑，十亩荷花池，经历了百年的动荡，今天，当我们徜徉在岸边，赞叹它的美丽、惊羡主人的财富时，有几人能够想到，当年的刘镛，在成为一方大亨之前，只是那么一个不起眼的穷小子，足见人的心有多大，就能走得多远。）

刘镛进入谈德昌丝行当小伙计时，早已存了心机，将来要另立炉灶，开创自己的事业。由于他聪敏好学，短短四年时间，便“靡洪靡纤，不待提谕，劈见症结”，尽通丝业经营的奥秘，掌握了经商的规律。1846年，正月新春，家家户户都忙着辞旧迎新。刘镛的心中，也涌动着开始新生活的想法，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可以开始着手做一番自己的事业了。于是，他辞别了谈德昌丝行，拿出所有积蓄，开了家叫做“刘恒顺”的小丝行。南浔最富有的一“象”，就从这里，开始了最初的萌芽。沿着曲曲折折的水路，往北，摇上三天三夜的橹，穿过那一座又一座的石桥，便到达了上海十六铺。这是刘镛第一次去上海打听丝价，此前，他的小丝行每日收购蚕丝，打烊后立刻转手卖给广东商人开设的大广庄，赚点小小的差价。

日子本来倒也安逸，只是这一年的春天，春丝抽得特别多特别好，广庄联合几家大的丝行有意压低辑里湖丝的价格，眼看生意就要赔本了。是不是可以自个摇船把丝直接卖到上海去？刘镛突然冒出这么个念头，随即又把这念头打压下去——没资金、没大船，这样莽莽撞撞地去了，能行吗？

倒是刘镛的夫人沈氏，另有一番见解：“咱们没有本钱没关系，从小做起，慢慢积累，没有大丝船，哪怕去租农船或者航船，总得试试。”是啊，总得试试，与其坐而待毙，何不放手一搏？当年从小学徒小伙计，不也这么过来了吗？那时候行，现 在为何反而不行？刘镛哗哗摇着橹，日夜兼程，顺着那曲曲折折的水路，到了上海十六铺。上海十六铺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大轮船，有的来自欧洲，有的来自美洲，刘镛的小船似乎格外寒碜，他的心，沉甸甸的。

刘镛摇着船，在大轮船的缝隙里几经辗转才靠了岸。一上岸，便迫不及待地打听丝价。“辑里丝每两售价2两白银。”丝行伙计报价的声音响亮。“2两？当真？”刘镛惊呆了，要知道，辑里丝收进每两才7分1，这丝行伙计报出的价格，是收购价的3倍啊。刘镛大喜过望，忙把带来的亮晶晶的丝全部卖掉，换回了同样亮晶晶的银子。这一年春天，刘镛靠着自家的丝船，生意做得特别红火。其他的丝行看到刘恒顺丝行的生意这么好，纷纷前来打探。刘镛却是一个大度非凡的人，将自己发财致富的门路，一一细告同行。大家纷纷效仿，很快，这通往上海的曲曲折折的水路上，摇满了各家各户的丝船。雪白的辑里湖丝运出去，雪白的上海银洋运进来，南浔，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渐渐成为比上海还要富裕繁华的一方宝地。（而今，站在那镌刻了岁月痕迹的石桥上，望眼是悠悠长长的水、悠悠长长的路，耳畔仿佛依稀传来那哗哗的摇橹声。那哗哗的声响，穿透了历史的尘埃，浸透了百年的岁月，延续到了今天。今天，在湖商们把生意做到欧洲，做到美洲，做到全世界的时候，他们手中，应该仍是摇着那样的一把“橹”。）

沿着南浔小莲庄内十亩荷花池，穿过一道道回廊，走过一座座亭榭，一转身，一抬眼，两座高大肃穆的牌坊赫然立于眼前。那两道灰白的牌坊，高10米，一眼望不到顶，其中一道牌坊上书“乐善好施”四个大字。镇上老人说，这座牌坊建于1893年，是清朝皇帝为表彰刘家“乐善好施”的传统，特别钦准修建的。

那是1863年，刘镛通过自己的艰辛劳作和聪明才智，已从一开始的丝业经营，进而开始盐业经营，家底十分雄厚。那年夏秋之交，正当“秋老虎”，天气十分炎热。刘镛去严州经理盐茶商务，一路上看到百姓饱受寇盗蹂躏，房屋田产多遭毁坏，满目创痍。于是决定将此行的经商之资拿来“赈灾民，施医药，举掩埋，收养流亡，恤赎孤寡”。他日行数十里，奔走赈济，在酷暑之中不顾秽气熏蒸，大病一场，病中仍不忘交代朋友继续救灾，自己却险些丧命。那是1889年，浙江大水，湖州尤甚，灾民万千。刘镛见状，拿出数万银两，向安徽芜湖购米万石，以赈灾民。

一场百年难遇的灾难，在刘镛的慷慨支助下，终于化解。为了能长期推广善行，救助乡里，刘镛还拿出数万银元，借贷生息，每年取利息购米济灾，名曰“爱米”。刘镛对他人慈善大方，自己的生活却朴素淡然。他常说，富足之家就好比肌肤充盈的人身，肌肤充盈的人看起来很健康，但若是阳气太盛，则反而会伤害到脏腑。他深知财富过多容易奴役人的性情，反受其害，所以他将赈灾义举，比作是为自己治病：

“吾岁散数千金以与人，非求福也，盖以疗吾之疾也。天地之道，蓄极必泄，吾不待其泄而先自泄也，庶以惩。夫肤革充盈者之自知其疾，而早药之也。”致富不忘本的刘镛获得了乡邻的爱戴，刘镛去世之时，远近百姓得知，纷纷吊唁，哭声一片。

古今商家为了赢利发财、获大利发大财，自然非得精明到家，甚至几近刻薄不可，刘镛也不例外。不过，他又理性得可怕，深谙“富不过三代”的宿命性规律，深为少时读书太少而抱憾，认定“诗书簪绂”方是刘家发展的正确方向，便竭力鼓励儿孙读书求功名。但他不像一般的暴发户，不愿轻易捐官，最终只沾了个“通奉大夫”的称号，甚至对儿子刘锦藻也如此。如光绪二十年（1894年），刘锦藻赴礼部试，中第52名，以二甲进士观政工部。当时，国家军务正紧，急需军饷，有人以报效国家之说，劝刘锦藻乘机捐资，求取高官厚禄。刘锦藻心有所动，便向刘镛商议。刘镛此时却十分冷静，并不为有此机遇而心动，他劝告刘锦藻：“家门鼎盛，始愿不及此，吾方忧惧，汝犹未厌耶？祖泽虽厚，亦宜留有余以贻子孙，岂可自我享尽！吾但愿汝谦接物，谨慎持家，以永承祖德于不坠，不愿高官厚禄也。”刘锦藻听从父训，也就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