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分析方法（Analysis method of the institutionalism），制度分析着眼于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致力于促进以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有限政府、宪政法治与民主制度等制度平台为基础的公共政策。

总起来说，就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价值，以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为逻辑，在中国发展的背景下，着眼于治道变革，探索具体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政策问题。具体的制度安排偏好是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有限政府、宪政法治与民主制度，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源泉在于更多的个人自由，更适当的公民权利，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公共经济，适当的由自主治理、有限政府、宪政法治与民主制度构成的制度平台。

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来研究经济问题。在一定情况下研究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做深入地分析，但在许多情况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更为复杂。因此，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做为变量，把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引入到了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建立了更为接近现实经济活动的方法论。这种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被广泛地运用，而且这种分析方法对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制度分析方法采取了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总体来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

动态化特征

即用进化或演进的眼光来看待经济世界，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其实质是用动态的在生物学意义上不断发展变化的眼光来考察人类经济行为。这种情况开始于制度经济学家的鼻祖——凡勃仑(Veblen)，从他开始就明确地将对制度的分析纳人到经济学研究的框架中，更关心导致经济系统发生变化的制度因素和制度变化的方向[1](P264)。制度分析方法特别看中制度的演进，而且认为促进制度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技术的变化或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还认为技术变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因此，这一研究方法说明，具体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对技术及其变化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同时说明，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是在制度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因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制度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找问题形成的真正原因。

“非纯粹经济分析”的特征

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在方法上，总是假定制度是既定的。由于对经济活动作了这样的简化，经济理论总是习惯于把经济现象放在不超出经济体系的范围中进行考察，只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他们所关心的经济行为是人们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去进行生产，经济分析的基本问题是生产、有效的组织和财富的分配。但是制度分析方法始终坚持这样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关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这样一来，所有内生条件中的某一条件变化后，其他条件也会随着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会使整个经济系统朝着某种方向运动。由于制度分析方法坚持这种信念，所以他们关注经济系统的整体。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那些“经济因素”，又考虑那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把那些诸如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中。

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特征

从经济学的方法论史来看，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途径；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二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他们认为最有效的社。正统经济学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而制度经济学则带有强烈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色彩，他们关心的不是个人或某个企业的行为而关心的是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结果或集体行动对个人选择的控制和约束。“因此，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2](P932)所以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康芒斯(Commous)把“制度”定义为：“集体对个体行动控制的逻辑。”他们认为对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

具体化特征

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方法上带有具体化的特点，他们着重研究微观经济制度，并更多地从现象上和形式上进行分析。所以其理论核心总是围绕着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产权制度和国家理论这些具体的制度范畴。在制度的内涵与构成分析上，使用“制度安排”将制度内涵具体化，认为制度安排是约束特定经济行为和关系的一整套行为规则。在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具体涉及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在产权制度的研究中，以具体的产权制度为典型、分析了产权制度的起源和功能以及产权制度的演进。在产权制度的激励问题研究中，从具体的经济目标出发，去研究如何制定具体的制度和规则以保证行为主体进行创新活动。

制度分析方法的产生是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的一次革命。由于这一分析方法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观实用性，它针对了当代外部性经济问题的解决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其运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制度分析方法

1、在治理外部性经济问题中的运用 经济活动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是市场机制的故障，是指个人或企业的行为直接地影响了他人而又不需要为此种影响付出代价或给予补偿的情况。当有害外部性存在时市场配置是无效的。面对大量外部性经济问题的出现，正统经济学家们对此束手无策，而制度经济学家运用其制度分析方法提出了治理这种市场故障的对策，这些措施有：

1)通过产权制度的界定治理外部性经济问题。这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Coase)所提出来的，他认为政府只需要通过产权制度安排这一简单的办法就可以解决这些市场故障。这种办法被称为科斯定律，他指出：当交易成本很小且收入的大小不影响交易双方的决策时只要产权被界定清楚，就能解决市场故障，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3](P226)

2)通过政府最大程度的干涉来治理外部性，其实质是通过政府制定完善的规则来约束外部性经济问题的出现。其主张有两方面：一是主张政府制定一些限制污染的标准，个人和企业可在一定的范围中释放污染。二是主张政府制定详细的规则和说明，指出污染达到什么标准时就会给人类造成危害，从而引导企业自觉地在一定范围内排污。

3)通过税金或补偿来治理外部性经济问题。主张建立一种税收制度，而且这种税收制度采取累进制原则，污染少，赋税少，污染大，赋税大，通过税收限制个人或企业造成环境污染。或者政府也可以通过奖励的办法限制污染，如通过减税的方式鼓励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或限制污染。

2、在经济机制设计研究中的运用

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是当代经济学正在发展的一个新领域，也是制度研究方法典型运用的一个例子。他所讨论的问题是：对于任意跟定的社会目标，在自由选择、自由交换和分散化决策的条件下如何设计一个经济规则(政策、条例等)来达到既定的社会目标。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是信息问题。二是激励问题[4](Pl53)。

传统经济理论通常把经济机制看成给定的前提下，从人的利己主义行为动机出发，从市场角度来探讨资源的配置。而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应用制度分析方法把制度设计看成是资源配置的一个主要的内生因素，从制度设计出发，探求形成资源配置的经济机制。这种研究方法被运用到经济理论研究的许多方面：在判断一个经济机制优劣时，看他能否以较少的信息成本，产生激励相容。在一个具有双层委托代理制的企业中，如何设计一个机制，使代理者在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实现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

3、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

在传统经济史研究中，人们在方法上格外推崇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考证，使经济史成为了一种史料的堆砌。道格拉斯·诺斯(North) 则运用制度研究方法，独辟蹊径，力求运用制度变迁来解释经济增长，在制度结构变迁的研究中来解释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等问题，改变了自斯密以来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分离的现象，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熔为一炉在经济增长问题的解释中，主张应当把制度看成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意识到了制度会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他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投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投有从制度方面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投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得到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